步履蹒跚 1949——1982 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步履蹒跚：1949——1982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李新冲

（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2）

摘要：1949——1982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总体性研究、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国别及地区史学史研究和史学流派研究。在资料建设、学术积淀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存在着受时代因素的不利影响、研究成果层次较低和缺乏与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互动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大陆西方史学史成就与问题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3（2011）01-090-03 1949年至1982年，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开始起步。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报刊文章上，但无专著问世。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界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力求展现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概括研究成果的特色，肯定研究的业绩，并分析研究中还存在的某些不足。

一、史家及其史学实践概况

从研究历程来看，1949——1982年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段：一是1949年至“文革”前。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虽然一方面深受政治的影响，但也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学术界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评判西方史家及其作品，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由此发端。二是“文革”时期。“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遭遇空前浩劫，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步履被迫中断。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学术界逐步恢复常态，西方史学史研究也重新起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倍出，呈现蓬勃朝气。随着1983年中国大陆第一部西方史学史研究著作的出现，西方史学史研究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从研究对象的范畴来看，1949——1982年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总体性研究；二是西方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三是国别、地区史学史研究；四是史学流派研究。也有部分作品兼及史家及学派的研究。以下对这四类成果分别介绍。

首先，总体性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10期)，王庭科《试论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文史哲》1962年3期)等。耿淡如在文章中一方面着力界定史学史的定义及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热切呼吁学术界建设西方史学史学科，他在文章中指出“这门科学急不容缓地需要建设起来！我们应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我之所以提出本问题，不是妄图解答而是希望大家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1]急切之情溢于言表。这话多次被引用，也不断鼓舞着后辈学者投身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其次，对西方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的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主要有：齐思和《批判鲁滨逊的反动多元史观》（光明日报1958年10月13日），克凡《塔乌班什拉格教授和波兰的纸草学研究》（《历史研究》1959年2期)，吴于廑《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的末世感》（《武汉大学人

收稿日期：2010-11-4

作者简介：李新冲（1985—）男，江苏灌南人，扬州大学，硕士。

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文科学学报》1959年8期），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9年9期)，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二——关于“文明起源”》（《学术月刊》1959年10期)，齐思和《介绍两种古代希腊史学名著》（《文汇报》1961年3月3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1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6期），蒋相泽《基佐的历史观批判》[《学术研究（广东）》1963年6期]，李华《评两卷本<南斯拉夫史>》（《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6期）等报刊文章。除了《塔乌班什拉格教授和波兰的纸草学研究》等少数研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史学状况的文章外，大部分都是以对西方史学家进行不科学的批判为主，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中便可见一斑。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圣铭于1962年所作《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在1979年他又发表《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上下）》（《世界历史》1979年第3、4期）纠正原来的不当之处。另外齐思和在《新史学》（[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译本前言中阐述了他对鲁滨孙及其“新史学派”的理解。这篇序言的篇幅与一篇学术论文相当。纵观全篇文章，一个关键词汇就是“批判”。不仅从阶级本质上批判“‘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反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2]，而且从学术上批判鲁滨逊的史学贡献，通篇可见“谬论”、“反动”、“腐朽”等评价，缺乏科学辩证的客观分析。

“文革”后至1982年对西方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主要成果有：邢向芹《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6期），丁则民《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价》（《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3期），郭圣铭《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上下）》（《世界历史》1979年3、4期），冯佐哲《日本著名史学家贝塜茂树》（《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4期），孙娴《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5期），郑福同《吉朋和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复旦学报》1980年5期），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历史研究》1980年6期），张广智《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复旦学报》1981年1期），张广智《<高卢战记>与凯撒的史才》（《史学史研究》1981年2期），张广智《爱德华·吉本》（《世界历史》1981年2期），陈明鉴《马考莱的史学观点》（《世界历史》1981年4期），张广智《利奥波尔德·冯·兰克》（《世界历史》1981年6期），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章书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卢剑波《塞诺芬和他的<希腊史>等著作》（《历史知识》1982年2期），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2、3期），张广智《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复旦大学学报》1982年4期），王宏林《特纳“边疆学说”简介》（《江海学刊》1982年5期），张广智《伊本·卡尔敦及其<通史>》（《历史教学》1982年6期），孙志民《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光贞》（《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7期），郭圣铭《波里比阿及其<通史>》（《历史教学》1982年10期），王觉非《俄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2期），马克尧《威尔斯<世界史纲>评价》（《读书》1982年12期）等。

这一时段虽然较为短暂，实际上只有约5年时间，却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颇有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的西方史学范围更广。“文革”前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少，关注的西方史学范围比较狭小，而“文革”之后老一辈学者将西方史学史领域多年的学术积淀释放出来，加上很年轻多学者积极加入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行列，使得研究成果大为增加，相应的研究范围也扩大了。二是观点更为客观科学。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两个小时段的时代环境差别很大，以前文所述郭圣铭受时代条件限制在两个时段对汤因比的不同观点最为典型。在“文革”之前学者们难以摆脱“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西方史学家的批判是被迫的，而“文革”之

后，学者们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客观全面地分析西方史学状况，于是出现了与政治上“拨乱反正”同步的学术上的“拨乱反正”。

第三，对国别、地区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3期），《美国主要史学机构和部分现代历史学家简介》（《世界史动态与资料》1978年2期），何国文《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观发展中的意义》（《学术研究》1979年1期），陶松云《俄罗斯的中世纪史学》（《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1979年1期），程西筠《英国史学发展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3期），郭圣铭《古希腊的史学遗产（上下）》（《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3、4期），李幼蒸《法国当代的历史思想》（《世界历史》1980年5期），金海民《东德研究史学史的若干情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1期），冯承柏《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1981年1期），孙秉莹《理性时代的法国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年6期），余嗣《捷克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11期），郭圣铭《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历史研究》1981年2期），郭圣铭《古代罗马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1期），郭圣铭《西方史学发展概论——古代希腊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1年12期），严钟奎《启蒙时期的西欧资产阶级史学（《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4期），郭圣铭《中古时期欧洲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2期），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5期），王养冲《法国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历史研究》1982年6期），郭圣铭《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叶欧洲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6期），郭圣铭《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法、德、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12期），杨生茂《漫谈美国外交史学》（《历史教学》1982年12期）等。这些文章对东欧、西欧各国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史学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其中齐思和在《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将欧洲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着眼于中国欧洲的史学比较研究。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史学传统，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历史学传统，我们正可以加以比较研究”[3]。总体来看这些文章勾勒出了西方各国各地区史学发展的概貌，并且整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方面为以后的相关研究从观点上给予参考和启发，另一方面从资料上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对史学流派的研究主要成果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何顺果《从<苦难时期>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10期），黄绍湘《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2期）等。耿淡如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中介绍了兰克学派等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但是文章囿于简单化的批判，未能摆脱“左”的窠臼。《从<苦难时期>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和《评美国“新左派”史学》都反映出“文革”后中国大陆学者对西方史学尤其是美国史学流派问题的密切关注。

二、成就与问题

1949年至1982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西方史学史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新中国最初的十年，西方史学史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直到196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和同年底在上海召开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才有较大改变。有一些世界史领域的学者转而关注西方史学史的许学科建设，一方面发文呼吁更多学者的关注，如耿淡如等，另一方面大力译介西方史学著作，如齐思和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学科建设刚刚起步，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料建设，翻译西方史学名著。最为突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系列译著，如今所见的西方史学名著从古典时期的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到近现代的鲁滨逊《新史学》都是20世纪60年代即问世。资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支撑，没有这些大量的译著，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尽管有的译著是为了批判才引进来的，但随着“文革”的结束，干扰正常学术活动的因素消失，这些译著的资料价值就被充分利用起来。另外20世纪50、60年代还有一些刊物译介西方史学研究信息，主要有《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外国史学研究动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史学资料》及《外国史学动态》等。这些宝贵的资料和信息为西方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是学术积淀，出现一系列专业文章，初步介绍西方史学研究状况。尽管“文革”前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受政治思潮的左右，缺乏客观冷静的学术探讨，深刻影响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但有些介绍性文章和部分启发性的文章仍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等文章启发激励学者们投身西方史学史研究，其他很多文章介绍了西方史学界的史家、著作、流派，以及概要性地介绍了西方各国各地区的史学发展状况。这些学术积淀终于在“文革”之后涌现成为洪流，为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和第一部专业的西方史学史著作的出现夯实了基础。

三是人才培养。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西方史学史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就谈不上这一领域有经过专业培养成长起来的学者。“文革”前主要是一些研究世界史的专家学者关注西方史学史研究，他们为培养在西方史学史领域的专门人才，开始在一些高校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尤为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复旦大学耿淡如先生早在1964年就开始培养中国大陆第一批西方史学史领域的研究生。

这一时期西方史学史研究受时代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存在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具体表现为：首先，时代背景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巨大。突出表现在“文革”前的研究，西方史学史研究受到“左”的思潮的冲击，很多文章先入为主地将西方史学史上的史家及其作品贴上反动标签，甚至对一些西方史家在史学领域有重要贡献的思想观点进行不科学的批判。“文革”期间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活动甚至受政治运动的冲击戛然而止。好在“文革”结束后西方史学史研究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时代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对学术活动的产生了巨大而不利的影响，这就要求西方史学史的学者不应为了迎合政治运动和思潮而丢掉求真求实的史学灵魂。“总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解放思想，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冲破种种禁区，实现历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才能产生人民欢迎的学术精品，而且是传世精品。”[4]

其次，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大部分文章以介绍西方史学状况为主，缺乏深入独到的分析，层次较低。尽管“文革”后至1982年这期间西方史学史的成果现对于“文革前”已经较为可观，但由于起步较晚、专业学者数量较少，缺乏有较大影响的成果。这一时期没有产生专业的研究著作，大部分文章也是介绍某一个史家、著作为主，不成体系，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局面。有些文章从宏观上介绍某国或某地区的史学概貌，描绘出欧美地区的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但是限于资料和篇幅，与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那样宽宏的视野和深入系统的探讨相去甚远。

另外，缺乏与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互动。“显而易见的情况是，与外界尤其与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大体上处于停滞与隔绝的状态。”[5]

三、小结

1949至1982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耿淡如、齐思和等老一辈学者开拓性的努力下，在资料建设、学术积淀及人才培养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的制约，这一时期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成果也存在着受时代因素的不利影响、研究成果层次较低和缺乏与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互动等问题。总之，西方史学研究任务艰巨，任重而道远，望史学界有识之士为真正建立起具有符合

历史规律的西方史学论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J].1961(10).

[2][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齐思和等译.新史学[M].商务印书馆.1964.

[3]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J].1962(3).

[4]周一平等.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河北学刊[J].2007(5).

[5]张广智.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史学史研究[J].1998(4).

（责任编辑：陈行龙）

A Meandering Course Course::Stud Studies i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 Historiography riography in Chin China

a ’s Mainland from 1949to 1982

LI Xin-chong

(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Abstract: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from 1949to 1982in China’s mainland can be approximately categorized into four types,namely,general research,research on historians and their works,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ional historiography,and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genres.In spite of some achievements in data construction,academic accumul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talents,there still exist problems in terms of unfavorable impacts of the times,lower level research fruits,and lack of exchanges &interactions with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Hong Kong,Taiwan and the overseas.

Key words:China’s mainland;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achievements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