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赵树理、孙犁等的解放区小说创作
第二章赵树理、孙犁等的解放区小说创作
教学目标与要求：
1、大概了解赵树理，孙梨的生平以及创作道路。
2、赵树理作为新“农民作家”的特点与贡献。
3、作为现代抒情小说家孙梨的创作特点。
4、了解丁玲的创作道路以及分析她的土改小说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相比较
教学重点与难点：
1、具体讲解赵树理的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并理解他的创作个性。
2、讲解孙梨的小说代表作《荷花淀》
3、讲解丁玲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
教学手段：理论讲授与师生探讨。
第一节赵树理：地道本色的新“农民作家”
一、生平及创作概述：
赵树理（1906——1970），原名树礼，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赵忠方，早年在河南经商，回乡务农后，兼教私塾，教六岁的孙子读《三字经》和三圣教道会经。父赵和清是生产上的多面手，兼通易卜星象，医术拳术，常带儿子参加农村自乐性“吹吹打打”团体“八音会”。这使赵树理多才多艺，他参加“八音会”，锣鼓笙笛没一样弄不响的；他接近唱戏的，戏台上的乐器件件可以顶一手，他听了说书就能自己说，看了戏就能自己耍，他能一个人打鼓、钹、锣、镟四样乐器。而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1925年考入长治第四师范，开始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
师范读书的寒暑假期中，他把自己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学杂志带给乡下的父亲看，但是这位老一辈的农村知识分子对他那一堆宝贝毫无兴趣，使他感到失望后的孤独。
1926年他因参加四师学生驱逐校长的运动，被开除，后不久又遭军阀阎锡山逮捕入狱。出狱后长期深入农村，曾作过乡村小学教师，并开始致力于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他对当时新文艺与广大农民相脱离的状况不满，立志要创
作“使老百姓喜欢看”的作品，去占领当时被旧戏曲、旧小说统治的农村文化阵地。当一名以农民为阅读对象的“文摊文学家”，就成为赵树理毕生的艺术追求。1933年至1936年，他写了章回体长篇通俗小说《蟠龙峪》等作品初步显示“文摊”文学的独特风采。
1937年，赵树理参加牺盟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利用民间戏剧、秧歌、小调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至1940年，先后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的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和《中国人》报刊《大家看》，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和小杂文，为当地民众争相诵读。
在毛泽东《讲话》后，赵树理于1943年5月，创作出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书的扉页有军政领导人彭德怀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并在半年间销行三、四万册，创出了新文学作品在农村流行的新记录。同年12月出版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5年底又写出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深刻反映当时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艺术形式上具有工农群众所喜爱的民族的大众风格，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他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地板》（1944年）、《孟祥英翻身》（1945）、《福贵》（1946）、《小经理》（1947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49）以及中篇小说《邪不压正》（1948）等。多方面地深入细致地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真实风貌，被誉为表现了“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作世纪”。
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中，赵树理属于开一代风气的作家之列。周扬认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论赵树理的创作》）这种称誉不仅来自赵树理几篇别具一格的小说，它更重要的包含着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设计和瞩目。理由在于赵树理的小说被视为实践毛泽东《讲话》所阐明的文艺路线的最初实绩，因而要求作家遵循“赵树理方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赵树理现象由此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赵树理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具有大众风格的农民作家。他出身农家，长期同农民生活在一起，同农民建立起了鱼水般的感情，并立志写农民、唱农民，写给农民读。因此，他的作品以农民的视角和思想感情看待生活，观察社会，并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满腔热情地表现农民的生活、农民的心理和农民的气质特点、审美情趣。
赵树理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富于个性特色的农民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
（1）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老一辈的新农民形象。李有才就是这类先进农民的代表人物。在李有才身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优良品质和智慧才干。
（2）新时代青年形象。小二黑和小芹即为代表。他们是农村建立新的政权初期涌现出来的，敢于同旧传统决裂，不畏强暴，具有崭新精神面貌的青年人。
（3）在众多的农民形象中，最突出的还是那些各具特色的落后人物（或称“转变”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田寡妇看瓜》中的田寡妇。他们背负沉重的封建因袭的精神负担，进入新社会，于是在新事物面前，在同新人物之间的关系上显得格格不入，出现种种不合时宜的可笑行为。但在时代进步声中他们的灵魂深处也终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4）塑造下乡干部的艺术形象。最为人们熟悉的是《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和章工作员这两个体现不同作风的人物。
二、《小二黑结婚》评析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代表作。它通过一对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反映了革命根据地新一代农民在斗争中的成长，歌颂了忠贞的爱情和翻身农民对封建恶势力斗争的胜利，同时幽默地嘲讽了迷信思想和包办婚姻的愚昧可笑，并预示移风易俗的民主改革时代的到来。
这篇小说取材于太行山区的辽县（今左权县）一个农村民兵小队长冬至和俊姑娘智英祥的恋爱悲剧，由于已婚的村长和青救会秘书垂涎于这个俊姑娘，以岳冬至家有九岁的童养媳为理由，暗地开斗争会把他打死，被打死之后，男女双方的家庭还不以为他们的恋爱是正当的。赵树理在调查这个案件中，看到启发群众民主觉悟乃是一项迫切任务。因而，他创作出这篇小说。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他说：“因为我写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是他当时对于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具体理解和实践。
（一）人物形象：
小二黑和小芹是青年一代的代表，他们热情，纯朴、活泼、乐观，具有斗争的勇气。小二黑是特等射手，英俊、聪明、识字，在同父亲二诸葛的封建包办婚姻作斗争时态度坚决，不管二诸葛怎么说收童养媳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就是一口咬定“不要”。尤其面对刘家峧的两只虎金旺兄弟的打击迫害，他理直气壮地针锋相对，至死不屈。小芹的貌美伶俐，引起金旺的垂涎，调戏不成，竟设计陷害。但小芹同母亲三仙姑的风流作风不同，她朴实正派，出污泥而不染，为争取自由婚姻不受利诱，不畏强暴。比如她不信那套“前世姻缘由天定”的鬼话，把退职旅长送来的财礼扔了一地，跟母亲闭起来：“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这和小二黑性格如出一辙。如小二黑对父亲收童养媳不认账，
说“你愿意就养着，反正我不要！”他们都强调一个“我”字，不服这种带有愚昧思想的尊长的约束。尤其，这两位青年人代表着农村中的新生力量，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得到了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终于战胜恶势力，冲破家庭的阻挠，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爱情和婚姻”这个传统的主题在这篇小说中得到了崭新的表现。不仅如此，小说深刻揭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二小”的斗争，已经不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而是解放区人民反霸除暴，移风易俗的民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充满自信，敢于斗争的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标志着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时代的来临。
小说中的两们“神仙”——二诸葛和三仙姑，塑造得最为成功。作家的独到之处，在于把两家的父母一辈加以典型化，以致二诸葛、三仙姑成为旧中国农村某类人物的代名词，为愚昧、落后、迷信的农村风习竖起一面富有嘲讽意味的镜子。
二诸葛的真名叫刘修德，他“做过生意”，后来成了贫苦农民。由于生活上饱经忧患，使他笃信迷信，甚至“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这实际上反映农民在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势力面前，无法把握自己命运而不得不依赖天神保佑的一种怯懦自卑的心态，小说通过“不宜栽种”和“恩典恩典”的两个场面，绘声绘色地表现二诸葛在数不清的“征兆”面前所产生的忧虑和“禁忌”。但生活却又无情地嘲弄了他的迷信。当他搬用历史上的禁忌，忠实执行起“不宜栽种”时，却导致了坐失久旱逢雨的播种良机，受到自然客观法则的惩罚。但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仍然继续奉行许许多多的“禁忌”。当小二黑被金旺捆绑，要送到区上法办时，他竟按自己奇妙的迷信逻辑，归咎于一清早“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冲了运气”；“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所以“躲也躲不过”这倒霉的时运。他还特地又卜了一卦，不料，竟是一个凶卦“，吓得他面如土色。”迷信和自卑使二诸葛跪在兴旺面前哀求“请诸位高高手”。同样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也顽固地坚守封建迷信和旧的传统观念。他认为：“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命相不对，加之二诸葛对三仙姑“名声不好”有看法，所以坚持反对这门亲事。另一方面，他经“掐算”生辰八字，为二黑收留了八九岁的一个童养媳，强要二黑应允。而且，当事情闹到区上，他还顽强地认为“千里姻缘一线牵”，要求区长“恩典恩典”，让二黑同童养媳完婚。这些都显示了二诸葛对封建迷信的虔诚，达到十分荒谬可笑的地步。但二诸葛的迷信思想及其表现出来的迂腐性格中，也包蕴着他对儿子命运的关注和深沉的父爱，他其实是一位善良的农民，慈爱的父亲。然而问题又恰恰在于二诸葛越是对儿子爱得深沉，又越显出他的迂腐可笑，越与新的时代环境的不协调。作
家用他幽默细致的笔触，生动地描绘和否定了他那荒谬的父爱形式。
三仙姑虽然也是一位“神仙”，但她跟二诸葛不同，她不是真迷信，她是假借装神弄鬼来遮盖她那放荡的行为。小说通过“米烂了”的幽默小故事，对她“下神”的骗局，作了有力的暴露。三仙姑是个“俊俏媳妇”，但她嫁的丈夫于福却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显然，三仙姑是因为对于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后生活的不满，才以“圣像”勾引男人，逐步走上一条堕落的可耻道路的。即使人老珠黄，“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时，她还要当个“老来俏”，不知量力地以为自己还能有“团结”青年小伙子的“本领”。更有甚者她竟嫉妒起自己的女儿来，怀着争风吃醋的念头，要把小芹趁早“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因而完全失掉作母亲的光采。作家用了远比对待二诸葛尖刻得多的笔墨，有力地嘲讽了三仙姑的心理病态，及其同新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行为。在“看看仙姑”一节中，这种讽刺达到了喜剧性的高潮。
（二）、艺术特色：
《小二黑结婚》典型地体现了赵树理小说在民族化、通俗化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首先，从情节结构看，赵树理小说特别重视故事性，看重它的通俗明了。他的小说往往一开始就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简要经历交待得清清楚楚，如小说开头：“刘家峧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来成去脉，最会结局，按照时空顺序写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小二黑结婚》便是以一条爱情主线，将三对人物（两个“神仙”、“金旺兄弟”和“二小”）两组矛盾（敌我矛盾和新旧矛盾）纠葛在一起，表现得十分畅晓，清晰和明白。在结构方式上，采取了滚动式、连环套，由小说开头的“神仙的忌讳”带出两个“神仙”的概况，由“三仙姑的来历”又带出小芹，由小芹引来金旺兄弟，由金旺兄弟再把小二黑引入矛盾圈内。这样由一个人物拽出另一个人物，直到小说要描写的矛盾三方的六个人物齐全，而后，从第六节“斗争会”起，将两组矛盾相互纠合，交错推进，引向高潮。最后在第十二节“怎样到底”中矛盾解体，把人物的最后结局作了一一交待：金旺兄弟受到应有的惩罚，两位“神仙”的思想开始转变，“二小”有情人终成眷属。整个故事单线发展，因果链环环相扣，井然有序。此外，作家为了适应群众欣赏习惯，还汲取了章回体小说和说唱文学中某些有效手法，如使用小标题，使眉目清楚，印象鲜明。运用“扣子”，引起悬念，吸引读者，增强故事曲折性。
其次，从人物塑造来看，赵树理小说主要通过故事来展现人物性格。这是受我们广大农民群众欣赏习惯的需要出发的。为此，赵树理从不作静止的景物描写，
也不作冗长繁琐的心理剖析，而主要借重于人物外部形态的表现，包括行动和对话，由外而内地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为了增强人物的行动性，赵树理小说十分注重人物的矛盾冲突。《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与二诸葛的冲突，小芹和仙姑的冲突，“二小”与“金旺兄弟”的冲突，三仙姑同二诸葛老婆的冲突等，人物始终处于一定的斗争环境。
赵树理还借助其他艺术手段，增强人物性格的鲜明性、生动性。如他成功运用侧面渲染的艺术手法。如小芹的美貌，作家故意避开正面描写，因为任何正面的精神描绘，都会带来小芹美貌程度的局限性，作家采用意笔加以侧面渲染：“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几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这就收到笔墨简而意象丰的艺术效果。小二黑的漂亮：“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峧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再次，从语言运用来看，尤其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小二黑结婚》的语言朴实明快，风趣流畅。如二诸葛说的“不宜栽种”、“命相不对”、“恩典恩典”，极有个性特征。赵树理的叙述语言简朴单纯，如同老农在讲故事那样保持语言的本色。这主要是他得益于多方面的养料。首先大量运用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尤其北方农民的口语，如“十分哄伙”、“看出门道”、“趁势和说和说”、讽刺三仙姑的“老来俏”，“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用农民常见的落上霜的驴粪蛋，形容村野人物的面容，在挖苦中也是散发着泥土味的。
第四、汲取民间说唱文学的语汇语调，如“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既通俗自然，又韵白相间，带一定对仗成分，琅琅上口，富有节奏。
第二节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孙犁的小说
一、生平及创作概述
孙犁生于1913年，河北省安平县人。中学时代就爱好文学写作。毕业后无力升学，曾在北京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当过店员和小职员。1936年曾在白洋淀畔同口镇教小学。1937年冬回家乡参加抗日工作。1938年秋参加冀中区人民武装自卫会，曾任宣传部长，抗战学院教官，晋察冀通讯社编辑、记者。1944年到延安文学院当研究生，教员。解放后任《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负责人。1956
孙犁真正的文学创作在三十年代末。主要成就在小说和散文。他先后编辑过《荷花淀》、《芦花荡》、《采蒲台》、《嘱咐》、《农村速写》等小说、散文合集。1958年辑成小说、散文特写集《白洋淀纪事》，共收60篇，集中了作家
文学作品的精萃。而《荷花淀——白洋淀纪事之二》一篇，一直被誉为现代短篇小说的优秀之作。也集中反映了孙犁的基本创作风格。解放后，他发表了《风云初记》长篇小说，中篇《铁木前传》和许多散文。
孙犁的小说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发展了现代抒情小说的艺术特色。二十年代郁达夫的小说和鲁迅的《伤逝》、《故乡》等作品，开现代抒情小说的滥觞，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黑暗现实压抑和扭曲的心灵世界，抒发着向社会抗争的悲愤之情，有着深沉浓郁的悲剧色彩。三十年代沈从文的小说，着力描绘湘西山区的风俗美和人情美。孙犁的小说也是着重表现人物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特征方面，这与二、三十年抒情小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作者生活战斗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时代，描写的是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抗日根据地党领导下的农民，无论是作者对生活的感受，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韵律和人物心灵，无不有着这个伟大时代的鲜明特色，显示了坚忍不拔、开朗热情、乐观自信的生活美和性格美，给读者以积极向上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审美感受。这同过去的抒情小说有明显的不同，孙犁用抒情小说的浪漫格调，来反映革命战争的时代风云和革命农民的精神世界、丰富和拓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表现力。
《荷花淀》评析：
一、背景及主题：
《荷花淀》写于1945年，当时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引起了文坛的注目。孙犁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的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吧。”他不仅反省了自己艺术风格最鲜亮的地方，而且反省了这种风格的乡土渊源。其成因要推到作家于1939年在冀西山区工作时，从一个冀中平原的同志，听到两个战斗故事，“一个关于地道的，一个是关于水淀的”。根据前者，孙犁写成了《第一个洞》，根据后一个故事，作家写了《荷花淀》。故事虽然是听来的，但由于作家生长在冀中，又在白洋淀畔教过一年书，对这一带人们的风土人情，劳动生活都比较熟悉。尤其是日寇的威胁和蹂躏，国民党放弃了这一带土地。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建立自卫武装，保卫家园，给作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孙犁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但显然作家的重点却在感情方面，尤其是妇女的感情。他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的感情。”“至于那些青年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
《荷花淀》写一群白洋淀妇女因探望刚参军离家的丈夫，恰好起到了引诱日寇进入伏击圈而全歼了敌人的故事。小说只用了两个场景和五个剪影式的生活片
断。两个场景是白洋淀小苇庄和荷花淀水面上。五个片断即：一参军话别；二探夫遇敌；三伏击歼敌；四归途图强；五尾声。情节并不复杂的。其主题为“描写二、人物形象
小说描写两组人：男人们和女人们。男人们以水生为代表；女人们以水生嫂为代表。这一对夫妻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作家侧重描写的又显然是水生嫂。水生是一位不过三十五、六岁的青年人，他是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在斗争形势紧要关头，是他带头参军，显示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在家庭关系上显示英雄气概。俗语话说：“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水生夫妇的对话固然情意绵长，但决不“气短”。水生临别嘱咐妻子说：“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鬼子，我回来谢你”。“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简短、朴实，但斩钉截铁、语重心长，含义丰富。在战场上英勇机智，神出鬼没，荷花淀的那场水上伏击战，作家并没花多少笔墨去描写战士如何紧张，而只用几句话写了一幅生动活泼的战斗场面：“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于是敌船被击沉，战斗结束。作家腾出笔墨来写战士们的机智乐观、如荷花如何变成人，战士们如何聚精会神地瞄准连半眼也没看一看落在水里的妇女们；水生说“不是他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打捞战利品后，“战士们的三只小般就奔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的烟波里。”写出这些白洋淀的好汉们，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的生动形象。
水生嫂是一个心灵手巧，非常能干的劳动妇女。小说开头介绍白洋淀席的名声，水生嫂月夜编席，“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在她身后就编成了一大片。”生动地表现了水生嫂正是这种闻名各地的白洋淀的能工巧匠。她能够明大义，识大体，支持丈夫去抗日。当她听到丈夫夜归告诉出征的事，“鼻子里有些酸”。写出一个普通农妇在人生道路上遇到重大变故，而一时感情发生倾斜的“人之常情”，作家没让水生嫂说出一些豪言壮语，而是写她努力控制住感情，“流着眼泪答应”。这既表明水生嫂是个重情感的妇女，同时她不是那种软弱的妇女，而是有强烈的进取心，深明大义而能够承担一切牺牲。作家并没有把水生嫂塑造“高大全”的形象。而是写一些可爱的弱点，来丰富女性的情感。如丈夫参军去，家中的妻子毕竟有牵挂，“到底有些藕断丝连”。小说写水生嫂等一群年轻媳妇借了许多天真理由去探视丈夫的行动。去做这事，她们自己也是并不好意思开口的，她们不是到了马庄，“也不敢到街上去找”，而是暗地找亲戚打听丈夫们的去向吗？而且最后只得“羞红着脸告辞出来。”也由于她们“寻夫”的冒失行动，在客观上却引入日寇进入游击队的伏击圈，而打发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功乎、过乎？所以水生在打捞一盒饼干，扔到女人的船上时，竟然
说了一句：“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这是责怪吗，是的，“落后”二字在当时是包含着政治评价的术语。细加品味，它却是出以爱心的嗔语，既包含着对妻子的冒险行为的忧虑，又包含着惊险过后的幽默感，文字在辩证法的弹簧中变得生蹦活跳了。作家是在抗战和夫妻恩爱相交织的主题中，揭示冀中儿女如荷花般纯洁高尚的心灵世界的，不然，就无法理解水生在硝烟未散之时，捞出精致的饼干盒投给那些“落后”的女人。
作家还写出以水生嫂为代表的这一群媳妇，在经过这场伏击战的洗礼，使她们体验到胜利的喜悦，乐观奋进，不甘落后，她们受到男人的数落后，个个都不服气，认为打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扒在荷叶底下瞄准而已，不承认给丈夫“丢了什么人”，决心回去成立队伍。到秋后，她们果然组织起来，“出没在芦苇的海里”，同子弟兵并肩作战，成为打击敌人的坚强的妇女战士。
三、孙犁小说《荷花淀》艺术论评：
1、摄取“日常事、儿女情”，提炼蕴藉主题，表现时代风云。孙犁在作品介绍的是根据地习见不鲜的题材：妻子送郎上战场。作家的才华在于，他从平凡的题材中呼唤出诗，呼唤出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诗世界。这种闪烁人情美、人性美的光彩，又同整个民族解放战争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因此，孙犁的小说充满着时代气息和豪迈气魄。
2、注重人物对话和生活细节的白描。当小苇庄的游击组长水生和村中的几位青年报名参军，明天就要开拔了。当他回来向妻子说明“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时候，妻子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作家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和简单的对话，从而把握住人物心灵的微妙颤动和言谈上的弦外之音。女人识大体，明大义，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让依恋之情过分流露出来，所以又毫不夸张地只“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你总是很积极的”，这种口气，本来是表示不满的情绪，这里用不满的口气说话，是为了表现女人对丈夫的依恋感情，可她既然是一位进步的女性，因此，对于“很积极的”丈夫的行动又不容她不肯定。因此，这句话是以不满的口气表达女人本应该满意的心情。因为，嗔怪较之单纯的鼓励语气，更包含着难舍难分的感情，由此可见，孙犁常常以一语一态，一笑一颦的白描手法中展露人物的心灵世界，显得是那样的生趣盎然、情态万千。
3、散文的章法、严谨的结构。孙犁有意把散文的章法巧妙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来。他描摹生活场景，人物言谈笑貌似乎信笔铺排，轻描淡抹，如同行云流水，不讲究谋篇布局。《荷花淀》的确只有几个场景的连缀组合，缺少尖锐的矛盾冲突。以人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心灵感应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使小说保持环环相套的整体美和自然流动的抒情格局。
4、清新的意境和浓郁的抒情气氛。孙犁的小说有诗的意境、诗的情调、诗的氛围，充满诗情画意，他的小说被誉为“诗体小说”或“小说和诗的结合”。《荷花淀》的抒情表现在整个作品的基调之中，渗透在人物刻划、情节安排、场景描写和语言运用等诸方面。
首先是小说的基调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抒情氛围。小说开篇就展现了冀中水乡优美的景色画面和一派静谧的、平和的月夜劳作的轻快气氛。水生回到村子，激起了人们内心的一点激荡，但很快这种酸楚味就被“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般走了”的豪情和妇女们借口探夫的天真趣味所冲淡。女人们在马庄探夫未遇，虽有点失望，“各人在心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却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接着小说在一片轻快气氛中，插了一小段紧张气氛的描写。遭遇日寇船只，女人们驾着小船飞快逃。气氛紧张到“耳边响起一排枪！”达到高潮，接下又是打捞战利品的“大声欢笑”，人们又回到轻快、欢乐的基调上去。
其次是作品中人物和环境的情意化。作品将白洋淀的景色描绘得如诗如画。你看作品，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入湖畔的清凉世界：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里没有写湖水，但千顷水淀的空气、情调和物产，都融汇在一个农家小院之内。随着文气一波三折，连连探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每年出多少苇子？能编成多少席？把人们的心灵引向一个辽阔浩淼的境界，又在两个“不知道”的回答中，笼上了一层月下白洋淀的苍茫和空濛。作家接着又画龙点睛一笔：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花香。
这是一幅很美的风景画。作家信手拈来比喻，使庭院和湖面的情景交相融，创造出一种诗味氤氳的意境来。水美人美，展示了地杰人灵，物丰水秀的情景。
再次清新、活泼、自然、洗炼的语言也起着传达诗情的生动效果。如《荷花淀》中淡淡一句“女人鼻子里有些酸”，写尽了人物的神态和心态，又如：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这些比喻很有特色，把景物拟人化、情意化，可以看出作家运用的语言是富有表现力的，贴切、自然、形象、生动，能飞扬起读者的联翩神思。
第三节土改小说创作
一、丁玲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一）、丁玲的生平和创作：
丁玲（1904——1986），从母性，原名蒋冰之，是继冰心之后，在文坛上出现的又一位引起读者广泛注目的女作家。丁玲是湖南省临澧县人。她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望族，据她自己在1931年的一次讲演中说：“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我的祖父，曾作过很大的官职。我在家里看到父亲保留下许多荣耀的衣服饰物。可是我的父亲在一种有趣之下，把家产又都用光了。自父亲死后，那时我还很年幼（三岁），就从大家庭里脱离出来。我没姊妹们受到大家庭熏染的深。我跟随着母亲在学校里长大起来。连父亲的面目，我都记不清楚。”“我的母亲在家里享受大家庭中的福，而我得到什么？住在二百多间门院里，忧郁的。床铺非常之大，每张床对着窗子的，我这样讲来，大家都会推想到一切吧。”在丁玲的幼年时代，封建大家庭的解体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人们只要想一想巴金的《家》就会明白。伴随封建社会的震荡，一批又一批封建阶级判逆儿女走上新生之路。丁玲的母亲也在变化，她把家产卖掉，母女同入常德女子师范求学（三十岁的母亲，六岁的丁玲在幼稚班），又入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1921年她到上海，先后在共产党人办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4年到北京，与胡也频、沈从文相识，与胡同居。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次年迁居上海，发表了轰动文坛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1930年参加“左联”，主编《北斗》杂志。1931年2月7日，丁玲的爱人，左联作家胡也频和其他四位左联同志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上海龙华。
丁玲此后创作题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表了《韦护》、《水》等著名小说，《水》是1931年十六省水灾为背景的，它是丁玲创作的新起点，其意义在于：一描写了重大的现实题材；二表现了作家对阶级的正确理解；三在描写方法上，不是一二个主人公，而是写一群人（灾民），写大众，这表明丁玲从过去描写爱情的单一题材，开始向重大题材转变。种种信息表明，此时的她，已开始向苏区和解放区大步靠拢了。
促成她最后走向解放区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她在1933年5月的被捕。自此，她在南京过了三年多的幽禁生活，1936年9月，在党的帮助下潜回上海，然后又经由西安，于11月中旬到达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保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设宴款待。因为刚出监狱而且具有丈夫气概的女作家向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要去从军，所以她很快跟随部队去陇东。事后，毛主席有《临江仙》一词相赠：“壁上红旗飘落照，西方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道路并不平坦。在延安她写下《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而受到批评，并成为一桩耐人寻味的历史公案。延安整风后，丁玲遵照毛的指示，下农村调整研究，参加土改工作，最终写出解放区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51年被获得斯大林文艺奖。1957年反右，被打倒过。文
革受尽磨难，但她始终有顽强的意志，下农场养鸡，办扫盲班，继续创作等颇有成绩。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早期的代表作。它一发表，一时间，在文坛竟掀起了一股“莎非女士的旋风”。小说以日记形式写成，这种形式，更便于主人公直率而大胆倾吐她胸中的积愫：她欣赏苇弟的钟情，但不喜欢他的优柔怯弱；当她寂寞时，需要苇弟，希望他在自己跟前；但当她和苇弟在一起时，又希望他离开，还想折磨他，对苇弟来说，他需要是一位忠实的伴侣，他的正统态度，使得对莎菲爱恋有所约束，甚至连正面看她一眼都不敢。而来自新加坡文雅学生凌吉士，之所以能把莎菲吸引过去的东西，正是苇弟所缺乏的，凌吉士的“好丰仪”，搅乱莎菲的芳心。因此她对凌吉士并不像苇弟那样次冷淡，而是产生一种要征服凌吉士的念头，对她来说，凌吉士象征“真正的生活”。没有他，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但莎菲最后也看透凌吉士灵魂的卑琐，在消极、颓废之中，她抛开她的求爱者，决计搭车南下，在日记的结尾，向自己，也是向世界宣告：“悄悄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呵，我可怜你，莎菲！”这个悲观的结局，反映了一个现实不满、生活苦闷而又不甘庸俗的知识女性的孤寂情绪。在当时，这样的思想情绪是很有一定典型性的。
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指出：“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在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节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女士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碘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辱以后，她就一脚踢开她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性！”
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历来是毁誉不一，茅盾的评论，把主人公放具体的历史背景，有他的独到之处，也可算是一家之言吧。
丁玲是一位中国现代的“女权主义者”。“我卖稿子，不卖‘女’字。据说当年上海某杂志要出版女作家专号，曾向丁玲约稿，却被她拒绝了。这充分显示年轻的丁玲的信心和矜持。这无论是从《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还是她自身经历写的《不算情书》都可见端倪。“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游戏……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可以说，丁玲是近代中国文学是最早而且尖锐地提出“女人”的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问题作家。
即使丁玲选择了普罗文学的方向，最终促使她投奔解放区。但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和关心，并没有她从她的创作中消失。这就是最引起人们争议的，1940年
写的《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年写的《在医院中》和1942年3月写的杂文《三八节在感》。
《三八节有感》从时间上稍晚一些，然而这篇文章却是最直接地表明在此前后（1940——1942年）对所持问题的看法。她在开头部分就说道：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特别强调“妇女”这个词，这正是未解放的证明，表示了差别的存在，丁玲言外之意就在此。丁玲也尖锐地提出了：人的根本自由和解放与“性”的问题紧密相联，如果妇女不是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第二性受到歧视的问题不能解决，当然，这种歧视是世界性的现实，应该正视这个现实。每年有一次“妇女节”，在世界各地集合，举行演说，致贺电发表文章。丁玲思考做这些事，究竟对妇女解放有多少实际的本质的意义呢？丁玲说：“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意义呢？”但延安的女同志却仍然被歧视，被压迫。在结婚问题上，这种情况最直接地、最象征地出现了，女同志首先在选择对象这个问题上不自由。“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丁认为这是不应该有的事。因为这里是“解放区”，对方不是“敌人”，而“同志”。
《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可以看出丁玲思索的问题，如何对待一个为抗战服务而付出个人代价的女人。小说主人公贞贞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由于被日军强迫拉去当“慰安妇”，贞贞后来以此为代价，成功地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但贞贞完成任务回来后，并没有受到人们的尊重，她自己得了性病，也无法恢复在村子里的生活，在男人眼里，贞节事大，女人事小。最后贞贞拒绝父母安排的婚姻，不要别人同情，远离村庄，走上新生的道路。
《在医院中》，主人公陆萍到边区以前，学过妇科，但是她一心想当作家或者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群众领袖。大学没学完，党组织就派她到一个农村医院去工作。那里医护人员的懒散和争论使她的工作左右为难。工作越努力，成效越差。这样，这位年轻女性神经过敏、离家在外、爱动感情、发展到自己神经衰弱，表现自己无法克服妇女意志的薄弱的弊病。从而也抨击了当时男性对女性的不公待
自一九四二年整风期间，丁玲否定自己的《“三八节”有感》的观点，她服从党的纪律的约束，在毛泽东《讲话》后，她走入农村，参加了“土改”，于1948年，创作出《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解放区的优秀长篇小说。
（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评析：
小说以华北农村暖水屯为背景，生动地描绘了土改运动初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全貌。作品的最大特点是，写出这场大变革中农村斗争的复杂性。小说通过农民群众艰难曲折的觉醒成长过程，形象地表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因袭的旧意识，旧观念的束缚。在斗倒地主的同时也开展自我思想斗争，农民才能彻底翻身解放，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这一深刻的主题，是作者透过社会现象，而达
到生活的本质，使小说富有深广的历史感，标志着丁玲的小说创作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土改斗争并不是旗开得胜，一帆风顺。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贫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鼓舞下，奋起从地主手中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世世代代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财主们，一下子被按倒在地。这样的斗争绝不会平静的，激烈的动荡引起农村社会一组一组的矛盾，丁玲写了地主农民的矛盾，农民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干部间的矛盾），也写了地主之间的矛盾。书中几个地主各有特色。孱弱而胆小的李子俊还不如老婆有手段，他消耗着祖先的遗产，正在渐渐破落。江世荣比较狡猾，但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不得不充当两面应付的村长。侯殿魁则在第一阵风暴中便遭到清算，已是威风扫地了，这些地主个个如秋风中的落叶，衬出了垂死挣扎的恶霸钱文贵的阴险。他不但狠毒地欺压农民（如对刘满一家的坑害），而且也暗算过别的地主。而写得更充分的还是农民内部的冲突。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里表现得比较充分。雇工出身的区工会主任老董，他的生活愿望就是在土改中分到三亩葡萄园，最好再娶个寡妇。妇女主任董桂花，在识字班那些生活较宽裕的年轻女子面前自渐形秽，感到自己是多余有的人，从此消极了下来。支部副支书，村长赵得禄认为村干部误工，两次分果实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因而提出让江世荣重任村长，因为他有钱，误得起工，又能干，听话。组织委员赵全功在分地时挑挑拣拣，讨价还价，一心想给自己弄到好地，为此与村工会主任钱文虎发生争吵，严重影响群众情绪。治安员张正典娶了钱文贵的女儿，竟心向恶霸，终被清除出干部队伍。
两个主要的干部中，农会主任程仁是中坚力量，只因与钱文贵的侄女黑妮相恋，他怕斗了钱文贵会害了黑妮，因而逡巡不前，在运动开始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剩下一个党支书张裕民，虽是最能干，最清醒的，但面对上述种种困难，也不能不有所顾虑。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人，但对党的认识还停留在“共产党是穷人党”的水平上；党员的条件，除了“死心活替穷人干一辈子”，还包括“跳黄河一起跳”，“叫我怎办就怎办”等。
因此，表现和歌颂农民的优秀品德，这不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特点，相反，它却直率地描绘农民的弱点，表现他们在行动时似乎不很齐心，组织得也很不严密，但是凭借着一股从农民内心迸发出的强大的气势，完成了这一场历史的壮举。丁玲说：“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历史不可能停下来，等待它的的创造者们个个都成了训练有素的战士，然后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一起前进。卷在历史潮流中的人，总有自己的优点同时也带着原先的缺点，这都会对运动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然而他们仍然是历史的动力，在
给人以乱哄哄的感觉中，他们已经把历史的列车推出好长的距离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正是相当真切可信地描绘了这种历史的面貌。确切地说，它只是描写了农民们刚刚站立起来那一瞬间。至于他们如何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使自己不断在上述的复杂背景前，《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展开了20世纪40年代农村革命中阴谋与爱情的故事。阴谋，指钱文贵为了保存自己，把女儿嫁给治安员张正典，以腐蚀他的灵魂；让儿子参加八路军，为自己捞个“抗属”的身份，作为护身符；搞假分家，使原来不多的土地无形分散；威吓另一地主李子俊，迫使其逃走以制造混乱转移斗争的目标；特别是利用侄女黑妮施展“美人计”，既以之软化农地主任程仁，又以此勾引任国忠（小学教员），使之甘为自己的阴谋效劳……毫无疑义，在解放区文艺创作的地主恶霸形象中，钱文贵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
“村子上的人遇见了他，陪上笑说：‘钱二叔，吃啦吗’？遇不着最好，都躲着他些，怕他看你不顺眼，不拘在哪里说几句话，你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事多哪儿说起，究竟是谁的过。”
所谓爱情，即指黑妮与程仁的关系，这在钱文贵的阴谋中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所有妇女形象中，黑妮是被描写得最为美丽的。她五岁丧父，两年后母亲改嫁时，由伯父收养。尽管在家里被当作丫头使唤。她还是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她大胆地爱上了家里的雇工程仁，并为了获得婚姻幸福而怀有冲破封建牢笼的热望。而她的伯父——钱文贵，后来却看中她能做“香饵”，拉住程仁的心，来作为逃避群众斗争他的一种办法。黑妮在暖水屯的政治生活中并非重要人物，但由于丁玲满怀同情地描写她美好愿望遭受压抑，而成为书中最有吸引力的形象之一。这个形象和丁玲笔下其他境界不同却都受到环境压迫的妇女形象，都鲜明地表现出丁玲对于追求个性解放的妇女命运的特有的关切与同情。
可见，阴谋与爱情的线索，与从正面展开的土改过程种种矛盾的描写，构成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主要内容，而前者毕竟是最具有情节生动性的部分，也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区别于其他土改题材的作品之处。
艺术特色：
1、这部长篇小说写五十八章，有近四十个人物，可以说是结构宏大而严谨，线索纷繁但主线突出。作品在众多人物和纷繁的头绪中，从富裕中农顾涌写起，这是独具匠心。顾涌为亲家转移胶皮大车，并载着女儿回娘家。通过大车一路走来，写出“风雨欲来风满楼”的暖水屯环境，也交待了顾家的成员、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乃至顾、钱两家的矛盾。就是这辆“胶皮大车”，从外村带来了时代的风云，由此引起了钱文贵的怀疑，这个嗅觉异常敏锐的地主，“有事就不能瞒着他”，作者就此集中介绍了钱文贵；钱文贵因此赶紧派儿媳妇——顾家二女儿（还
有侄女黑妮），回娘家探听底细，这就过渡到第四章《出侦》；这时就势插进关于黑妮的介绍，并提出了黑妮和程仁的关系问题；钱文贵感到风暴将起，阴谋巧使小学教员任国忠造谣惑众（《密谋》）；顾涌的儿媳妇回娘家打听消息，这就转入了对她娘家嫂子董桂花身世的介绍和谣言给她带来不安的描写（《妇联主任》）；顾涌赶回胶皮大车引起的一些消息，慢慢地从灶头转到地头、街头，于是引发了广大农民渴望翻身，向往斗争的从速到来，这就是第八章的《盼望》。作品就是这样，款款写来，细致从容，从而揭示了土改前暖水屯的社会面貌，描写了农村各阶层对土改的不同态度，接着描写了工作组到来后，经过许多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各种次要矛盾逐渐得到克服，从而促进了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矛盾的明朗化、尖锐化，终于逮捕了地主钱文贵，召开了群众大会，情节在这里达到了高潮，最后写召开了分地大会。故事就此结束。长篇虽没有什么惊险的故事，大起大落的情节，但是党领导人民群众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全部复杂性、尖锐性，斗争过程中人民精神面貌的变化，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和历史的必然性，都得到真实具体的展示。
长篇在情节的演进中，时而插入比较重要人物的小传式的专章描写，共有十来个。这种借鉴我国古典小说常用的结构方法，使读者对人物的身世、性格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也很容易于为人们接受。但有时脱离情节，影响事件过程的连续性，延缓了情节的发展。
2、在描写人物时，作者充分发挥了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长处，并与人物分析的手法结合起来。先对人物的身世经历、性格特征加以介绍和分析，然后细腻刻画人物在斗争漩涡中的内心活动，使人物形象既完整又深刻。尤其是作家成功地运用气氛渲染和环境场面描写，有力地配合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性格发展。小说一开始就制造了土改风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随着解放战争战况等形势的发展变化，各种人物的心灵都在时代气氛中起伏动荡。《果树园闹起来了》、《六个钟头的会》等场面描写，绘声绘色，层次井然，既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果树园闹起来了》，着重刻画了李子俊老婆这个形象，写出她失去果树园，失去地主阶级的天堂而心怀仇恨的复杂心理。小说在这里，由表及里先写她的外貌，再层层揭示她的内心活动。略略几笔，便勾勒出她虚诈的外貌，：没有一点落魄的迹象，她不是靠褴褛的衣衫和愁眉苦脸来乞求同情，而是用整齐体面的打扮来讨好取好感。她“满脸堆笑”装出对不住一切人的样子，到处赔礼致歉。之后，便向过秤记账的任天华诉起“苦”来。然而，这外貌掩盖着的，却是一颗狡猾、阴鸷的心。她是个阶级敏感性很强的女人，善于窥测方向，应付事变。她用各种方式软化群众和干部，比如，找几件破衣服送人，主动借给人一些粮食，经常参加劳动等，企图博得人们的同情。
实际上呢，她骨子里包藏着“暗恨”。作品真实地描写她来果园，触景生情，勾起内心的种种矛盾冲突。景物依旧，人事皆非。一切都变了，她本来打算来果园“看一看也是好的”，可是她看到的踏着她土地农民，踏上她果树上的农民大脚，看到是不再属她的堆成山的果子，这一切就像踏在她的心窝上夺走她的生命一样，她恨这里的一切。既然恨，就不要再看下去了。可是她偏偏“忍着被污辱了的心情，一个一个的来打量着那些人的欢愉和对她的傲慢”，是难以诉说的仇恨支撑着她承受着如此复杂而又沉重的心理负担。作品写她不敢发作，只不把恨埋在心底，最后集中到李宝堂一人身上。因为在她看来，她与别的佃户往日无恩，只是他们眼红自己的财产才有今日之怨；而李宝堂是她长年的旧仆，即或不讲主仆之义，她也有供养之恩，而如今这个老长工对她板起脸来，她只好用“人心多变”这类诅咒来解释她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阶级关系。不仅如此，作品还刻画了她复杂的内心矛盾冲突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内心冲突。当她要溃灭的时候，她也希望别人同归于尽。如当她走到顾涌的果园时，想起这块地曾是她家的，因为李子俊败家才卖给了顾涌，那时她很惋惜，现在却很高兴。因为翻身农民从她手中夺去的东西越少，她就越快活。尤其使她高兴的是这块地现在也被管制起来。因为顾涌是属不该管而挨管，在她看来，水搅得越浑越好。但是在群众革命的怒潮下，她只能“像一个挨了打的狗，夹着尾巴，收敛着恐怖与复仇的眼光，落荒而逃”。作品就这样一层深似一层，一浪高过一浪，细腻入微地把处于崩溃灭亡境地而又不甘失败的地主婆的心理状态和盘托出。显示了土改的伟大胜利。
二、周立波与《暴风骤雨》
（一）生平传略：
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原名绍仪，又叫菶梧、风翔。立波（liberty译音），这是他三十年代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时常用的一个笔名，后来即用它取代了原来的名字。
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兼熟师的家庭。小学时代即嗜读《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小说，1924年就读于长沙省立一中，并结识了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同乡周起应（周扬）。1929年随周起应等同乡去上海。1934年，他参加“左联”，并加入共产党。1935年12月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为继周起应之后，“国防文学”口号的第二个提倡者。陆续翻译了苏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即《复仇艳遇》）和捷克作家基希的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1937年9月去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为战地记者，陪同史沫特莱访问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任翻译。1939年在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讲授“名著选读”。1942年5
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1945年，他随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由延安转战湘粤的一万五千余里征尘。1946年10月，他到松江省尚志县元宝区元兴屯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经常参加农民的“唠嗑会”。1947年7月完成《暴风骤雨》上卷初稿，而后又到五常县周家岗和拉林、苇河、呼兰诸县搜集素材，充实上卷，续写下卷。可以说，周立波和丁玲、欧阳山等早已驰名的作家一道，在解放区文学中开拓了一条不同于赵树理、孙犁、马烽等本土作家的创作途径，即以异乡干部的身份深入农村社会运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从农民中汲取经验、智慧、情感、语言直至灵感，以改造自己早年也许是带点欧化意味的艺术个性，把带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的艺术风格转换成平易质朴、在开阔刚健中难免带点粗糙的时代群体风格。
建国后，他在文化部编审处工作。1952年2月，调至《人民文学》任执行编委。他创作的长篇有《铁水奔流》、《山乡巨变》。1966年1月，周立波在《羊城晚报》发表了散文《韶山的节目》，因文中提到杨开慧烈士，并涉及一九五九年六月陪同毛泽东同志回韶山的罗瑞卿同志，犯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大忌。他们制造种种借口，对周立波进行打击迫害。在文革中，周立波横遭批斗，受尽折磨，他的作品都被诬为“毒草”。但他一直顽强不屈，同林彪、江青作坚决斗争，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畏强暴的高尚品质。如孙女周仰之《爷爷周立波在浩劫的日子里》（关牢八年），文革挨整的事从不说，却有一次说起一位老同志，造反派逼他写假材料，硬是不做，不害别人，最后两只眼睛被打瞎了，周立波说着哭起来，孙女说这是她惟一的一次看见爷爷哭。经常给孙女讲三五九旅南下的故事，钦佩那些打仗勇敢、本领高强的战士、指挥员。他常说王震将军负过很多次伤，但从来不喊痛，也最讨厌那些有一点小病就叫苦连天的人。“文革”前，他曾得过一次胃穿孔，痛得很厉害，忍不住哼了几声。对这件事他很不满，说自己很不象话，其实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改革开放后，他曾计划利用有生之年，继续创作反映三五九旅南下抗日和反映农业现代化的两部长篇小说，作为前者的“试笔”，他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发表了短篇小说《湘江一夜》，78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由于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周立波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
（二）《暴风骤雨》评析：
《暴风骤雨》以东北部农村茂屯为背景，以宏大的气魄与史诗般的规模，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东北地区土改运动的全貌。作品上卷反映的是一九四六年党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前这一历史时期，以东北土改初期为背景，围绕着农民与地主韩老六的矛盾斗争为中心，从工作队进村，发动群众，到枪毙韩老六、赵玉林英勇牺牲，故事集中鲜明、有头有尾。第二部以东北土改深入开展时期为背景（即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到1948年4月），以郭全海带领农民斗倒地主杜善人和唐抓子为中心，最后以郭全海参军为结束。因此，全书描写了斗地主、打胡子，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枝，参军动员等丰富多姿的斗争画面，就表现土改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充分性来说，《暴风骤雨》无疑是同类题材作品中的翘楚之作。周立波在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时指出，他是“想借着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来
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雄伟而艰苦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与悲喜，以教育和鼓舞广大的革命群众。”可以说，作家的这一创作动机，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主旨所在。土地改革是一场震撼着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全部结构的广泛而又深刻的革命；是一场有如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性巨变。它必然是充满艰难和曲折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表现了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生死激战和起落消长。恶霸地主韩老六的“五亲六眷，家理师徒，磕头拜把的，布满全屯。在哈尔滨，在佳木斯，在一面坡，都有他的休戚相关的亲友，大青顶了还有韩老七（土匪）”。从三斗韩老六的情节中，就可见这个恶霸地主的嚣张气焰，以及他的威势对于农民群众精神上的重压。比如深受韩老六之害的老农田万顺，并非没有翻身的愿望；但一想起韩老六的威势，就胆战心惊，顾虑重重，几次斗争都不敢倒尽胸中的苦水。同时，作品也表现了广大穷苦农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争取翻身解放的斗争中的觉醒与成长，歌颂和赞美了他们鲜明、强烈的革命情绪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如赵玉林、郭全海、白玉山、赵大嫂等年轻一代和老一辈农民老孙头、田万顺、刘德山等，都以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显示了觉醒和成长的过程。他们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不仅揭示了土改运动的深刻性和必然性，而且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1、人物形象：
如果说，以劳动人民为主人公，注意表现农村中新的人物的成长和斗争，是这一时期反映土改作品的共性特征，那么，以革命的热情和生活的敏感，突出地表现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和新人物的高尚精神，则是《暴风骤雨》创作的个性特征。
《暴风骤雨》着力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一批新型的农民形象，突出地刻画了他们勤劳朴实、坚韧不屈、公而忘私、不怕牺牲的优美的革命品质。在这些人物身上，显然倾注着作家的热情和敏感，也映现出作家“更集中更理想”的表现意图。赵玉林是上卷的主要人物，也是元茂屯首先觉醒的新型农民，他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硬骨头的品格。在旧社会，他是那种受压迫最深的贫苦农民，终年过着“暗无天日，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一年到头，顾不上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冬天除了抱柴、挑水、做饭外，一家三口，都不下炕”，被人称作“赵光腚”。他四次被抓劳工，最后回到故乡，母亲和女儿已被活活饿死，妻子领着孩子沿街乞讨，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也没有被压垮，而是将痛苦化为愤怒的力量，用他的话说“穷人要有穷人家的骨气”，“穷人要是遇到不痛快的事就哭鼻子，那真要淹死在泪水里啦！”他因拒绝韩老六企图用污辱他的妻子作为放债的条件，而遭受到更多的折磨和不幸，但他的“人穷志不短”的铮铮铁骨却格外令人敬重。在党的启发教育下，他最先觉醒起来，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长成自觉的革命战士。他的“穷人骨气”和为工农解放事业而勇于献出一切的革命觉悟结合在一起，使他的性格得到了升华。当韩老七率领胡子来袭击这个刚刚翻了身的元茂屯时，为保卫新生的政权和胜利果实，他立即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冲在斗争最前线。最后，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临终前，他只留下一句话：“没有啥话，死就死了，干革命还能怕死吗？”没有遗憾，也没有豪言警句，但这平实的语言却掷地有声！自然，英雄的业绩并不仅仅表现为壮举，他平时的言行就是最好的脚注。如赵玉林身为农会主任，又一贫如洗，在分配土改果实时，他被评为一等一级，但他却要了三等三级的东西，他对妻子说：“能
对付穿上，不露肉就行”，“你别着忙，老百姓都有，咱们就会有的。”这正表现赵玉林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像金子般闪亮的道德品质。
郭全海是下卷的主要人物，也是一个在土改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型农民。他经常记着赵玉林舍己为人、勇于自我牺牲的品格，自觉地承继着赵玉林未竟的事业。这在抓特务韩老五、分马、参军等场面和情节中，都有感人至深的描写。但无可讳言的是，在这两个主要人物塑造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人物过于单纯，对人物觉醒和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复杂的环节未能给予充分的表现，有些地方失之简单，因而也影响了人物的典型意义。
在《暴风骤雨》的人物画廊里，车把式老孙头的形象，可以说是作家塑造的最成功的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老孙头是一个替别人赶了二十多年大车的老一辈农民。他见多识广、幽默风趣，好吹牛又爱虚荣。他性格的复杂表现为残存的旧思想意识形成的落后自私，胆小圆滑同内心深处热切盼望翻身解放、本质善良又能明辨是非的矛盾，作家是怀着无言可喻的欣喜之情来写这一人物的，然而，作家并没有简单化地或程式化地描写他的“转变”，而是依据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依据生活的真实表现，写出了他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读者从“分马”一节中就可以窥见这个血肉丰满的老孙头的性格和灵魂的一斑。这节约计五千字的描写里，作者腾出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来写老孙头。分马开始后，老田头问他要那匹马，他回答说“还没定弦。”但当叫他的名字时，他便“大步流星地迈过去”，牵上他早已相好的那匹粟色小马住回走。作品以近距离的特写镜头，精雕细刻，出色地描绘了老孙头被“玉石眼”摔倒在地的喜剧性场面。又比如，在郭全少动员一些积极分子跟老王太太换马时，郭全海首先说明了情况，接着问：“大伙说怎么办？”这时老孙头也跟着说了一句：“大伙说怎么办？”看似平淡的一笔，便把老孙头此时十分复杂的心理活动揭示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类似这样的描写，在作品里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作者就这样通过人物自己的言谈举止，显现了他的性格特征，给读者以可感可触的具体形象。可以说，老孙头是带着笑声走进作品的，他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又带到哪里，同时，作家对他的缺点的善意讽刺，也采取了喜剧化的手法和轻松的笔调，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幽默的风格。
另外还塑造土改工作队长肖祥的形象，但流于平面化的描写，给人有感觉不够丰满。小说也描写三个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这三个地主外形上有差别，（杜是胖子，唐是瘦子）但写他们性格，对土改的态度则大致一样。其中作者主要写了地主韩老六，写出韩老六的凶狠、毒辣，但对于他的狡猾、破坏土改写得简单了些。
2、艺术特色：
从艺术上看，《暴风骤雨》也是颇有成就的。它标志着作家艺术风格的确立，是作家艺术上探索与追求的一个里程碑。
首先，是作品具有单纯、明快的艺术特色。小说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民族形式，结构单纯，线索清晰，故事性强。小说以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为主线，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上部以赵玉林的成长过程展开土改初期斗倒恶霸地主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