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教育思想

世界心理学的第一故乡是中国。

——[美]G.Murphy 心理学发展史上，记载得更多的是西方众多心理学家的理论与贡献，而出自中国的观念与学说少之又少。曾几何时，在中国的学术界，心理学完全成为一种舶来品。但是，源于西方哲学的心理学所探讨的话题，同样也为中国的哲学家所关注。悠悠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同样也孕育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形成与发展。

一、各家心理学思想

1. 孔子的的心理学思想

孔子把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大乱场面，为制止这种混乱，孔子提出了很多关于如何治理臣民的心理学思想。如强调道德教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举直错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推举有才能的人，而罢黜无用的人，这即是一种管理心理学的思想。其次还有交际理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三思而后行”。再次，孔子的学习理论上倾向先验论，他认为的人的知识都是天生的，明确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上风必偃”。孔子的这种思想带有浓厚的阶级思想。

另外，孔子最有名的还是他的教育心理学思想。他提出，学习时首先应该采取虚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次，他主张学习的知识面要广泛，学习的途径也要多样化。“学而时习之”，还要“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再次，孔子还强调思与学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即不到学生冥思苦想之后仍然有所不理解时不去启发开导他。最后，孔子为我们所熟知的“因才施教”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墨家的心理学思想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提出“兼爱”、“非攻”的思想。“兼爱”是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主张与人交往，不论对方是“君子”或“贱人”，均要兼爱，因为“爱人者，人必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这也算是一种交际理论吧，在现在看来仍为人们所称道。另外，墨家的学习理论是经验论，墨子认为知识来源于直接的或间接的经验，来自“耳目之实”，而不是孔子认为的“生而知之”。后期墨家又进一步发展了墨子的这种理论，把知识的来源分为“亲知”，“闻知”，“说知”三类。“亲知”，就是亲身通过感觉得到的知识。“闻知”，是由传授得来得知识，“说知”，是指用推理的方法得到的知识。墨子还强调后天环境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如者变，其色亦变”，这与孔子命定论截然相反。

另外墨子还有“去六辟”之说。“必去六辟，嘿则思，言则诲，动作事，使三者待御，必为圣人！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把喜、怒、乐、悲、爱、恶称为“六辟”，认为它们伤德害性，必须坚决去掉。怎样才能去掉呢？他提出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仁义”、“从事于义”；而且这样做，最终“必为圣人”。

3. 孟子的心理学思想

孟子是孔丘孙子子思学生的学生，以孔丘思想的继承人自居。在管理心理学上，孟子发展和改造了孔丘的“礼治”和“德政”的理论，提出了“仁政”的学说。另外，还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学习理论上，孟子一样持“先验论”观点，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意思是说求知识、才能只要把他失掉的本性找回来就行了，也就是说，不用到现实中去实践。

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孟子系统的阐述了“人性”问题，提出“性善”理论。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不忍人之心”孟子也叫这“恻隐之心”，他还认为人的本性中还有“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些“心”都不是外面强加的，而是人生来就有的，即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孟子又严格区分“君子”、“小人”，认为只有君子可以有“仁、义、礼、智”，而“小人”就没有这些善性。

4. 老庄道家的心理学思想

老庄道家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最玄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一，强调“道”、“无”。老子认为，世界本源是“无”，所以在学习理论上，老子认为认识事物不必到客观现实中去，知识不是从实践中来的。老子认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你越是深入到实际中去，获得的知识就越少。老子主张“塞其兑（耳目口鼻），闭其门”，认识万物的本源。老子认为万物和人都一样，要将一切“玄同”，即是去掉一切事物的特殊性，达到“一”，这样万物都为我所认识了。实际上，老子甚至否定知识的必要性，认为知识的增加，欲望也随之增加，有违求“道”，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

庄子将老子的这种学习理论加以发展，在庄子看来，万物都是一样的，而之所以不同完全是人的主观认为的不同，他认为认识没有对错，完全没有是非标准，所以庄子完全否认认识的可能和必要。他在《养生主》中说：“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即是说生命有限，而知识无限，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是必然失败的。他主张根本取消认识，以求“道”。

另外，庄子消极厌世，他的人生观可以用“逍遥游”来概括。庄子在《逍遥游》中幻想出各种神奇的事物，如大鹏，列子御风，来说明庄子向往不受束缚，自由自在地在宇宙中遨游。庄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是受外界物质条件地束缚，二是受自身肉体地束缚，即是庄子所说地“有待”、“有己”。庄子认为要达到真正地自由，要“无待”和“无己”。“无待”即是要摆脱一切外界条件地限制，“无己”即是要摆脱主观条件的束缚，就是对生不感到特别喜欢，对死不感到特别厌恶，自然而生，自然而死，一切听其自然，不计较个人得失。庄子认为要达到这种境界，其办法就是“坐忘”，就是彻底忘掉一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不仅要忘掉外界的物质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体、感观、形体、知觉，与万物混为一体。这样才能做到“无待”、“无己”，达到真正的自由。

5. 其他

韩非的情感作用转化论中分析了消极情感的积极作用和积极情感的消极作用，初步意识到了情感的两极性及其转化。

《吕氏春秋》中明确主张人要效法天地以节制情欲。一是“平和适中”，人们想要节制情欲，首先在情绪上要保持安静状态，不要使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其次行为要合宜适中；再次，在饮食方面要做到味道适中，定时定量；最后，居住环境也要力求做到冷暖、干湿适宜。二是“害止利为”，这一原则的含义是：从消极方面讲，要节制自己的情欲，避开危害生命的种种灾害；从积极方面讲，要主动做有利于生命长久的事情。三是“以物养性”，即主张人们要用外物来保护生命。

二、中医七情论

中医中有七情论。七情指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使人体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作出的七种不同的情志反映，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范围。在个体能正常调节的情况下，七情一般不会使人发病，只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了个体自身心理生理活动的调节范围与耐受能力，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正不胜邪，才会导致心身疾病的发生。

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可将七情合并成五志。七情和五志，后人概称为情志。叶天士医案中有记载：“七情致损，五志内伤，情志之郁，药难霍然。”情志与七情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情志是对包括七情在内的所有情志特征与属性的抽象和概括，七情则是情志概念下的具体的七种情志。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情志活动产生的内在生理学基础是脏腑精气，是脏腑精气对外在环境因素的应答。因此，生活工作环境急剧变化，人际关系不良，以及机体内脏精气虚衰，气血不和，均可引起七情反应异常，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七情内伤致病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导致疾病发生或诱发疾病；二是影响病情的发展和转归。

其致病的主要特点是：

1.直接伤及内脏。情志所伤，必然首先影响心神，然后作用于相应脏腑，导致其精气代谢失常、气机逆乱而发病。

2．影响脏腑气机。脏腑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受心神的调控。《素问·举痛论》说：“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

3.多发为情志病证。情志病，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对于情志病证的治疗，心理疏导和情志调摄是必要的治疗手段和方式。

4.七情变化影响病情。七情变化对病情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有利于疾病康复，二是加重病情。

七情中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均会对人体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喜，是伴随愿望实现、紧张情绪解除时的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喜乐过度，可使气机涣散、心神受伤而发病。《灵枢·本神》说：“喜乐者，神惮散而不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称“喜伤心”。临床可见精神不能集中，甚则神志失常，狂乱，或见心气暴脱的大汗淋漓、气息微弱、脉微欲绝等症，如《淮南子·精神训》说：“大喜坠阳。”

怒，是伴随愿望受阻、行为受挫时的紧张情绪的体验。怒则气上，是指过怒导致肝气疏泄太过，气机上逆，甚则血随气逆，并走于上的病机变化。因此，“怒伤肝”。

忧，是对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毫无头绪，心情低沉并伴有自卑的复合情绪状态。肺在志为忧，肺为相傅之官，主全身之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主治节，忧则肺气治理调节功能失常而郁结，时间长而肺气耗散，故经曰“忧伤肺”。

思，是“悲、忧、愁”等消极情绪的概括。中医理论认为，“思”导致的典型病例变化主要表现为“伤脾”和“气结”。“思伤脾”，“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思则气结，过度忧思伤心脾，导致心脾气机结滞，运化失职的病机变化。

悲，是失去所爱之人或物，及所追求的愿望破灭时的情绪体验。悲则气消，指过度悲忧伤肺，导致肺失宣降及肺气耗伤的病机变化。悲伤肺又伤心。《素问·痿论》说：“悲哀太甚，则包络绝，包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

恐，是遇到危险而无力应付而引发的惧怕不安的情绪体验。“恐伤肾”、“恐则脾气乘”，由此还可引发癫痫、癫狂、惊厥等更为严重的身心疾病。

惊，指突然遭受意料之外的事件而引发的紧张惊骇的情绪体验。《素问·举痛论》曰：“惊则气乱，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也。”指猝然受惊，伤及心肾，导致心神不定，气机逆乱，肾气不固的病机变化。

中医学对七情的认识，有助于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区别对待，抓住要领，从而准确地遣方用药。此外，在治疗情志病的过程中还可以针对性地应用情志相胜疗法。如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主张：“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侮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忘此之言夺之。”

现在我们同样可以体会到，在情绪发生变化时，对心理和生理都会产生影响。

由此可见，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已经形成。

三、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思想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寻求维护心理健康的措施，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具有重要启示。

（一）有利于完善认知增进智慧，提高个体认识水平和社会认知能力

古代心理健康成因认知观启示我们，合理的认知是心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的认知总是有局限性的。长久的不良认知，就容易形成个体不正确的价值观、生活观和人生观，形成不良心理倾向。所以，维护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和谐，首先要完善个体的认知，形成正确合理的观念。一个人有了正确合理的认知，才能以乐观、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解释、评价所遇到的生活事件，遇到事情才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看问题，并有利于个体间相互关系的和谐，有利于个体在社会系统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有利于理智地分析和对待需要、调节和控制情绪

古代心理健康成因情欲论认为，有害的情欲是导致心理疾病的主要因素。现代心理学认为，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其根源在于主体自身极其多样的自然和社会需要。每个人因需要的满足与否而处于不同的情绪状态，并对心理健康起着不同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需要合理而适度，能常常得到满足，那么他往往会更多体验到满意、愉快、喜爱等正面积极情绪，对其心理健康就会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如果一个人需要不当或过多、过强，难以得到满足，那么他往往会更多体验到不满、焦虑、沮丧、怨恨等负面消极情绪，陷入情绪的困扰之中，这样就会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心态消极，精神萎靡，做事无力，人际交往不和谐，甚至导致自杀、暴力、破坏等不利于社会和谐的现象。因此，为维护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和谐，个体需要理智分析和对待自己的需要，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

（三）有利于加强和谐社会的构建

古代心理健康成因环境论启示我们，要促进人的心理健康，首先必须重视环境建设。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良好的自然环境，如清新的空气、优美的景色等，会给人的大脑传达积极的信息，从而调适人的心理状态，平衡人内部心理的失衡，使人感到舒适与轻松，暂时性忘却生活压力，心理会呈现一种类似满足的状态。恶化的自然环境则往往会令人压抑和郁闷，使人丧失生活情趣，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对人的心理健康起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和谐的社会环境，能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个性，有助于人们维护心理健康。社会的不和谐使人心理压力增加，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蔓延。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如社会竞争加剧、升学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加上勾心斗角的人际氛围、社会不正之风、缺失道德诚信的行为、泛滥的网络文化、令人防不胜防的假冒伪劣商品等等，这些不和谐的社会环境都会对人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促进人的心理健康，

实现和保持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需要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减少改革阵痛，减少社会负性事件发生的几率，进一步增强社会和谐的程度和水平，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进一步说，古代心理健康成因环境论，对于我们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本质在和谐，终极目标应是人的生存环境和谐，生活和谐，心理和谐。

参考文献：

[1]高觉敷.中国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杜文东.中医心理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

[3]罗润生，李长庚，徐文明．中国古代的心理健康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2007，(06)：103 -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