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了新版《鲁迅全集》首发式。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种版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前后五种版本的情况。第一种是1938年上海复社出版的二十卷本。复社是郑振铎、胡愈之这些文化人自己集资办起的一家小出版社，资金不多，要出版这样大的一部书很吃力。正好不久前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畅销书，赚了一笔钱。另一个办法，是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订户。普及本每部定价才八元，而纪念本却是五十元（甲种）、一百元（乙种），集资不少，这书才得以印成。这书署名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实际是由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具体编校工作，是谢澹如、唐弢、柯灵等人做的。这部《全集》，收入了鲁迅自己编印的全部著译的单行本。他最后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编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印行，这次也编入《全集》第六卷。这一卷中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1936年的文集，由许广平编定的。在编辑意图上，本版《全集》还是尽量求全。散见于报刊上而未经作者编入单行本的文字，收集起来编为《集外集拾遗》收入第七卷，译文编为《译丛补》收入第十六卷。鲁迅辑校的古籍，已出版的《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还有早年木刻

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加上曾经想要付印而没有成功的《嵇康集》和《古小说钩沉》，都收入了本版全集中。他所辑校的古籍当然远不止这五种。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就有六大函四十九册六十二种。从这些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所做的工作多少不一，有些不过是抄录，当时不都收入《全集》是适当的。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将这些另行整理为四厚册出版了。这部《全集》没有收入书信。这些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书信，征集不易。直到1946年，许广平才将已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为《鲁迅书简》一书出版。这部《全集》也没有将完好保存在许广平手中的鲁迅日记编入。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日寇占领上海期间，许广平一度被捕，抄家时这部日记也被抄走，发还的时候就少了1922年这一本。

除了缺少书信、日记这两大块之外，其他内容也并不完全，以致后来唐弢编了《鲁迅全集补遗》及其“续编”。编印这部《全集》时，人手少，时间紧，工作不够细致，编校工作中错误不少。后来孙用写了《鲁迅全集校勘记》和《鲁迅全集正误表》这两本专著。万事起头难。这是《鲁迅全集》的第一个版本，尽管错误缺点不少，但它在收集和传布鲁迅著作方面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是鲁迅作品最权威的版本。这个版本在上海先后印过四次，1948年在大连解放区光华书店还根据这个版本翻印

了一次。195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冯雪峰的主持之下开始出版《鲁迅全集》十卷本。这年10月，出版了第一、二两卷，其余各卷陆续出版发行，到1958年才出齐。由冯雪峰为首的“鲁迅著作编刊社”主持其事。后来编刊社由上海迁北京，成了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主要成员有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等人。比起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来，这个十卷本的不同之处是，一、只收著作，不收翻译和辑校的古籍；二、增加了注释，成了第一个有注释的《鲁迅全集》；三、将书信编入了《全集》。至于日记，虽然没有编入《全集》，却也采用跟《全集》相同的装帧版式同时出版，配套发行。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对正在运作的《鲁迅全集》十卷本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读者只要拿“反右”之后出版的七、八、九、十各卷跟以前的几卷比一比，一眼就可以看出工作马虎草率多了。比如《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二篇，十卷本只作了12条注，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某期《奔流》，涉及内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而在后来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和2005年版的十八卷本中，这一部分的注释都是174条，近一万七千字。“反右派斗争”还改变了十卷本的编辑方案。原来已在第一卷上的“出版说明”中宣布，要“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的。

冯雪峰被打倒之后，周扬就趁机将鲁迅那许多批评了他、批评了“国防文学”口号的书信全部抽下。在第九卷的“出版说明”中，说是对鲁迅的信件“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就这样，在当时已经收集到的1165封信中只编入334封，还不到百分之三十。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算周扬，这件事成了指控他的罪行之一。鲁迅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批评周扬、批评“国防文学”口号的，却不能抽掉，于是就在注释上做文章，强调是冯雪峰“执笔拟稿”，说他“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就用这种手法，既否定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又由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冯雪峰来承担责任。注释方面所受到的影响，还可以举《我的种痘》一篇为例。文中提到丁玲，注释就说：“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盛传她在南京遇害，还没有知道她已变节。”其实，早在延安时期，1940年10

月4日由陈云、李富春签署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中就已肯定：“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这时她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顾这一审查结论，又说她已变节，十卷本的注释就这样写了。十卷本所受政治的影响还不只这些。例如《南腔北调集》中的那篇《〈竖琴〉前记》，其中

说到当年在苏联一度颇为活跃的“同路人文学”，十卷本就删

掉了“托洛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这就把鲁迅的文章改得与

事实不符了。因为“同路人”这个提法，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

来的，他的《文学与革命》第二章的题目就是“革命的文学同路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这部符合周扬意图的十卷本又受到批判了，不能重印。为了印制一种可以送给国宾的礼品，决定重印一批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不同的是：

第一，改用简体字排印；第二，对于书中原来所收《王道诗话》等十二篇瞿秋白写的杂文，加了一条“新注”，说明这些

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包括鲁迅的某些观点”，“经过鲁迅的修改”，以表明让它们继续保留在《鲁迅全集》中的理由，免得被姚文元辈下令抽去。对于这一版，应该提到的是：它是由敬业而细心的孙用负责校对的，在各版《鲁迅全集》中，这是校对最精的一版。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

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参加过十卷本编辑工作的老专家孙用和林辰又参加了十六

卷本的工作，他们的意见深得同事们的尊重。做具体编注工作的，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仰晨、李

文兵、陈早春、张伯海、何启治、王永昌等人，还从外地借调了许多人员，例如蒋锡金、郭豫适、陈子善、包子衍、王自立、马蹄疾、应锦襄、陈琼芝和朱正等人。1980年最热

闹的时候，社内及社外共有三十多人同时工作。比起十

卷本来，这一版的编校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书信、日记全部收入。二是没有删改鲁迅原文的事了。三是注释增加了许多，好些过去注不出来的都注出来了。四是校勘更精。有些文章，在过去二十卷本和十卷本中都有漏排的字句，本版据最初发表的报刊或作者手稿补足了，也校改了旧版的一些错字。这方面的工作，孙用做得最多。我也做了一点。在当时看来，这个版本是做到尽可能地好了。它荣获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可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在它出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鲁迅著作最流行的版本，常销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资料不断出现，学术界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觉得十六卷本应该作必要的修订。十来年前，学术界就提出了编印新版《鲁迅全集》的问题。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开始《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具体负责，约请了社外十多名专家分卷进行，经过四年多时间终于成书。这部2005年出版的十八卷本是以1981年版十六卷本为基础的。比较起来，进步有三个方面：一是内容增加了。例如十六卷本只收了《两地书》，却以避免重复为理由，不收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而不考虑这些原信在编入《两地书》之时曾作了不少修改，这些修改之处正是重要的研究资料。本版将这些原信收入，就弥补了旧版的一个缺憾。本版还增补了《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约十万字，也是极可贵的材料。其他增补的

佚文佚信，例如2003年才在苏联移交中国的档案中发现的鲁迅1936年7月17日致杨之华的信，就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二是原著文本的校勘。据统计，这次修订，据原刊和手稿校勘改正的，包括标点在内达一千多处。这里举两处我自己做的例子，都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面。一是《弄堂生意古今谈》，文中提到《昭明文选》一书，在以前的历次印本里都误作《晚明文选》，这一版我据原刊及手稿改正了。同书《“题未定”草（六）》中有一段引张岱《景清刺》的引文，是描写景清刺杀燕王即明成祖未遂的场景的。历来的印本中都有“跃而询”、“王且询”这样两句，无法同上下文相衔接。在行刺的现场，要“询”问什么呢？1981年我据手稿影印件校勘，发觉不是“询”字是“讠句”字，即“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跃而讠句”即跳起来骂的意思，这一句讲得通了。至于“王且讠句”一句，还是讲不通的。“王”应该是指燕王了，而上文却是说景清的，不是说燕王。这一回我细看了一种更清楚的手稿影印件，才发现历来被误认为“王”字的原来是“立”字，“立且讠句”，站起来骂，这就可解了。三是注释的修改增删。据统计，对十六卷本的注释，作了一千多处较大的修改。注释改善的例子，这里也举两则。《译文序跋集》中《〈一天的工作〉后记》中提到绥拉菲摩维支早年曾在《亚佐夫海边报》发表作品。对于这张报纸，十六卷本的注释只有八个字：“亚佐夫海，即亚速海”。等于是没有作注。十八

卷本改注为：“即《亚速海沿岸边疆报》，1891年至1919年在罗斯托夫出版。”这就符合注报刊名的体例了。如果更准确一点，写作《亚速海沿岸边疆区报》更好些，因为“边疆区”是一级行政区划建制，这个区字不宜省去。至于出版地点，在“罗斯托夫”之前必须加上“顿河畔”三字，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省写了这三个字，真就“谬以千公里”了。再举一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一文中，提到林长民。十六卷本注释中，除了生卒年和籍贯之外，只注了两个字：“政客”。十八卷本改注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总长、福建大学校长等职。”就不再是单纯的咒骂，而有一点实际内容，态度也客观了。说到十八卷本的成就，不能不遗憾地承认：它远没有达到它应该达到的水平。二十几年间，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指出1981年版校注方面的错误和不足。按说，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应该得到十八卷本编者的重视，不应该重复十六卷本中那些已经被指出了的错误。可惜的是，十六卷本的许多错误继续保留在十八卷本之中。为节省篇幅计，这里只举一例。《三闲集·头》一文，是为了反驳梁实秋对卢骚的攻击而写的。梁实秋说：“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这篇之末的“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这两句，十六卷本的注释者以为“儿童”是泛指，“造”指造就，注文即举卢骚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说他“提倡儿童身心的自由发展，批判封建贵族

和教会的教育制度”，作者被迫逃往瑞士英国等地。注文中完全没有回应梁实秋说的“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在1995年7月号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朱西昌著文指出这条注错了。据卢骚的传记，他曾将他同旅馆女仆瓦瑟所生的三个男孩送往孤儿院寄养，有人即借此事对他大加攻击，连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也有梁实秋为此骂他。所谓”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指的就是这件事。而十八卷本对此注不加改正，还是照抄十六卷本原来的误注，就未免太令人遗憾了。假如出版者把已经有人指出的错误逐一改正，那么这书必定有一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