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作品

矛盾：

1.《春蚕》

《春蚕》以江南农村为背景的。它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困苦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旧中国农民须在年成丰收之外，去另找真正的出路。作品采用虚写的手法把人物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一二八”的上海战争刚刚过去，由于外货倾销，民族丝织工业陷于破产的境地，因而江南一带农民的主要副产品——蚕丝也就没有了销路；封建地主阶级的高利贷剥削更加残酷；资本家也乘机压低蚕丝的收购价格。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老通宝一村人经过一个月的辛勤紧张的养蚕劳动，虽然取得了多年未有的蚕茧丰收，但是丰收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多的贫困和灾难：“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老通宝是一个勤劳忠厚而又保守落后的老一代农民。他凭着“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的经验来分析和对待眼前的事物。他限约地觉察到，世界之所以“越变越坏”，都只因为有了“洋鬼子”的缘故，因此他不仅痛恨“洋鬼子”，而且仇视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热爱劳动，相信只有田地熟和蚕花丰收，才可能使他们的日子变好。他也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地遵守、而且要他的儿子阿多也遵守养蚕时的一切禁忌。时代变了，周围环境变了，而他的思想却一直未变，这是他成为悲剧性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儿子阿多，性格与他不同：他不相信田地熟或者蚕花丰收，就可以改变他们穷苦的命运；他没有老通宝的那种忧愁，对世事永远乐观；他开始对社会现象作更深一些的思索，“他觉得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虽然他还“不能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这样，小说就在如何摆脱自己贫困处境的课题上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中两代人的冲突。而阿多一代农民的逐渐成长和老通宝一代农民的逐渐觉醒，也就成为旧中国农村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2.《蚀》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缺乏斗争的勇气；意志软弱。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

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3.《子夜》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尽管民生凋敝、战乱不止，在都市化的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纸醉金迷的生活，有明争暗斗的算计，有趋炎附势的各色人物。

开丝厂的吴荪甫带乡下的父亲吴老太爷避战乱来到上海，扑朔迷离的都市景观使这

个足不出户的老朽——吴老太爷深受刺激而猝死。吴府办丧事，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吊唁。他们聚集在客厅，打听战况、谈生意、搞社交。善于投机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找到吴荪甫和他的姐夫杜竹斋，拉拢他们联合资金结成公债大户“多头”，想要在股票交易中贱买贵卖，从中牟取暴利。杜竹斋心下犹疑，赵伯韬遂向他透露了用金钱操纵战局的计划。吴、杜决定跟着赵伯韬干一次。这次合作，小有波澜而最终告捷。

因为金融公债上混乱、投机的情形妨害了工业的发展，实业界同人孙吉人、王和甫推举吴荪甫联合各方面有实力的人，办一个银行，做自己的金融流通机关，并且希望将来能用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交通、矿山等几项企业。这正合吴荪甫的心意。他的野心很大，又富于冒险精神。他喜欢和同他一样有远见的人共事，而对那些半死不活的资本家却毫无怜悯地施以手段。很快地，益中信托公司就成立起来了。

这时，吴荪甫的家乡双桥镇发生变故，农民起来反抗，使他在乡下的一些产业蒙受损失。工厂里的工潮此起彼伏，也使他坐立不安。为对付工人罢工，吴荪甫起用了一个有胆量、有心计的青年职员屠维岳。他先是暗中收买领头的女工姚金凤，瓦解了工潮的组织；当事发之后，姚金凤被工人看作资本家的走狗，而工潮复起的时候，他使吴荪甫假令开除姚而提升那个把事情捅出去的女工。这样一来，姚的威信恢复，工人反而不肯接受对她的处置。接着，作为让步，吴收回成命，不开除姚，并安抚女工给予放假一天。吴荪甫依计而行，果然平息了罢工。

交易所的斗争也日渐激烈。原先吴荪甫与赵伯韬的联合转为对垒和厮拼的局面。益中信托公司，作为与赵相抗衡的力量，形成以赵伯韬为“多头”和益中公司为“空头”之间的角斗。赵伯韬盯上吴荪甫这块肥肉，想乘吴资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产业。几个回合较量下来，益中亏损八万元栽了跟头而停下来。此时吴荪甫的资金日益吃紧，他开始盘剥工人的劳动和克扣工钱。新一轮的罢工到来，受到牵制的屠维岳分化瓦解工人组织的伎俩被识破，吴荪甫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赵伯韬欲向吴荪甫的银行投资控股。吴决心拼一把，他甚至把自己的丝厂和公馆都抵押出去作公债，以背水一战。他终于知道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是何等困难。个人利害的顾虑，使他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买空卖空的投机市场来。

公债的情势危急，赵伯韬操纵交易所的管理机构为难卖空方吴荪甫。几近绝望的吴荪甫把仅存的希望放在杜竹斋身上。千钧一发之际，杜倒戈转向赵一边。吴荪甫彻底破产了。

巴金

1.《家》

故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高家，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t0ngzh* zh6, ruler)，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高老太爷直接管着他们。

觉新是长子长孙，为人厚道，但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老太爷的安排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因此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躲避。觉新则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了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高老太爷便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冯乐山，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既悲伤，又愤怒，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都是酒色之徒，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高老太爷在此打击下一病不起。高家又发生家产之争，以致全家不得安宁。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孩子的瑞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孩子，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瑞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逆者。最后觉慧离家去上海，投身革命。他的这个决定得到大哥觉民的支持。

2.《寒夜》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巴金在《寒夜》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巴金在《关于〈寒夜〉》一文中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

…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 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作辑哲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能够掌握“心灵的辩证法”，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巴金的《寒夜》。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例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