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鲁迅：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

鲁迅轶事

1.“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鲁迅对我祖母深怀思念。不料，却有头猪当着他的面啃相思树叶。鲁迅一时气极，就和那头猪展开了一场搏斗。”

2、而周令飞还曾听父亲说起，鲁迅50多岁定居上海的时候，曾经一路转着圈踏着华尔兹的舞步入座吃饭，逗引得满桌哈哈大笑。

3、“夏日的深夜，他喜欢开着窗子伏案写作。有时候，看到有人溜到自己楼下的墙角里来尿尿，他就会用橡皮筋和纸团做成弹弓，弹在那人的屁股上。”

4、·鲁迅是一个不太讲究穿着的人。他爱穿长袍，相对他瘦弱的身材来说，似乎袍子比西装合适。但他确实是太不修边幅了一点，经常穿着长衫在灰尘中行走，感觉竟有点像他笔下的落魄人物孔乙己，于是便闹出了笑话；在电梯里经常被认为是可疑人物；许多人见了他以为是有幸发现了鸦片鬼；有时去买药，竟然连药房里小伙计都鄙视他；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甚至常被警察搜身……

5、鲁迅的胡子很有个性，从日本留学回来那几年，他的胡子是日本式的——两头往上翘，看起来很滑稽，被周围的人嘲弄，说他是崇洋媚外。鲁迅烦扰的不行，干脆把胡子修剪成隶书的“一”字，竟然从此平安无事。

6、鲁迅懒得理发，而且往往一忙起来数月不理。朋友们开玩笑：“豫才，你的’地球’怎么还不削一削？多难看!”鲁迅一本正经地说：“哦，我掏腰包，你们好看！”后来实在看不过去了，才勉强去理一回。有一次走进理发店，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先生不仅不生气，还在理发结束后极随意地掏了一大把钱给他。理发师一数给了三倍的钱，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来理发，理发师见状立即拿出全部的看家本领，“精雕细刻”地做，满脸写着谦恭。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今天咋给这点？您上回……”鲁迅笑笑：“您上回马马虎虎处理，我就马马虎虎给点，这回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点。”理发师听了如坠云雾。

7、看过鲁迅年轻时的照片，觉得并不是很帅，但是鲁迅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他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还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8、有一次，鲁迅的侄女问鲁迅：“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笑说：“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

9、广州一些进步青年创办”南中国“文学社，怕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希望鲁迅给创刊号撰稿。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梁实秋《关于鲁迅》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

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