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朝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各个朝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具体表现及其影响
（1）春秋战国时期——重农抑商理论形成阶段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色彩鲜亮的时代。重农抑商的理论形成与这个时期。一些思想
家的言论对商人和商业的态度是很苛刻的，荀况“工商重，则国贫”，[6]主张“省工贾，众农夫”。[7]韩非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把“商贾外积”和“耕
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看做是封建国家可能灭亡的两个象征，[8]提出“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9]商鞅的“治国
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10]在经济政策上也有很多表现，魏国实行平籴政策，秦国的粮食专卖制，商鞅改“六法”为“六律”，六律之
一的“关市律”就是对市场、商业的管理规定，苛刻非常。齐国严格控制粮食和货币，管仲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实行了盐铁专卖。加上官府对市场的价格和税收的管理，无疑使工商业者又受到了一层限制。
（2）秦、汉代至隋、唐——重农抑商理论法律化阶段一般认为，重农抑商从理论上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形成贱商、抑商政策和法律，应从秦（秦
始皇时代）、汉时期开始。秦朝经过商鞅变法，使重农抑商政策形成，秦统一后，继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秦始皇在琅琊台的刻石辞里宣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12]还有秦始皇颁布的七科谪戍条例，“治狱吏不直者，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其中有四种
人就是商贾及商贾的后代。法律规定的市籍制度，产生于秦朝，沿用于汉，延续几千年。但是我认为，重农抑商是从汉代才开始大力推行和制度化法律化的。首先，
在大力推行抑商政策和贱商措施。表现之一：宣扬“商业害国论”，汉代一些思想家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关于“事末作”则“国贫”的传统，进一步宣扬，全盘否定
商业。表现之二，贬低商人地位，并加以各种形式的人身侮辱。除了继续实行秦朝的七科谪戍和市籍制度外，还用了一些侮辱性的办法来贬抑商人，《史记》曰：“
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再有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官，“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贾人皆不得名
田、为吏，犯者以律论。”将商人及其子孙拒于统治阶级大门之外。表现之三：经济上抑商。1.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
03年）公布按人头
进行收税的法令，对商人及其家族中妇女的税额加倍征收。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发布对商人征收车船税的法令。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公布“告缗令”，
规定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囤积货物者、运输业者，不论有无市籍，一律算缗，按其货物估价申报纳税，每两千钱纳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加重加倍征税。
2.颁布经济法令，对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实行官营垄断的“禁榷”制度，从富商大贾手中夺回盐铁和贸易的控制权，挤兑、缩减商人的经营范围。还颁布均输法和
平准法，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的商品。3。剥夺商人对土地的占有权，汉武帝时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3）唐代至明朝末年——重农抑商政策反复调整阶段。隋唐时代，是我国商业发展的活跃时期，贸易物流，连接海内外；以隋炀帝之暴戾，尤有
迁徙天下富商大贾营建洛阳大都市及开凿运河便商伟业。所以统治者也适应客观情况的需要，对商业和商人实行了“贱而不抑”的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虽
然在公开的法令上，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传统依然在发挥作用。唐朝之后的宋、元、明三朝，基本上未脱离由唐代所形成的贱——对商人——而不抑——对有利于
统治阶级经济发展的商业——的格局。虽然在“贱商”的具体措施上，个朝代自立名目和花样，但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无法摆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4）清代——重农抑商传统观念化、理念化清王朝也依然奉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在清朝最主要的政策是对商业性农业发展的压制和对海外贸易
的限制。1.加勤劝农，“劝谕绅士百姓，凡田土在一顷以下，（种棉）应听其便；若在一顷以上，只许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加上课以重税，“烟田一
亩，佃课十金”。新会县葵园，“每亩（佃课）十四五两”。还有禁止烟茶的种植，这些对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抑制意图十分明确。2.在对海外贸易方面更是严令制止
，并且多次开而复关。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对外国采“取非系贡献，概不准贸易”的态度。虽然后来开海禁，设海关，但还是严格限制，乾隆时“一口通商”，这
时所出现的“公行”制度也是操纵在政府手中的。所以在对私营商业上是压抑和严格限制的。不过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这个时期的此
项政策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前期，政府基本上放松了对私营手工业的压制政策，精简了商业管理机构，
注意全面管理。在对手工业和商业管制上逐渐变的理性化
，统治者能明智的理解商业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