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的叙事艺术

一、《战国策》的独特叙事结构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代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由刘向校理群书，去其重复，共有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12国策。《战国策》从地域的角度划分，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其具体表现为表层和深层两种叙事结构。

1、表层叙事结构

在作者所叙述的故事中，通常都会有一位统治者和一位策士。策士为了成功地说服君主，都通常会引用一个寓言或者历史故事。首先在叙述这些的寓言或历史故事时，都由策士们所讲述。其次是故事之外的叙述者所讲述的旁白。所以，读者既能感觉到这位叙事者是在叙述故事，又能明白他的身份是处在故事之外。也就是说作者叙述了一个策士为说服君主而讲述寓言或历史故事的故事。二这样的例子，在《战国策》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说《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中，甘茂流亡到齐国，遇到苏代，希望苏代能给予自己一定的帮助，于是甘茂为苏代讲了一个处女无烛的故事：

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义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

甘茂把自己比作无烛的处女，甘愿为苏代“扫室布席"，于是后来苏代游说秦王和齐王，使得甘茂在齐国取得了上卿之位和十分优厚的居住条件。在这里，处女无烛的故事是由甘茂讲述的，其中反映了甘茂与苏代的故事，是由故事外之的叙事者讲述，而整个故事的结构是由文章作者所创设。

又好比《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中“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当苏秦想去劝说时，孟尝君决绝地回应：“人事者，吾己尽知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这时苏秦想出了“以鬼事见君”。苏秦为孟尝君叙述了一个土偶人与桃梗的故事：

今者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日：“子，西安之土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两岸之土也，吾残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予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

听完这个故事后，孟尝君毛骨悚然，想到如果自己去了秦国，岂不成了不知“漂漂者将何如”的桃梗，就改变了原来主意。在这篇策论中，土偶人与桃梗的寓言故事由苏秦讲述的。叙事者又为我们展现了孟尝君将入秦，众人劝谏无用，于是只好要苏秦出面的背景。这个故事我们称之为苏秦的故事。而被叙述的整个故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作者叙述的故事。由作者构造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在这个背景当中出现了苏秦与孟尝君的直接对话。而在对话当中，又借用苏秦之口，讲述了桃梗与土偶人的故事。这种三层结构的叙事结构，就是《战国策》的表层叙事结构。

2、深层叙事结构

上述总结出来的叙事结构类型，是《战国策》故事的表层叙述结构，而更深一层次的结构是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所带来的传统和变革冲突。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群雄逐鹿中原，硝烟四起，各种思想进行着激烈碰撞。在各个国家的策士，摇唇鼓舌，使尽浑身解数，想让各国的统治者约纵或连横的表面下，实则暗藏的是策士们追求利益和权势不可遏制的欲望，以及十分强烈的实用主义手段。《战国策》一度被认为是历朝历代谋士们的教科书，刻画着各式各样的纵横之术。但其核心的思想，就是对自身利益的无止尽的追求。对策士而言，无论奔走于各国游说，还是对于君王的雄辩。不是为了自身的“立德、立功、立言”，而是为了要让自己取得“金玉锦绣、卿相之尊”。所以在《战国策》中，随处可见的是公开追求权势富贵的行为以及见利忘义的丑恶嘴脸。在《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中写到，苏秦在落魄之时与名利成就就之后，其父母妻嫂对他前倨后恭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足可以显示战国时代的大背景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又比如对陈轸之徒的行为，朝秦暮楚已经是司空见惯。苏代在《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中直接提出：“仁义者，自完之术，非进取之道也。”的观点。在当时那个时代，像尾生一样仁义信用的人，会被人家耻笑；家庭关系和骨肉亲情

也需要靠金钱和权势来维持。策士们为了在统治者和贵族们面前，争得一席之地，获取荣华富贵，不惜栽赃陷害他人、造谣坑骗，可谓是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正是因为在战国时期特殊社会下的环境、君主、贵胄、甚至是一般社会成员，都是极为现实的，在处理问题时，无不持面对现实的态度，以利益为核心，相互利用、相互攻击。

朝为布衣，暮为卿相，正是由于策士们追求利益权势的最大化的结果，无所不在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才是《战国策》众多权谋奇策、阴谋诡计背后的动因所在。换而言之，这也是《战国策》一书深层叙事结构的主要内容之所在。

二、叙事时恢宏磅礴的气势，深入浅出的表达及逻辑严谨的

论证

叙事简练，详略得当是《战国策》的显著特点，叙述从大处落笔，而且善于写复杂的事件和重大的场面，不仅仅是单纯地叙写琐碎的小事，叙述这些琐事的同时是为了反映出更大的主题。叙事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恢宏磅礴的气势

《战国策》里的叙事话语虽然多是纵横策士的风流谈吐，但是合上书，就感觉到一股纵横捭阖的气势便扑面而来。这些敷张扬厉、肆无忌惮的言论往往能让人感到。可能只是几个弱小的身躯在书页间活动，但他们却能引起翻江倒海、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请看《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中，苏秦是如何说服年幼的赵王的：

臣闻，明王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本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以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

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

苏秦的华丽夸张语言，勾勒出了赵国加入合纵联盟之后的动人前景，即描述了赵国不参加合纵，而参加联合秦国的不利之处，又为赵王分析了赵国的有利因素，接着又指出赵王完全可以见建立千古功业而不必用向秦王臣服。最后，苏秦通过比对秦国与六国的实力，揭示了连横派只为了自己私利的本来面目，且为赵国谋划了详细的参加合纵联盟的方案。苏秦的语言气势磅礴，铺陈华丽，立意高远，能非常有效的说服和感染赵王。因此，他的言论获得了赵王的赏识，赢得了赵王的亲睐。

2、深入浅出的表达

《战国策》中有着大量寓言和比喻，它们通常是用具体的事物来揭示深刻的道理。通过有趣的寓言，比如说狐假虎威、危如累卵、画蛇添足、轻如鸿毛、抱薪救火等等，让许多复杂难明的情况和道理就好像一幅清晰的图画展现在人们眼前。如《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

王独不见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以是。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射丸，将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颈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算成．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

由于楚襄王的骄傲自满，没有看到秦国已经对楚国垂涎欲滴，虎视眈眈。庄辛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就好像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清晰而生动的画面使得楚襄王震撼不小。用这些栩栩如生的形象阐释复杂的道理和相应的情况，这些都靠的是纵横策士的智慧，也是《战国策》叙事艺术中的特色和亮点。

3、逻辑严谨的论证

战国时期，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策士，是有着很高要求的。不仅仅要有非凡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还要有过人的智谋和胆识。他们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还要掌握各国近期的情况和长远的计划，甚至还要了解统治者的个性与民间习俗。只有当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之后，他们才能在君主面前进行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可是，如果要统治者接受他们的主张，就离不开逻辑严谨的论证。比如在《秦策四·秦王欲见顿弱》中：

顿子曰：“天下有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顿子曰：“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把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者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者也。无其名又无其实者，王乃是也。已立为万乘，无孝之名；以千里养，无孝之实。”秦王悖然而怒。顿弱曰：“山东战国有六，威不掩于山东，而掩于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顿弱首先用商人与农夫作对比，批评秦王对其母后不孝，既无名又无实，连商人和农夫也比不上。指责其过失，引起秦王的重视。然后又由此指出“威不掩于山东”的现实状况，为秦王分析了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为他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并主动要求秦王能够给黄金万两，代表秦国出使六国，从而分散六国的合纵联盟。面对这种鲜明的对比论证，秦王自会作出正确选择。

三、叙事手法呈多样化的特征

1、语言生动活泼

阅读过《战国策》文本的读者都知道，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其中充满意趣的对

话，那些对话深深地反映了《战国策》的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第一是劝说型的对话。这种类型是《战国策》论辩中对话的主要类型，它是立于双方观点有冲突的基础上。在论辩中，对话的一方需要说服另一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在《战国策》中出现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触龙说赵太后”都是属于这个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在该类对话中，对话双方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持对立的观点，论辩双方必须以对方所说的相关话语和观点作为前提而展开论辩。纵横家们常常用听、观、探、引四种方法来揣度对方的情和理，同时再用其来反驳和论证之前对话中所获取的信息。在《韩二·楚围雍氏五月》和《韩三赵魏攻华阳》两篇文章中，韩国求助于秦国，而秦兵迟迟不肯相助，韩使就佯装称病，日行一县，并对秦国的大臣说：“韩未急也……韩急则折而入于楚。”楚、韩、魏三国将要结成联盟，以对付秦国。“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我们仔细看，在此篇文章中，韩国使臣把韩国单方面的危机变成秦国与韩国共同的危机，这里便显现出高超的劝说技巧。

第二是谈判型的对话。该类对话通常以两种形式在《战国策》中出现，一种是谋臣策士向统治者献计进言，多写策略计划，带有一定的虚无性。比如在《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中，它的语言形式主要是描述预想的谈判过程。另一种则是描述实际发生的谈判事件，具有写实性。就像《西周策·雍氏之役》、《楚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等。谈判型对话的形成基础是双方共同的利益和需求的矛盾。在这类对话中，双方通常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同时企图获得更多额外利益而讨价还价并订立协议。在对话过程中，双方会在对话的不同阶段，依据一定的原则，以自身利益为前提并结合对方的承诺而不断调整己方的策略，做出让步和妥协以减少或者消除分歧。所以这类对话往往带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商量性。

第三是雄辩型的对话。和前几种类型不一样，在雄辩型对话类型中．对话双方几乎是不存在商量余地的，双方并不是通过合乎理性的对话来减少或消除分歧，而是采用各种非理性方式以剥夺对方平等的论辩主体资格。以达到在论辩中或者在论辩前战胜对方的目的。那么这类对话就含有较大的攻击性甚至会出现些许不合实际的话语。

2、比喻妥当运用。

《战国策》中的比喻修辞随处可见，这与策士们喜欢用形象连贯的比喻是分不开的。在古代伴君如伴虎，若因一句言语不慎，一个行为不当而冒犯了君王，

轻者罢官，重者丧命。正是因为君王的难以捉摸，为保身家性命，战国时的策士们总是采用比较隐晦而又不难理解的方式与君王沟通以表达出自己的政见和策略。所以比喻就成为了他们首选的表达方式。

在《齐策一·靖郭君将城薛》中，靖郭君将要在自己的封邑薛筑城，许多门客劝他不要筑城，他不听。这时．门客中有个齐人请求见靖郭君。说：“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于是，靖郭君召见了他。齐人说“海大鱼”三字就要跑。靖郭君不知其所以然，让他说完。接着齐人劝说道：“君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钧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焉。夸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失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于是靖郭君接受其劝谏，停止了筑城。

这里，齐人通过事物来比喻道理，他把郭君比作大鱼，把齐国比作水，用比喻讲明鱼水关系就是靖郭君与齐国的关系。可见齐人辩词之巧妙，也可以看出采用比喻方式与当权者沟通的好处。而在《战国策》中妥当的比喻运用随处可见。

3、多种叙事手法同时运用。

在叙事方面，《战国策》还成功运用了多种叙述手法。比如对比、引用、反问等多种手法交杂并用。

第一，对比的修辞手法。对比，是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的表现手法。对比是把对立的意思或事物、或把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作比较，让读者在比较中分清好坏、辨别是非。写作中的对比手法，就是把事物、现象和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之集中在一个完整的艺术统一体中，形成相辅相成的比照和呼应关系。运用这种手法，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手法, 对比在《战国策》的人物描写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中,秦武阳就是一个对比对象目的就是为了突出荆轲的沉着、勇敢, 秦武阳本是燕国勇士,“年十二, 杀人, 人不敢与忤视。”可是, 当秦武阳和荆轲站在雄伟壮观的咸阳宫前, 等待秦王接见之时, “秦武阳色变振恐, 群臣怪之。”秦武阳被声势浩大的场面和秦王显赫威严所吓倒了。就在这时, 荆轲的表现却与秦武阳截然不同，他先回头对秦武阳一笑, 并且安慰他让镇定下来, 然后走上前去, 用合情合理地解释消除了秦王和大臣们的猜疑, 也确保了自己和同伴的安全。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两人的对比, 荆轲那种临危不

惧、沉着勇敢的性格跃然于纸上。

第二，引用的修辞手法。引用是指写文章时，有意引用现成语、诗句、格言、典故等，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说明自己对新问题、新道理的见解。引用可以使论据确凿充分，增强说服力，富启发性，而且语言精炼，含蓄典雅。

所以引用也是《战国策》中常用的语言表达手段。《战国策》语言之所以生动活泼, 还得归功于于它所引用的那些丰富且有趣材料。或引述《诗》、《书》、《传》里面的经典内容；或引用俚语、俗语、民间格言等。丰富的引用，既使文章语句显得通俗易懂且生动形象, 同时又能够起到论据的作用, 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证明策士们的观点,使得《战国策》具有文学性与逻辑性统一的特色的同时还具有清新民间气息。大量的引用大大增加了《战国策》的基层性和艺术性。

第三，反问的修辞手法。反问是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以加重语气的一种修辞手法。反问只问不答，答案暗含在反问句中。人们可以从反问句中领会到表达者的真意。在《战国策》里, 反问的修辞法以接连反问的形式出现。策士们在一些特定的场合, 为了维护自己政客的尊严, 同时也为了方便自己掌握主动权并远离难堪的境地，通常用连续的反问来和论辩对手“硬碰硬”地辩论相关问题，以达到捍卫自己观点的目的。如《唐且为安陵君使秦》中, 在秦国统一六国前夕, 秦王派人对安陵君说, 要用方圆五百里的土地来交换安陵。安陵君婉言谢绝, 使得秦王不悦, 安陵君只好派遣唐且入秦与之周旋。唐且面见秦王，立即遭到秦王盛气凌人的逼问:“我大秦帝国已经灭韩亡魏, 而安陵君只以区区五十里地而幸存, 不过他是我的长辈, 我没有放在心上。现在我用十倍的土地,帮助他扩大的地盘, 他却不同意, 这难道不是轻视我吗? ”可谓是气势汹汹,容不得推搪。对此, 唐且对此却反问道“虽千里不易也, 岂直五百里哉?”驳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秦王勃然大怒, 双方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唐且用连续的反问, 用义正辞严、针芒相对的言辞, 对秦王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 最终使得骄横跋扈的秦王长跪而谢。所以，反问的修辞通常会在双方的论辩地位不平等的场合中出现，原因很简单，因为反问可以增强气势从而使论辩者掌握住论辩过程中的主导权。

四、章法整饬的叙事手法

1、时间

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是叙事文本永恒的矛盾。故事时间，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而叙事时间，则是指它们在叙事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

《战国策》在叙事过程中，采用了许多手法来解决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任何一个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会按照时间顺序发展，但在叙事作品中为了构建情节、揭示题旨等动机，常常在话语层次上任意拨动、调整时间让故事发生时间与叙述故事时间产生错位的现象。

比如在《齐策六·燕攻齐取其七十城》中，燕攻齐，夺齐七十余座城池。只有莒和即墨两座城池久攻不下。齐大将田单凭借即墨之地的兵力挫败了燕军，并斩杀了燕将骑劫。说到这里，叙事者却出人意料地笔锋一转，来回忆燕国攻打齐国的情景：

“初，燕将攻下聊城，人或谗之。燕将惧诛，遂保守聊城，不敢归。”

在此之后经鲁仲连的一阵游说，燕将班师回朝，齐国方才解除危难。在《战国策》中实际上有许多这种以现在为起点，以“初”字用来标志的回忆性段落。这种以回忆方式叙说过去发生的事件就是倒叙手法。它的特点就是让我们先了解“后事何”，然后再去知晓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它让读者了解的是一段悠久绵长的回忆，是在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给读者絮絮道来一段往日的故事，让读者轻易地便陷入到一段深深的回忆。

2、情节

情节是对故事的固有材料进行的加工再创造，这其中包含着时间、因果、人物等诸多重要因素。在《战国策》一书中，因为其结构完整，情节曲折而别具趣味，吸引了众多读者，而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更是早已俘虏人心。

比如《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中，卫鞅从魏国逃跑到秦国，受到重用，封之于商。商鞅在秦国推行自己的以法治国理念，功绩昭然，一年后，秦“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当秦孝公驾崩，惠王执政，然而商鞅也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他很想逃出秦国以求保全。但是正因为自己当初亲手制定的严酷刑法，商鞅最终没能逃脱，被惠王处以车裂之刑，秦人没有一个为他

怜惜，可谓自食苦果。这篇文章里边，作者就是将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和因果联系层层推进。从商鞅落难至秦，到变法成功，权倾朝野，最后车裂而终。如果当初他自己不推行严刑峻法，也许他是可以逃脱的；如果不是他“刻深寡恩”，也不至于得不到百姓的半分同情。文章虽短，却以完整的情节再现了商鞅一生的功败垂成。

3、视角

叙事视角是指让叙事者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整个故事，即在作品中通过谁的眼睛来看。同样是一个故事，倘若叙事视角不同，其效果也绝不一样。《战国策》很多时候喜欢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

第一人称叙事模式，是指叙事者参与到故事情节当中，他给读者展示自己主观所经历和感受的。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是叙事者不参与情节，也就是说不在故事当中充当任何一种角色，只是故事的局外人、旁观者，他只是客观地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叙事者可以在叙述中插进自己对人物情节的解释和褒贬，也可以把褒贬隐含在情节结构和各种隐喻象征之中，让读者去做判断。而叙事者则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使读者直接进入故事而不感觉叙事者这个中介的存在。纵览中国史传文学和古典小说，不难发现，几乎被第三人称叙事方式所垄断。这与中国异常发达的史官文化有着绝对的联系。秉笔直书的精神是史官修史的最高要求。司马迁所推崇的“不虚美、不隐恶”，便为历代史家所推崇。在《战国策》中，同样大量地选择第三人称的叙事角度。比如《东周·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中：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日：“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叙事者先告诉我们故事的起因和背景环境，再讲颜率是如何巧舍利嘴，先诱使齐王相救，又让齐王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对鼎的追求。叙事者完全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完全不掺杂任何自己的感受与见闻，更不进行任何评判和推测，只是对事件做了一个如实的记录。

五、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戏剧性

《战国策》的诸多故事到现在也广为流传，也成为后来小说取材的首选对象，作为一部史书，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应该是以实录为原则，但是在叙事时也需要追求一定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战国策》在写某一个事件时，对于所选择的材料，作品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采用了些许的虚构，却注重细节的刻画，事实上今天来看来，是具有一定的小说影子的。这些历史故事的讲述，让读者仿佛亲眼目睹一般，犹如在看一出精彩戏剧。

结语

《战国策》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就像一座宝藏，而历代文人学者都只是一个挖掘者，在它这里学到了很多叙事技巧，为后代史家著述立言所借鉴，其叙事艺术也对后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毫无疑问，《战国策》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