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人物分析[1]

次的主角就是小女儿考狄利娅了。她在剧中可以说是完美和正义的化身。当被父王问及有多爱父亲时，她诚实地把心中地想法表达出来；当得知父亲被姐姐抛弃时，她又毅然为自己得父亲讨回公道。正是她在父亲颠沛流离之时期兵讨伐两个不孝的姐姐，但是悲剧总是这样，把美好的事情毁灭给人看，小女儿最终失败自缢而死，老王也因此而悲痛去世。她的诚实可以说是对于虚荣心的一个警醒，一个警钟，其实她是最爱父亲的女儿，只是由于拙于表达而是父亲误会了她的意思。只是因为这样，导致了最后的悲剧结果。但是考狄利娅又是幸福的，她嫁了个懂得她的善良所在的法兰西国王，避开了这些趋炎附势之徒，如果单从这方面来看，她是最幸福的。这又提出一个问题供我们思考，人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是金钱，是权力，还是内心的满足？考狄利娅和整个悲剧回答了这个问题。剧本通过李尔王的小女儿考狄利娅等正面形象，宣扬了人和人应该和谐真诚、应该尊重人格、应该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与之相对应的爱德伽，也富有这种性格。善良敦厚，不忍心对自己得兄弟作坏的揣测，也重不放弃自己得的父亲，即使自己处境再艰难。

李尔王》中的人物形象浅析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第二个时期，即他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写出的悲剧之一。莎士比亚的伟大悲剧作品中，不仅刻画出主人公处在社会生活的紧要关头，而且刻画出他们所经受的重大精神危机。在巨人般的主人公形象中，极其丰富的思想、感情和情欲在我们面前揭示出来。莎士比亚创造了具有巨大概括意义的人物，无怪乎悲剧主人公们的名字成为表示一定的人类特征和品质的通用名词了。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悲剧性不仅作为对抗的社会势力的冲突，而且也作为主人公心灵上内在矛盾的斗争表现出来。同其他悲剧一样，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运用人物自白、人物的相互关系，写出了各种独特的人物情调和精神境界，显示出莎士比亚的高度技巧，或者称之为“莎士比亚化”的特色。李尔是《李尔王》的主人公，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济金根》时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李尔这个悲剧人物，也是体现这一准则的生动实例。

《李尔王》写成的时期正是十七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年，英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尖锐化起来。农村的圈地运动在加速进行，失地农民四处流浪，城市贫民的情况不断恶化。同时，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同王室之间的暂时联盟在开始瓦解，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开始公开化。政治的腐败和繁重的剥削引起了城乡广大人民的不满。这时，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莎士比亚深切感到现实的发展同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因而，这一时期的悲剧中，充满着强烈的揭露批判的力量，带上了悲愤沉郁的色彩。《李尔王》这部悲剧，通过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在同名老戏的基础上，改写成了反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现象，揭露出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批判利己主义对于权势、财富的贪欲的巨著。

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更出现了一种无形而又有迹可寻的、

可怕的思想道德的变化，即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如果说莎士比亚在他早期创作的喜剧中是正面宣扬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把尖锐的社会矛盾理解为善恶两种势力的斗争，往往通过恶人的悔悟和好人的宽恕来求得矛盾的解决的话；那么，莎士比亚中期创作的悲剧中，则是创造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反映出作者的人文主义理想。这些剧本里描写了体现着人民理想的人们同违背人道原则的代表者之间的斗争。尽管主人公们在这个斗争中遭到毁灭，正义却好象由于道德残忍的代表人物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恢复起来。道德上的胜利始终归于高尚的主人公们。李尔王正是这样的人物。

在悲剧开始时，李尔王是作为一个专制的独裁帝王的形象出现的。处于七、八十年的至尊地位，使他不仅刚愎自用，而且性情暴躁了。他要求儿女们象他几十年统治下的臣民一样绝对地服从他；他幻想把领土、王权全都放弃，照享权力和尊荣。正是由于他的刚愎自用、性情暴躁，使之惑于虚夸、谄媚，容忍不了小女儿直言的真实和顶撞，发展成践踏天伦挚爱和君臣关系的专横暴戾；小女儿应得的家产和土地被他命令她的两个姊姊平分，进忠言的侍臣肯特伯爵被驱赶出境；而用无耻的谎言与奉承谄媚他的大、二女儿却把其权力和土地一起骗到了手。

接着，李尔就开始自食其果。他在高纳里尔处居住不久，这个大女儿就虎起脸要删减他的“有恃无恐”的随从，以掌权者的威严逼他让步，使他在自己让出权力、地位、土地，下位伊始的时刻就碰壁。但他受到了大女儿的冷落后，还想着里根，幻想“我还有一个女儿哩”。小女儿更有甚者的言论和行动在敲击着他。她的丈夫康华尔把他的仆人枷了起来。她和大女儿此唱彼和地向他进攻，说他的随从“依我看来，一个也不需要”，“他的那帮跟随的人，我可一个也不能容纳”。随着两个女儿的傲慢相待，他的臣仆也对他轻视起来。

现实的实际关系的变化，极为沉痛地刺激着李尔的心灵。以致他全部生活的信念都破灭了，他对于自己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了一种认识。他不得不抛弃关于自己地位特殊的概念，感觉到了他也是同别人一样的人。假如一个人没有了权力、没有了财富、没有了地位的话，那么他尽管过去是令人尊敬的国王，现在也不过变成了“一个可怜的、赤条条的两足动物”而已。“两个不孝的妖妇”终于使他睁开了眼睛。

李尔的思想感情随着现实的惩罚、处境的突变，对人与人之间冷酷关系的强烈感受而有了极大的变化。女儿们的忘恩负义和忍心害理给他留下了永久的斫伤；他透过她们的极端自私和凶残冷酷看到了种种罪恶与不义。李尔从开始的谅解、呼吁、不肯让步，慢慢转向痛心、妥协和暴怒。他被激疯了，他奔向了暴风雨中的荒野，他呼叫霹雳与大风雨，他“在跟暴怒的大自然竞争”“在他渺小的一身之内，正在进行着一场比暴风雨的冲突更剧烈的斗争”。

惊天动地的暴风雨的无情，傻瓜弄人挨淋受冻、无家可归的惨象，使李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痛切地想到旁人的冷暖；而从此刻开始，李尔禁不住联想到社会上普遍存在受难的人们，他跪下祈祷：“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腹中饥肠蠕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

这是李尔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升华。他把自己的命运跟一切不幸的人们的命运在意识上统一了起来。李尔的乍看起来很不平常的命运，结果跟千千万万的穷人的命运相同。他如今深自怨艾了，自己过去很少想到，或竟完全没有想到在他国境之内无数的苦难的人们。现在，李尔个人的悲剧就和人民的悲剧、广大群众的悲剧结合在一起了。

剧中的暴风雨场景是全剧的中心和转折点，也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菁华。自然界的暴风雨在剧中与主人公李尔的内心的风暴相互呼应。

动乱的时间使他认识到，他所渴求的理想君主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他所向往的通过理想君王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只是一种空想，现实世界中的重重罪恶不是人文主义者独力所能消除的。因此，在他创作悲剧的整个阶段，人文主义理想的光芒越来越减弱，浪漫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薄，而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描写则越来越突出。在本剧中，作者深刻地揭露了现实社会中人性的浅薄。过去视为神圣的人伦关系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破坏，在金钱关系支配下连亲生子女都利欲熏心、忘恩负义。另一方面，作者也着力抒写昏聩的国王只有通过沦为乞丐的痛苦经历，才能对现实世界有所认识，从而完成莎士比亚所希望的道德改善，变成合乎人文主义理想的有人性的君主。

剧中有两个平等的故事线索交错发展，相互补充，最后融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可以展开广阔的社会画面，描绘众多的人物。

同可怜的汤姆的相处，更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思想影响。除了憎恨利欲熏心的恶人，同情无家可归的乞丐以外，他进而仇视社会的不义。他特别抗议无辜人民非人的处境。这时，李尔的形象在内容上有了质的变化，闪出了崇高思想的光芒。于是，李尔终于成为“时代思想的代表”。他控诉道：“一个人就是没有眼睛，也可以看见这世界的丑恶。”

李尔在疯癫中，说了许多“疯话”。但这些“疯话”，正如爱德伽所说的，“虽然是疯话，却不是全无意义的”。那些断续的发现和回忆，新得的印象与感触，形成了尖锐透彻的揭发与批判。他不但指出了世界的丑恶，而且对于威权、法官、法律等不义的实质也进行了彻底的揭露：

“你没看见那法官怎样痛骂那卑贱的偷儿吗？侧过你的耳朵来，听我告诉你：让他们两人换了地位，谁还认得出哪个是法官，哪个是偷儿？”

“你还看见那家伙怎样给那条狗赶走吗？从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威权的伟大的影子；一条得势的狗，也可以使人家惟命是从。”

“褴褛的衣衫遮不住小小的过失；披上锦袍裘服，便可以隐匿一切。罪恶镀上了金，公道的坚强的枪刺戳在上面也会折断，把它作破烂的布条裹起来，一根侏儒的稻草就可以戳破它。”“没有一个人是犯罪的，我说，没有一个人；我愿意为他们担保；相信我吧，我的朋友，我有权力封住控诉者的嘴唇。”

李尔的思想和感受在此刻达到了最高峰。他的“疯话和正经话夹杂在一起”，表面上是“疯话”，实质上是正经话。他的“疯话”，实际上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实质；同时也反映出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之中找不到出路的绝望。他说，“我要象一个新郎似的勇敢地死去”，这种绝望也

就构成了李尔悲剧思想的核心。

李尔经过痛苦的考验，变为另外一个人了。他由专制独裁、刚愎自用的封建国王，在灵魂深处逐步地展示出所有的美好方面来：宽宏大度，举止温和，对不幸者抱同情心，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怜悯的公正态度，“到最后才摆脱了庄严气派，他的沉重的悲伤和激情汹涌的气势”。他不仅对两个不义的女儿进行了愤怒的诅咒，而且对科狄利娅深深地抱着负疚，直到悔悟自己过去很少想到过不幸的人民。对于他的认识，我们起初会对这个专制暴君感到痛恨；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却越来越会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而加以谅解；最后，我们就已经不是对他而是对整个野蛮而非人的世界感到愤激而仇恨。

李尔在绝望之中，听到侍臣的话，使他觉得还有“几分希望”，他也还想用武力夺回王位。但他在同小女儿一起被捕时，却甘愿同爱女一样坐牢。最后科狄利娅被害，他托着爱女的尸体，自己也愤然、悲哀地死去。因此，整个剧本不但写出了李尔王的急躁、暴烈，也写出了他的帝王的仪态和尊严；写出了他举止威严，但又喜讽刺作戏；而特别重要的是，写出了李尔性格的根本转变。

李尔形象的本身，反映出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道义上的胜利使李尔的悲剧留给了人们决不至于悲观的感觉。

葛洛斯特在《李尔王》中是有着同李尔王类似的遭遇的人物。他轻信私生子爱德蒙的谗言，而把自己的大儿子爱德伽驱逐。后来，他反而被爱德蒙“出首告发”，在康华尔的酷虐之下失去了双眼，又被驱逐到了荒野。在遭到命运的打击的痛苦中，葛洛斯特思想悲观，情绪沮丧，以致绝望跳崖自杀；李尔却相反，呼天骂地，指控豪富，谴责自己，还想用武力夺回王位，惩处恶人。因此，在这个剧本中，葛洛斯特是作为与李尔王相比较的形象来写的。在他的衬托之下，李尔王的形象也就显出了更丰富的思想内容，更高一层的精神境界。同时，也加强了《李尔王》的悲剧性，进一步地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对现实和理想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思想主题。不过，正如李尔经过痛苦打击之后悔悟过来一样，葛洛斯特也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的真正品质。

葛洛斯特的私生子爱德蒙，是全剧首要的反面人物。他是一个外表漂亮、殷勤而内心凶狠的阴谋家、两面派。他垂涎自己不能继承的产业和爵位，痛恨自己的私生子身份，时刻幻想着铲除障碍，“扬眉吐气”：“合法的爱德伽，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土地。”因此，他一方面欺骗自己“轻信”的父亲，从中离间使其在愤怒之下控告和追杀长子；一方面则假意“协助”“忠厚”的长兄，促成其弃家逃命。这样的“计策”成功之后，他又投靠李尔王不孝的大女儿科纳里尔，一跃而成为富有的伯爵。同时勾结李尔王的二女儿里根和大女婿康华尔，在她们的明争暗斗中，获取渔人之利，并使得她们互相争风吃醋。他还利用奥尔尼作“号召军心的幌子”，密令刽子手杀死李尔及其小女儿卡狄利娅。爱德蒙是整个剧本中恶势力的代表，有着靠个人本领无所忌惮地去追求成功和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所不为的人生哲学。他的厚颜无耻已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了遂一己的私欲，甚至不惜置自己的父母于死地。这种人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亡命之徒和冒险家的真实写照。但他也代表着对传统束缚的反叛。

剧本中作为邪恶势力的人物还有李尔的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两姊妹。她们内心凶

狠，表面上则用无耻的奉承和谎言谄媚父王，把其权力和土地骗到了手中。接着就马上虎起了脸，对李尔步步紧逼—减免他的全部随从，把他急成疯癫，在暴风雨来临的傍晚把他赶到荒郊野外。她们发动战争，纵容爱德蒙叛逆。利益一致时，她们狼狈为奸；一旦争风吃醋，就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里根要破坏科纳里尔害死丈夫与爱德蒙鬼混的美梦，科纳里尔又下毒杀死自己的妹妹和情敌里根。

高纳里尔的管家奥斯华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恶棍”，“靠着官府势力压人的奴才”，“奴颜卑膝，装腔作势的混帐东西”，“天生的王八坯子”，可是，也居然“佩起剑来”。高纳里尔的丈夫康华尔公爵，却是专横残暴的掌权者、野心家、好战分子。他们或者为效忠主子而作恶多端，或者伙同自己的妻子和妹妹迫害李尔、葛洛斯特而干出“暗无天日的暴行”。

和剧本中这些反面人物相反，李尔的小女儿卡狄利娅、侍臣肯特伯爵、大女婿奥尔尼和弄人却是作者理想化了的人物。卡狄利娅正直、诚实，她宁可以“忠实”做“嫁奁”，宁可丢掉父亲按其言语所给予的分封和土地，却不愿意在父亲面前说一句违心的奉承的谎话。肯特忠实、憨厚，敢于“直言极諫”、“大声疾呼”，即使由此而被国王驱逐国境。奥尔尼正直、勇敢，面对妻子高纳里尔的淫威，表示一定要报复葛洛斯特被康华尔的“挖目之仇”，谴责妻子“偏心”虐待自己的父亲，指出她是“变化做女人的形状，掩蔽蛇蝎般的真相的魔鬼”。弄人则在诙谐的面具之下，隐藏着自己非凡的聪明和才智，蕴含着对世事的清醒认识，敢于对人当面说真话，口中响彻着人民的呼声。被爱德蒙讥为“忠厚的哥哥”的爱德伽也是作品中被理想化了的人物。他虽遭爱德蒙的妒忌、诬陷而被放逐家门，但却为了复仇而扮成“可怜的汤姆”，始终有着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斗争意志。他赤身裸体从容地忍耐和经受着灾难和打击，他在荒野中愤怒地控诉着自己遭遇的险恶、揭露社会的黑暗，他仍然殷勤地扶侍着被挖掉了双眼的父亲，他勇敢地把奉主子之命要缉拿父亲的奥斯华德击倒在地，他面对弟弟爱德蒙的疯狂而坚决与之决斗……在爱德伽的身上，体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体现出作者的理想和希望。

《李尔王》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及其关系，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反映出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映出主题的普遍性，揭露出当时的社会实质。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是上帝所造的万物之灵，有崇高的地位和价值。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要求亲爱、和谐和诚挚，他们主张人应该享受健康和美好的生活，他们希望以社稷为念的明智君王以及人人忠于职守的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可是，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到来，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人的思想本质也变化了。正如葛洛斯特指出的：“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无数农民转瞬之间沦为流浪汉、乞丐和盗贼，长期忍受着赤贫与酷刑的煎熬和迫害。连象李尔、葛洛斯特和爱德伽这样的国王、贵族，一旦失去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财产以后，也逃不出灾难的罗网。资产阶级利己主义者为了争得权力、地位和财产，也不惜采取各种恶劣的手段，奉承、欺骗、离间、中伤，诬陷、谋害，于是高纳里尔和里根逼疯自己的父王而投之荒野，爱德蒙迫害自己的长兄而驱之门外。在他们的眼里，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钱就有了一切，

有权就有了一切。

《李尔王》中的人物形象，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又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活动、相互关系和内心独白来展示他们的思想实质。除李尔、爱德蒙和爱德伽外，其它人物都着墨不多，但人物形象却各自分明。如葛洛斯特、卡狄利娅、肯特和弄人，同为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有着作者理想化的痕迹，各自又有鲜明的思想性格，好象音乐中不同旋律或节奏给人的微妙感觉，使人不易忘却，没有模式化、概念化的脸谱。

同莎士比亚的其它悲剧作品一样，《李尔王》中的人物也有着强烈的对照作用。肯特公爵和奥斯华特管家，爱德伽和爱德蒙，卡狄利娅和高纳里尔、里根，奥尔尼和康华尔……都分别代表正面和反面，进步和邪恶。他们之间不仅在性格上不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截然相反。就是在正面人物或者是反面人物中，也可以找到对比的形象，如李尔和葛洛斯特，高纳里尔和里根，思想性格也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