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_问题与反思
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
2
颜海娜
1，，蔡立辉
2
（1.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州
510631；2.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摘要：公共行政学有三种研究取向：解释性、诠释性以及批判性研究，其中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学领域曾
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另一些学
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他们认为不同的研究取向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能用主流社会科学的衡量
第五卷
第四期
二
标准来评估诠释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并由此引发了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
学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基本的公共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
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等等。在比较分析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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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提出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思考，尤其强调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
处的阶段不同。
关键词：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批判性研究；问题；反思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62（2008）04-0109-07
研究方法的成熟度是衡量一门学科成熟度的如何改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就
主要标志之一。在公共行政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上述问题展开探讨。
逐渐地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解释性研究、诠释性
研究以及批判性研究。尽管实证主义在公共行政
1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学领域曾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非实证主义的研1.1公共行政学的三种研究取向
究取向也在不断地彰显其研究的魅力。无论是西美国学者杰伊·Ｄ·怀特认为，公共行政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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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与沃尔多之间关于逻辑实证主义与文化哲学之
有三种研究取向，分别为解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
间的争论，还是围绕着亚当斯和巴尔佛的《揭开行
政中的罪恶》而展开的批判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
论，或是哈默与古德塞尔就官僚制度而展开的关于
诠释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争论，都反映了公共行政学
研究在基本取向上的严重分歧与冲突。一些西方
学者试图以实证主义的有效性标准来评估诠释性
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从而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现状得
出“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和非积累性的”结论。另
一些学者则对此展开了批判与质疑，并由此引发了
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的反思。那么，中国公
共行
政学的现状又是如何？西方公共行政学在研
究取向上的分歧与冲突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应该
收稿日期：２００8－09-04
作者简介：颜海娜（1977-），女，广东茂名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
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研
究方向：政府组织与绩效管理。
以及批判性研究[1]。
（1）解释性研究。解释性研究遵循实证主义的
哲学传统，自然科学和主流社会科学都是典型的解
释性研究。它的逻辑一般是一种线性的逻辑，其遵
循演绎－法则模式和归纳－概率模式。解释性研究的
主要功能是解释与预测，它试图建构能够解释和预
测自然和社会事件的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控制自
然事件和社会事件[１]３４－４８。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是与
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一脉相承的。在公共行政
领域，公共行政科学化、技术化的理念最早是威尔
逊在１８８７年的《行政学研究》中提出来的。威尔逊
呼吁建立一门公共行政科学，明确希望在政府改革
中采用科学的方法。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理想官
僚制模型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
术性问题。泰勒力图“证明最先进的管理是真正的
科学，说明其理论基础是明确定义的规律、准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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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２]他所掀起的科学管理运动迎合了行政科
学化、技术化追求的精神。威洛比在《公共行政原
则》的序言中强调，
“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
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①古利克和厄威克
在《行政科学论文集》中相信科学应该提供普适性
原则来指导行政行为，更强调应将公共行政发展为
一套科学理论②。可以说，技术理性在传统公共行政
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技术理性的极端推
崇，进而发展成为对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方法和解
释性研究模式的偏好，可以说是主流社会科学的正
统观点。“二战”后，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
学者主张将逻辑实证主义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他
们试图建立一个价值中立的一般行政学。在行为
主义的影响之下，行政学研究更加醉心于运用科学
技术的手段对错综复杂的公共行政活动作微观上
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述，试图使公共行政学成为
一门与政治分离的、以管理技术和工艺为主的科
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公共政策学派与公共选择学
派都深受行为主义行政学的影响，都有明显的实证
取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新公共管理
是对泰勒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表明了传统形态的
公共行政理论正在
普遍化为一般管理哲学的理论
倾向。概而言之，作为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角度与
范式的实证主义研究，它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公共行
政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至今仍对公共行
政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2）诠释性研究。诠释性研究以现象学、诠释
学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哲学传统为根基。诠释的逻
辑是循环的，即意义产生于对整体与部分之间关系
和模式的认知。诠释性研究试图理解行为者赋予
其社会情境的意义、赋予自身行为的意义及赋予他
人行为的意义，它寻求对社会事件和人为事件的理
解，努力扩展我们生活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地
理解社会环境中行动者的言行[１]３４－４８。公共行政学中
的精神分析组织理论是一种诠释性研究理论。精
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试图研究组织中的非理性和无
意识的行为和决定，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
够了解组织中的人们是如何克服他们前进道路上
①转引自文献［３］第
57页。
②古利克和厄威克认为，
“在实务上，将公共行政视为科学的观点
已促使人们努力发展关于行政行为的‘通则化’（Ge-neralization）的
理论。它涉及对理论假设的建构，并以实证的方法予以验证，收集
资料、进行分类、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的基本取向是演绎式的；知
识由统计上可证实的通则构成，此通则可以小心地运用于具体的
案例中。参见文献［５］。
所面临的各种阻碍而获得解放的。精神分析的角度
不但让我们意识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点，而且大
大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４]１－１３。哈默将现象学方
法应用于公共行政领域，他的著作《官僚经验》采用
诠释理论来对官僚制度进行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
构成了哈默对官僚制度所有批判的基础，他分别从
社会、文化、心理、语言、认识和政治方面对官僚制
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４]８０－９０。
（3）批判性研究。批判性研究是现象学传统及
批判性社会理论的一部分。批判性研究的逻辑是自
我反省—
———联系某一物体、人或社会情境来思考自
身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它试图改变人们的信仰和
行为，希望通过使人们认识到信仰和行为的无意识
决定因素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需求[１]３４－４８。罗伯特·
丹哈特是最早将批判理论应用于公共组织分析的
公共行政学者，他对主流组织研究的基本假设（组
织目标是最重要的）进行了批判，揭示了组织如
何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牺牲了个人利益，并且成
功地证明了现代组织伦理和组织的理性模型在
人们寻求意义、行为和可持续性方面限制了个人的
发展[
４]１４－３５。亚当斯和巴尔佛的研究是最近以来最重
要也最有争议性的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研究，他们
大胆地分析了现代公共行政体系中行政伦理的潜
在的罪恶的一面[４]１４－３５。史迪佛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
对传统的关于专长、领导才能和个人品行的定义进
行了批判性的解构，并指出，关于专家的典型形象
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鼓励我们以一种带有性
别偏见的方法去认识公共行政的实践，并支持对女
性的歧视。”[４]１４－３５
1.2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批判与反思
一些学者，如盖森和奥佛门、麦克科蒂和科利
尔里、杰伊·Ｄ·怀特等对公共行政领域的主要期刊
上的文献及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评估后认为，在公共
行政的核心期刊上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基本上都
是应用性的、非累积性的，概念化的、非经验主义
的，方法的严谨性值得怀疑且缺乏制度支持。如詹
姆斯·Ｌ·帕里和肯尼斯·Ｌ·克拉默选取了１９７５年—
１９８４年发表在《公共行政评论》中的２８９篇文章作
为分析的样本，利用七个分类性变量对这些文章进
行了研究，作者从中得出了三个评估性的推论[1]：
（1）公共行政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而非“基础性
的”，即大部分的公共行政研究只是在描述问题或
识别变量，没有摆脱实时性和工具性关注，很少涉
及田野实验、结构方程或纵向研究，研究的潜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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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往往是问题导向的。而问题导向的研究往往会
减少合理的理论产生的机会。（2）公共行政研究尚
不是累积性的，即公共行政的研究很少考虑其研究
与先前或同期研究之间的关系。（3）公共行政研究
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大学和校外资金、有组织的
研究机构、合作小组、外部奖励），作者得出此结论
的依据是有８０％的文章没有说明资金或其他制度
支持的来源。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及其论
题的重要性也受到怀疑。如杰伊
·Ｄ·怀特选取了
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的３０５篇学位论文摘要作为分
析的样本，采用“目的、有效性、理论检验、假设检验
以及因果关系
”作为衡量学位论文质量的标准，结
果发现：
“大约一半的研究并不符合主流社会科学
的标准，因此不具备对公共行政的知识增长作出贡
献的潜力，至少按主流视角对知识的界定来看是如
此。”
[１]１１８－１３０这些分析认为，大部分公共行政研究都
达不到主流社会科学的标准。而主流社会科学接
受自然科学的标准，以研究的“目的性、有效性、可
验证性、因果性、
论题重要性以及前沿性”[１]３４－４８等
来判断研究成果的质量。
然而，为什么公共行政领域内只有少得可怜的
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只有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的标准才适用于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吗？公共行
政领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否只能通过其他的替代
性的研究途径来解决？一些学者对以美国为代表
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与批判。
他们质疑主流社会科学的标准，认为实证主义者们
过分强调解释性研究的探索逻辑，而把不同于这种
探索逻辑的研究模式视为非理性甚或是反理性的。
理查德
·Ｃ·鲍克斯指出，将主流社会科学作为评估
公共行政研究质量的参照系的观点存在以下三个
问题
[1]62-64：（1）认为传统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是进
行对比的最为合适的标准，这种假设可能不够准
确。尽管以解释性研究模式为主导的主流社会科学
也承认案例研究、诠释方法以及批判理论的有效
性，但是它明显偏向于将定量分析作为该领域内知
识合法积累的主要手段。理查德·Ｃ·鲍克斯认为这
种看法过于狭窄和悲观。（2）主流社会科学所做出
的公共行政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和非积
累性的
”结论，其根据仅仅局限于公共行政领域的
学位论文和期刊（如《公共行政评论》），也即这个结
论本身是令人质疑的。理查德
·Ｃ·鲍克斯认为，用
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主流学科研究的现状本
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公共行政劣于所谓的主流
学科研究的说法只是假设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
（3）主流社会科学关于公共行政研究的结论可能是
基于比较研究领域的错误选择而得出的。理查德
·
Ｃ·鲍克斯更倾向于将公共行政研究与其他实践导
向的学科如法律、工商管理、教育等进行比较，且
认为进行比较的角度应该是：实质内容、学者与实
践者之间的联系、获取和使用知识的方法等。遗憾
的是，一些学者在对公共行政的研究现状得出“应
用性的、非理论性的和非积累性的
”结论时，既没有
选取一个比较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也没有选取一
个比较合理的维度。
以解释性研究模式为主导的主流社会科学的
标准也许过于狭隘，并不能构成一个可对公共行政
研究进行恰当价值判断的比较基础，公共行政领域
可能有着自己独特的获取和使用知识的方法。“由
于经验理论及科学解释的正统模式不足以反映科
学探究的逻辑，这就需要对科学名义下的所作所为
进行检查。”[１]３４－４８如果照搬主流社会科学的研究标
准，公共行政将面临着丧失公共行政的主旨及加深
学者与实践者
之间的隔阂的风险。其实，除了主流
的实证研究取向之外，还有其他两种研究取向：诠
释研究和批判研究，而这两种研究取向同样是有价
值的。杰伊
·Ｄ·怀特和盖
·Ｂ·亚当斯探讨了诠释性
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忽视的原
因[１]１－１８：（1）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推理模式在历史
上一直与人文科学相联，而人文科学被认为是与科
学遵循完全不同的探究逻辑：这种逻辑顶多被视为
是非理性的，最差的情况下，它被视为是反理性的。
（2）诠释和批判之所以被忽视，也部分源于这样一
个事实，科学哲学家们过于狭隘地重构了科学探究
的逻辑，而忽视了诠释和批判在科学探究中所起的
作用。
显然，不同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研究价值，
与解释性研究一样，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也可
以促进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增长。不同研究方法都有
不同于其他研究方法的衡量标准，用实证主义的有
效性标准来评估甚至是否定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
研究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使用科利
尔里和麦克科蒂的六项标准中的“有效性、理论检
验、因果关系
”来评估沃尔多的《行政国家》或哈默
的《官僚经验》，那肯定就是不公允的。有效性、可检
验性以及因果性的标准源于解释和理论的正统模
式，而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则遵循着一套与实
证主义研究完全不同的学术标准。我们需要对每种
研究模式进行反思，以寻找出适合每种模式的规
范、规则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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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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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Public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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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研究者没有“问题意识”，其论文根本没有一个明确
在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的研究问题。相当多的论文没有进行文献综述和文
现状进行反思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我献评估。资料获取的途径比较单一，大多采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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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中期开始恢复公共行政学研究以来，公共行政学作
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可以说在
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是发展得最快的一门学科。
有学者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归纳了我国公共行政学
的研究进展，如确立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地位；基本确立了行政学的研究范畴和框架；明确
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这一重大课题；重视
对行政改革现实问题的研究；科学研究的分化和专
题化等[６]５７－６２。但是学者们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
存在
的问题与不足也表示了较多的忧虑，如有学者
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不仅普遍缺乏对公共行政领
域研究现状的深刻反思，而且，中国公共行政学普
遍也缺乏理论上的对话与争论，似乎陷入了一种缺
乏反思的“自说自话”的境地。在理论的建构上，有
学者尖锐地指出，
相当一部分行政
“过去１０余年，
学者扮演了西方行政学理论的‘输入者’以及‘无意
识的思想家的角色’。”
[６]５７－６２国内相当多的行政学
者更倾向于研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
学理论和实践，更倾向于把国外的行政学理论介
绍、移植到国内，而对行政学研究的中国化、本土化
的关注不够，在构建中国自己的行政学理论上显然
尤其薄弱。总的来说，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方法
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与缺陷。具体表现为：
收集的方法，而很少论文是通过参与式或非参与式
观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途径来获取研究数据
的。资料分析的方法也比较单调，大多是采用文献
定性分析方法，而采用实地调查定性分析方法、统
计文献分析方法以及简单统计分析、中高级统计分
析或二次分析方法的论文非常少。更为严重的是，
相当多似乎是实证研究取向的研究没有深入研究
因果机制，没有构建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更没有
进行理论检验，或者理论观点没有经验事实支持。
许多非实证取向的研究也没有遵循诠释研究和批
判研究的研究方法，表现为缺乏理论预设、问题意
识，以及文献引用、评论不规范，选题陈旧等。
弗莱次
·默希尔在３０年前对美国公共行政学
研究方法的批评似乎与中国目前的公共行政学研
究状况更吻合。“该领域并未对其研究努力加以引
导，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
套严谨的研究方法；对定义麻木冷漠；它没有就
任何范式或定理或理论体系达成一致；它没有任何
规范化的术语或符号；除了极少数试验性例外，这
一领域没有被模式化或数学化为一门
‘行政学
’
（A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②国内行政学研究至今不能与
国家接轨与对话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没有建
立起基本的学术规范，研究质量低劣有关。如果说
西方的公共行政学不能促进知识的增长是由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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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脱离实际倾向严重。迄今为止，许多
行政学者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热衷于演绎推
理，热衷于写不痛不痒的文章，而不去深入实际和
调查研究，甚至对中国政府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
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了解甚少，把行政学变
成脱离实
际的抽象的空洞的外壳。“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
究来说，真实世界中的公共行政仍然是一个‘黑
箱’。这实际上就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的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①
（2）基本的公共行政学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起
来，研究方法极不严谨，研究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
无论是用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标准来
判断，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研究质量总体上都是
存在问题的。在声称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的学术论
文中，真正达到实证研究标准的论文非常少。许多
①转引自文献［１］的序言，作序者马骏。
②转引自文献［１］第
85页。
流社会科学的评判标准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公共行
政学不能促进知识的增长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3）学术刊物充斥着以概念分析和理论建构为
主的行政学学术论文，而真正采取严谨的实证研究
方法的论文非常少。
董建新等学者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中有代
表性的五种学术期刊（《中国行政管理》《北京大学
学报（社科版）》《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大
学学报（社科版）》《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中抽
取了从２０００年１月到２００４年６月所有的行政学
学术研究论文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符合关于行政
学研究标准的共有８５５篇学术论文，其中８５．２２％
的论文都是以概念分析与理论建构为主，属于实证
研究的论文只有４１篇，其中定量研究的论文５篇，
定性研究的论文３６篇，分别占总数的０．５８％与
４．２％[７]。作者也承认，这只是一次随机抽样调查，不
足以毫无偏差地反映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全貌，但它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反映目前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现
状。与国外行政学者相比，国内行政学者大多缺少
实证科学方法的系统训练，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我国
公共行政学教育向来不注重方法论和研究方法课
程的开设，不注重培养公共行政学专业学生的实证
操作与研究能力有关。
（4）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定量
研究对研究者的数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知识都有
相当的要求，研究者要受到系统的社会统计学方面
的训练才可以比较娴熟地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因
此，一些缺乏或缺少定量研究方面训练的学者更倾
向于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由于有不少学者缺乏社
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他们对定性研究存在认识
上的误区，简单地把不能对所收集的资料作量化分
析，只能以文本的形式进行描述的研究都看作是
“定性研究
”，他们既不愿意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对
研究对象进行长期深入的
观察和体验，也不愿意充
分发挥自主性和主动性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深入
地理解研究对象行为及其环境的真实意义，他们更
多地是呆在象牙塔里对一些二手资料进行加工处
理。而这种状况在公共行政学界表现得尤其明显。
由于公共行政学更多地关注对组织以及组织中的
人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
学等具有比较多的共性，因而也更多地采用了定性
的研究方法
[８]３９－４２。然而，目前国内相当多声称采用
定性研究方法的公共行政学论文并没有严格遵循
定性研究方法的规范要求，其研究与定性研究的一
般标准（如内部有效性、外部有效性、可靠性、客观
性）具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少学者对定性研究存在
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具体如下：
第一，把定性研究等同于规范研究。国内有学
者把定性研究等同于规范研究，把定量研究等同于
经验研究，似乎定性研究就是一种纯思辨的、不需
要介入研究现场的、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
要求的理论研究。显然，这是对定性研究的错误解
读。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实证研究的
范畴，是一种有别于规范理论研究的研究方法。简
单地说，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在自然情境下综合运用多角化（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技术
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进行整体性、关联性的
考察，从而获得对该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的总体有
较深入认识的一种研究类型（
M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第二，把定性研究等同于质的研究。定性研究
来源于英文
“Q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Rｅｓｅａｒｃｈ”，然而，国内学者
对其的翻译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反映了学者们
在是否应该对
“定性研究
”和“质的研究
”加以区别
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陈向明从本体论与认
识论、研究方法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等几
个角度对
“质的研究
”与“定性研究
”进行明确的界
分，认为
[9]76-79：‘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一样也坚
“像
守实证主义的立场”‘定性研究
’基本上没有系统
“
地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
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
论的功能”“（定性研究）比较偏向结论性、抽象性和
概括性
”
“似乎主要基于的是形而上学、思辨的传
统”。牛美丽对此观点持不赞同的意见，她认为没有
必要对“质的研究”和“定性研究
”加以区别，其理由
如下：一是有必要澄清人们对
“定性研究
”的认识误
区，提高广大学者和
学生对定性研究的认识；二是
“质的研究”的提法容易在直觉上产生歧义，因为对
事物的质本身很难形成规范化的操作定义[１０
]７６－７９。
在是否有必要对“定性研究
”与“质的研究
”加
以区分这个问题上，笔者比较赞成牛美丽的观点。
一方面，陈向明并没有对
“事物的质
”进行明确界
定。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
都可以用来研究事物的属性，包括陈向明所指的
“事物的质”。另一方面，陈向明所指的那种建立在
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使用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
的、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要求的“定性研
究”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定性研究
”，它仅仅是目前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描述，在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在对待以及使用定性研究方法
时的不严谨和随意性。由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尚
无学者对
“定性研究
”进行明确、系统的定义和梳
理，从而导致
“定性研究
”的定义过于宽泛，使用起
来也有较大的随意性，以致于把一切非定量的东西
都纳入
“定性
”的范畴，或者把定性研究看作是“非
科学的（
N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甚至是
“无效的（
Iｎｖａｌｉ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摒弃“定性研究
”这个
词，或是用“质的研究”来取代“定性研究”。
第三，认为定性研究以形成理论为目标。不少
学者都认为，定性研究是以形成理论或理论假设为
目标的。风笑天认为：
“定性研究通常与理论建构的
目标相伴随。”
[１１
]陈向明指出：
（质的研究）使用归
“
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
[９]１２嘎日达也认为：
“（质的研究）对社会现象及其背景进行整体性的理
解和解释，并发掘事物的深层次的原因，归纳和概
括而形成所谓的扎根理论。”
[１２
]５４－６２笔者认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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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并不以形成理论或理论假设为目标，是否
的。
第四，认为定量与定性资料实质性的区别就在
据化作为定性资料与定量资料的实质性区别，即
数据化或非数据化。”[１３
]不知道是艾尔·巴比的本意
果主要靠文字的描述来说明，而定量研究所获得的
主要是数量化的资料，其结果主要靠统计分析数据
来表达。此外，数据能否量化也不是定性研究与定
量研究的根本区别，有些定性数据也是可以量化
的。
（5）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和偏狭。中国的行
政学
者普遍“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忽视量的方法；重视规
范分析的方法，忽视实证的方法；习惯于静态分析，
忽视动态分析；重视非生态的方法，忽视生态分析
的方法；重视生理分析的方法，忽视心态分析的方
法。”
改善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状况的对策
说法都不是很准确，是对定性研究理解上的偏误。
要构建理论，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
于数据化或非数据化艾尔巴比以数据化或非数。·
社会研究中定量与定性资料实质性的区别就在于“
还是翻译上的问题，这句话显然是错误的定性研。
究和定量研究所收集的信息都是数据，不同的是，
定性研究所获得的一般是具体个别的实例，其结、
3
学的主流研究方法，它致力于将公共行政学建设成
（1）要注意区分公共行政学研究在不同国家所
处的阶段不同。实证主义研究曾一度是公共行政
为像经济学那样的社会科学，并最终构建一种行政
科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公共行政学实际上已经
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越来越符合实证主义研究的标
准。然而，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实证主义研
究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不少学者对实证主义
的研究取向提出了质疑，转而致力于诠释性研究和
批判性研究。这种研究取向上的对立必然会在公
共行政学内部导致一些理论上的冲突。这种冲突
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公共行政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语
境下的争鸣与交锋，对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标准的质
疑，对技术理性和工具主义的挑战，在公共行政学
领域内为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争取一席之地，
提倡研究方法的多元性等等，正是这些争鸣和交锋
的鲜活体现。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为我们提
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注意到那些从传统的
实证主义研究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关注到的问题，它
们极大地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于公共行政
学的理论与实践都有重大的意义。
反思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在基本的学
科规范还没有在公共行政领域建立起来的时候，我
们更应该极力推崇
“目的性、有效性、可验证性、因
果性、论题重要性以及前沿性”等主流社会科学的
研究标准，而不是盲目地抛弃或者质疑这些标准。
如果说在过去半个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公共
行政学者过于推崇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相对忽视
非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价值，那么，在我国，真正具
有实证探索精神，经过严格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训练
的学者应该说是少之又少。我们固然提倡研究方法
的多元化，我们也意识到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
的价值，但由于
“我国
社会科学受到我国长期以来
的人文传统的深刻影响，在概念演绎和理论分析上
见长，而缺少科学主义的实证思维方式，这种科学
主义思维的缺乏不是行政学一个学科的问题，而
可能是整个社会科学教学与科研需要面对的问
题。”
[７]因此，一方面，我们更加提倡公共行政学者
们走出学术的象牙塔，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更多地关注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政府的改革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呼吁未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教育应
该更加关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训练。
（2）公共行政学教育应当注重方法论和研究方
法的训练，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目前在我
国公共行政学教学，特别是高级学位教育中，几乎
很少看到涉及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课程。在已发表
的著作和论文中，有关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加
匮乏。薛澜等对我国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学本
科专业主干课程在１１所高校的开设情况进行统计
调查，结果发现开设“行政案例分析
”课程的高校只
有５所，开设
“社会调查与统计”课程的高校只有６
所[１４
]４６－５２。我国行政管理本科与硕士课程的设置总体
上是以政治学取向为主，其中纯管理类、经济学类、
定量分析方法类课程在两个层次上的比例都较低；
培养偏重学术性，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其突出的
表现是不重视案例教学、不重视实践环节等。因此，
亟需改革公共行政学的课程设置方案，适当增加一
些研究方法的课程以及应用性的课程，如定性研究
方法、基础统计、高级统计、行政案例分析、公共政
策分析等，注重对公共行政学专业学生的方法论尤
其是实证研究方法论的训练。
（3）树立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规范，倡导研究的
规范性，提高研究质量。无论选择哪一种研究方法，
第五卷
第四期
○○Vol.
5
No.
4
Oct.
,
2008
114
公共行政研究都需要严谨的研究方法和较高的研
究质量。“选择追随主流社会科学逻辑的人们，应
该好好地运用假设检验、实验和描述性及推论性的
统计等方法进行研究”，而“在诠释和批判推理指导
的研究中，质量标准是同等重要的。被理解为叙事
的知识发展和使用的逻辑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清晰
表达。”[１]１－１８在这方面，公共行政学的专业学术刊物
应发挥好标尺和导向作用，大力推行匿名审稿制
度，倡导刊发论文的规范性，从而不断提高公共行
政研究的质量。
（4）澄清对定性研究的认识误区，强化学者们
的定性研究能力。公共行政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
科特征决定了它不大可能像经济学或社会学那样
进行较为
确定的定量分析，因而定性研究方法将依
然是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所以非常有必要
澄清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定性研究的认识误区，强化
学者们的定性研究能力，从而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
究质量。
定性研究的内涵非常丰富。具体而言，从研究
的环境来看，定性研究强调在自然而非人工控制的
环境中进行研究[９]１２；从研究的目标来看，定性研究
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
变化过程，以及现象和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
意义，其主要目标是深入地“理解”社会现象[１１]１２；从
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定性研究把研究者本人也作为
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本人的素质对研究的实施
十分重要[９]１２；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定
性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持续深入的互
动，从而全面和深入地理解被研究者所处的文化背
景和个性特征；从研究的逻辑过程来看，定性研究
基于描述性分析，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归纳过程，即
从特殊情景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１１]。此外，定性研
究认为每一种方法或技术仅是简单地从不同的侧
面反映同一经验事实，它强调综合运用“多角化”技
术来解释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即使用多种数据收
集方法、多种理论、多个研究人员、多种研究方法来
对事实做最真实的描述[１５]。陈向明曾说过，
“质的研
究像一把大伞”[９]５－６，即质的研究就像一棵苍天大
树，下面掩荫着各色各样的方法分支，这其实就是
定性研究方法多角化的反映。
（5）提倡研究方法的多角化，研究途径的多元
化，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在美国，越
来越多的公共行政学者都开始意识到实证主义研
究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共行政学者认识到诠
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的价值。无论公共行政学者
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还是诠释性或批判性研究
的取向，他们都不能忽视各自研究方法在促进公共
行政学的知识增长上所发挥的作用，他们都应该认
识到，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和知识发展途径能够持
续适用于公共行政的本质及其所处的更大社会环
境所需要的广阔研究范围。公共行政的研究模式和
研究方法应该是多样性的、多元化的，公共行政的
知识和理论发展应该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假设检
验、案例研究、行政和政策过程分析，以及对该领域
的整体或部分的历史诠释、演绎论证、哲学批判和
对行政经验的个人反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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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管
理
学
报
公
共
管
理
学
报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ｔｉｓ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ｂｒｅａｋ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
ｈｂｒｉｎｇｓａ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ｖｉｅｗ．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ｗａｙ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ａｒｅｗｏｒｔｈｆｏ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ｍｕｓｔ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ｏｕ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ｉｒｃｌｅ，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ｎｔｅｘ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１４）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ＹａｎＨａｉｎａ１，2，ＣａｉＬｉｈｕｉ２·109·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３１，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２７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１６７２－６１６２（２００８）０４－０109－Ｅ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ｗｈｉｃ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ｏｎｃｅｏｃｃｕｐｉｅｄ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ｍ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ｂｅｃａｕ
ｓｅｔｈｅ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ａｔａ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ｄ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ｗｅｃｏｕｌｄｎｏｕｓ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ｏ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ｓｕ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ｓｔｈ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ｏｒｙｄｉｖｏｒｃｉｎｇｆｒｏ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ｎｏｎ－ｒｉｇｏｒｏｕ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ｓｓｏｍ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ｔｈａｔｗｅｍｕｓｔｐａｙ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ｉＹａｎｇｈｕｉ１，ＬｕｏＸｉａｎｃｈｕｎ２·116·
（１．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ｔｉｌｌｅｒ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１２，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ｉｎｇｂ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ｉｎｇｂｏ，３１５２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１６７２－６１６２（２００８）０４－０116－Ｅ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ｗａｙｓａｉｍｓａｔ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ｙ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ｓ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ｓｅｔａｓｔｈｅｇｏ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２００６Ｃｈｉｎａ＇ｓＯｖｅｒａｌ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ｈｕｇ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ｗｅｕｓ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ｎｅ－ｔｈｉｒｄ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ｎ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ｓａｂｏｕｔ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ｍｏｓｔly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ａ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ｂ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ａｙ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ｎｔｅｘｔ，the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ｓｕｃｈａｒｅａｓａ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第五卷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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