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

1999年第6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 16 1999总第182期Journal of Northeast Nor mal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Sum N o 1182

[收稿日期] 1999-07-20

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及其意义

柏维春1

李 靖

2

(11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1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3)

[摘 要] 政治文化问题同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它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

他社会行为的方向、方式和方法起导向和制约作用。由于只有比较才能鉴别,分清良莠,也由于政治文化不仅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民族性,更具有联系性)))它源于世界发展的全球化或全球的共生互动,因而对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比较研究,既可反对排外主义,又可抵制全盘西化论;既可以弘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要求的因素,亦可抛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方面,特别是坚决摒弃所谓的/西方文明优越论0。 [关键词] 西方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意义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6-0012-04

20世纪末世界的发展,出现了全球化或全球

共生互动、共存共荣的征象和趋势。特别是随着信息与文化交流的便捷和频密,各国间自然屏障的阻隔愈益失去意义。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包括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虽然相互冲突碰撞依然存在,但人们所找寻的一条/共同大道0的大历史动力机制正在启动。基于这种情势,在人类正以几千年没有的新姿态步入新世纪门槛的时候,对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进行透析和比较研究,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没有人会怀疑如下论点:人类文明文化的比较研究必须基于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价值评判。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应如此。中国和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一般而言是观念形态文化的

比较,尽管它也离不开政治制度的/政治模式0这个比较因素。从人类史发展轨迹看,先有氏族,再分化为许多部族,由部族而演化聚合为各个民族,再生成许多民族国家而有政治国家的国家机器。任何一种一类政治文化的观念形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适应其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的。它一经产生,就沿着它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并对一定的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当我们面对一定的政治文化,欲了解其历史的与现实的状况,欲探究其是否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

除了考虑人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尺度,主要的是要掌握它对于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意义这个尺度。诚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

各国的具体特点。0

比如,充满/整体性0意识的民族和民族国家观念,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曾经对凝结社会大群体起了积极作用。而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观念就与/竞争0的时势不相适应,就不利于个体个性发展,因而也就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了。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间以王权至高无上和中央高度集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维护和调整着等级制的政治与伦理关系,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以家庭小农业手工业结构为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对于遏制和克服社会分裂,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各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是十分必要的。而当社会进入近代、特别是步入现代化旅程的时候,这种宗法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不仅孳生出经过新包装的诸如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作风等等弊端,而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政治文化既然是一定历史时代、一定环境下在不同国家的产物,它必然呈现出如下两方面的情形态势。一方面,各个民族国家在其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确立了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系统优势。而这一民族国家独特的政治文化优势,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既独树一帜,又构成人类文化宝库和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正是政治文明在政治文化上反映出的民族特色,才使其具有了世界性。

另方面,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又有其各自的某种或某些方面的局限性,包括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政治文化中政治思想、学说创建者个体思维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的/政治社会0中,剥削阶级固有的经济利益的自私性和权力意识上的专断性造成的政治文化观,一般构成一定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传统。因此,从历史传统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和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谁都不可以说自己的都是绝对的善,更不可以把自己的说成是整个人类政治文化的理想境界。反之也一样,都不可以视对方的为绝对的恶,或视对方为弊端丛生,无任何优越性可言。确切地说,应当承认各有利弊得失,而且利弊得失常常交错混生在一起。只见利而无视弊,或只指别人之弊而不见其利,都是片面的主观的认识。这种认识既不利于本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对外来政治文化的吸收与借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为了适应本国经济、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为了现实的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应该对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域外的政治文化传统,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或批判继承,或批判借鉴,为我所用,为我助益。在信息社会尤其应该如此。

一国政治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历来是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交流密不可分的。因为,思想、情感、心理的交流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从世界史上看,西方各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开始得较早。最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文化就已开始较为广泛的接触。有记录可查,希腊的很多思想家的足迹甚至遍及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接受了许多政治观念。在西方的古圣先贤中,亚里斯多德甚至较早地开始了他的比较政治研究。西方在中世纪是基督教的黄金时代,基督教宗教文化中,也融入了不少西方的和东方的政治观念。西方近代各国政治家、思想家们更是通过亲自考察,广泛接触到西欧、北美各国的政治和政治文化,这中间自然免不了相互交流。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文化基本上是长期处在土生土长状态之下,而且是在封闭的环境中生长发育的。其间,虽有佛教文化的传入,但佛教文化中的政治文化成分稀少,且这部分也同化于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教文化之中。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文化包括其政治文化才大量的浸入中国,并对中国社会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站在世纪末端回眸百年历史,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冲突或主动或被动的交流,历历可见。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长成及发展,各个民族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为彼此相互联系所代替。此种趋势,带来了各国文化交流包括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日益加强和加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之间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相互冲突,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的国际政治内容。此间,/文化主权0问题被提了出来,西方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很强的冲击力。发展中国家面临西方文化的/心理战0和/价值观念体系0的挑战,中国也未能例外。从本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在改革开放

和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有时还由此引发政治风波。看来,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尚须假以时日和等待社会条件的成熟。有鉴于此,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更显得重要。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从其生成发展根源来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和君主专制与中央高度集权政治基础的产物。崇拜权威、官本位、等级制、安分守己等观念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严重禁锢人们的头脑。而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道德自律、忠诚守信、待人仁和、自主自强等观念,受到以上那些观念的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侧重于伦理关系的调整,君道的提倡以孝道为补充,强调臣民、子弟对君主、家长片面的服从,老百姓无权却要尽无尽的义务,因而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不只是淡漠,几近于零;依附意识浓重,自我独立思想意识也几乎乌有。

到了近代,中国大门被强力打开,西方文化渐次传入。西方政治文化是奠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它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个体独立自主观念早已普及,因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言,资本主义经济高于封建主义经济却破坏自然经济,资本主义文化高于封建主义文化却瓦解科技含量极少的封建主义文化。两相比较,中国人既感到了自我封闭的落后、承认西方的先进,想当学生向先生学习,又倍受西方的侵略、掠夺、欺侮,学生对先生自始就有不满和恶感。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挑战面前,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人们便自然地产生了盲目的排外情感和心理。同时,在社会中又存在盲目崇洋媚外的西化论点和观念。两者的极端表现即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排外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从政治认知来说,都是主观片面和表面的认识。排外主义从狭隘的民族自大、自我偏狭利益出发,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和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现实,反对吸收先进的科技文化,把西方文化通统视为/奇技淫巧0,拒之门外,更反对在政治文化观念上的更新。在迫不得已的对外交往交流中,思想观念矛盾重重。严守等级与实行平等、崇拜权威与推行法治、君主专制与民主自由,这些政治生活范畴,总是或陷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表现在文化论争之中。排外主义者在内部通常为政治保守主义者,他们原则上反对政治革新,往往以君权至上、等级尊严反对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等观念。而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论,则不加分辨、不加分析地把外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东西、先进的东西,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落后的,主张以西方政治模式、政治文化改造中国政治文化。这样两种对待中西政治文化的观点和态度,历史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在实践上注定是要失败的。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虽然上述两种心理倾向在有些人身上仍时有表露,但是,现代化的历史大势从根本上否定了它们,并必将在大多数人即民族心理的整体上渐渐地淡化、消失去。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传统0,在现实生活中仍有两重反映和表现。一重是消极反映和表现,如:权力崇拜、弄权枉法、等级观念。邓小平描述的上下级间的/父子关系0、/猫鼠关系0、裙带关系、滥用职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腐化腐败等,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表现在一些人的行为上。从大历史观即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这些消极的东西必将被抛弃,其在人们观念上所占比重将日益减小。另一重是积极反映和表现,如:崇仁贵义、互助互爱、见义勇为、诚实守信、艰苦奋斗、奋发进取、改革创新、自强不息等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具有了新的魅力。

亚里斯多德说过,人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孔子也云,人不与鸟兽同群,人者仁也。人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以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及繁衍后代,而且追求精神的满足、心灵的高尚。讲求仁义礼智信这些作为人类本体应然的东西。中华民族先民们这些崇仁贵义观念和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注重,以及为/官0者要爱民、博施济众、自持严谨、清正廉洁、奉公克己的政治伦理价值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将弥补它的某些负面效应之不足。尤为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而言,物质鼓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国富民康是我们的一项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而精神激励,和谐的人文环境,人与自然,个

人与整体的互助关系,以及人们需要讲礼讲法,讲文明、民主,更是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人之本然的动力条件。两者比较而言,物质鼓励的东西是有限的,精神激励所产生的满足感及和谐环境所带来的身心愉悦释放的能量是无限的,是用物质功利标准无法衡量的。毕竟文明、民主和法治,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高层次理想目标。

因此,从广义的中华文化来说,它确有仍然有待彻底扫除的垃圾、糟粕,同样,它也有经过千百年来深厚积淀升华、现正有人在弘扬的精华。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采取完全肯定的国粹主义或采取完全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对于当代中国及其未来而言,如何善待自己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不容回避、不容忽视或轻视的课题,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我们只能采取批判继承、更新创新的正确态度,努力挖掘总结,大力弘扬发展其仍具有现代价值的不可轻易舍弃掉的成份。

对于西方政治文化也应采取分辨分析即科学的态度。西方政治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这个人类文明史必经阶段上所发生的政治、法律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人类政治文明共同要求。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个性发展,等等。然而,西方政治文化,毕竟是在西欧、北美不同区域、不同国度特有的历史、经济、政治、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许多思想观念、理论原则只适合于西方的国情,却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因此,对西方政治文化,客观上无法控制其不向外/输出0,主观上却不应全盘拿来、全盘接受。近20年来的历史昭示我们,那样做,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也不利于我国正常的政治发展。我们对于西方政治文化只能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加以选择、鉴别,决定取舍。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会以一定的形式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它们总会以其自我为中心,自诩为/领导世界者0,试图把自己的政治模式、政治文化强加于人,使整个世界纳入/西化0的轨道。对此,我们当然要头脑清醒,高度警觉,沉着应付。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化完全抵制排拒是不现实的,而全盘接受则注定要使改革开放事业迷失方向。惟有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批判地借鉴,合理地选择,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展开的,又是在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广泛交流中进行的。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我们要承继民族优秀文明遗产,更需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增加文明养料。其中,在民主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尤其要继承我国先民创建的政治文化传统中的珍品,也要借鉴域外政治文化传统乃至其现实政治文化中可为我用、对我有益的东西。这就需要通过比较加以审视,分清良莠,以结合现在和未来的需要,发挥积极因素的优势,努力消除消极因素的危害,为我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拓展领域,为我国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参照系,这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1塞缪尔#P#亨廷顿著:5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三联书店1989年版。

21西里尔#E#布莱克编著:5比较现代化6,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31邵德门著:5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6,法律出版社1983年6月版。

41塞缪尔#P#亨廷顿:5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6,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责任编辑王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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