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书中乾坤大
余英时：书中乾坤大
□余英时
读书的经验因人而异，介绍公认的“必读书”是很难的。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到19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开列的“国学书目”，都曾热闹过一时，但在专门研究国学圈外究竟产生过多少影响却不容易估计；即使在专门圈内，其效果也难说得很。所以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卷，便讽刺地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我并不想学鲁迅的笔调，不过对他的窘困却是同情的。
现在只说我个人的经验。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之类的知识发生了追求的兴趣，大概是1947至1948年间的事。当时阅读的范围很广，但都是浅尝辄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在1952年从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毕业还没有大变化。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思想正处于最冲突、也最混乱的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的、西方的书刊我大致都接触过。《围城》小说中的方鸿渐，读书“兴趣很广，心得全无”，大概也是我早年的写照。现在回想起来，惟一可报告的是我是带着许多困惑和问题去泛观群书的。而这些困惑和问题则都起于我必须解答关于自己的价值抉择和人生取向。我不愿意为当时混乱的思潮所淹没，总想找到一条可以心安理得的道路，使自己可以清醒地走下去。这点想法是我们当时东摸西看的主要动力。但是在阅读过程中，并没有某一部或几部书对我起过“顿悟”的作用，也没一位或几位古今中外的大师使我崇拜到五体投地的境界。在读书世界中，我是一个“多神论者”，我观赏许多名着，也佩服许多杰出的大师，从不敢存一丝狂妄的念头。然而我要追寻的毕竟是自己的精神归宿，这不是任何别人能给我的，无论他是多么伟大。所以我的经验可以用杜甫“转益多师”这半句诗作为总结。不过读书必须取法乎上，在任何一门学问中都要选取第一流的着作。青年人的兴趣各有不同，只能各就所需，向识途径者请教。这在今天并不是难事。
上面的说明虽是我的早年经历，其实大体上也通用于中年以后进入专门研究领域的阶段，不过有“多惑”与“少惑”之别而已。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最后，我也愿意介绍一部书，但不是我早年所读的名着，而是本偶然读到的新作。公元2000年美国出版了欧洲文化史大师巴森的《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中文版猫头鹰出版社发行，郑明萱译），写的是五百年来西方文化生活的演变史。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更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位93岁高龄的博雅老人一生读书和反思的最后结晶，他面对着西方文化价值受到全面质疑的今天，提出了他个人的观察。我不可能在这里介绍这部800页的大书，有兴趣的读者必须自己去发掘它丰富的内容。此书深入浅出，大可雅俗共赏。后现代派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其中某些论点不甚相契，但这是不相干的。我推荐它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窥测西方人文修养深厚的学人究竟是像什么样子。此书出版是当年美国文化界一件大事，报章和电视都有评论和访问。中国人如果真要想重振“人文精神”，这是一块大可借鉴的他山之石。顺便介绍一下巴森，他出生在法国，十三岁移民美国，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文科领袖，但已退休二十多年了。
这部令人百读不厌的《从黎明到衰颓》，现在有中译本了，这是使我十分兴奋的事。这部中译本完全对得起原着。我抽阅了译本的有些篇章，并与原书比勘之后，我发现译者的巧笔很能尽原文的曲折。这是一部很难译的书，因为其中充满着西方文化史上各方面的专门名词和典故。但译者都能反复推敲，最后以流畅的文字表达出来。读了这部译本，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对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演变，获得一种有深度的认识。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着有中英文着作数十种，包括《汉代生死观》、《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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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访谈录》简介
《余英时访谈录》（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被称为海外的中国良心。近二十年中国文化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余英时访谈实录） 书名：余英时访谈录 装帧：精装 ISBN：978-7-101-08277-7 开本：32开 成品尺寸：145*210 定价：32元 出版时间：2012年3月 书影 一、本书卖点 1.“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 2.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 3.“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囊括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4.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段采访，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二、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现居美国。 2006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格奖”。“克鲁格奖”
被称为人文学科的诺贝尔奖，用于奖励那些对人文学科有创见的学者。余先生是前后三届五位获奖者中唯一的华人。余英时获奖时，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著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方以智晚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采访人陈致：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三、内容简介：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本书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本书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四、目录 001 我走过的路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种替代流行的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在哲学史的个案研究中,道学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外在的、基于西方哲学的建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大概被他包括在这个概括中)。道学被哲学化地从儒学中抽离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离(例见,卷1,33页)。这一看法与上一段的论述是一致的,因为余先生抱怨说,由于将道学主要看成是论道或传道的术业,因此学者们对道学党争通常缺乏足够的重视(例见,卷2,104页)。与此不同,余先生将道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对张载抱怨人们以道学、政术为二事(卷1,172页)深有同感。余先生有翔实的史证支持他的看法,这里我只简要地评介一下他关于张载的《西铭》以及程颐的评论的解释。程颐认为,张载既讲用(实际功用),又讲体(本质),因为理一分殊。林栗由于持更古典的看法,故反对张载将君比作天之宗子,因为人人为兄弟(这是相对平等的观念)将引发思想与天下的混乱。与林栗固守君主专制的立场不同,朱熹接受了张载的比喻,并以此作为士大夫须承当与君共治天下这一主题的另一种表达。这显示了道学是如何将起初的理想社会政治秩序提升到抽象的宇宙论与形而上学,余先生强调,假如我们仅仅将理一分殊解读为纯粹的哲学命题,那我们是迷了路(卷1,200-218页,238-239页)。朱熹之所以要接受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是为了抗衡孔安国将传统的皇极训解为大中。朱熹以为,正如无极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一样,君应该无为而依靠大臣们(卷1,242-249页)。余先生之所以这样解释,不仅是为了凸显道学家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对道学家来说,政治文化是比哲学更基础的东西。譬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步骤。尽管有人可能想把余教授的研究看成是朱熹的政治活动的扎实研究(即仅视为政治史的研究),但显见的是,余先生是以其专论来说明对朱熹以及其他道学家而言,政治文化比哲学思辩更为基础。 即使有人不同意余先生关于政治文化及其涵义的强硬论述,他的两卷本专着中针对一系列不同论题所作的细密深刻的释证仍富启发。这里举两个特别重要且富新意的例子。其一是运用心理史学来分析宋高宗、孝宗与光宗父子间的张力;其二是对国是(今人所谓基本国策)的强调。揭示皇帝父子间的张力,并使之与最终引发针对道学的庆元党禁的党争联系在一起,实需严密的考证。这一开创性的工作长达200余页的一章,本身已基本上是一专论(卷2,383-587页)。国是当然是一个四季不断的问题。北宋后期的国是核心议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守与战。既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些专题作过研究,则起初不免要问,为什么余先生还会认为国是问题受到忽视,要求用国是概念来解释宋代党争的变化。答案似乎是这样的: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以及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质疑国是,最终会被顽冥不化的官员视为犯罪或不忠(卷1,340-387页)。人们也许可以说,余先生对此历史专题的关注,或有感于他对9/11之后美国政治与媒体精英们利用国家安全的议题大做文章的观察,当然这无损于他的鲜活洞察与历史文献的厚实。 对余先生来说,关于朱熹的这一研究最终只是宋代政治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大范式和新进路的开端而己。他的研究涉及多方面,洞见甚多,我仅举数例。首先,这个范式涉及宋史的分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道学史与宋代政治史,余先生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前王安石与前道学阶段,即北宋最初的60-70年;第二是围绕王安石熙宁变法而展开斗争的北宋后期,也是道学成为一个思想派别的时期;第三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时期,余先生也称之为朱熹的时代,这时期国是已转为和战问题,同时道学已慢慢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派别。 其次,在余先生重要且富洞见的研究范式中,强调王安石与道学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共同的基础。例如,欧阳修以及其他古文运动的思想家与王安石不同,他们没有将内圣与外王联系在一起,因此,从古文运动转向道学的关键环节是王安石将内圣看成是外王的基础。寻求三代之治和重返经典等等,王安石与道学家处在同一个谈辩境域或话语中。只是,相对于王安石的内圣进路及其思想中显见的佛教影响,道学是在反对王安石新学与新法的脉络中发展的(卷 1,67-102页)。王安石作为宋代第一位成功地得君行道的士大夫,其崛起构成了另一条脉络中的关键转折点,他鼓舞了其他士大夫致力于共治天下的理想。既然朱熹和其他道学领袖们都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 一引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
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中国政治上的反智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我在本篇中只能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详论且俟将来。首先必须说明，本文虽以讨论反智论为主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以反智为其最主要的特色。相反地，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的传统政治，在和其他文化相形之下，还可以说是比较尊重智性的。自汉武帝以来，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政治上用人遵守一定的知识标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最受现代人攻击。然而撇开考试的内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余英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我想借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供大家讨论，这个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的范围太广，而我自己的思考也远远未达成熟的地步。现在我只能写出一个简单的提纲，我的目的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也没有自信这里的提法是否合适。文中所表示的看法都属未定之见，尤其要声明一句的是：我所想做的是尽量客观地展示历史的问题，不是下价值判断。这里并没有「春秋笔法」。 一、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或「士」）今天叫做知识分子。但这不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实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便是知识分子从中心向边缘移动。 1.传统中国的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士」的这一社会形象也许只是「神话」，也许只能证明儒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成功，但这不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这一形象足以说明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在传统中国，「士」确是处于中心的地位。 2.知识分子的出现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状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士」已从这一中心地位退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后者虽与前者有历史传承的关系，然而毕竟有重要的差异。如上所述，「士」在传统社会上是有定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则如社会学家所云，是「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从「士」变为知识分子自然有一个过程，不能清楚地划一条界线。不过如果我们要找一个象征
余英时
余英时 一、人物概述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二、著作出版情况 1、专业书籍 《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民主革命论》，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到思维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自由与平等之间》，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文明论衡》，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方以智晚节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订扩大版，1986。 《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1996。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年增订再版。《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4。按：此书有英文简介，见Heaven Earth, the Chinese Art of Living, Journal of Fine Arts Inner Arts I.1(May 1991), San Francisco；德文译本见Martin Miller, Die Modernitat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中国传统史学中长期以来并没有交通史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那号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史记》，以及班固的《汉书》，都有记载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专篇——‘书’和‘志’，交通非但不能单独成篇，各志书中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也不多。刘向、刘歆父子所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其中也没有交通这一类目，因为那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著述。两晋司马彪所撰的《续汉书》创设了《舆服志》，有了记载车辆的内容，与交通史有密切关系，可惜志书的用意是在阐明礼制，虽然罗列了不少车的名目，却反映不出交通运输的真实面貌。不但是秦汉时代，整个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交通始终没有独立地位。这从清代一万卷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分类中就可看出。”(赵瑞民：《采铜于山，熔炼新篇——读＜秦汉交通史稿＞＝，《中国书评》总第3期，1995年＝在正史的结构中，只有《舆服志》、《车服志》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而二十五史中，北宋时将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配入《后汉书》，此外，如《晋书·舆服志》、《南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宋史·舆服志》、《辽史·仪卫志·舆服》、《金史·舆服志》(注：《新唐书·仪卫志》、《宋史·仪卫志》和《金史·仪卫志》等也有涉及交通等级制度方面的内容。)、《元史·舆服志》、《明史·舆服志》等，只有9部史书有记述相关内容的“志”。可知以“舆服”、“车服”制度勾画的“交通史”，也是片断不完整的。《清史稿》则于承袭《舆服志》而外，又始创《交通志》体例。其内容为《交通志一·铁路》、《交通志二·轮船》、《交通志三·电报》、《交通志四·邮政》。《清史稿》的编写，从1914年至1927年。其《交通志》的设置，体现了20世纪新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不过我们看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诸类别，都是新的交通形式。而传统交通形式或于《舆服志》有所透露，而大部分有关交通状况的信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但是，交通史，包括交通发展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交通状况和交通的历史作用，毕竟已经开始引起学界关注。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治交通史的学者历经艰苦的耕耘，也取得了丰饶的收获。一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中讨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时所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传统史学体系开始动摇。20世纪20年代初问世的王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篇幅不过6万余字，分“古代交通史”、“中世交通史”、“近世交通史”三编，各编均列有“中国”、“各国”、“综论”三章。全书以70%的篇幅论述中国历代交通，因而就中国交通史研究而言，可以称作我们看到的最早的著作。此后不久，又有袁德宣《交通史略》( 北京交通丛报社长沙铁路协会，1928年)出版。这两部专著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仍然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气象。交通史作为史学新领域的最初开辟，表现出史家视野有所开阔，观念有所革新。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是第一部较全面地综合研究中国历代交通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五篇，分述先秦时代、秦汉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及现代中国之交通，对于交通路线、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管理制度均有考述。这部著作出版两年后就有日译本刊行东洋，在中国更多次印行，发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中国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因此正式奠立。此后数十年，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不过，在王倬、袁德宣、白寿彝之后，除了几种有通俗性普及性特征的交通史读物外，少有以“交通史”命题的综述历代交通发展的专著问世。30年代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撰出版的《交通史路政篇》(1935年)、《交通史航政篇》(1935年)、《交通史邮政篇》(1935年)、《交通史电政篇》(1936年)、《交通史总务篇》(1936年)等，实际上主要都是部门交通史，而所论说分析的交通史的年限阶段亦偏于晚近。同样可以归入部门交通史范畴的研究成果，又有多种中国公路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航运史、中国运河史等研究专著。除了部门交通史之外，断代交通史、区域交通史也得以创生和发展。这一现象，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
历史研究报告
历史研究报告——关于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研究人：王娜 课题组成员：王娜鲁家伶石晶晶谢金江郑钦元 指导教师：李德军 摘要：中国古代的服饰关键词 中国古代服饰变化与社会变迁 研究方法：资料搜整 一、问题的提出：千姿百态的古代服饰与古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二、研究目标：了解中国古代各时期服饰的特点及其原因、影响三、本论： 1、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渐渐懂得利用火及兽皮取暖，为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一线曙光。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前之前，原始人类就已经会使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除了骨针的发现外，在这些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当大量的饰品，这些饰品包含各种穿孔的石珠、贝壳、兽牙等，明显是用来制作成串饰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进入畜牧、农耕的阶段，开始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负责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则负责采集、制陶、纺织等工作，人类生活正式进入分工合作的阶段。 原始社会的服装配套包括冠帽、衣裳、套裤、护腿、斜靴、发 式、首饰、纹彩等。由陶器、玉器等遗物，可以推测当时的服饰风貌。 2、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上限一般定在公元前的夏王朝，时间跨度为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481年止。其间的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上已经完全规范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准则，极大地加速了先民思想从朦胧到清醒这一发展历程。原始信仰的对象明朗化，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已“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规范全社会行为的同时，制约了人们的思想。直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才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 服装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中国服饰文化定型的重要阶段。它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将上古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统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并积淀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装饰风格的服装符号，这对后世的着装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在形态上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两种基本体制，规定和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服饰制度，并纳入礼制范畴，在朝廷官员和民间极力推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从今天发现考古资料和史籍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和礼制有关的服装，其中表现这一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 夏商周时期的服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祖先的信仰。在参加祭祀活动时，人们须穿饰有章纹的祭服，每代君王祭服上的纹饰皆有不同。夏画山纹，殷商画火纹，周画龙纹 3、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秦制。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冠制特别复杂，有16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
历史学近百年来各个学科的大牛们
历史学近百年来各个学科的大牛们（附任教学校）来源：路遙遙的日志历史学近百年来各个学科的大牛们（附任教学校） 一.先秦史 王国维， 董作宾， 郭沫若， 梁思永， 夏鼐(考古，北大)， 吕振羽（吉林大学） 吕思勉，许倬云（台湾中央研究院）， 费孝通（考古，社科院）， 张光直（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 尹达（考古，台湾中央研究院） 苏秉琦（北大）， 林耀华（中央民族大学） 徐中舒（史前和三王，四川大学） 翦伯赞（先秦和秦汉，北大） 齐思和（先秦史、世界中古史和中国近代史，北大） 马非百（中国历史博物馆）， 赵光贤（西周史和孔子研究，北师大）， 束世徵（华东师范大学）， 王玉哲（南开大学）， 唐兰（北大）， 李亚农（上海历史研究所）， 杨宽（复旦大学）， 童书业（山东大学）， 黄子通（北大）
田昌五（山东大学）， 吴荣曾（北大）， 徐修鸿（复旦大学） 赵锡元（吉林大学）， 杜水生（北师大）， 张广智（青海师范大学） 李学勤（清华）， 詹子庆（东北师范大学） 晁福林（北师大）， 刘泽华（南开大学） 王震中（社科院）， 江林昌（烟台大学）， 朱凤瀚（南开大学）， 罗新慧（北师大）， 韩巍（北大）， 陈伟（先秦及秦汉考古，武汉大学） 二．秦汉史 钱穆（秦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北大） 林剑鸣（西北大学）， 顾颉刚田余庆（秦汉及魏晋史，北大） 邢义田（台湾中央研究院）， 余英时（汉史、中国古文化、儒学，台湾中央研究院），林甘泉（人大）， 田人隆（社科院）， 李祖德（社科院），
朱绍侯（秦汉和魏晋史，河南大学）， 陈苏镇（秦汉和魏晋史，北大）， 王子今（秦汉和魏晋史，北师大）， 李开元（北大）， 刘庆柱（秦汉考古，社科院） 三．魏晋南北朝史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北大），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武汉大学），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厦门大学），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史，山东大学），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北大）， 贺昌群（魏晋南北朝和汉唐史，社科院）， 尚钺（魏晋史、先秦史、中国古代通史，人大） 何兹全（北师大）， 齐涛（山东大学）， 朱大渭（社科院）， 陈爽（社科院）， 阎步克（北大）， 罗新（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西域史，北大）， 赵克尧（魏晋史和汉唐史） 四．隋唐五代史（不计前面重复的）胡如雷（河北大学）， 陶懋炳（五代史，湖南师范大学）
余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余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进入专题：辛亥百年 ● 余英时（进入专栏） 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 共和 “共和”一词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而在汉语中，共和则源于西周时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一事：《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后北宋欧阳修《明正统论》云：“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共和乃是人类社会一种政体。共和制一般可以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形式。共和国不同于君主国，其特质有二：一、一国为全体国民公有，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一家一党之私产。二、国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而非世袭或被指派。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1.革命，总有人奋不顾身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余英时：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进入专题：轴心突破礼乐传统 ● 余英时（进入专栏） 前言 下面这篇文字是我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解释性的长文——《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的第二章，由《二十一世纪》托盛勤、唐古译为中文。《二十一世纪》这一期是关於“轴心突破”的专号，编者因为此章与之有关，特将拙文收入其中，以供读者参考。我愿意趁此机会向编者和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於这是长文中的一章，开端和结尾都不免有些兀突。现在我要写几句话说明此文的原委。《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文论旨甚为繁复，这里不能详说。此章论“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不过是全文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可以单独成立，但其涵义则必须在全文中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全文其他部分也有涉及“轴心突破”的，但这里无法包括进去。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首先提出的，1953年有英译本问世。1975年美国Daedalus学报春季号有专号讨论这个问题，题为“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英语世界对“轴心突破”的观念发生较大的兴趣，这一专号是发生了影响的。 关於古代世界中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学术界早已有此共识，并不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他的真正贡献毋宁是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据我阅览所及，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Max Weber）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突破”这一观念也早已涵蕴在韦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贺夫（Ephraim Fischoff）译韦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为英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引论”（Introduction），对“突破”的观念作了重要的发挥，稍后帕森斯自己写〈知识份子〉（“Intellectual”）一文又继续阐释此义，并提出了“哲学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概念。所以我注意到古代“突破”问题是从韦伯与帕森斯那里得来的，远在我接触雅斯贝斯之前。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古代“突破”的问题，韦伯著作所蕴藏的丰富资料是更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