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诗歌的异国情趣

拜伦诗歌的异国情趣

冯绪

（河西学院英语系，甘肃张掖）

734000摘要： 异国或东方是拜伦诗歌描写展现的地理空间，他的东方叙事诗尤为鲜明。本文对其诗歌中

异国情趣的考察，分析其心理动机，并引出浪漫主义文学与异国或东方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一视角可为我们理解浪漫主义文学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拜伦；异国情趣；东方

中图分类号：I106.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03)01003604

拜伦诗歌中对异国情有独钟。他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对诸如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意大利等国的风景民俗、历史文化、神话传说作了精彩的描述。《东方叙事诗》如《异教徒》、《海盗》和《科林斯的围攻》等大都以土耳其，这个地跨欧亚洲的国家作为诗歌的空间。本文借对拜伦诗歌中异国情趣的考察，分析诗人偏爱异国情趣的心理动机，并由此涉及浪漫主义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异国情趣”或“异国情调”，探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异国，尤其是东方的关系。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拜伦的成名诗作。他在本诗《第一二章序言》中说：“作者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这部诗，所以有关西班牙部分是后来根据他在两国的见闻补写的。……所描写的景象是在西班牙、葡萄牙、伊庇鲁斯阿刻内尼亚和希腊。”[1]诗歌中诗人先是描绘某一国度优美的风景，继之而来的是抒发感慨，然后是热情的呼唤。如对葡萄牙的描述：“耶酥呀，这儿的风景可真好看，／上苍把这地方装饰得多么美丽的景色展开在山野之间！……”[2]不久便是另一种景象：“望这城市光辉灿烂，像座天堂，／但进城去四处走走，就觉烦厌，／旅人们会看到许多丑陋的形状。／一样肮脏，不论茅舍或者宫殿；／……”[3]紧接着诗人指出了造成这种情状的原因，即国家遭受异族人的奴役。从整首诗看，诗人对异国的描述大都符合这样的模式：美景——奴役——呼吁抗争。意大利的游历，意在抒写思古之幽情，唤醒沉睡的民族起来反抗异族的专制与奴役，争取自由。

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地理空间，几乎遍及整个欧洲。诗中的人物是理想化和虚构.年月

河西学院学报20032

February. 2003第期1 Journal of Hexi University No. 1

的形象，但许多异国景致却是诗人亲身游历亲眼所见的。拜伦一生的游历足迹是在欧洲的范围，诗人到达最远的国度是土耳其。它是东方的边陲，又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拜伦诗歌中对东方的描写，实际上就是对土耳其描写。虽然他的诗歌中提到过中国的长城，波斯诗人哈菲兹，这只不过是一种东方意象的点缀。在《东方叙事诗》中，拜伦不仅把题材地点布置于东方，而且描写的语言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如《异教徒》中诗人写蕾拉的容貌：“难以诉说她的双眸如何乌黑迷人，／不过端详小羚羊的那双眼睛，／会有助于启发想象，打开你的心灵，／也那么大也乌黑得令人神移魂荡，／那眼睑下闪烁出点点亮光，／她熠熠照人的灵魂就蕴涵其间，象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明亮耀眼。”[4]诗中“羚羊的眼睛”、“杰姆希德的宝石”这样的意象，在中东阿拉伯古典诗歌中就是惯用的比喻性词汇。蒙昧时代，阿拉伯的“悬诗”中就有这样的描写词汇和诗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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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如悬诗诗人乌姆鲁勒盖斯的情诗写道：“……她推开我，却露出俏丽的瓜子脸，／还有那双羚羊般娇媚的眼。……”[5]这种比喻为后世阿拉伯文学的修辞范例，极富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拜伦的《东方叙事诗》在语言上极力东方化，表现出浓郁的东方情调。不仅如此，诗人在对景物的描摹上也着力使之具有东方的地域色彩，模拟东方人的生活情趣。如“一钩弯月在山上闪烁银光，／高挂清真寺上的盏盏明灯仍在左右摇晃，／且说远方火枪的鸣响；／由于过于遥远无法使回声荡漾，／映眼的阵阵枪声的喜庆闪光，／足以证明回教徒虔诚心肠，／今夜斋月的太阳下山了；／今夜，拜兰姆节的宴会开始了；……”[6]诗人贴切自如地描绘了一幅伊斯兰斋月里穆斯林的生活画卷。它古朴而又真实。拜伦对东方的了解既有来自土耳其的亲身经历，也不能排除理论书籍上所获的依据。东方对任何一个欧洲人来说，它毕竟是遥远和神秘的异域。就如同古希腊人视异乡人为野蛮人一样，东方及其文化很难为欧洲人真正理解与接受。拜伦的诗歌中表现了东方情调，但诗人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误读了东方。如他的诗歌《异教徒》中有这样的诗句：“踏上您的海岸的人能诉说些什么？／他没有您古代遗留下来的神话传说，／他没有您独有的文学主题；……”[7]在这里，希腊远古的文明与近东文化的荒漠形成强烈的反差。说拜伦对东方文化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许是夸大其辞，但拜伦绝大部分牵涉到东方的诗歌中，东方形象是丑恶.

的，如《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奴役者土耳其人；《异教徒》中的人物哈桑，《强盗》中的总督郗德王爷，无一不是面目可憎的压迫者形象，而《唐璜》中的苏莱曼皇后则是一个地道的淫妇。这一切当然不是出于无知，而是拜伦对东方所作的一种有意识的误读。专制和奴役是自由最大的敌人，而土耳其异族恰恰是这种意义及形象的注释。由此说来，拜伦诗歌中对东方人及其生活氛围的模拟，无非是把这种构拟的东方情趣作为他诗歌的一种装饰性的背景，借以达成对由来已久的东方专制主义文化的批判，旨在唤醒民族独立斗争，反抗土耳其人的奴役。

亨利．雷马克指出：“异国情趣不仅意味着要发现独具一格的外国文化，而且这是一种思想状况或思想骚动，它不仅会在探索某种文化后便告终止；它还在其它近乎相同但又不同的文化中进一步寻求满足，或者重新开始寻找一套不同的文化成份以满足心理和生理上的流浪癖。”[8]从O O

一八九年到一八一八年，拜伦出国作旅行。他由友人郝伯豪斯陪伴，于一八九年六月离开伦敦，行经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他观察各地风俗游览古迹名胜和欣赏自然风光之外，接触到各种人物，包括土耳其驻阿尔巴尼亚的总督阿里帕夏。在旅途中，.

他开始写《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其他诗篇并在心中酝酿未来的东方叙事诗。一八一一年以后的五年时间里拜伦卷入了感情旋涡，他被暴力、污言秽语包围，他觉得英国对他是不适合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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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如瑞士更适合他居住。英国学者玛里琳巴特勒说：“他（指拜伦）年离开英格兰，有关他对妻子的性虐待甚至他和隔山姐姐的乱伦关系的流言，使他长久以来在大众心目中被等同于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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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那些罪孽累累的撒旦式人物。”[9]《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卷首诗人拜伦摘引了“世界旅

行者”一书的一段话，他写道：“我本来厌恶我的祖国，可是，我所接触过的许多民族的傲慢无礼，却使我同祖国和解了。从旅行中哪怕只得到这一点益处。我已经不计较所花掉的旅费和旅途上的劳顿了。”[10]《唐璜》写主人公的冒险游历，从英国到土耳其，又从俄国返回英国。这不能不说是拜伦回归心理的某种暗示。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拜伦，他对游历或浪漫的癖好，一部分来自对故国遭受精神压力转移与释放，更多的则出自对自由渴慕的天性。个性孤傲而生理缺陷的拜伦，内心充溢着激情，这使他对外界事物有特别的敏感性，永远怀着一种无法满足的心理冲动。再加上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英国人文环境的压抑，引发了他对想象中异国的爱恋。游历出走既可逃避生存的精神重负，又对他的心理精神给予了某种幻想性的抚慰与安静。东方叙事诗《异教徒》、《海盗》都写到了拜伦式的个人反抗的英雄。如异教徒康纳德，英雄是孤傲的，内心却无比寂寞，这不能不使读者把叙事诗中的虚幻人物当作诗人自己的影子。在拜伦诗歌创作的后期，如《唐璜》中就表达了他对故土英国的复杂感情，那种既远又近，既恨又爱的感情。即使想象中没有罪恶的乌托邦也无法满足他的精神幻觉。恰似一个善良纯洁的美女，渴慕之心已久，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其实拜伦心里是非常想和他的祖国达成和解，但孤傲与受伤的心无法让他做到和解，这是一个心理死结。在异国，拜伦是一个精神的弃儿，他精神上无所归依，这种精神上的放逐感与无根性，他体验得十分深切。诗人厌倦了流浪漂泊却又不得不寻求精神的解脱，游历流浪成了他诗歌文本中人物的生活及诗人自己精神上不可缺少的需要。好动恶静在浪漫主义者身上表现出某种普遍性，并以游历的方式呈现。如夏多布里昂游遍了北美、英国以及整个地中海和中欧地区；史达尔夫人漂游了从意大利到俄国的整个欧洲。雨果、拉马丁、缪塞、梅里美、司汤达、大仲马、戈蒂埃等人在国外四处漂游。华滋华斯和柯勒律治从欧洲大陆回来后心理才安稳。雪莱夫妇酷爱旅游，据雪莱夫人说，诗人雪莱体质柔弱，英国环境气候严寒，他极不适应，异国是理想的栖身地。许多浪漫主义者酷爱游历，并在游历中获得来自异国的新鲜体验，在文学文本中加以表现，这既是一种时尚又蕴藏着深层的心理动机。游历点燃了他们内心蓄备已久的激情并成为他们表现异国情趣的惯用方式。

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在诗歌中表现异国情趣和拜伦极为相似。雪莱的早期诗作《麦布女王》充溢着异国的幻想，他的戏剧《钦契》的题材取自异国希腊。雪莱在其名著《伊斯兰起义》中所描写的鹰与蛇的永恒斗争，其来源实出于古代巴比伦叙事诗《咏埃塔那》中穿插的鹰与蛇的故事，但当时埋没已久的巴比伦泥板尚未出土，大概雪莱是通过其他途径借鉴过来的。雪莱超越了拜伦东方叙事诗中那种游历冒险的幻想，他诗歌的东方情调显示出比拜伦的东方情调更为丰富复杂的内容。雪莱和拜伦，一个名为适应英国气候，一个迫于流言的侵扰，都选择异国作为精神故乡，体弱的雪莱和跛足的拜伦，天性都敏感好动。异国情调似乎可以弥补他们精神的渴望与生理的缺陷。

浪漫主义者对异国情调的偏好是一种心理综合症。异国情趣不仅是诗歌文本中虚拟的场景，而且可以满足他们心理和生理的流浪癖，缓解乃至释放他们遭遇到的各种精神压力。浪漫主义者及其后继者，把表现异国情趣作为创作的支撑点之一，如夏多布里昂的小说《勒内》对印第安人的描写，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艾凡赫》中坦普拉与犹太少女吕贝卡有冲突，雨果小说《巴黎圣母.

院》中克洛德弗罗洛与吉普赛女郎艾斯梅拉达的对峙，梅里美小说《卡门》中的吉普赛人，库柏小说中的印第安人等，所有这些作家无一例外地给予异国特别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注集中在异族人身上，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印第安人等，正是这类异族形象拓展了浪漫主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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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情趣的领域，可以说，对异族人、异国以及异质文化，浪漫主义者兴趣十足。正如亨利雷马克所说的那样：“浪漫主义在处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两个倒霉种族的相似之处表明；尽管他们

之间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在这两个‘异国的’无国度的流浪民族之间有着很多共同之处。”[11]夏多布里昂、梅里美、司各特三人小说文本中的异国及异族人，传达的是一种新奇的、古朴而又高尚的、神秘甚至是粗犷和原始的情趣，雨果小说中的异族人，寄寓了作家人道主义的情怀。

浪漫主义者对异国情趣的追求，似乎是为摆脱长久以来本国中心论式或欧洲中心论式的狡小的题材和闭锁心态，展示另一个世界及其他者。所谓欧洲流浪民族或倒霉种族仅是他们抒写异国情趣的一个驿站，随之而来的是异国转向更遥远更神秘的东方。事实上，浪漫主义者的德国先驱们早就发现了东方，如弗．施莱格尔是德国东方学者，尤其是梵语文学的专家，歌德把《沙恭达罗》的技法搬用到了《浮土德》。英国诗人骚塞的《克哈马的诅咒》和《破坏者萨拉巴》表现阿拉伯人的迷信与东方民族的想入非非的梦幻等，无不说明浪漫主义也将东方纳入其视界以内，并热衷表现东方情趣。浪漫主义者的东方情趣与欧洲东方学的兴盛关系密切，虽然浪漫主义者对东方真正理解者少之又少，他们中的大多数关于东方的概念就得益于欧洲的东方学学者的著述。浪漫主义文学文本中的东方仍然是理论意义和幻觉上的东方，实际的西方。但我们不妨把浪漫主义的东方情趣看成是他们努力跨越东西方的地理空间而寻求东西方对话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浪漫主义文学的触觉向内伸向了古典文化与民间文化，如赫尔德挖掘整理德国的民间歌谣，搜集神话，湖畔派诗人华滋华斯．柯勒律治抒情歌谣的民间色彩等；而浪漫主义者向外就表现异国情调或东方情调。这两种触觉的伸张给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新奇的题材，民间文化，异国情趣以及个人激情汇聚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潮流。浪漫主义的东方情趣，除追求新奇的美学效果外，更多的则把东方作为一个遥远神秘的使者，一种文学文本中装饰性的背景，浪漫主义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借异国或东方寄托个人的理念与信仰，把东方作为异已的陌生的景象来欣赏，追求并虚情假意地认同他者的异质文化，这表明浪漫主义者对本土文化的厌倦，甚至渲泄内心的反叛情绪。只不过，这种主观性的异国情趣却历史地演变为一种客观的事实。

拜伦诗歌的异国情趣是浪漫主义文学在题材和风格上所作的选择。众多浪漫主义文学文本的异国或东方，其真实成分极少，而虚拟者居多，异国或东方情调成为他们文学文本中装饰性的背景。对浪漫主义文学的东方情调，或者是浪漫主义文学与东方的关系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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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耀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