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三舍法”教育思想评述

摘要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措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都有其独创性并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教育改革中所创立的太学“三舍法”，对改革北宋科举制度和教学制度，对培养变法革新的人才，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试就“三舍法”的产生、内容、特点及其影响等方面，做一些介绍和阐述。

关键词教育改革“三舍法”科举制度

一、“三舍法”的产生背景

“三舍法”是宋代三舍考选法或三舍选察升补法的简称。为王安石“新政”之一。当时，进士科重诗赋，明经科专记诵，王安石认为不能造就用人才，因建议神宗，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创立太学生三舍法。王安石的“三舍法”,是根据当时变法革新的需要而创立的。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变自宋真宗统治以来六十多年的积贫积弱、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现状,将宋王朝的统治从越陷越深的危机中,挽救过来。因而他提出要从“大伦大法”即从根本上和各个方面变革法度,力图革新。于是改革教育和改革科举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才能将这两项改革紧紧连接起来,“三舍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才。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学校教育是关键。所以，王安石上任后，扩大太学规模，增加学生名额，吸取了宋代教育家胡瑗重教学内容的实用和分科教学形式的成就，在太学创立了著名的“三舍法”。把人才的培养与选取均放在学校，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特别是由学校届期贡士直接参加殿试，学校具有了取士权，打破了多年来科举取士的垄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二、“三舍法”的内容及特点

当时，进士科举重诗赋，明经科举专记诵，王安石认为不能造就用人才，因建议神宗，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创立太学生三舍法。在一定的年限及条件下，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上舍生考试成绩优异者直接授官，中等者直接参加蓼试，下等者直接参加省试。三舍法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科目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此外，朝廷每年派官员到太学出题考试外舍生一次，称为“公试”。公试成绩列第一、第二等并获得校定者，可升入内舍。内舍生每月考核行艺，每季进行“季选”，每年给予30名积分最多

的内舍生“校定”，分为“优”、“平”两等。朝廷每两年派官

员到太学为内舍生举行一次“公试”，合格者亦分为“优”、“平”两等。如果公试优等、校订亦获优等者，即可升为“上舍上等”，立即释褐授官，称之为“两优释褐”；如果公试成绩与校定一优

一平者，即可升为“上舍中等”，继续学习，待科举考试时，免

解试及省试，直赴殿试；如果公试成绩和校定均为平等或一优一

否者，即可升为“上舍下等”，继续学习，待科举考试时，免解试，直赴省试。

三、“三舍法”教育思想的教育意义

从王安石教育改革的历程中，处处可见其创新火花的闪现，无论在教育理论方面，或是在具体教育措施上都有许多独创性的建树。王安石针对当时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病，从变法图强，兴利除弊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一些基本的教育理论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三舍法”的产生大大有利于对人才的培养。“三舍法”施行后，提高了

官学的地位，学生的人数大为增加，使学生尤其是太学学生成为了一支独特的社会力量。宋代的改革，事实上将太学变成了科举的一个层次，学校彻底变成了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的“三舍法”

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经验的总结和创新，在世界教育史上，开创了分班授课和积分升级的先河比捷克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要早近六百年。在教育内容上，王安石从变法的实际需要出发，敢于向儒家传统思想挑战，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同样处于一个改革的年代，也同样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时代呼唤着创新的思想，时代呼唤着创新的人才。王安石教育改革体现出的勇于创新，敢于创造的精神，是观今我们教育需要大力倡导的。创新意识要求我们开动脑筋，勇于实践，勇于创新，打破旧的平衡格局，在继承批判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转变千百年来形成的继承性教育思想，树立创造性教育的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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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简介--王安石(历史评价)

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南宋至晚清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开题报告】王安石词主要特色论析

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王安石词主要特色论析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王安石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也是一位在诗文方面卓有成就的文学家，但比起北宋其他几位大家，关于王安石的研究显得相对冷清，且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其诗文及政治思想，他的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被忽略的地位。王安石的词留存较少，但数量少并不代表没有研究的价值。对于王安石词，一些论者历来采取褒贬不一的态度。对他的词持批评态度的人物代表有李清照，她在《词论》中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对他的词持赞赏态度的人物代表有清代的刘熙载，他指出：“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惟未能涉乐必矣，言哀已叹，故深情之士无不问然。” 笔者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认为王安石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主张都赋予了他的词独特的色彩，王安石词在宋词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本文将在对王安石词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词的主要特色，并探索这些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使人们对王安石的词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的基本内容如下：引言一、王安石词的主要题材㈠咏史词㈡咏物词㈢禅理词㈣描景词㈤闲适词二、王安石词的主要特色㈠脱离艳科王安石词的创作背景：唐五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方面有着绮靡的风气，内容大都为男女恋情和伤怀别远，北宋初期的词也大多如此，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的词力求在题材上脱离艳科传统，“一洗五代旧习”。

㈡以禅入词禅理词在王安石的所有词作中占了很大比重，有11首之多。 1、后人对王安石禅理词的不同评价：后人对王安石禅理词评价不一，有褒有贬，但笔者认为王安石的禅理词有他独有的特色，从这些禅理词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所尊崇的佛禅思想。 2、王安石禅理词中所体现的佛禅思想 ⑴、以心为本，随缘自适——高扬心灵的地位是为了解脱世间的烦恼。 ⑵、“忘机”——心灵创伤的自抚。王安石的禅理词大都作于罢相后，变法的失败在王安石的心灵中或多或少投下了阴影，他只能在禅境中忘怀世间的纷争，寻求心灵的抚慰。㈢以诗为词 “以诗为词”可以说是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的,但它并非始于苏轼。王安石就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创作倾向,为苏轼对其的成熟作了先期准备。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主要包括下面两个部分： 1、集句体词的首创：王安石先在自己的诗中尝试了集句体，然后将这种形式运用到了词中，“集句成篇，借他人语句，表自身情感，创自己意境”，他是集句体词的发起人。 2、开豪放先声：王安石开豪放先声的作品主要体现在他的几首咏史词中，他扩大了词的题材，打破了所谓的诗词分工论，把词提高到诗的地位，使词不仅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直接为现实的政治经济服务，为苏轼和辛弃疾等人词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三、王安石词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人生经历对他的词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安石作为一代名臣，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他词的创作必然产生了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改革失败的影响：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他的生活和心境都产生了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词的创作。 2、佛禅思想的影响：（1）、王安石与佛教的渊源，与佛教中人的交往。（2）、王安石对佛教经典做过深入研究。 3、诗学思想的影响：诗作为个人抒情的传统比词要悠久得多，文人以词写心之时，必然要受到诗的影响，甚至成为其潜在的心理背景。王安石在诗的创作方面开始得较早，成就较词也要高，他在晚年写诗的同时尝试写词，诗学观念对他词的创作显然会有影响。结束语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的教育思想一、杜威关于教育本质的见解什么是教育的本质呢？杜威把它概括为三句话：“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造”。 1、“教育即生长” 杜威认为，儿童心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就是以本能活动为核心的心理机能的不断发展和生长的过程，教育就是起促进本能生长的作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他指出：“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学校教育的价值，它的标准，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望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他把教育本质生物化了。 2、“教育即生活” 为什么说教育即是生活呢？杜威作了这样的解释：儿童本能的生长总是在生活过程中展开的。“生活即是发展；发展，生长，即是生活”。“没有教育即不能生活，所以我们说：教育即是生活”。他宣称，他的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与斯宾塞关于教育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在杜威看来，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人不能脱离环境，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因此，教育即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学校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内容，而不是依靠文理教科书。“教育即生活”并没有真正反映教育的本质，但在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的情况下，它

有利于使教育与生活结合起来。杜威在“教育即生活”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要使“每个学校都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生活……” 3、“教育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 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一文中指出：“全部教育都离不开经验。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他断定，一切学习都来自个体的直接经验，“没有经验”，“就没有学习”。因此，学习，受教育过程实际是使儿童不断取得个人的直接经验，即使经验不断改造或改组的过程。经验经过改造与改组，“既能增加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杜威重视儿童的直接经验，是有合理因素的；但他把儿童获取主观经验的过程看作是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则是错误的。教育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学习，接受间接经验。二、杜威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和《我的教育信条》中都论述了教育目的的问题。他说，教育除了过程之外并无另外的目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教育应该被认为是经验的继续改造，教育的过程和目的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教育过程外无教育目的，根据这种观点，杜威批判了教育的“外在”目的的理论。他认为，如果“遵守”外加的教育目的，青年人的个性就会被忽视，从而会违反儿童本身内在的需要，违反了本能。因此，他认为，教育除了它自身的过程之外，不应有什么外加的教育目的。在他看来，“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继续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保证教育得以继续进行”。教育过程就是目的。在这个前提下，杜威认为有两种教育目的的存在是可能的。一种是教师或家长提出来的。

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异同比较

赫尔巴特和杜威教育思想异同比较不同点：一、教育目的不同.赫尔巴特强调教育是人未来生活的一种准备；杜威提出教育无目的论.他反对外在的、固定的、终极的教育目的.在杜威看来,外在的教育目的是强加的,不能充分考虑儿童的本能与需要；固定的教育目的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终极的教育目的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和假设,因为世界是变动不息的.“教育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无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这就是杜威最著名的教育目的论. 二、教师与学生地位不同.赫尔巴特强调教师是中心,以教师为主,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杜威提出儿童中心论,整个教育过程中要以儿童为中心,要求尊重儿童的天性；三、课程方面不同.赫尔巴特强调以系统知识为中心,重视学科学习,忽视学生的生活经验,杜威以其经验论哲学为基础,提出了“做中学”和从经验中学的课程理论.杜威始终反对把成人和专家们事先编好的教材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主张以儿童的直接经验为教育的起点. 他强调对直接经验进行组织、抽象和概括. 四、教学方法不同.赫尔巴特强调教师的讲授,杜威十分推崇这种从做中学或从经验中学习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教学必须考虑儿童本性发展的特点,必须考虑儿童的接受能力和个别差异,教学必须考虑儿和需要,使儿童积极、主动地学习. 五、教学重点不同.赫尔巴特强调学生会对知识的掌握,杜威非常关注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他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科学思维的方法. 六、教学过程不同.在教学过程上,杜威依据学生在做中学的认识发展提出了五个阶段的过程：从情境中发现疑难；从疑难中提出问题；作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推断哪一种假设能解决问题；经过检验来修正假设、获得结论.它被简明地概括为：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的五步,也有人把它叫做五步教学法.而赫尔巴特试图根据心理学来阐述教学过程,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

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王安石在地方仕宦16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拥有自己主见的政治改革方案，对当时矛盾重重、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有很深刻的洞察性。嘉祐三年返京述职之时，他向仁宗呈递了这份为国家社稷抱有拳拳之心的“万言书”，此书被近代学者梁启超誉为“秦汉之后第一大文” 。邓广铭先生对此说：“从北宋建国以来，在其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从皇帝到辅佐大臣，真正有胆识，能从理性进行分析，敢于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契丹和西夏）的，只有王安石一人。”梁启超也说：“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憚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 二、用人不合时宜，用法不切实际，难负相位朱熹曾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这里朱熹肯定了王安石的人品，却对其政治主张、用人用法提出辛辣的批评，这几点负面的评价也几乎成为了后世否定王安石的主流观点来源。司马光更是早已写信告诫他：“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司马光的信中还预言：“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熙宁七年，宋神宗提拔吕惠卿继任宰相。吕是王安石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但他却深恐王安石东山再起，于是与邓绾合谋，企图构陷王安石，而后事情败露则大加挑拨王安石君主关系。再后来相继为相的蔡确、蔡京等人，原先也是阿谀依附王安石的人，而王倒台后，他们都反戈一击，以取得皇上的信任，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卖介甫以自售”。三、个人性格、文章、人品俱佳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王安石“修身行己，人所不及” 。欧阳修称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且誉为“沉默端正，守节难进之臣。” 反对派首领司马光纵然与安石“所操术之异”，但对于安石学问品行高度认可，有云：“文辞闳富，当世大儒，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同时，王安石还勤俭节约。如《独醒杂志》卷二载：“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离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彘脔数四，顷刻供饭，旁置菜羹而。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边，公自取食之，其人愧甚，退而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耳。” 司马光曾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曾巩也说：“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尽管他们有的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却都异口同声地大加赞扬王安石的文章、人品、性格。以上可见，王安石一生“英特超迈，不屑於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洁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质也。”且“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 。可以说，在个人性格、文章、人品上可谓五一缺陷，几乎到达了梁启超所说的“完人”境界。四、对王安石评价的变迁对王安石的评价急转而下主要缘由是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将王安石判为北宋亡国元凶，这一定论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的承袭，

浅谈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浅谈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经济的影响初中历史课本说到王安石变法的作用指出“新法推行后，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国家军事力量有所增强。”但新法的许多措施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剥削，以达到其“富国”的目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减轻人民负担，反而使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了；甚至有些措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起阻碍作用的；以下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变法内容对北宋经济发展的影响。变法前，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由于冗费、冗兵、冗官导致国家财政开支日益增大，同时每年还要给辽和西夏大量的捐钱，再加上皇室的大肆挥霍、奢侈，这一切都造成了北宋政府“积贫”的局面。王安石变法想通过“理财”改变北宋“积贫”的局面，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理财”从表面上看是国家要抑兼并，而实质上是国家运用其政权力量，排斥一般的兼并而自为兼并。它几乎涉及了当时经济的各个领域，还涉及社会中各阶级的人，“理财”是全面的搜刮、聚敛。以青苗法为例，其推行的目的是为了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达到“散惠之利，以为耕敛补助，衰多补寡而抑民豪夺”，而具体条文之规定却与此目的大相径庭。青苗法在表面上似乎减轻了对个别农民的剥削，而实际上大大加强了对整体农民的剥削，它比高利贷更严重的威胁着农民的生存，所以农民的生活状况并不能因此而有所好转。“二十年间，因欠青苗钱，雇妻女，投水而自缢者，不可胜数”，反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青苗法如此，募役法更加赤裸。王安石制定的募役法，去差役而使农民出钱雇役，将出钱的范围逐渐扩大，募役法一经推行，政府又下令“只据税钱，不依户等”征收募役钱，这样募役法的推行使乡村上等户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巩固，农民原来不服役的，现在却普遍交纳募役钱。他们占地少而赋税重，兼并之家占地多却赋税轻，赋税本来已经十分不平等，现在又迫使农民和地主按纳税的多少交纳募役钱，在农民经济地位本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加速他们的破产，而为地主兼并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募役法的纳税面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所以，募役法与青苗法是相辅相成的，同样具有苛剥的性质，都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浅析

浅析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课程：《中外教育思想史》

浅析赫尔巴特教育思想摘要: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以哲学和心理学作为理论基础, 包含了丰富的课程论思想、教学论思想、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思想, 这些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关键词: 赫尔巴特; 教育思想; 理论基础; 课程改革; 赫尔巴特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德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德国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教育也有较大的影响。赫尔巴特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思想时, 会发现其对我们的教育工作仍有很大的启示。一、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赫尔巴特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指本体论和认识论等, 实践哲学指伦理学或道德学。他试图从实践哲学出发引申出教育目的。他指出,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5种道德观念的人。这五种道德观念是:“内心自由的观念”, 即要求人从内心出发由衷地行善; “完善的观念”, 即要求人们追求身与心的健康, 从而促使人不断地去追求德行的自我完善; “仁慈的观念”, 即要求教育者使学生避开一切会导致恶意的刺激, 同时唤起学生对仁慈的尊重; “正义的观念”, 即要求学生放弃争吵, 从而巩固对正义的尊重; “公平的观念”, 即当学生故意作祟时, 要给予应有的惩罚, 但必须严格把握惩罚的尺度。赫尔巴特认为, 如果一个人有了这5种道德观念, 那就是一个有美德、完善的人。而如果每个人都具有这5种道德观念, 就会有“稳定的秩序以及调和而有秩序的生活”。这样, 赫尔巴特就得出了他的教育目的论: 培养有道德、为维护当时德国封

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王安石历史评价

K12教育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五单元王安石历史评价《宋史》评价《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北宋评价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名家评价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陆九渊：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如果没有您爱的滋润，怎么会绽放那么多美好的灵魂之花！

从王安石变法浅谈公司改革

从王安石变法浅谈公司改革电子科大MBA 2011（6）班 Fergus Fang 当今社会是变革的社会，而公司也自然不例外，据统计，1956年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到1992年，依然在前100位的只有29家，而整个80年代，有大约230家已经退出财富500强之列；而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公司现如今都成了昨日黄花，比如Compaq（康柏），安然，雷曼兄弟等等，数不胜数。由此可知，一个公司要不断进步，只有审时度势，锐意改革才能与时俱进，使公司保持健康与活力。然而，如何变？怎么样的公司领导人才能带领公司改革成功？以古鉴今，大约发生在一千年前的北宋王朝的王安石变法可以给后人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以下，将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几个方面分析王安石及其变法，并为现代公司变革提供参考和建议。首先，从王安石的人格特征进行分析。众所周知，王安石变法是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本人的一些个性不能不说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经过多年研究，用因素分析和统计技术得到16种基本人格特质。以下，将从这16种人格特征中的一些重点对王安石进行分析，并得出其哪些特质是有利于推动改革，而哪些是不利于改革甚至是导致改革失败。这16种人格特征为：A乐群B聪慧性C稳定性E恃强性 F兴奋性G有恒性H敢为性I敏感性L怀疑性M幻想性N世故性O忧虑性Q1实验性Q2独立性 Q3自律性Q4紧张性， A: 乐群性。我们说起王安石，可能第一印象是孤傲，不合群，而事实上王安石的乐群性应该也不高。王安石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他有个外号叫“拗相公”，皇帝曾几次任命其出任京官，这在别人眼中是天大的馅饼，可王安石却一二再，再而三的请辞。这主要是因为其当官的目的和大部分读书人不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想为国为民做实事。这应该是王安石要进行变法的出发点，他的标准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B: 聪慧性王安石的聪慧是毋庸置疑的，他二十二岁中进士，并且是第四名。我们都知道他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C: 稳定性王安石的情绪稳定性应该是高的，他在实行变法过程中，曾经两次被罢相，但是都没有使其丧失改革的信心。 E：恃强性（又叫影响性）

赫尔巴特教育思想

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赫尔巴特认为，教育学只有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才能成为一门科学。在他看来，实践哲学即伦理学和心理学应是教育学的基础，他说：“教育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指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以及对教育成就的阻碍”（张焕庭主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288页）。赫尔巴特的伦理学和心理学是与其哲学紧密相联的。在哲学上，他是一个客观唯心论者。他认为宇宙是无数的独立存在的“实在”所构成。“实在”是永恒不变的，不可认识的。但它们之间会发生关系，并相互影响。这种相互之间发生的关系和影响，便构成宇宙间变化万千的各种事物，人们所认识的不过是“实在”相互作用和影响所产生的万事万物，而绝不是“实在”本身。因为，“实在”是不变的和不可认识的。赫尔巴特以其哲学思想为依据，建立了他的心理学和伦理学体系。 (一)心理学赫尔巴特认为，心理学是教育学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建立科学教育学的首要科学。赫尔巴特依据他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的灵魂也是宇宙中无数实在的一种，它是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的，最初是一无所有的，当其和肉体结合时，必然和各种各样有组织的物质发生关系，开始获得感觉，进而形成表象或观念。赫尔巴特断定，观念是人的心理活动最基本的要素，是人的全部心理活动的基础，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不过是观念的活动而已。在赫尔巴特看来，灵魂通过肉体接受许多感觉，进一步形成观念，这样，在人的意识中就聚集着无数的观念，其中一些观念由于力量较小而被抑制，沉降于“意识阈限”之下，而另一些观念由于力量较强，则浮于“意识阈限”之上，这些就是当时支配人的意识的观念。但各种观念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经常运动、斗争的。意识阈限下的某些被抑制的观念，由于各种原因，会穿过其他观念而呈现在“意识阈限”以上，而意识阈限以上的某些观念又会因力量减弱降至意识阈限下，同类观念互相增强则促进观念的呈现，异类观念相互削弱则阻碍观念的呈现。总之，观念的运动、矛盾决定着人的心理的全部内容。由此，赫尔巴特认定心理学是研究观念的科学，即研究观念的出现、结合、消失的科学。如，一些观念相互协调便产生愉快的情感，反之，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赫尔巴特的教育心理学思想研究报告一、生平简介 ·赫尔巴特（1776-1841）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 ·1794年进入耶拿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对法学并不感兴趣，广泛阅读康德、费希特和莱布尼茨的哲学著作，受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影响较深。二、教育思想发展阶段 ·在瑞士贵族斯泰戈尔家里当家庭教师，拜访裴斯泰洛奇的教育实验 ·哥廷根大学当教师，研究佩斯特洛奇的教育理论。1806年发表《普通教育学》，提出了科学教育学的学说 ·从事系统的心理学研究，创办了教育研究班及附属实验学校，1835年出版《教育学讲授纲要》从理论上把教育学的体系科学化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教育作为一门科学，是以伦理学与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指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 ·伦理学——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教育目的：1、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教育的唯一工作和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他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个人品格和社会道德。 2、儿童未来目的两个部分：希望达到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所谓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一个人有时可以根据自由选择而给自己提出目的，或者说与职业选择有关的目的。所谓必要的目的，就是道德目的，这是一个人在任何活动中都必须达到的目的。 ·心理学——教育的途径和手段。（一）伦理学基础 ·五种道德观念：内在的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公平；内在的自由指的是一种自愿的意志。 ·强调知识或者认识在德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心理学基础 ·教育的首要科学基础就是心理学，第一次明确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心理学

对王安石的历史评价

《宋史》评价《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北宋的评价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南宋至晚清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

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

浅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七个原因

浅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七个原因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最根本原因在于新法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1、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变法没有适应的土壤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评论道：“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而宋朝的封建政体是其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困境，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3、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他只认定一个目标，却忽略了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会连带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4、政策执行不力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

浅析王安石晚年绝句

浅析王安石晚年绝句摘要：王安石的诗歌创作以其在熙宁第二次罢相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这两期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有别，在艺术特色上也有异。在晚年罢相赋闲熙宁时，他全心全意从事诗歌创作，因此诗歌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绝句，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经常运用绝句写景、抒情，而且精工语言、讲究技巧、重视艺术特色，这使其晚年绝句自成一派。关键词：王安石、晚年绝句、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一、王安石是诗人，亦是政治家。他早年的诗歌有着很强的政治性，强调诗歌为现实服务的功利性。但是，熙宁罢相后，他的诗歌发生了变化。这与其人生观价值观的转变有关。特别他好佛道，到晚年更是如此。他认为世人被世俗之事所扰乱不是由于佛道的“无思无为”所致，而是人们沉浸于利欲之中，不能自拔。所以，王安石在赋闲金陵以后，好佛、道的思想感情与之前相比是又增无减，以至于听讲佛法，读经，研习佛道义理成了他晚年生活的重要部分。这在他晚年的诗作里，多有反映。如《定林院三首》其一云：穷谷经春不识花,新松老柏自欹斜。殷勤更上山头望,白下城中有几家。定林寺是王安石去的最经常的地方，也是他最感眷恋的地方，他在定林有一间僧房作为读书处。很显然，这正迎合了他佛家修行，处世养心的要求，以达到不为世俗尘埃所染的境界。又如《题半山亭壁二首》其二云：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其诗作里随处可见禅宗的语言，禅宗的智慧，禅宗的气息。同时，王安石晚年不仅在佛学里找到了精神的慰藉，而且在老庄哲学里也同样找到慰藉，尤其是道教主张避世的思想，对于当时政治上失意的王安石似乎是势所必至的。如《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云：误有声名只自惭，烦君跋马过茅檐。已知原宪贫非病，更许庄周知养恬。其诗表现了他对庄生梦蝶和修生养性的愿望。总之，佛、道教义和老庄思想对其晚年的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二、在诗歌的思想内容上，由于王安石晚年被迫归隐，脱离了现实斗争，转而赋闲山林，这使其诗歌由早年的以诗论事议政，咏史抒情，怀古砭今，转变为晚年的以写景抒情，咏物言志，怀古伤今为主。首先，写景抒情。赋闲的生活使得他寄情于山水，自然界的美景也就随之流露到他的诗作里。如《书湖阴先生壁》云：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诗从近处的青苔，花木，到远处的绿水，青山，由近及远的描写了胡阴先生的庭院及四周恬静而幽雅的环境，通过对景物的赞美来表现主人的高雅人品。这种写景抒情的诗作与以往是有别的。其次，咏物。咏物可以言志，可以寄兴，可以抒情。与早年的咏史诗不同，

杜威及其教育思想

综合组研讨资料约翰·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生平与经历近代美国教育思想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杜威对美国及世界教育思想与实施，有其深远的影响及无与伦比的贡献。杜威不仅是二十世纪中的一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而且在美国国内，也是一位积极推动社会改革，倡言民主政治理想的所谓自由主义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民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者。他的思想，不仅形成了美国继实用主义之后而起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哲学体系，而且也是间接影响到新教育──所谓进步主义教育──实施与理论的一位教育哲学家。由于他毕生从事著作、教学，受业学生分居世界各地，故其影响是他人所不能匹敌的。他的门徒胡适，是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著名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杜威（John Dewey）出生于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二十日。这一年也是英国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发表其《物种起源》（Ori 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诞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由于杜威的家乡，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维蒙特（Vermont）州的贝林顿（Burlington），人民生活习惯，娴习于自治，崇尚自由，笃信民主制度，这些可以说是新英格兰殖民区的传统精神。杜威小时候，就显得有点害羞，天资并不聪慧，但是，却好学深思，手不释卷，喜爱阅读，是大家所共认的一位书虫。他十五岁从贝林顿当地的中学毕业，因为居家离维蒙特大学很近，加以父母的鼓励，就进入维蒙特大学就读，在一八七九年完成学业。当时的维蒙特大学规模很小，那年跟杜威一起毕业的学生仅仅十八人。凡是在维蒙特大学就读的学生，都得研修古典语文。他们都要学习希腊文，而且每个学生都要跟维大的每一位教授学习，因为除了工科的教授之外，当时全校只有八位教授。杜威在大学的前两年修读希腊文及拉丁文，西洋古代史，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第三年开始涉猎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地质学，动物学，进化理论；他尤其从当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 Huxley 1825-1895）的生理学教本中，获得不少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进化的理论、生物与环境的理论，在在都使他有不少心智上的激动。在大学课程的第四年，他才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人类智慧的领域；当时担任讲课的以哲学传授为主的泰锐（H.A.P. Torrey）教授，对杜威初期哲学思想的探究颇有帮助。一八七九年，杜威从维蒙特大学毕业后，极想谋得中学教职，以发展他的志趣。但因他年纪轻，加以毫无教学经验，到秋季各校已经上课，而他的职业尚毫无端倪。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他一位在宾州南油城（South Oil City）担任中学校长的表兄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当时的月薪是美金四十元；一年之后转往贝林顿自己家乡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并继续研读哲学史，这时他认识了哈锐士教授（W.T. Harris）。

浅析王安石变法之经济变法

浅析王安石变法之经济变法摘要：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民不加赋而国用”1.，为此，他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为了改变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现状，增加国家财富，王安石在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方法改革，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以及农田水利法。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王安石在经济方面的变法来为当下中国的改革提供建议。关键词：王安石经济变法借鉴一、王安石的经济变法内容（一）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二）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三）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2. （四）募役法：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五）方田均税法：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六）农田水利法：

简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简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通过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对中国20-30年代的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进而得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第一，对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第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杜威同时代的世界著名哲学家罗素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真理观并不予以足够的认同，但却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约翰·杜威生于1859年，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对此评价，我完全赞同。他不仅在哲学家中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且深深影响了教育、美学与政治领域里的学者。”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对杜威的地位也以高度肯定：“他关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不少论著被西方各该领域的专家视为经典之作。”在中国有传播其思想学说的弟子，“五四”时期，他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多，教育界泰斗蔡元培尊称他为“孔子第二”。他的教育理论无疑促进“民主”与“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一、杜威对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教育影响的一些原因分析首先，来看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就其经验论来说，他把经验看做人的遭遇和行动的过程，在认识和行动的关系上，以行动为中心，同时强调人是行动的主体，突出经验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重视行动和人的创造性的哲学，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真理观尽管在其本质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从强调概念学说的工具作用出发，把实践放在实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重要位置上，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颇有相近之处。且其以效用为中心的哲学，对于反对形式主义及重名轻实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大有裨益。而其思维五步法的方法论，强调了科学的怀疑精神，强调了假设在人的认识过程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作用。其教育学说，则是针砭传统教育而建立的现代教育理论新体系，强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学生为中心、从做中学，包含了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诸多内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总体说来，杜威实用主义学说本身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合理因素。“五四”时期的中国正需要利用这一崭新的思想来改造传统教育的痼疾。其次，从中国当时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来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传统伦理道德，反对迷信，鼓吹个性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时代最强音。实用主义的风行一时，恰恰是因为它满足和适应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需要。当时杜威在中国所宣扬的美国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与“五四”新知识界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企盼追求一拍即合。尤其是其重行动、实效的哲学精神，强调假设、怀疑的方法论以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气魄正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价值取向。艾思奇在30年代评述中国哲学发展过程时，曾有一段类似的分析。他说：“新的思想方法之出现是在‘五四’的炮声发出后，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传统迷信针锋相对。”他还说“五四”时期“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时代的上风，其他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