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刘家和

摘要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辩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世界历史于诸多国别史基础上发展而成，或者说是由扬弃诸“小一”（国别史）而成的“大一”（世界史）。不过这个“大一”并非抽象的明一，而是由诸“小一”有机地构成的一。因此，世界历史研究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明一、多之关系。比较研究的辨同异正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明一、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历史的比较研究，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现在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取向。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现在也是一个日益为人们重视的研究领域。其实，比较研究作为一种方法，几乎和历史学一样的古老；而世界历史的写作，也在很早的时期就是历史学家的一种高尚的理想了。希罗多德（Herodotus）所写的《历史》虽然以希腊波斯战争为主题，但是它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世界的历史。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虽然以当时的中国通史为基本，但是也涉及了当时他所知的世界；而且，以后的中国历代的“正史”，大多数都继承了《史记》的作法。当然，这些都不是世界史，而只是一种史家注意周围世界的倾向；真正叙述全世界历史的书的出现，在时代上则要晚得多。因为在世界范围的联系出现以前，要求写真正的世界史，那实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按严格的要求来说，即使晚近某些以“世界史”为题的书也未必真能算得上是世界史。这一篇小文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关系。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一词，英文作Comparison，法文作Comparaison，德文作Komparation，皆来自拉丁文Comparo，这个字由com和paro组成，前者意为“共同，后者意为“并立”、“平列”等，

原有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结”、“结合”的意思，引申而为“比较”、“对照”的意思。在中国文字里，情况也很相似。“比”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与“从”字不分，都是两个“人”字并列，所以“比”字原意本是“并列”；《说文解字》把“比”字和“从”字分开（只是两个“人”的方向与“从”字相反），解释说“比，相次比也。”这也就是并列的意思。而“较”字却是“对照”的意思，例如，《老子》第二章：“长短相形”，王弼本作“长短相较”。“形”与“较”（与“校”相通）在这里都是对照、参校的意思。所以，在中国语言里，“比较”也是由并列而引出对照、比较的意思来的。

“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y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ro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以上说到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其实，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例如，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

又例如，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这就是说，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性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应该说明的是，这样的比较研究，能够给予我们的启发性与危险性都比较大，所以运用时必须十分谨慎。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第一，“世界历史”首先是由多而一的历史。世界历史，顾名思义，它就不是地区、国别史；不过，它又不能没有地区、国别史的内容作为基础。因为，自从有史以来，这个世界就是由各个地区和国家构成的，所以没有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也就不会有世界的历史。那么，是否把一切地区、国家的历史加在一起，就成了世界历史呢？不是，那样加起来的只能是地区、国别史的总集或汇篡。若干个“一”用算术的方法加在一起，那所得到的只能是某一个多数，而不可能是“一”。可是，世界历史作为全世界的历史，它必须是一个整体，必须是“一”。我们可以把各个地区、国家的“一”名之为“小一”，而把世界的“一”名之为“大一”。“大一”由诸“小一”集合而来，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是“小一”的继续；但是诸“小一”集合的直接结果只能是多，只能是一种量变。要使诸“小一”的集合成为“大一”，那必须是一种质变，必须经过否定（Negation）或扬弃（Aufhebung,Sublation）的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说明这个过程呢？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则，这个过程说起来似乎显得抽象，其实作为历史考察的实践来说，只不过是要求我们把看问题的角度变换一下：当我们研究地区、国别史的时候，我们眼中的认识单位是一个个的地区、国家，它们是作为“一”出现的；而当我们研

究世界历史的时候，我们眼中的认识单位就是整个的世界，它才是作为“一”出现的。每一位具有历史研究的经验的学者都会知道，由于看问题的角度的这一变化，地区、国别史的研究将会与世界历史的研究有多大区别。在此不须赘述。

二则，由诸“小一”经否定而达到“大一”的过程，在逻辑上就是抽象（Abstract）的过程。而所谓抽象，就是从许多对象中舍弃了它们的特殊性（speciality）而抽取其一般性（generality），从而在舍、取并行的过程（即否定或扬弃的过程）中达到了由特殊而一般的境地，同时也就达到了由“多”而“一”的境地。按诸事物各自的特殊性即是其相互之间的异，而诸事物的一般性亦即其相互之间的同。所以，不辨异同，就无从进行抽象；而如无比较的研究，也就无从明辨异同。在这里，比较研究的“辨异同”，恰好在方法上构成了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必要条件。这样，我们就作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的论证。

第二，“世界历史”同时又是一中涵多的历史。在我们认识到世界历史必须首先视为一个整体以后，进一步就必须了解这个整体是怎么样构成的。如果我们满足于由抽象达到的“一”，那么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也就成为抽象的无差别的“一”或者纯粹的“一”。这个“一”必然像黑格尔的逻辑的起点的纯粹的“有”（Sein）一样，它在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是一无所有的。所以它必然会直接地转化为无。按照逻辑学的规则，一个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它的外延就越大，同时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就越少。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成反比。一旦世界历史的“一”的抽象程度到了最高点，它作为概念的外延便接近于无穷大，相应地它的内涵也就接近于零了。内涵接近于零的世界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它不可能作为实际的历史存在，也不具有存在的价值。

这个道理说起来又似乎很玄虚，其实早在２０００多年以前，古代的思想家们就都对此有了明白的说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所作《巴曼尼得斯篇》曾经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绝对纯粹的“一”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我们最好还是

用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齐国的晏子与国君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齐景公对晏子说“唯据（据他的宠臣梁丘据）与我和夫。”晏子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君说：“和与同异乎？”晏子说：“异。”以下他就举了一些例子，譬如，厨师作菜，要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和调味品，加以调制，才成了美味佳肴；乐师奏乐，要用各种乐器、音调、节奏，加以谐调，才能奏出美好的音乐。所以，在君臣之间，也必须有不同意见的商榷，然后才能有良好的政治。最后他说：“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把无差别的“一”或同叫做“专一”，而有差别的“一”或和照理应该称为“和一”。他说的“专一”之不可取，其道理实际也适用于世界历史。

以上我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是从各个地区、国别的历史中抽象出同而加以概括（Generalization）的结果。不如此，我们从世界各地、各国看到的就是杂乱无章的一大堆事情，就没有世界历史。同样，如果把世界历史就看作抽象的同一，那么整个世界上的事情又变成了一大口袋马铃薯。从外表的口袋（抽象）来看，它是“一”；而从其内容（具体）来看，它们仍然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如果要想把世界历史看成有机的“一”，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这就是晏子所说的“和”，亦即包含了异的同或者包含了多的一。

怎么样才能使认识深入一层次，从而由同中再看出异来？这里所需要的就是比较研究的深入一个层次。譬如，在古代的许多地区都曾有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通过比较发现这一共性，是有意义的；但是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比较，看出它们的差别以及如何在差别中构成一个时代的总面貌的。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了解了这个时代。所以，只要有了比较研究的同中见异，也就有了世界历史的多样统一

的活生生的“一”。可见，历史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又可以成为世界历史所需的“明一多”的充分条件。这样，我们就又为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作了第二个方面的论证。

在实际的世界历史研究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人们在认识发展上的三个阶段：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而且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有时不免会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初步一比，就断言世界的各个地区、国别的不同，从而否认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其一般的规律；这种情况，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有所“蔽”，蔽于异而不知同。另一种是通过比较而看到了各个地区、国家的共同性，继而又忽视了世界的多样同一性；这种情况，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也是有所“蔽”，蔽于同而不知异。这两种情况在世界历史的研究过程中的出现是难免的，不过这不是比较研究的过错，而毋宁是比较研究半途而废的失误。只有在不断深入的比较研究中，我们才能达到世界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上从“同异”与“一多”的逻辑联系探讨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下面再就关于世界历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谈谈它与比较研究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世界历史”既是在比较中逻辑地存在的，又是在联系中现实地存在的。那么，这两种存在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通常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历史”被学者们分为两大阶段，其间以公元１５００年左右的新航路的发现为界。这种分期的标准是全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国家间的实际联系的开始。

在此以前，世界尚未形成一体，如果说有“世界历史”，那也只能是它的准备时期或潜在阶段。而在此以后，世界就真正逐步地走向一体化，以至于终于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因而也为人们广泛地接受了。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历史分期中，比较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如果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回答，那就是：世界各地、各国间的现实联系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而比较的研究则可以告诉我们它为什么是那样的。

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些具体的说明。从人类文明在几个大河流域开始出现，到１５世纪末的新航路发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古老文明好似广阔无垠的野蛮的沙漠中的几点绿洲，是互相隔离的。逐渐地文明的城市与其周边的地区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所对流，于是文明的外缘不断向外浸润，以至逐渐一些距离较近的文明之间联成一片，形成了古代近东、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等几个文明的中心区，稍后又形成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心区。这些文明中心区之间有着东西间的联系，同时又与它们北方邻居的游牧部落之间有着南北的联系。正是这些联系及其不断的进展，才使得以后全世界的联系逐渐成为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古代的东西之间、南北之间会有种种交往和对流呢？让我们假设在它们之间没有差别或者说完全相同，那么相互间的交往或对流就没有必要或者说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当然也就不会发生；试想，如果在物质生产上双方完全相同，那么它们之间还有什么可以交换？用相同的货物交换，如果不是白痴又有谁会这样作呢？在文化、艺术等等方面无不如此。只有在相异文明之间，才会有交流，才会有有意义的交流。为了说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之所以发生，就不能不分析其间之异；而要分析其间之异，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再让我们假设在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完全的异或者说达到了无共存条件的境界，那么在它们之间又用什么来进行相互间的交流？用货币？相互间没有共同的、至少可以相互沟通的货币；用货物？彼此之间没有相互需求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白痴，又有谁会从事这种从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交往和对流呢？所以，要实现不同文明

之间的交往和对流，除了双方必须有异之处，还必须双方之间有同。为了真正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对流的产生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其间之同；而要分析不同文明之间的同，那就又不能不进行比较的研究。总而言之，不进行比较的研究，就不能明白古代的没有全球范围联系的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全球沟通的世界。

那么，是否到了全球范围联系的世界出现以后，比较的研究就没有必要了呢？不是，而且更加必要了。当今的世界固然已经是一个联结为一体的世界，其所以能成为一体，无疑是因为各国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多方面的联系。为什么会有这种联系加多并加深的现象出现呢？因为其间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害关系，因为其间有时代上的趋同性；而要了解这种趋同性的发生，我们就不能不进行比较的研究。同时，当今已经有多方面一体化了的世界难道就没有了差别？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南方与北方的差别，依然明显地存在着。不了解这种差别，就不能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现实地构成的，同样也就无从了解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利害关系的真实背景和本质。所以，为了认识这个已经一体化了的世界，除了其间的同以外，还不能不了解其间的异；而要了解其间的异，这就又不能不作比较的研究。不如此，就不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发展动向。

以上说了比较研究对于古今世界历史研究的必要性，现在再从另一个层面或者更原则的层面来说一下这种必要性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不论古今，历史发展的纵向趋势，总是由各个时期的人类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向关系的发展来推动、来制约的。要了解一个时期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就必须了解其间的异同；而要分析这种异同，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所以说，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就植根于历史发展的这种横向关系推动并制约纵向趋势的基础上。

第二个要谈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大概还没有一部称为“世界历史”的书真正能够把地球上一切国家、民族的历史囊括无遗。要说明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就不能不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那种无所不包的“世界历史”在实际上是否

可能？看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答案就是“不可能”。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并非一切国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对于没有历史记录的国家、民族，自然也就无从撰写它们的历史。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是客观方面的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把一切有可能撰写的国家、民族的历史写入世界历史之中，并且写清楚了，那么这部书的篇幅将是何等巨大，实在难以实现；假如每一个国家、民族只写一点，那样就会成为一堆杂拌，从而没有价值，同样难以实现。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说是主观上的不可能。

这里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那种无所不包的“世界历史”在科学上是否必要？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没有必要”。因为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世界历史”是世界作为“一”的历史，不是各个地区、国家、民族的历史的算术上的总和。它之作为“世界历史”，那只是从全世界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历史的结果。如果作一个生动一点的比方，那么“世界历史”并非一只用工笔方式画出来的鸟，不求每一片羽毛都画出来；其实，就是在工笔画里，也不可能把一只鸟的每一片羽毛都画出来。“世界历史”只能是写意画，而且永远只能是写意画，当然其中还有大写意与小写意的区别。那么，什么是作为写意画的“世界历史”的特点呢？我想，那应该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要求，即比例适当、重点突出、动态鲜明，这样就能达到总体上的神似。要写这样一部“世界历史”，所需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齐全，而毋宁是在结构上成为有机的整体。既然要把世界历史当作一个结构来考察，那就不能不在内容上有重有轻、篇幅上有详有略。必须承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历史上有不同的中心；既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中心，那么也就承认了世界历史上的中心的转移。既然承认了世界历史上有中心和中心的转移，那么就不能不辨别中心与非中心的区别，不能不作出选择。而要作辨别与选择，就不能没有比较的研究。这也就是说，从“世界历史”的写作的角度看，比较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应该作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作为结束。以上都说了历史的

比较研究对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以至说到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并在一定前提下（就世界范围作比较研究）是后者的充分条件。且不管我说的是否正确，那总容易给人一个印象，以为我是把比较研究看成能解决全部历史问题而无任何局限性的。其实不是这样。我是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关于比较史学的局限性，前人已经从不同角度有所讨论；这里且不去论他们的是非，而只是以最扼要的方式表述一下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历史的比较研究的局限性，就在于其自身离不开有意识的角度选择。因为，既有角度的选择，就必然有视域的规定性。而规定即否定，在选定视域以外的，自然就是被忽略了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清醒地认识这种局限性的存在，那么就必然会把自己一时比较研究所得视为绝对真理，从而陷于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世界历史可以选择的比较研究的角度是难以限定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人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比较视角。所以，历史的比较研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世界历史也不是可以一次写定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