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古文理论

中国的散文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类。先秦两汉的“古”体，单句散行，六朝以降，骈俪之风盛行。此风一直延续到唐代。唐人要从思想上重振道统，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必然要革除章句之繁琐，回到经典儒学的文体，于是由唐代儒学的复兴产生了古文运动。

一、文道关系的演变

文道关系是儒家文论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它随着儒学的兴衰而变化。文道关系围绕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而变化，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重文学形式技巧的文学思想同原道、宗经、致用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彼此斗争，此消彼长。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以文体改革为中心的散文革新运动。古文是以先秦的散体文为代表的文章形式，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骈文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和初唐，其特点是讲究骈俪、对偶、丽藻、用典和声律，它是一般文章写作引入诗赋创作的语言技巧的结果。骈文作为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骈文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文化传统。但是，在所有文章（包括应用文）中推行骈体化，不顾需要地堆砌典故、推敲格律，一味追求华艳的辞藻，用形式的追求取代思想的追求，甚至障蔽思想感情的表达，又使文章的写作走向重文轻道的华而不实道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复兴儒学出发，提出文章写作中的复古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家倡导文章“复古”，有文化重振（复兴儒学）和散文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原因。从后者来说，是看到了先秦散体文在记事、说理方面的各种风格和不拘格式的明显优点。在叙事方面，先秦散文日趋详尽、细腻，记叙文字表述准确，形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在说理方面，思想的活跃与逻辑的推演，使说理文字论证严密，避免疏漏。墨辨逻辑推理严密，《墨子》一书的文字极为简练严密；道家对个人内心生活真实的眷念，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无端涯之辞”的语言特点；纵横家气势雄健、锋芒犀利、纵横捭阖；儒家质朴敦厚、文质彬彬。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历史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史事的表述与评价，诸子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如何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说客们考虑的是如何驰雄辩以耸动视听，说服人主。总之，先秦散文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多方面成就，这是它不断为后世所称道和向往的主要原因。后世主张复古的文人常常以向它认同与回归作为革除文坛流弊的途径。当然，作为先秦散文发展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成为后世一切复古运动的指导思想。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凡是主张复古的散文理论，无不遵循文以载道的原则。只有那些着眼于技巧的雕琢和艺术上追求的作者，才会偏离文以载道，表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

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在韩、柳之前，一批古文家，如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在文道关系上，提出宗经，即要求用一种符合儒家经典的思想，去充实文章的内容，使文章有益政教。在宗经的原则下，要求文章质朴简洁，反对藻丽雕饰。但是他们是在复兴儒学的前提下倡导古文运动的，所以其文风只是一味模仿先秦儒家散文，没有吸收庄子散文的滂沛汪洋，纵横家的凌厉激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新的创

造。真正代表古文运动实绩的散文作家，是韩愈、柳宗元。

二、“文以明道”说

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成就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属于里程碑式的人物。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刘熙载进一步分析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艺概·文概》）柳宗元与韩愈齐名，都在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中作出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和韩愈相比，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韩愈、柳宗元以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使古代散体文发展到成熟的高峰，从而完成了古代由以骈体文为主到以散体文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在对待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以道为本，文以载道。韩愈反复说：

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韩昌黎全集》卷一六）

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韩昌黎全集》卷一六）

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韩昌黎全集》卷二0）

韩愈一再声明他是为了提倡古道才写作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韩愈所说的古道，是正统的儒家之道，其主要内容就是“仁义”。他在《原道》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仓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个到孟子就中断了的道统，韩愈下决心要“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韩愈对孟子特别崇敬，因为他要明的道，内容主要就是仁义。韩愈在《原道》中要求君主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无温饱之忧，正是对孟子“仁政”、“民本”思想的具体发挥。韩愈力排佛老，也是从革除政治弊端出发，他认为但是朝野上下信奉佛老，是导致儒家仁义不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韩愈行“先王之教”，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政权。所以他反复强调要正君臣的名分。《原道》篇说：“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他如此强调要维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就是为了从舆论上削平藩镇割据的势力。由

此看来，韩愈给儒家传统文学观的明道说赋予了与当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改变了他的前辈们空言明道的性质。

三、“气盛言宜”、“不平则鸣”说

韩愈的文论受孟子直接的影响，除了他所说的“道”上承孟子“仁义”之外，他还在孟子倡养“浩然之气”的基础上提出了“气盛言宜”说。刘熙载指出：“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艺概·文概》）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告诫弟子，立言作文要建立在立行养气的基础上，“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华。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他用果树的根与果、油灯的膏与光作比，说明有了仁义，讲的话才和蔼可亲。在“养气”说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气好比水，言好比浮在水面上的物；水大，浮物跟着水势而动；气势旺盛，语言便随着旺盛的气势发出，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无不合适。强调“有德者必有言”，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比外在的语言表现更为根本、更为重要，是儒家文艺观的传统。韩愈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这一思想，与他对骈文流弊的深刻认识有关。骈文末流在创作上掉书袋、形式上过于追求精巧密致，其病根在于骈文作者的生活贫乏、思想空虚、精神境界卑下。韩愈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不良文风，所以强调文品与人品的深刻联系，提出“气盛言宜”说。

那么，作家的这种靡足珍贵的“盛”气从何而来呢？在韩愈看来，它来自于创作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之中。这就是他提出的“不平则鸣”的著名命题。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评者乎！

他把上古以来许多的思想家、文学家都称作“善鸣者”，他们的善鸣乃是由于“不得其平”。韩愈把“不平则鸣”上升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如此。就人来说，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难以规避的矛盾冲突，激起了作者的不平之情，并促使他们将心中积蓄的这种情感一吐为快。《送孟东野序》是针对孟郊仕途失意、生活穷愁而发，所以韩愈在这里提出的“不平则鸣”，主要是从鸣其不幸、鸣其不平立论，而不是从鸣国家之盛说的。这种思想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中也有表述：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穷不极则文不工，有不平而后有勃发的感情。在这里，韩愈认识到文学创作行为是主体既往的不平、愤怒、愁苦郁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与宣泄。“和平之音”、“欢愉之辞”之所以淡薄、难工，是因为作者缺乏酝酿、激化和强化自己创作情绪的生活经历，而没有足够强度的创作情绪，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足够强度的创作欲望，因此也就难以写出有质量的文学

作品。

“不平则鸣”与明道说同时存在于韩愈的文学思想中，就使那种不平则鸣、那种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抒发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创造出了许多实际的业绩。韩、柳的古文中，悲愤不平之作比比皆是，而且有不少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的不平而鸣之作论者列举多有分析，即使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中也浸透、隐藏着一种无可排遣的愁苦与悲哀。这使他的游记散文，明秀之中带着清冷，而不是带着欢快与热烈；有时候这种冷色调中再杂以哲理的深深的感慨，更流露出他写这些山水游记时的实际心境。如《小石城山记》中写自然景物天造地设的奇美，之后议论说：“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作者慨叹于夷狄奇才的不为世用，认为反不如本就无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从柳宗元的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平则鸣”思想，与韩愈在理论上的阐述相呼应，说明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不仅在于以明道相号召，而是在明道说的功利倾向中，加进了发愤抒情的写实因素。这种强烈的社会性创作情绪，使他们的创作内容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