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中庸哲学思想

□景国际

曾国藩的中庸哲学思

想

曾国藩是中国清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是清代中兴名臣之一。他显赫人生功绩的取得，就其思想原因来说，要归结到他为人处世的中庸哲学思想。

一、为官之道———隐忍克制，适度谦退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

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毛泽东直到晚年，仍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

曾国藩一直以隐忍克制的心态在官场中立

足，他的为官之道正可谓是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太短，恰到好处。

他事事谨慎，处处谦卑，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以为惜福之道、

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认为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他31岁时，从十月初一那天起，坚持从灵魂深处检醒自己，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名之曰《过隙集》，天天在上面写。他始终认为：

“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遥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

程序。在与一些议员的频繁往来中，崔国因还了解到议员们要备纸笔记录、参众两院议员年俸、美国各省总督（州长）年俸及各州举众议员人数等细节问题；日记中，崔国因特别介绍了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的原则，他指出，议院“有立例之权，则大事为议院主之，总统不过奉行焉耳”。崔国因还指出，美国总统4年一换，但总统更替，政府各部门也在替换，然而美国的政局则不会乱，关键就在于议院和最高法律对稳定美国政局的作用。

除了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以外，崔国因还具体分析了各国的政治制度，并将民主制与君民共

主制的议会制度做了一番对比，但无论“各国君政、民政虽异，而设议院则无异”。

对于西方议院制度的远见卓识，让崔国因成了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史上不可被忽视的关键人物。

（责编霍语）

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几个谦退把曾国藩一生的中庸哲学思想心态全然现出。

二、治家之道——

—慎独自修，改过自新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着眼点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并格外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

—“耕”与“读”，也特别重视“三修”必成的首要条件——

—“志”、“恒”、“勤”、“劳”。

道光年间，曾国藩身处社稷，却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曾国藩认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在他眼里，官宦之家只能延续一二代，商贾之家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可延五六代，而孝友之家能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

三、处世之道——

—忠恕宽容，以德报怨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在同太平天国的征战中，曾国藩率领湘勇攻克武昌、汉阳，立下赫赫战功，咸丰帝一道圣旨，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曾国藩接旨后，心里还不太满意，觉得与他的赫赫战功不相符，但毕竟还是一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心里也还能平衡。但是，咸丰帝最后连这点小小的平衡也没给曾国藩。10天后，曾国藩又接到咸丰帝的第二道圣旨。用现代的话说，第二道圣旨免去了曾国藩的湖北巡抚职务，赏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咸丰帝的两道圣旨，对曾国藩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一道比一道不公平。

于是曾国藩派心腹康福秘密进京探听消息。

康福进京后才知道曾国藩的赫赫战功，获得的不是赞扬，不是奖赏，而是猜疑和不信任。

面对这种不公，曾国藩的恩师、前任军机大臣穆彰阿送给曾国藩一张条幅，上书“好汉打脱牙和血吞”8个大字。曾国藩看后，倒抽了一口冷气。曾国藩心领神会，不把一时的荣辱放在心上，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气概和胸怀承纳了这个不公。

四、修身之道——

—至诚尽性，谨慎谦忍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更是稳重处事，常诵的格言仍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对待同僚及下属都注意处处谦让；对手中的权力，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深知自己地位渐高，名誉渐广，便多次上奏请求减少自己的一些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攻克南京之后，立即裁减湘军。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在极乐大喜的日子里，曾国藩时刻不忘给自己及诸弟狠敲警钟，消除隐忧，显示了其过人的清醒与才能。同治六年正月，曾国藩再三告诫弟弟国荃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目的是常怀谨慎谦忍心态，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曾国藩功成名就之时，本打算在荷叶家乡建富厚堂以作“终老林泉之所”，后来听说工程巨大，花费极多，吓得他从不敢进富厚堂的大门。此后十多年，一直住在他的总督府，直到死在任所。他写信严责弟弟及儿子费钱太巨，“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竞尔行之……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并以此“深为浩叹”。他写信告诫纪泽儿：家中新居富厚堂，莫作代代做富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

（责编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