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化变革

唐宋文化变革
唐宋文化变革

政治上

(1)唐初及唐以前,是明显的贵族政治;

(2)唐中叶开始,读书人为官开始普遍,牛僧孺党人就是代表;

(3)宋代以来,“士大夫”阶层形成,占据了主导。

经济上

(1)农业

A所有制的发展

a汉唐之代,占田分等级,以均田制为基础;b宋以来,贵族所有制被地主所有制所取代,“田制不立”,私有制有了充分的发展;c宋开始确立的私有制,初步确立了土地产权制度,以地契为凭据,并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所承认。

B劳动者地位的变化

a唐中叶以前,依附关系占据统治地位;b唐中叶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依附关系发展为契约关系,主客户之别不再明显;c另一个表现是不能所以虐待杀戮奴隶方面;d租佃制也在唐宋之际发端,这一制度是当时最先进的土地经营管理方式。

(2)手工业:从官营手工业的绝对地位,发展到了民营管理,具有雇佣性质。

(3)商业:宋代的商业发展,突破了唐代及唐以前市、坊的局限。

(4)货币流通:唐代为“钱帛并用”,宋代开始纸币和铜钱并用。

军事上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形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而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材料二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这些少数民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取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西夏)已是任用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马,行中国法令了。

——以上材料均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特点:唐文化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宋型文化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细腻丰满、忧患气息浓厚。

原因:唐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声名远播,疆域辽阔,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与发展。两宋积贫积弱,而周边少数民族勃兴,民族政权对峙,两宋长期遭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围困与进攻。总之,唐宋文化的差异是由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强弱来决定

隋唐文化是在隋唐经济高度繁荣、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当时,我国南北统一,疆域辽阔、政治稳定;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繁荣;国内各族人民之间、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隋唐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天文学方面,僧一行从实测中得到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这是世界上测量子午线的第一次。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使这一时期教育空前发展,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文学方面,李白的诗作豪迈奔放、寄托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深情厚意,这是唐朝最繁盛时期的写照;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其诗作则更多地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凋敝。由于唐代城市经济繁荣,因此出现适应市民需要的传奇小说。宋元时期,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加上宋元社会相对安定,对外交往活跃。因而宋元时期,我国古代文化高度繁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和利用,这是我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天文学方面。元朝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了规模空前的天文测量工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时期东京的繁华。两宋之交的社会变乱,在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都打上下深深的烙印。

唐朝的建立是经过几百年的战乱后,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土地大量荒芜。而且再加上当时的民族成分复杂,这样这个思想较为没有束缚,所以多种思想可以百家争鸣,国家的环境较为好。所以当时社会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文化较为有活力。对于变革也看得很开。而宋朝,人口已经很多了,而

且儒家思想已经基本确立,民族较为单一。随着人口的增加,思想的单一,宋朝的文化也日趋保守。人口的增加,使得国家必须将重点放在统治人民,保证人民正常的生活,对于变革则始终是否定的态度,因为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任何小变革都不是小事情。所以才有了儒家思想的标榜,儒家思想反而在影响民族文化,于是就产生宋朝的文化,从而影响中国1000年。

关中地区在古代被称为“天府之国”,这要比成都平原得到这个名号要早500多年,这块土地土壤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就坐落在他的中央。唐朝以前各个地区的农业发展都不甚发达,送往朝廷中央的赋税并不是很多,因此,位于朝廷“郊区”的关中就负担起了更大的责任。古时期的关中如此富庶,可如今已不复往日的繁华,单作农业方面讲,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就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了解其过去,以古鉴今。

①《唐代区域经济研究》翁俊雄

第一章、关内道:唐代关内道地域广阔,以今陕西中部、北部为主体,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河套地区和甘肃省东部地区。关内道居黄河中游,黄河从关内道西部会州会宁夏(今甘肃靖远县)流入,北上经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东至内蒙古托克托,南折直到潼关再东流入今河南省。关内道南部是渭河平原,即关中地区(潘岳:《关中记》东自函谷关,西至陇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人口最为密集,经济也较发达,秦、汉以来,关中地区农业发达,杜佑指出:“秦开郑渠,溉田四十万倾;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倾,关中沃衍,实在于斯。”唐代关中农业虽不及秦、汉,但在本道内,也属发达地区。

②、论唐代关中的农业曹尔琴

摘要: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关中地区处在渭河下游,渭河谷地也称为关中平原。这里是渭河冲积形成的黄土地带。远在战国时期,人们就评价它为上等的土壤。平原区以北为黄土台原。黄土台原在东西连绵起伏,由南向北呈三级阶梯状,逐渐升高,台原上部均覆盖有不同时期

③、唐关中农业与长安城粮食供应研究赵建勇

导论:唐都城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唐代关中地区,亦是唐帝国的最重要农区之一。唐代关中农业与长安城的粮食供应研究,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与区域经济史研究及历史时期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一个视界的结合点,也是区域农业史与区域灾害史研究与意义更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唐长安城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有唐一代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与唐代历史社会过程密切关连。本论文尝试对关中农区最后一次作为最重要的农区在环境气候与粮食供应影响下的特点做出归纳,并通过对唐代长安城的粮食供应问题的系统考察,探讨此问题对于唐代关中农业诸因素的影响;通过研究唐代关中地区农业灾害的与唐长安城的粮食供应的高度关联提出了“关中高度依赖模式”,并分时期研究了长安城粮食供应与关中农业及唐代漕运真实关系,对“模型”进行了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于唐代长安粮食供应与唐代政治的关系做了探讨。。三、本论文的主要观点

虽然关中地区在唐朝时期的状况不是很理想,但是作为唐朝最大的粮食产区之一,他为唐中作出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

四、基本纲要:

绪论:唐朝时期的政治中心——长安

长安坐落在关中平原的中心,也就可以说当时的关中地区就是其政治中心。要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解决民生问题,这是每个朝代在统治者都明白的,当然作为中国历史最强盛的朝代,唐朝统治者也是非常明白这个问题的。关中地区作为粮仓,受到重视那是必然的。

1:关中地区的自然条件

农业发展受到一定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要了解其农业发展状况,就必须了解其自然条件。关中地区比较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合农作物的生长,给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且,唐朝时期我国处于暖期,温度比现在的平均温度高,气候湿润,适合生长的农作物不仅仅是现在所能看到的,因此,唐朝时期观众的农业发展是很值得了解的。

2:唐朝时期关中地区的水利发展

水利发展是判断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古代的灌溉技术落后,农业靠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兴修水利。关中地区虽然河流纵横,但其覆盖面也是不全面的,要使得整个地区都能顺利浇灌,水利工程师非常重要的。

3:中央政府的农业政策

农业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扶持,唐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中地区的赋税制度对其农业发展的影响力度是非常大的,起着推动或者阻滞的作用,因此要了解农业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央政府对其农业政策。

4:关中地区的人口及其饮食习惯

古代没有机械耕作,所有的农业活动都是靠人力来完成的。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着农业发展的速度,因此,人口是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而人们的饮食习惯直接推动着农业结构的变动。5:总论

唐朝前期的农业发展是借助于隋朝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取得快速发展的,因此,关中地区的经济也是飞速发展的。

五、参考文献::《旧唐书》

《通典》

《全唐文》

《册府元龟》

《资治通鉴》

《新唐书》欧阳修

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以上只据国家掌握的税田计算,不计隐匿的土地。)由于唐尺比宋尺小,唐代一亩约合今0.783亩,宋代一亩约合今0.974亩,以上耕地换算成今亩,唐代耕地为485万多顷,宋代为511万多顷。(参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另外一种换算法,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比唐多了百分之四十。)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可见,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

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单位面积产量。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4],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陈傅良说:“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5]宋代“稻子二石,折米一石。”[6]据此将米折合成谷,则亩产达四至六石。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策》说:苏州一带,“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至三石。”[7]朱熹说:浙东“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8]王炎说:鄂州一带“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9]最突出的例子是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10]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记录。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杭州在马哥波罗的笔下简直成了天堂。

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唐文化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气势雄减;宋文化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细腻丰满、忧患气息浓厚。

原因:

唐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盛况空前,声名远播,疆域辽阔,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两宋积贫积弱而周边少数民族的勃兴,世族政权的对峙,两宋长期遭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围困与进攻。总之,唐宋文化的差异是由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力量的强弱决定的。唐朝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朝代,文化可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来描述。那时佛、道、儒等等都能很好的发展,所以那时的文化应该是古代的巅峰,大家频出,尤以“诗歌”为盛。到后期“词”的发展也比较快。同时“传奇”之类的文学也得到发展。

而宋朝因为推行理学,人们的思想得到禁锢,相对来说不够活跃。所以讲究严格格律的“词”得到发展,大家也不少,但和唐朝的诗歌之盛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当时的皇帝喜欢文的,受社会风气影响,所以词的题材也相对较窄。当时的“平话”得到较快发展。

原因:

2020高考历史:模块1 话题5 唐宋变革——从隋唐到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繁荣鼎盛【主题贯通】

“唐宋变革”是当今学术前沿的热点问题,唐宋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繁荣鼎盛。唐宋时期,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必然受到冲击,发生相应的变动,唐宋社会的变革就是商品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要素的流动及其重新组合。 品主题纵横——知能提升 一、商品经济赋予了唐宋社会新的时代特征 1.在政治领域,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地主兴起 (1)伴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科举制大兴并取代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对于科举制,以往更多地强调它是统治阶级的选官制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2)科举制的产生,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使社会各阶层都有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这种平等竞争极为有限,但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和竞争性,是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 2.经济领域的制度变革,呈现市场化趋势 (1)土地制度:土地日益摆脱政治力量的束缚卷入到流通之中,“田制不立”取代中古田制。 (2)赋税制度:随着两税法的推行,统治者不得不推行和买、预买、折买、和籴、博籴等政策措施,通过市场来弥补传统赋税征收上的缺陷,赋税征收呈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和特征。 (3)禁榷制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专卖领域出现新变化,过去将商人直接排斥在外的专卖制度不能维持,政府不得不推行“官商共利”的间接专卖制。 3.民族关系领域,民族政策变化,重视边疆开发 在民族政策领域,唐宋统治者也逐渐抛弃了过去的和亲政策,转而利用商品经济规律,以互市为手段,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出现了签约议和等新的现象。 4.思想文化领域,多种风格共存,体现商品经济发展 (1)思想方面: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成为一时风尚。 (2)文学方面: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 (3)艺术方面:以五代为分界,以前的壁画大多强调传统风格,以后的水墨画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 (4)音乐方面:唐代以舞乐为主,乐律重形式,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这无疑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流变性和开放性。 二、宋代大变革的表现 1.农业革命:农业上租佃关系日益普遍。 2.信息革命:科技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3.金融革命:在四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4.商业革命: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地域限制,街市制取代坊市制,一批商业名镇兴起,城市的经济文化职能有所增强。 5.能源革命:煤在生产生活中的使用日益普遍。

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

论“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 一学术史的回顾 把“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认为,唐代是中世(medieval),而宋代为近世(modern)。①1925年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讲课时这样归纳“中国近世史的意义”②:所谓近世的内涵,与中世相比,大体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政治上讲,是贵族政治的衰落,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变化。 君主与人民之间的阶层——官吏,其录用法也改革成为科举制了。亦即选用官吏的方法,由从贵族阶级中推举一变为通过考试录用了。 内藤湖南对于唐宋变革论的把握,明显受到基佐《欧洲文明史》的影响。内藤的唐宋变革论是从社会性质上来观察唐宋之间的变化,从西方文明史观的角度来解读唐宋之间的变革。③内藤之后,宇都宫清吉的《东洋中世史的领域》虽然对内藤观点的细节提出一些批评,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否定唐宋变革观。④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⑤,更加进一步发展了内藤湖南的看法。他不仅继承了内藤关于唐宋变革是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而且十分突出地强调宋代作为近世的意义,认为,与西方相比,东洋的进入近世的历史要更早。⑥很显然,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日本学者明显主张唐宋之间的变革是一种社会变革。其后学谷川道雄《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造》⑦虽然试图修正或者减弱内藤湖南“格义”史学的痕迹,淡化社会性质变革的内容,但是,从总体看来,至今的日本学者还是主张唐宋是中世和近世的分界线。 近年来美国学者也关注唐宋变革问题。赫若贝(Robert M. Hartwell)⑧、包弼德(Peter Bol) ①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北京)1992年版,第10—18页。 ②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323页。 ③内藤湖南观点其实还得益于他在京都大学的同事日本史学者内田银藏。后者曾从师于兰克(L.Ranke)弟子利兹(L.Ricess),有留学欧洲的经历。他在1903年出版了《日本近世史》一书中,首次将日本史与西方史作比较,认为日本从足利末期到江戸初期,“已经出现了与西欧社会及其相似的,由中世向近世过渡的情形。”他又将中国史与西方史进行对比,以秦汉比拟罗马帝国,将魏晋以降的混乱比拟日耳曼的民族迁徙,以隋唐比拟西方的中世。总之,内田从与西方史的比较出发,将日本的江戸和中国的宋元明时期划定为近世。内藤湖南在与内田的交往中,于1921年发表了题为《关于应仁之乱》的演讲,指出室町中期日本在文化、社会上均发生了变化,认为从此平安贵族文化彻底崩溃。并将日本近世的特征归结为:1下层人民的地位上升;2贵族文化扩展为庶民文化;3日本文化独立于隋唐文化等。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其实在中国从唐代到五代末期也出现了这种时代”,还提出了唐宋变革时期乃中国向近世过渡期的见解。且于次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等,提出唐宋过渡期所呈现出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人民经济地位的上升、文化的民众化倾向、民族意识之高扬等等中国近世的特征。参见《史学月刊》(开封)2005年第5期,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成立的背景》。 ④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22—134页。 ⑤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第153—241页。 ⑥最近关于内藤湖南唐、宫崎市定唐宋变革观的学术评论,请参见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期,第125-170页。 ⑦收入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商务印书馆(北京)2002年版。 ⑧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l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 No.2(1980): 365-442. “Financial Analogism, Examination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conomic Policy in Northern Sung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0(1971):281-314.

高考历史二轮复习“12+2+3”专项练 第26题专练——唐宋变革

第26题专练——唐宋变革 1.(2019广西名校第一次联考,26)下表列举的是古代诗歌中关于武则天的评价。据此能够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武则天( ) [唐]卢照邻《中和乐九章·歌中宫第五》:居中履正,禀和体微。仪刑赤县,演教椒闱。陶钧万国,丹青四妃。河洲在咏,风化攸归 [唐]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 [元]叶颙《唐武则天传》《樵云独唱》卷四:天人共愤世皆嫌,垂拱焉能二十年?谁信裙钗珠翠侣,反胜冠冕任英贤 A.有虚怀纳谏的胸襟 B.治国才能值得肯定 C.当政推动社会繁荣 D.当政有违儒家伦理 2.(2019内蒙古鄂尔多斯一模,26)唐太宗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所以唐以儒学为资政之术,同时把它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据此可知科举制( ) A.打破垄断,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 B.选拔精英,优化传统社会结构 C.鼓励向学,营造向上的社会风气 D.教化民众,引导社会文化方向 3.(2019四川蓉城名校联盟第二次联考,26)唐前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公元780年,唐朝改行两税法。这一变化表明唐代中期( ) A.赋税改革能够有效缓解土地兼并 B.土地制度变化影响赋税制度变化 C.抑制兼并是政府增收的主要途径 D.赋税制度变化影响土地制度变化

4.(2019四川内江二模,26)下图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职贡图》,描绘了外国使节和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使臣来唐朝进贡的生动情景。这一作品( ) A.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 B.可以印证唐朝开放的政策 C.体现了传统文人画的特点 D.反映了唐朝疆域空前扩大 5.(2019四川宜宾一模,26)魏晋至隋唐时期,修造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敦煌莫高窟等石窟。这反映出( ) A.儒学正统地位削弱 B.道教文化的广泛传播 C.佛教影响范围扩大 D.北方经济影响力上升 6.(2019陕西宝鸡二模,26)宋代外省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 A.分化事权强化君主专制 B.官员相互配合提高效率 C.加强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D.提高官员素养缓和矛盾 7.(2019广东肇庆三模,26)在唐初以前,政府专设机构管理族谱编修,侧重追溯各家祖宗荣耀。北宋开始,以儒士为主的普通家族积极编纂族谱,多记录当世族人荣耀。这一变化反映了( ) A.宗法制强调血缘关系为纽带 B.科举制度发展推动阶层流动 C.商品经济发展需要宗族认同 D.理学修身齐家理念成为主流 8.(2019广西南宁二模,26)到宋代,商业信用大发展,领域遍及消费、流通以及生产,充当信用中介物的“交引”“券”“契约文书”大量涌现。由此可知( ) A.商品流通速度加快 B.宋代形成了商业信用 C.货币作用逐步降低 D.宋代货币形式多样化

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 关于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以下转载李华瑞先生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以期大家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李华瑞 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一、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2]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史才、诗笔、议论”,成为日后学者审视唐人笔记小说的名句。 宋人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唐五代的记述,但由于有一个时间差,笔记数量在宋代又有一个飞跃,于是,研究唐史的学者因为没有系统的汇集和索引,无法广泛利用,研究宋史学者,也没有系统的参照物,两相不便。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笔记小说逐渐分途,其发展趋势,纪实性、专题型、百科型笔记逐渐兴盛,应该说除了与社会政治文化变迁密切相关外,城市的发展,城市商品经济的活跃,官僚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心理因素,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变化蕴涵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刻变化,也给纪实性笔记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有关唐宋城市研究的重要著述,如宋人宋敏求著《长安志》,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阎文儒、阎万钧著《〈两京城坊考〉补》,邓之诚校注《东京梦华录》,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唐两京系列研究,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都搜集了大量笔记小说材料,其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城市社会历史信息。前辈学者对笔记小说的深入研究,丰富了城市社会史的研究。 唐宋时期社会总体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心态变化、城市面貌变化等研究,需要历史研究学者综合发掘。我们今天研究唐宋城市社会,笔记小说的作用不仅仅是拾遗补缺功能,而且是堪与诗文、碑刻呈鼎足之势的重要史料来源。 五、唐宋城市经济社会的关注点 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研究,还大有发掘的余地。我认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还可以对以下几方面多加关注。 1.城市消费领域市场化的深度问题:城市消费领域对市场倚赖程度的逐渐加深。 2.城市商品结构的变化问题:物质性商品范围的扩大和精神文化性商品的新兴。 3.城居官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包括政府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问题:官民个人收入的货币化趋势的发展。 4.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问题:温饱型支出比例下降,精神文化需求支出上升的趋势。 5.城市商业经营结构与经营内容、经营方式的变化:城市商品市场的发展与特性,不断促进经营结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6.城市商人结构的变化:唐宋商人群体具有复杂性、多面性的特点,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群体。 7.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近年对生态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以往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比较薄弱。 由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城市化特点,城市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而都城的变化又具有更加典型的意义。在隋唐五代宋这个大的历史转型和变迁时期,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变化,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都城研究虽然蔚为大观,但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 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100872) 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层次的变革,这种变革始于隋和唐前期,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而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中期则具有转折意义。从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来看也是如此,6世纪以前和10世纪以后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形态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南北朝以前,贵族集团对政治具有强大影响,官吏的任命基本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中央与地方在具体政务运作的层面上并未完全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到北宋时期,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是由官僚而非贵族负责运转,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对帝国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基本消退,就连此前皇室内部影响皇权运作的宗室、外戚、后宫、亲王甚至皇太子等力量,也基本从政治上淡出。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和官职资历加以任命。中央与地方在各方面具体政务的运作中走向一体化,皇帝本人也走到了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朝 ? 6 ?

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一般认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1910年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初步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唐代是中世,宋代为近世。在后来的日本学者中,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 其中,我们不得不提到内藤湖南的分期法,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而唐宋变革轮就是内藤湖南根据他的分期法来划分中国的历史,当然,他也提出了相关的证据和做了相关的分析证明,这种运用横向比较分析历史的方法是可取的,但是,对于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符合这个规律是值得商榷的。就像在大的规律指导下,也还是各有各的不同,每个事物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下面,是几位中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看法。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

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邓广铭先生提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引自: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上述三位大师级人物虽说观点有些差异,但是无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宋代较之前面几个朝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他们的侧重点不同,其中,陈寅恪先生重在政治战争方面,钱穆先生认为重在政治经济,而邓广铭先生重在文化。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宋代是较之前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历朝历代,哪个朝代没有发生过变化呢,只是变化的程度不同。 对于唐宋变革论,金泽大学李庆在他的《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做了相关说明。 首先,就是国内学者几乎都认为变革是内藤湖南1910年首先

唐宋变革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1) 进入21世纪,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的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但是,何谓唐宋变革?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是谁?唐宋变革期的起始如何界定?如何看待唐宋社会性质等等,迄今仍有很大争议。纵观20世纪以来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因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才导致众说纷纭现象的出现。所以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 实际上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是从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先生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0世纪国内唐宋史研究领域基本是泾渭分明,只是进入20世纪后“唐宋变革”才与唐宋变动或变化相混淆,两条线索才绾结在一起出现泛化的倾向。下面就这两条线索的由来和发展变化分成四个方面进行简要梳理。 一、南宋以来中国学者对唐宋之际历史变动的认识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的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1]“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对于这种变动从南宋初期就已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段名言言简意赅,不是枝枝节节的史料,而是高屋建瓴的史论。[2]南宋末年文天祥亦曾感概:“自魏晋以来至唐最尚门阀,故以谱牒为重,近世此事寝废,予每为之浩叹。”“族谱昉于欧阳,继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二三。原其所以,盖由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捐亲戚,弃坟墓,往往而是,虽坡公(苏轼)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乡之说也。”[3]从文天祥的语气来看,在这里所讲的“中世”显系指的即是唐中叶时社会发生了巨变。明朝人陈邦瞻更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待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而且把中国历史分作三个阶段。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说“然而未暇考其世已,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覩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4]不论是南宋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唐宋之际的大变动,还是明代陈邦瞻的中国历史三阶段说都是“本土”学者的独立思考,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历史分期”。 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则不能不打上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西学的历史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按“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划分历史的方法。1917年,傅斯年先生说:“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可见20世纪初期西学分期方法在国内影响甚巨。但对于照搬西洋历史分期法而不顾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做法,也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而提出新的分期方案。首先,傅斯年不同意桑原骘藏以汉族盛衰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桑原骘藏分中国历史为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

唐宋变革论(内藤湖南)

唐宋变革论,最初由日本国学者内藤湖南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提出,经过一百多年的学界充分研究与探讨,东亚各国学界对此已经形成基本认识,即承认唐宋间历史进程的巨大飞跃,但是否真正属于变革,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中文名 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听语音 以下转载李华瑞先生的《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以期大家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 李华瑞近年来,唐、宋史学界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而要打通唐宋研究,在20世纪颇有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故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于是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会和相关文章也日渐多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笔者在这里仅对过去的讨论作一些梳理。 中日学者唐宋变革观的分期异同 依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划分历史阶段是历史学科的一项重要任务。台湾《中国通史论文选》的编辑者说地好:“历史的最大特性就是‘变’,研究历史就是要明了它的变化情形,若不分期,就不易说明其变化真相。历史分期的目的即在于帮助我们找出历史的变点,进一步观察它的质变和量变,从而了解各时代的特性。” [1]从这个角度而言,唐宋变革说实质上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期。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虽然从宋以降至近代已多有学者认识到这种变化,但是从分期的角度提出“唐宋变革”当首推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1866-1934),1910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上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他的这种新观点是建立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基础之上的。他说:“由于过去的历史家大多以朝代区划时代,所以唐宋和元明清等都成为通用语,但从学术上来说这样的区划法有更改的必要。不过,为了便于讨论,在这里暂且按照普通的历史区划法,使用唐宋时代一词,尝试综合说明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情形。”[2] 内藤湖南先生所说的“从学术上”重新划分中国从中世转移到近世的变化,大致是受了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的影响,即所谓“西洋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正统分期法,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而日本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一直墨守着“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世”(或称为“上古”、“中古”及“近代”)三段。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是“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其后,宫崎市定在继承内藤湖南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即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解释“近世”概念,认为宋以后是中国的近世文艺复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和反思,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被日本史学界运用到中国史的研究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兴起.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普遍发展这一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中国史,宋史研究这一领域也不例外”[3]。具体到“唐宋变革论”则表现在提升了社会经济史在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也就是说为了论证中国史也和西方世界一样发展,检验封建制被视力占有关键位置的论证。 中国学者对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有很大不同,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多种多样,但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两种。 (一)是雷海宗先生把中国历史分作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4]显然。雷海宗先生是以文化史观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力图打破欧洲人的传统分期法。在雷先生看来,唐宋处在第二周,南北朝隋唐五代(西元383-959)是一个大的过渡,是一个综合与创造的时代,宋代的300年则是一个整理与清算的时代。 (二)是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20世纪50至80年代初,历史分期曾是中国史学界一个热门话题,但多集中在讨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起始,形成十数种说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和魏晋封建说。而对

述要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

述要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宋元变革论的形成经纬 2005年,受邀参加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我在日本参与编纂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课题组中主动承担的是元代部分,因此对元代比较关注,在考虑提交论文时,我决定写元代的科举停废,为人们考察20世纪的最终科举废除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在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史实与头脑中学术积淀,互相撞击,产生了思想火花,形成宋元变革论这一命题的雏形。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我的学术方向转型,目光从上向下,从长期以研究皇权为主的中央政治研究转向对地方社会的研究。 以《俐举取消的历史》①为起点,继续进行资料搜集与深入思考。当时,我在与东洋文库的同行们在完成中蟾敏先生领导的《史选举志译注》②之后,进行内容相关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③的译注作业。笔记中关于选人改官难的条目,让我对进士登第后的命运开始关注,并且与元代科举停废带来的士人职业取向贯穿起来,结合以往研究中积蓄的个案,写成一

篇数万字的长文,①初步阐述了我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二、宋元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看上去是与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的命题。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根据一定的时代特征,把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段观察,自然是一种具有逻辑意识的方式。除了唐宋变革论,还有美国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②在诸多的命题中,20世纪初由日本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充实的唐宋变革论无疑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的重新关注,更使这一命题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北宋作为这一变革期的终点,把唐代的因素发展到极致。因此说唐宋变革论作为古代以及古典主义终结的归纳,精辟而到位。至少从政治形态的变化看,我并不持有异议,在我的日文版《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④一书中专有一节阐述了我的认识。不过,唐宋变革论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并且,在我看来,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论基础之上的唐宋变革论,对两宋不加区分的捆绑论述具有一定的缺陷。最主要的是,唐宋变革论是追溯中国历史,向前看而得出的认识。

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2010年10月 古代文明 October,2010 第4卷 第4期 The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4 No.4 [帝制中国] 论元明之间的变革 李新峰 提 要: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关于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均认为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变革。本文从政治变革及其对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塑造两个角度,探讨元明之间在国家地缘格局、制度来源与演变趋势、经济政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现象。结论是: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这项认识,或可丰富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 关键词:历史分期 王朝变更 元明变革 明前期 一、历史分期视野中的元明关系 (一)历史分期与王朝变更 自“唐宋变革论”提出以来,对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表达这一整体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历史分期。中国历史在民族、地域、语言、观念诸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长期连续性,政权则更替频繁并对各领域有相对明显的影响,所以王朝更替似乎是天然的历史分期标志。但是,现代史学视野的拓展,使得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超越王朝视角的各种分期学说。 以“冲击——反应”、“传统现代”、“帝国主义侵略”等认识模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变革说”,认为中国历史演变缓慢乃至停滞,直到19世纪西方势力打破旧局面,1把“中国古代”视为“古代中国”,消解了王朝更替乃至历史分期的意义。以“唐宋变革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为代表的“社会形态变革说”,认为中国遵循人类普遍的历史变迁模式,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或一直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对历史分期有所重视,但同样淡化王朝更替的意义。 这些认识模式与16世纪后欧洲文明主导全球历史的事实相呼应,却没有足够的理由阐释此前的 1 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7—170页。

(完整版)2019届高考历史二轮复习26题研究——唐宋变革配套练习

26题研究——唐宋变革

1.(2018·全国Ⅱ卷,26)武则天时期,将中书、门下二省名称分别改为凤阁、鸾台,通过加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头衔,使低品级官员得以与凤阁、鸾台长官共同议政,宰相数量大增,

且更替频繁。这一做法的目的是( ) A.扩大中书、门下二省的职权 B.为官员提供迅速晋升的机会 C.便于实现对朝政的全面控制 D.强化宰相参政议政职能 2.(2018·全国Ⅰ卷,25)据学者研究,唐朝“安史之乱”后百余年间的藩镇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藩镇( ) A.控制了朝廷财政收入 B.彼此之间攻伐不已 C.注重维护中央的权威 D.延续了唐朝的统治 3.(2017·全国Ⅱ卷,26)北朝时,嗜好奶类制品的北方人常常嘲笑南方人的喝茶习俗。唐中期,北方城市中,“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据此可知,唐中期( ) A.国家统一使南茶开始北运 B.南北方饮食习惯趋于一致 C.南方经济文化影响力上升 D.南方经济水平已超越北方 4.(2017·全国Ⅲ卷,26) 上表为唐代后期敦煌某地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据此可知,当时该地( ) A.自耕农经济盛行 B.土地集中现象突出 C.均田制破坏严重 D.农业生产效率提高 5.(2016·全国Ⅲ卷,26)唐太宗对南朝后期竞相模仿萧子云书法的风气表示不屑,认为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只有王羲之的书法才“尽善尽美”,于是连西州(今吐鲁番)幼童习字的范本都是王羲之书帖。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的确立,是因为( ) A.皇帝好恶决定社会对艺术的评判 B.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不可超越 C.艺术水平与时代选择的共同作用 D.朝代更替影响艺术评判标准 6.(2016·全国Ⅰ卷,26)史载,宋太祖某日闷闷不乐,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此事反映了( ) A.重史传统影响君主个人行为

唐宋变革论的内涵

“唐宋变革论”的生发、形成以及修正 一、日本学者“唐宋变革论”的生发和形成 内藤湖南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及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逐步系统地进行了阐述①。 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中古,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后期:明清)。在这一历史分期基础上,内藤湖南认为,唐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唐宋变革或者说是从中世向近世的转移,这一转移以“贵族的衰退和独裁的兴起”为标志。唐宋时期,“贵族的失势的结果,使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袭的特权,而是靠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是以法治国,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权,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代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中国虽然完全不承认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灭后,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具体而言,“唐代租庸调制,意味着人民向政府纳地租、服力役和提供生产成果。唐代中叶开始,这个制度自然崩坏,改为两税制,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到了宋代经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另一方面,君主和人民中间等级的官吏亦改为选举”,“官吏从君主独裁时代的配合庶民方式变为容许机会均等”。朋党的性质亦有所改变,“唐代朋党以贵族为主,专事权力斗争,宋代朋党则明显地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不同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变化,唐宋之交为实物经济之终结,货币经济之开始。“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② 宫崎市定加以发展,遂造成“唐宋变革”论。“根据宫崎市定的考察······中国近世社会······可以说是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推进的社会构造的变化,和由宗教时代向学问时代演变的文化形态的变化。”其最重要的贡献有两项:一是通过对《九品官人法研究》为内藤湖南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提供坚实的佐证“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并认为隋唐的科举制度是从汉代的秀孝制度发展而来。二是添加了社会经济方面诸特征的内容。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日本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宫崎市定也确实在“中国近世的社会经济”着力描述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展现的诸项近世特征: ①详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刘俊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1页至18页。

唐宋变革论

唐宋变革论 折叠编辑本段基本简介“唐宋变革论”是以六朝隋唐贵族政治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两种政治为核心展开的,然后推广到经济,文学、学术、艺术、音乐等层面的变化。此理论是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0年提出,其论证中世结束于唐代,近世开端于宋代的“唐宋变革论”被欧美学者称为“内藤假说”。折叠编辑本段产生背景《唐宋变革论》书籍“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历史分期说的产生,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日本史学界吸收西方的史理论,运用西方的分期视角的产物。较早时期的里斯(LaduigRiess)等外国学者对日本学界的影响,为学界熟知。恰恰就在内藤写下前面所提到的“讲课提纲”前后。1906年,德国出版了OskarNachode的GeschichtevonJapan《日本史概说》(二卷,德国,莱比锡)这是西方在公元2世纪初,有关日本上古、中古史的代表性研究,并反应到日本。对于正在不断吸收西方新学术的日本学界、对于内藤湖南来说,这在思考方式上,恐不无影响。比如,在他的《支那上古史》中谈到,当时有人模仿西方,把历史分为“上古史、中世史、近世史”,又探讨过“因今日西洋史上的feudalsystem翻译成封建制度”,这个词在日本历史和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的使用情况。都说明他是关注西方史学,并受到其影响的。二、中

日两国史学界交流的产物。20世纪初,中国也出现了新的史学风潮。据胡逢祥的研究,仅1901年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1902年中国夏曾佑出了半本《中学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虽说只到魏晋六朝,未完,但是在当时颇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其中有日本学者的影响。反过来,内藤湖南也注意到夏曾佑的著作情况,他也关注梁启超的著作,他在《支那上古史》等著作中,谈到过梁启超。此外,在《支那学》杂志第2期(1910-1911)就发表了《读梁启超氏的历史研究法》。这份杂志,是本天成之、小岛祜马、青木正儿等主办的,内藤当然也是知道所刊的文章的。还有,他的《支那古代史》中引用了王国维有关《殷周制度论》的有关成果,参考了宋代王柏,元代金履祥、吴澄等的见解,引用了崔述《考信录》中的说法等等。都可见他对中国国内的史学研究的关注。凡此,都可以说明内藤史学的产生和中国文化、和当时中国学界、和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三是吸收了日本传统的学术成果的产物。日本学者认为,内藤的史学思想受到了日本学者大内青峦、富永仲基的影响。如在《支那上古史》中,引用了富永仲基有关古代宗教的研究成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见宫崎市定的《独创的支那学者内藤湖南博士》、加贺荣治《内藤湖南札记》,又拙著《日本汉学史》第一部有关章节。这也是显然的。总之,内藤湖

唐宋文化之比较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与之相比的,“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

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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