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幸福悖论)

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

-----------基于幸福悖论的探讨

摘要：幸福悖论又称伊斯特林逆论，认为财富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的增加便无法继续提高幸福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会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概括为个人的特征和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针对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提出合理收入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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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国民收入的新研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财富增长不成比例。研究人员指出，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大幅提高。总而言之，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对于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有对幸福感的单一认识，认为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高，富国国民幸福感强于穷国国民观念，产生了幸福悖论的理念。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阐述衡量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并对此简要提出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

二、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说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存在。下面我们将会对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做出分析说明。

（1）经济的增长

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社会中所有人幸福的加总即为社会的总体幸福，道德、立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就是尽量增进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的总体幸福。但是感受的快乐和痛苦是难以量化衡量，因此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旧新福利经济学以及建基其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用效用或福利来衡量个人幸福，效用来自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最终决定于收入的多少，社会的总福利可以通过国民总收入，即现在得到政府和大多数人们广泛看重的GDP来进行衡量。从此，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不可捉摸、难以衡量的主观幸福就被实实在在的、可以准确衡量的客观收入或财富所取代。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和普遍富裕的时代，批评家们喜欢谈论所谓的“财富悖论”，他们说大众追求物质财富往好处说是徒劳的，可能性更大的结果是让人更加不幸福。那些对经济增长持怀疑观点的人说追求物质财富简直就像患了疾病一样，他们说发达国家得了“富贵病”或者“奢侈病”。

虽然经济的增长并不是衡量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否定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而财富增长怀疑论者好像忘了富裕生活即便不一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也是带来巨大好处的事实。经济的增长给国民带来了稳定的生活，不必再忍受建国初期饥寒

交迫的痛苦，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减少了就业的压力，而且研究数据也显示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直接而持久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幸福增长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 随着收入的增加, 多数国家的国民幸福感都有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贫穷国家里, 幸福水平有显著的提升,只是富裕国家里幸福的增加则轻微一些(Hagerty& Veenhoven, 2003; Veenhoven & Hagerty, 2006)。

（2）个人特征

个人特征包含着受心理因素、价值观、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针对心理的攀比相对理论而言，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国内近期的一项经济学研究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间，中国居民的人均ＧＤＰ有很大幅度的增加，然而整体的幸福感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居民生活满意度从１９９０年的大约７．３下降为２００７年的６．８，幸福感水平则从１９９０年的０．６８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７７。（曹大宇,《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２００９）

幸福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 人们在评价自己的幸福程度时, 往往拿自己的现有情形与周围相关的人,例如同事、同学、邻居等进行对比, 举收入为例, 这就是社会比较(socialcomparison)的心理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心理感受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 而是他和别人比较的相对地位。尤其是当收入水平较高的时候, 相对收入比绝对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Sweeney, & McFarlin, 2004; Mentzakisa & Morob,2009)。人们对生活环境中的变化最初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但是不久他们会逐渐习惯, 适应新的生活情境, 致使其又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 这样就好比站在一个“快乐踏水车”上(Diener, Lucas,

&Scollon, 2006)。伴随社会比较和适应两个心理过程而产生的是人们不断上升的收入欲望(incomeaspirations)。一方面, 人们通过收入的比较来获得自己的相对地位, 而且人们倾向于向上比较,所以收入欲望往往高于实际达到的水平; 另一方面, 人们对增加的收入会产生适应, 收入的增长最初会给人们带来额外的快乐, 但这种快乐通常只是短暂的, 当人们适应了这种收入水平以后,又会产生更高的收入欲望。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使得人们总是为更高的欲望而努力奋斗(Stutzer,2004; Binswanger, 2006)。但是, 欲望太高不会使人幸福, 因为幸福感取决于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仅仅是实际收入水平。研究发现, 收入欲望与实际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越大,幸福感越低(Solberg et al., 2002; Stutzer, 2004;Bj?rnskov, Gupta, & Pedersen, 2008; Brown et al.,2009; McBride, 2010)。如果保持收入欲望不变而增加实际收入, 那么人们的幸福感就会提高。但实际情况是, 收入欲望也会随个体收入的增加而增加,。(Easterlin, 2001; Stutzer, 2004)。

对于穷人来说，把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富人对比在实践上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有钱人拥有更多的东西，更好的技术，更高质量的健康水平，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人们模糊了解能够得到的东西。当然羡慕有钱人拥有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不健康的嫉妒心理，相反，人们不满意自己的命运的事实可以被看作寻求改变的健康动机，人类对自己命运不满意的倾向还有积极的一面，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3）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

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传统经济学通过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来推测人们的效用和福利，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一个人在可以选择商品A的时候却选择了B，就意味着B给他带来的快乐要大于A。然而，由于在现实中人们对于绝大多数宏观制度安排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此通过选择来推断的效用及其蕴含的幸福就必然比较狭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

多数收益流向最富有阶层，弱势人力资本和心理资本没有得到重视，研究指出人们似乎天生对富人充满愤恨，甚至在自身生活条件得到绝对改善之后仍旧如此。对于社会不公平，服务机制不完善，弱势群体的保护不足的现象也是导致国民幸福感不高的主要原因。

三、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及小结

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提高幸福感的标准，因此应该多途径去改变。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加强合理收入的分配调整政策和宏观调控，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做到过程公正，结果公平，缩小贫富差距，最后提高国民的幸福感。毕竟做到让人民更加幸福和快乐，才是政府的重大任务。

参考文献：

李静，郭永玉（2011）如何破解中国的“幸福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李静, 郭永玉. (2010).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心理科学进展Vol. 18, No. 7, 1073–1080

李静, 郭永玉. (2008).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 心理研究, 1(1), 2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