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主题：第六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第六章、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引言：从“潜网”说开去

2002年7月1日，有一个叫周耀民的小伙子刚刚大学毕业，他来到了一家杂志社工作，成了一名期刊记者、编辑。这个年轻人充满理想、朝气蓬勃、无所顾忌、敢作敢为，犹如常山赵子龙，浑身即是胆，虎虎有生气。然而时隔不久，他感到自己的手脚似乎被一张无形而有力的潜在的网所束缚，纵有盖世的才华也施展不开。久而久之，屡屡碰壁，他的热情便日渐冷却，锐气也日渐消磨，最终就变得同老编辑一样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将自己逐渐地融人那张潜网。后来，他怎么想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这几乎成了他一个心结。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纠缠着他，使他不能大展身手，一展抱负呢？

他所工作的杂志社在传播学上被称为“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所从事的工作称为“大众传播活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会把大众传播及社会信息系统纳入社会制度的轨道。因此，大众传播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种研究称为“控制研究”(control Studies) 。“控制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外部制度对传媒机构及其活动的控制和影响，二是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

第一节、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大众传播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的。社会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的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休系”，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等等。一定的社会制度对大众传播的控制，体现为一定形态的传播制度，因此，传播制度也就是社会制度中对大众传播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的部分。有的学者认为，“传播制度问题主要是大众传播工具与政府的关系同题，即言论、出版自由问题”。我们认为，言论出版自由问题是传播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它的全部。传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反映，其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它体现了社会制度或制度性因素在各个方面对传播媒介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传播制度中既包括媒介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也包括媒介与社会群体以及广大受众的关系问题；既包括言论出版的自山与权利问题；也包括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问题。一句话，传播制度体现了全部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以下我们主要从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各种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对传播媒介的控制，以及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这种控制的目的，是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媒介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美国学者Dominick在其《The Dynamics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中概括为“Formal Controls”，他写道：“Formal controls over the media include laws, court decisions that refine those laws, an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dministreted by government agencies. 意即从法律、法规与条例等传播制度层面考察分析大众传播的控制问题。

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规定所有制形式是政治控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传播体制的前提。

当前，世界各国传媒组组织的所有制形式，大体上有三类，一为公营、二为私营、三为公私合营。规定所有制形式，是国家和政府对大众传播实施控制的基础。

2、对传播媒介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管理。包括对传媒的创办进行审批、登记；分配传播资源；对媒介活动进行多方面的监督管理等等。

3、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限制或禁止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下是不同的，但一般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与国家制度或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

(2)国家安全及国防机密；

(3)名誉侵权和隐私侵权；

(4}淫秽和非法出版物；

(5)对公众利益和社会文明风气有害的其他内容。

4、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不都是限制性的，积极的指导和扶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国家和政府对传播媒介的控制属于直接的制度控制，但是，从对媒介活动的制约和影响的角度而言。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不是惟一的控制，还存在着种种社会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由干这些控制也是在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约，因此也带有明显的制度性因素。

1、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各阶层、政党或团体都拥有创办自己的媒介的平等权利。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工人、农民、知识阶层、妇女、青少年群体等等，一般都有自己的机关媒介或主要面向他们的媒介，这些社会群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媒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传播自己的主张，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土活，作为能动的主体在我国的大众传播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经济势力对大众传播的控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垄断资本和少数大利益集团外，一般社会群体的传播权利是不能得到保障的，传播媒介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垄断资本控制传播事业的方式上要有三种：

（1）强大的资本做后盾成立超大型媒介联合企业，对大众传播事业的主要部分实行垄断；

（2）通过他们控制的议会党团或院外活动集团对公营传播媒介的活动进行干预；

（3）通过提供广告或赞助来间接地控制和影响其他中小媒介的活动。正所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受人之托，必办忠人之事。

垄断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播事业的最大特征，特别是在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媒介资本发生了密切融合（交叉所有）的今天，这种垄断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许多传播内容，例如报道的新闻或传播的信息是否真实、刊登的广告是否可靠、提供的文化和娱乐内容是否健康有益等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利益。因此，广大受众对传播媒介的活动拥有进行社会监督的正当权利。

受众对媒介活动进行社会监督控制的手段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1，个人的信息反馈。即以来信、来电和来访等形式直接表达对媒介活动的意见、建议、批评或抗议。这是一种最常见的受众监督方式。

2、结成受众团体，以群体运作方式对媒介活动施加影响。例如日本有一个“大众传播市民会议”的受众团体，他们从一般受众的立场出发对传媒活动进行分析和批评，并发行自己的月刊《传媒市民》，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3、诉诸于法律手段。如果媒介提供的虚假报道或广告直接损害了受众的实际利益，或媒介内容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或隐私权等等，公民可以向法律机构提起诉讼，要求对传播媒介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和补偿自己的损失。

4、通过影响媒介的销售市场来制约媒介活动。大多数传媒机构都有经营日的，发行堂和收视率是它们的生命线。对那些性质恶劣的媒介或信息产品，受众可以采取拒买、拒看、拒听行动，这也是受众对媒介活动发挥控制影响的最后手段。

由于大众传播是一个公共性很强而且处于市场运作机制下的事业，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受众的社会监督力量都是不能受到忽视的。

综上所述，媒介控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不仅包含着国家和政府与媒介的关系、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与媒介的关系、广大受众与媒介的关系，而且包含了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竞争与秩序、生产与消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各种复杂的矛盾。大众传播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些不同，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社会对上述关系和矛盾性质的认识上的区别以及处理、解决方式上的差异。

第二节报刊的四种理论

五十二年前（1956年），美国学者Siebert、Peterson被称为传播学的集大成者的Schramm 一起出版了一本书，叫《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这部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却是有关传播观念及新闻体制的比较研究中的典范，尤其对传播的控制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自1956年出版以来一直为传播学界所重视，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更校当成权威性的理论。书中所说的报刊，实际是指整个大众传播事业；所谓四种理论，也是就新闻史上所有的四种新闻观念及其所统辖的四种传播体制而言。

席伯特和施拉姆将世界范围内历史出现的报业控制理论分成四大类，即威权理论（又译集权主义理论）、自由权理论（又译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维埃——极权理论

一、威权理论（集权主义理论）（authoritarian theory）

威权理论认为：报业应该支持和促进当权政府的政策，并为国家服务。出版者必须获得君主或政府的允许和特许才能出版。当权政府利用特许、许可、直接审查制以及出版者协会

的自我约束来防止来自个人的批评。在威权体制下，报业既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的，便无论怎样，它都被认作是政府推进政策的工具。

有一种观点认为，威权理论（或称集权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是新闻事业早期的情形。新闻事业是近代历史的产物，它是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而它本身也属于近代文明的组成都分。威权理论是在新闻事业的早期阶段，封建专制势力还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通过颁发许可证、实施新闻检查、严惩违禁者等一系列粗暴残虐的手段，对新闻事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垄断。在封建君主看来，“朕即国家”(路易十四的名言)，而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为了国家安全君主有权对信息的流通、新闻的传播、言论的扩散进行绝对的控制。这就是所谓集权主义的新闻观念和传播体制。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威权理论不是一个历史的阶段划分，只在大众传播出现的早期才有，而是作为一种控制因素，即便在当前的世界各国当中也有威权理论的影子。只不过，在大众传播形成的早期，威权理论作为一种控制范式，更加典型罢了。比如，威权理论中的审查制在当前的许多的国家（比如美国、新加坡）依然存在。

二、自由权理论（自由主义理论）（Libertarian theory）

自由权理论是在17世纪、18世纪资产阶极革命时期，在同威权理论的斗争中形成的，它是从启蒙主义思想和理性主义、自然权利的一般理论中产生发展出来的。

自由权理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先驱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功利主义思想家米尔（或译为米勒）的《自由权论》等著作，此外，在英国哲学家洛克、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美国独立战争的精神领袖（《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等人的思想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自由权理论认为：

1、报刊应该是“观点的自由市场”，是实行自律的自由企业。其原则包括：

（1）任何人都拥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当局的特别许可；

（2）除人身攻击以外，报刊有权批评政府和官吏，这种批评是正当合法的；

（3）新闻出版不应接受第三者的事先检查，出版内容不能受到任何强制；

（4）在涉及观点、意见和信念的问题上，真理和“谬误”的传播必须同样得到保证。

2、媒介通过两种方式受到控制：

（1）通过多数人的声音，“观点的公开市场”下的“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可以使人区分真理和谬误。

（2）通过法律体系，法律对于诽谤、亵渎、无礼和战时煸动的行为进行规范。

在这两个控制方式中，第一种是最能代表自由权理论的核心思想。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下的“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这个理解，我们可以参照，米尔的《自由权论》的第二章，这一章关于出版自由的观点，是迄今为止支持出版自由最简洁、最精确的表述之一。

米尔认为，

首先应该承认每个人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假如全人类都意见相同，而只有一个人持有反对意见，即使在这种场合，人类也没有迫使这个人沉默的权利。反过来说也是如此，即便这个人拥有迫使全人类沉默的力量，他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

其次，自由表达的意见未必是正确无误的真理。不管是个人的经验也好，还是社会经验、群体经验也好，哪怕是“整个世界”的意见，都可能带有局限性的。

第三，自由表达的意见是真理还是谬误，可以通过讨论或者辩论得到验证。讨论或者辩论的过程可以是错误得到修正，可以是真理更加鲜明。自由权理论认为，人类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当人们有机会通过讨论或者辩论最终得出事实或者真相的时候，如果与所自由表达的意见相左，则可以证明意见是谬误，如果与所自由表达的意见相符，则可以使人们对真理的理解更加清晰，更加鲜明。

第四，当一个意见在一段时间内经受了考验，人们无法证实某个意见是错误，因而假定它是正确的。这对威权理论下的所谓的“正确意见”仍然有区别，因为，威权理论下的所谓正确意见是不允许别人对其对行反驳的，而自由权理论下的正确意见是经受住了每一次试图证明它是错误的考验。这正是人类以理性保障正确的唯一途径。

第五、任何意见都应该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得到检验，不经受挑战的意见，就会失去活力和效果。一种意见无论多么正确，如果不对它进行“充分的、经常的、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这个意见可能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非活生生的真理。

三、社会责任理论

进入20世纪以后，媒介集中和垄断的加剧使媒介越来越被少数人所控制，而大多数人则越来越失去表达自己意见的手段和机会；私有媒介的传播内容在营利动机的驱使下，越来越有浅薄化、刺激化、煽情化的倾向，严重地危害了健康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带来了不少深刻的社会问题。

针对这样的状况，社会责任论应运而生。社会责任理论大力倡导责任观，即要求新闻媒介在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主动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实行“自律”。

社会责任理论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其代表性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自由与负责的报刊》一书。

前面我们讲自由权理论中，人都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但是随的媒介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可供人们表达意见的场合越来越少。

因此社会责任论首先认为，任何人如果有重要的事性要说，他都应该得到一个可以表达的场合。如果媒介不承担提供这个场合的义务，就应有人来监督媒介，使其尽到责任。

其次，由于媒介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及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报道一些诸如数学、科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基本事实的时候经常犯错，而正是由于这些事实方面的错误，人们便质疑整个报道的准确性，这就导致了人们对媒介可信度的质疑，再加上一些根本就是虚假报道的存在，媒介的可信度变得越来越差。因此，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应该符合真实性，正确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专业标准。

第三，在利润至上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事业的一切活动都紧紧围绕着金钱，为此不惜采取卑劣的手段，结果导致许多触目惊心的问题，以耸人听闻为特征的黄色新闻的出现及泛滥便是一例，咱们上节课也谈到了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关于大众传播内容浅俗化问题的探讨。因而受众有权要求媒介从事高品位的传播活动，这种干预是正当的。此外，媒介传播的内容还应该符合法律、法规的内容。

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权理论的改良，它是在大众传播实际发展的过程当中，根据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一些修订原则。

社会责任论的对大众传播的控制方式主要依靠的是“媒介自律”。此外，法律、法规的约束、受众的监督都是促进“媒介自律”的有效途径。

四、苏维埃——极权理论

苏维埃——极权理论被认为是威权理论的发展，苏维埃国家认为，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为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和发展做贡献。媒介受政府经济、政治行为以及监督部门的控制，只有忠诚的和正统的党员才可以有规律地使用媒介。党的策略允许批评，但是党的宗旨和目标是不允许批评的。在苏维埃体制之下，媒介都是国有的，并由国家掌握，媒介只是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一种有力的助手而存在。

第三节、后世对《报业的四种理论》的质疑

上世纪90年代，《报刊的四种理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这些质疑中，最广泛、最系统的批评是尼罗内（Nerone）在1995年发表的《最后的权利：重访报业的四种理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的八位学者认为“四种理论”的提法源于冷战的高潮时期。

1、这些批判者观察到：“20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无疑是主导制度。这孕育了一种意识形态氛围，来维护资本和‘自由市场’作为经济系统的总体利益……毫无疑问，教育系统[这里也包括新闻传播教育系统]在当时没有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前提……”

2、他们说：“……人们不能指望资本驱动的报业去彻底批判经济系统或者提供其他可行方案，因为报业本身“受到资本的控制和主导”。从一开始，资本驱动的报业的目标就不是充当它自身所属系统的监督者，监督者是不会监督其所有者的。”

3、他们还认为：

四种理论是三位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待方式的结果。更准确地说，他们是一种观点的发言人，这种观点形成于新闻教育和报业之间，形成于学者和经济系统之间形成于冷战中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本书划分出一个质疑的领域，界定了谈论的话语，并厘清了学者理解传播系统的方式。

4、除了教授新闻技巧之外，新闻学校和新闻系还培养学生去接受那些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的前提，以及他们在这些前提中扮演的角色。

5、批评者认为，《报业的四种理论》在现实中只是一种理论而已（也就是说，一种传播系统在结构、政策以及行动中反映它在其中运行的社会）。《报业的四种理论》的批评者认为，从历史上看，这四种理论是非常不同的事情，并不是同一意义上的理论。他们指出，没有哪个报业系统可以通过一个连贯的理论来界定，四个理论中的每一个都过于简化。

6、《报业的四种理论》存在另一个主要问题，即它通过其中的一个理论——自由权——来界定所有理论，并利用自由权的词汇去讨论其他理论。批评者认为，“《报业的四种理论》一书本身存在偏见，认为任何不符合这个世界观的系统都缺乏自由。”

7、另一种批评的声音认为，《报业的四种理论》没有关注媒介所有权的集中化，因而实际上，“神秘了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批评者认为，

《报业的四种理论》“……仅仅从政治层面来含蓄地界定自由和控制，即将它们作为政府权力的特征，却在极大程度上忽视了其种类的权力”换句话说，《报刊的四种理论》将自由权定义为政府限制的阙如，而极少或者完全没谈到对媒介的其他形式的限制。

8、《报刊的四种理论》没有考虑到媒介既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私有资本控制的情况（例如，政党和运动团体、工会、非赢利组织和宗教团体的出版物）。到20世纪末期，我们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入电子空间的一些新渠道——个人网站、新闻组、聊天室等等。对《报刊的四种理论》的指责是：

《报刊的四种理论》是一个例子，说明几个著名的学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媒介所有者提议解释他们自身存在的神秘化意识形态。服务于社会的自由报业迷题之所以存在神话，是因为它有助于媒介所有者自身永远的利益。《报刊的四种理论》想去探索这个神话；却在实际上以知识论证的方式为神话提供了一种认可。

第四节、媒介与权力的代言人

一、阿特休尔

赫伯特“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美国当代著名的煤介批评家和新闻学者。早在上中学时就投身新闻实践，成为一名实习记者，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美联社驻费城、华盛领的编辑，驻联邦德国专席记者，还担任过《纽约时报》、全国广播公；的记者，主持过全国广播公司西服图广播电视台的工作。之后，离开新闻机构，在华盛领州立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转入大学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工作，任职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

与所有持批判取向的新闻传播学者一样，阿持休尔致力于对资本主义传播体制和新闻媒介的专业主义理念的虚假性进行揭露和挑战，重新解释7新闻自由、客观性以及社会责任论等西方新闻理念中的基本问题和原则。阿特休尔的核心观点是，任何新闻媒介都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权力的代理机构。

赫伯持·阿特休尔对新闻传播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有别于《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对新闻体制的分类．他认为“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无论资本主义的新闻事业还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都是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他把世界上的新司体制分为市场经济世界的模式、共产主义世界的模式和进步中的世界的模式。

二、对三种模式的比较

1、信仰条目

媒介不受外界干涉

媒介为公众的知情权服务媒介改造和培养人们

的阶级和文化意识

媒介满足人们的目标

需要

媒介是一个统一的而

非多元的力量

媒介是有益社会变革

的工具

媒介报道要公正客观媒介有目标地报道经

历的现实媒介旨在作用新闻工作者和读者之间双向交流的工具

2、新闻目的

3、对媒介自由的看法

媒介的自由意识着记者不受任何外界的控制

自由的媒介不是权力的奴仆，也不受权力操纵

无需国家制定新闻政策以保障自由的媒介媒介自由意味着所有

人的意见都可以发表，

而非只是发表富有和

权力阶层的意见

要求自由媒介去反抗

合法社会的压迫

要求国家制定新闻政

策以保证自由媒介采

取正确的形式

媒介自由意味着记者

良心的自由

国家的生存化媒介的

自由更重要

需国家制定新闻政策

为媒介自由提供法律

保障

三、比较的结论

1、在所有的报业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那些实施政治、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因此，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并非独立的行为者，尽和它们存在着实践独立权力的潜力。

2、新闻媒介的肉容总是反映投资者的兴趣。

3、所有报业体系都认可自由表达的原则，尽管自由表达是用不同的方法定义的。

4、所有报业体系都赞成社会责任的教义，宣称自己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兴趣，并声明它们愿意提供让人民参与的渠道。

5、三种报业模式中的每一种模式都认为其他的模式是异端。

6、新闻院校传播他们的生活于其间的该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并不可避免地帮助权势者继续控制新闻媒介。

7、新闻实践与理论总是不同的。

阿特休尔总结道：

报业的历史表明，报纸及其现代变种已越来越趋向满足那些自私的资助者的利益，与此同时，媒介还在制造不朽的假象，仿佛新闻是为广大消费者服务的。期望新闻媒介发生戏剧性的逆转，指望它们嘲弄那些资助报业的大财阀，就是陷入了最狂热的乌托邦式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