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道德追求及其局限
2010年第2期（总第131期）
湖湘论坛
HUXIANG FORUM
No.2,2010
GeneralNo.131
·文史探讨·
曾国藩的道德追求及其局限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学术界曾因彼镇压太平天国而定为反面人物，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探讨。其实，历史人物具有多种面相，政治属性固然是最基本的评价，但学术研究不宜仅局限于这一视角。曾国藩被梁启超等人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除了纯属政治范畴的“立功”之外，其“立德”、“立言”则包含着这一范畴之外的因素，可从其他层面进行解析。就“德”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在曾国藩身上亦有着充分的体现，其在此方面的建树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古代，曾有不少人提出以百姓祸福、天下安危为衡的忧乐观，如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堪称典范，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名言。这种忧乐观，反映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及公天下的思想，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明显地体现出一种较高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境界，当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对此作一探析，不仅可对曾国藩作一深入的了解，且有助于认识传统文化在人格铸造方面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一、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
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天下为公”的重要理念和基础，也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境界的标尺，曾国藩“立志以爱民为主”，体现了这一以天下为重的道德追求。
如所周知，儒家有民本思想，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虽然尚不能确定已佚原文有无此话，但根据先秦文献，民本思想在商周时期便已产生。周武王即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杨任之译注：《尚书今译今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对齐宣王说，在民之上者不可“独乐”，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525、312页）以后不少君主和儒生们从不同角度阐述民本思想，如唐太宗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君道·政体》）需要指出，民本思想并非统治者的虚伪说教，而是从统治实践中获得的一种政治经验，他们深知，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使被统治者安
摘要：曾国藩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及公天下的思想传统，其忧乐观体现出一种较高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境界。他认为“国以民为本”，为政治军，要以“爱民”为念。对于国事公事，曾国藩早年便“誓如己事”，更升华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对身家私利则廉清自矢，没有将作官视为牟取私利的途径。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曾国藩又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及与人民对立的一面。其民本思想具有“驭民”之术的性质，其所忠诚的“公”和“国”，也是以君为纲。区别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糟粕和精华，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曾国藩；道德追求；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160（2010）02-0079-06
收稿日期：2009-12-25
作者简介：李育民，男，湖南耒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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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乐业。这也是儒家德治思想的重要基本，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不少视民为寇，虐民为乐的暴君，但“民为邦本”的理念却一直绵绵不断，为后来者所承续。
可以说，曾国藩较为完整地继承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咸丰三年，曾国藩上奏咸丰，请预防流弊，说：“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韩长耕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26—27页）他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的理论规劝咸丰，要求他与“普天下人”共“是非”，不啻与前引孟子之语如出一辙。
曾国藩的忧乐观反映了这种民本思想。他始终怀着强烈的忧危意识，他的“忧”是以那些天下为怀的“天地之完人”为标准的，“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怜人穷。”（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尧舜周公被后世视为美德的化身，他们开化生民，举贤任才，德及庶民，功在邦国。曾国藩立志效法这些圣人，追求一种以天下之事，而不以一身一家为重的道德境界，他的“忧”不可谓不大。在这种以天下为重的道德境界中，我们尤应注意他的忧民之情。他的忠君观念极深，却敢于在皇帝面前进行“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的说教，“以折人主骄侈之萌”。这在他虽是尽忠直言，但其中底蕴未尝不是忧民之忧。
无论是为政，还是治军，曾国藩都以“爱民”为念。治理地方政务，曾国藩以民事为重。他认为“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于皇帝，是大臣之咎。道光三十年春，京畿地方，晴多雨少，粮价渐增。曾国藩上疏说：“窃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咸丰元年，他上奏备陈民间疾苦，如“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他希望唤起咸丰的“爱民之诚”，请求“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韩长耕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11、29—32页）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力戒州县不可取民财，须令州县有为善之乐”。（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社，1987年，第710页）在直督任上，他诫饬所属州县官“设身
处地”地为民着想，革除弊政，使“民间受福无穷”。他要求州县官，“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444—452、436页）对于天灾造成的民生疾苦，曾国藩也非常痛心。对穷乡小户人家，曾国藩也颇为关注。
治军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仍以“爱民”为怀。一面对“爱民”念念在兹，一面又“以杀人为业”，镇压农民起义，这里显然存在矛盾。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镇压农民起义仍是“爱民”之举，它们之间是一致的。在《讨粤匪檄》里，他指责太平军“荼毒生灵”，“蹂躏州县”，要“为百万生灵枉杀之仇”。（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232—233页）曾国藩对太平军的指责当然并非事实，这里体现了他所属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爱民”爱到赞成人民推翻现存统治的程度。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已感悟到这种矛盾而又因跳不出这种矛盾怀有歉疚，并试图缓和以至消弭这种矛盾，冀求内心“爱民”意念的完善。在此之后，官民矛盾、军民矛盾尤为突出，曾国藩的“爱民”思想也更为明确具体。
一是待民以诚，保持本色。曾国藩“立志以爱民为主”，（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372页）自始便“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告诫曾国荃“常以爱民诚恳之意”时时与弁兵说及。（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第540页）他明确提出：
“为政首在爱民”，安抚灾民，“尤须心诚求之。”战争使“生民荼毒，不能不归之劫运”，但“补救在人”。地方官如果“勤政爱民，时时存恐惧修省之心，亦足以召祥和而消灾诊。”任何事均要“以爱民为念”，无论作至何等大官，“终身不失寒士本色”。（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276、283、290页）
二是严守军纪，严禁扰民。曾国藩时时强调“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485页）；或谓“行己以勤字为本，治军以爱民为本”；他“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155、254页）告诫部下“爱民则人，扰民则鬼”，（李家骧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书社，1992年，第3779页）禁止所部骚扰民众，
“颇严切”。（汤效纯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二》，岳麓书社，1991年，第833页）亲书《爱民歌》教军士诵习，歌云：“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军士与民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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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千万不可欺负他。”（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429—430页）要求带兵将领“约束兵勇，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毛”；将《爱民歌》“熟读细解而深体其意，则纪律益严，声名益好”。强调“‘不扰民’三字，是治军之根本。”（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21、157、385页）
三是慎重刑案，实心爱民。曾国藩说：“今日之民，官可使之立见信从者，惟勤于听讼，伸理冤抑，则见效甚速”。对于快役以获盗之多寡定功过，他指出其“流弊”，“恐有诬拿平民之患，不可不慎。”同时，曾国藩又认为，吾辈居官，“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察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7、1、27页）
曾国藩认为，设官为了“养民”，用兵是为了“卫民”。“官吏不爱民，是名蠹也；兵将不爱民，是民贼也。”因州县多与带兵官不睦，曾国藩苦心孤诣地谕以“爱民之道”，并以家为喻，说：“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带兵大员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县譬如乳抱幼孩之仆媪。若日日鞭挞仆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乎？”（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347—348页）对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曾国藩心中非常不安，“忧伤之至，弥深愧负。”更兼灾荒，曾国藩不禁叹道：“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692、884页）他甚至认为，农民起义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官逼民反。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后，“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殷绍基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0年，第77页）对于带兵杀人，曾国藩感到“择术已自不慎”，因此特别强调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38页）他在军营如坐针毡，自认为“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曾国藩要求两个儿子尔等长大后，“切不可涉伍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曾国藩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62、369页）反满最为激烈的章太炎也曾褒扬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刘凌、孔繁荣编：《章太炎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4页）
二、公尔忘私，国尔忘家
公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政治理论之
一，孔子在《礼记》礼运篇表达了儒家政治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样的社会“是谓大同”。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这一“大同”之世在现实中已不存在，“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5、266页）但是，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道德选择，却仍为后人所承继。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441页）曾国藩也承继了这一思想，将其作为自己的道德追求。入仕之后，曾国藩对于国事公事，达到了忘我境地。早年他就自誓，“凡办公事，须誓如己事。将来为国为民，亦宜处处视如一身一家之图。”（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第152页）这种以公事国事为重的思想，此后不断强化，更升华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甚至不惜触犯龙颜。咸丰元年，曾国藩上奏谏劝咸丰。“其言颇过激切”。并事先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这种高度的责任心，与曾国藩仕途顺畅，受到朝廷器重分不开的，他说：“盖以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上奏之后，咸丰并未怪罪，使曾国藩感戴不已，立誓自此之后，“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同时，这种尽忠报国的思想，又与其家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父每次家书，皆教他“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他自己说：“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12、212、212页）
太平军起，曾国藩便“怀见危授命之志”，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要求对国家“忠诚”，曾国藩赖以支撑的便是这两个字。刚办湘军，他所定下的方针便是“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如此，才能“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殷绍基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86页）战事平定后，曾国藩总结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湘军将领们，“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即是这种“拙且诚者之效”。（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04页）
出于对公事和国事的忠诚，曾国藩以天下为忧，局势的恶化，以及自己一时的颓废不振，都会引起他深深的忧虑和自责。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他“忧灼过甚”，以致“近于怔仲”，甚至因“忧劳过甚，渐致心疾”。（李家骧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五》，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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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社，1992年，第3404页）他总是怀着一种忧国家之忧的心情，以自己“食禄已久，不能不以国家之忧为忧”。要求自己，对待国事公事，须尽心尽力，不要担心得罪人，计较个人得失。他“常恐耿耿微忱，终无补于国事，然办一日事，尽一日心，不敢片刻疏懈”。（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01页）
忧国忧民反映了曾国藩以天下为重的道德境界，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身家私利的态度。在对待个人利益问题上，曾国藩对自己提出了根本要求，没有将作官视为牟取私利的途径。作官的根本是什么？曾国藩提出，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85页）在书函、批牍等文书中，曾国藩对“廉”谈得很多，将此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道德。他说：以“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李龙如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批牍》，第140页）
在这方面，他的确是廉清自矢，“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将来若作外官，自誓除年俸之外，不取一钱。”他在宦海几十年，可以说没有食言。他从不聚敛钱财，早年作京官时，年俸有多，则周济穷苦亲族。后来治军，即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自勉，银两经手不可数计，却不妄取军营之钱以肥其私，以至“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83、388页）曾国荃随他从军，在银钱方面不很检点，他获悉后立即去函责备，嘱以守廉，“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他从不考虑给子女留下财富，“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3、1325页）他常劝家人不要置买田产，在家书中，他屡屡告诫，“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咸丰四年，曾国潢在衡阳五马冲给他买了一块田，曾国藩事后知悉，表示“无自置私田之理”。（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98、313页）因不蓄私财，那些被裁撤下来的部属找他求助时，他既无差可委，又无钱可赠，“惟有抱愧而已。”
除了不计私利之外，曾国藩对于“名”也看得很淡，要求自己做到“名利两淡”。（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2页）（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082页）
在他看来，“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参加科举只是谋生的一个途径，不得科名，还可另谋生活，既已
食禄于国，就要“拼命报国，然须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83页）
这种“廉于取利”、“廉于取名”的道德境界，反映到曾国藩的官吏道德上，就是不以权谋私，不恃强凌弱，做一个廉正的“清官”。他认为居高位之道有三端，其中之一就是“舜禹之不与也，大也”，（《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94页）即像舜禹那样据有天下而不享受它。他对那些驰逐名位，“营营焉而未有已时”的利禄之徒竟茫然不解，“不知其指归谓何”。容闳说，曾国藩“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同时，曾国藩也不允许家人依仗他的权力牟取私利，欺侮他人。他屡诫家中诸弟不要干预地方公事，不要因家有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次子曾纪鸿参加科考，则嘱他考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去军营探望他，则不许沿途挂大帅字旗，须尽量避开地方官长，以免扰烦。曾国藩敬服的也是那种不谋私利的清官。如罗淡村官至中丞，凡二十五年，前后仅寄银300两到家，家无一钱，其夫人终身未着皮袄。曾国藩称赞他“真当世第一清官，可敬也。”（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92页）
曾国藩的忧国忧民，体现了他的道德境界，与此相映照的是其“乐”。“乐”，可以说反映了人的幸福观。曾国藩引以为“乐”的，不是私欲的满足，而是这种道德境界的实现。他说君子以“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为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1页）这种“乐”正是道德上“止至善”的意境。“居易以俟命”，如曾国藩自己说，俟学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这正是一种不计个人得失的意境。“下学而上达”即是摆脱庸俗之念，达到这种意境。“仰不愧而俯不怍”，则是这种意境的外化而反馈于内心的安适。这种“乐”的意境，排去了外求的欲望，内心坦荡，无愧疚之事梗于心怀，从而获得内心的愉悦和幸福。“人无一内愧之事”，“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寻乐之方”。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圣贤自得之乐”。曾国藩还说过“君子有三乐”，即“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宏奖人才，诱人日进”；“勤劳而后憩息”。（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21页）
这里的“三乐”与前面所说的“乐”并无抵牾之处，它同样不以外求的欲望为乐。
上述“忧”“乐”观所体现的道德境界，不是一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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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可以达到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可以中断的。它似乎没有终点，只能接近而不能登越。这样，也就永远把自己置于这种境界之中，成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说：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因而，他把“忧以终身、乐以终身”（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1—252、112页）作为自己的格言，这种“忧”“乐”观也就成为鞭策他驰骋人生一个基本准则。
三、以仁为术，以君为纲
由上所述，至少可以说，曾国藩摈弃了或者说尽可能摈弃了身家之私利，而以天下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湖广总督李瀚章评价说：曾国藩“遭值时艰，毅然以天下自任，忘身忘家，置死生祸福得丧穷通于度外，其大端则在以人事君”。李元度则谓：曾国藩“急公家之难”，在军，“不避艰险，不规小利”，“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见何贻焜编著：《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年，第551、579页）这显然承继了尧舜时代“天下为公”的道德准则。这一准则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虽越来越隐而不彰，但却不乏认真恪守并身体力行的人，曾国藩应不忝居这一行列。“天下为公”在任何社会都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人类其他美德的基础，也可以说是道德这一意识形态具有“全民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容闳说：“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见何贻焜编著：《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年，第591页）曾国藩视名利如尘埃，在个人道德方面，不失为一个“清官”，不乏高尚的情愫。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公”与“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曾国藩的道德境界也秉具这一性质。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员，曾国藩又有着与人民对立的一面，其“公尔忘私”、“国而忘家”也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封建社会，“民本”和“仁政”并不具有近代民主的意义，它是以君为主体和本位，而不是以民为主体和本位的。民只是作为一种值得重视和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为争取民心而实行的“仁政”，也就成为重要的“驭民”之术。曾国藩同样不能摆脱这一窠臼，在他的民本思想中，便体现了这一性质。
孟子曾形象地解析了“仁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这就是“无伤”的“仁术”。朱熹解释说：“术，谓法之巧者。盖杀牛既所不忍，衅钟又不可废。于此无以处之，则此心虽发而终不得施矣。然见
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故以羊易牛，则二者得以两全而无害，此所以为仁之术也。”以“不忍之心施于见闻之所及”，所以君子“必远庖厨”，同时“亦以预养是心亦以预养是心”，推而广之，“广为仁之术”，这样，就能“保民而王，莫之能御”。（陈戍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300—301页）在孟子这里，“恻隐之心”便是“仁”，这是爱护百姓，即“保民”的思想基础。但是，当某种举措必须实施时，这种“不忍之心”只能“施于见闻之所及”。因此以羊易牛，虽然同样都是杀生，但因“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推广这种“仁术”，类似“为长者折枝”，是统治者所能做到的。
曾国藩“爱民”也承继了这种“仁术”。他见许仙屏与曾国荃信中多有“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等语，非常赞赏，说，“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38页）也就是说，爱民并非无条件的泛爱，而是要“知其恶”。他以牧马为喻，“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治家、治军均相类似，“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贯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因此，“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治军。”（彭靖等整理：《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59页）因此，曾国藩的爱民思想是有限度的，没有也不可能超出统治集团的范畴，所谓“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69页）
古代的民本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驭民之术，反映这一思想的爱民与仁政，也是以维护统治作为根本出发点。因此，曾国藩带领湘军，“以杀人为业”，又体现出残忍的品格。“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斥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虽然他又解释说，“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殷绍基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129页）实际上更注重的是清王朝的统治安危。在他看来，由于太过于宽仁，“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他“欲纯用重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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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强暴”，即使“身得残忍之名亦不敢辞。”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韩长耕等整理：《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充满了血腥的快意，安庆攻破，守城太平军将士“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曾国藩感到“差快人心。”（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69页）显然，在维持统治与爱民的天平上，曾国藩是有倾斜的，他说：“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要求对太平军毫不手软，曾对曾国荃等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82、737页）
曾国藩严格军纪，在相当程度上又是通过挽救民心，以稳固统治。如剿捻时，进入河南诸军或“为民所疾视”，或对民“骚扰颇甚”，以致“兵民相仇”，曾国藩颇为心焦。他拟遍发告示，言“如有扰民，准民寨赴鄙人前控告，轻则赔钱，重则正法”，其目的，如他自己所说“总须将一‘信’字做出，庶几挽回民心。”（张铁宝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八》，岳麓书社，1994年，第5533页）
他深得“远疱厨”之旨，不主张泛爱博施，说：“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曾也告诫他，“济人须济急时无”，“随缘布施，专以目之所触为主”。他说这便是孟子所称“仁术”，如果“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71页）
至于“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所谓“公”和“国”，都是以君为纲。他坚定地维护三纲五常，说：“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邓云生整理：《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36页）
对于朝廷举措失当，曾国藩只是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湖南巡抚恽世临被交部严加议处，曾国藩见谕旨后，“愤闷无似”，在日记中记道：“近年黜陟，此次最为失当。”又见三月八日京报革恭亲王奕訢差事谕旨，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以至“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萧守英等整理：《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1114、1126页）由于纲常伦理的约束，对此类问题曾国藩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更不可能对专制制度有何反抗。
无庸讳言，从根本上说，曾国藩是将封建伦常的“礼”作为自己的最高道德准则。“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规范之中”，“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正是这种有着鲜明阶级性的道德准则“礼”，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但是，他的伦理道德又包含着全民性和民族性的内容。容闳说他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是为后人模范”。与他同时代的官场中人都是旧教育的产物，为何“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几无德行可言呢?其原因之一就是，曾国藩在接受旧教育的糟粕的同时，又秉承、弘扬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他试图真正履行儒家所憧憬的“天下为公”，而不是拿它作幌子。此外，曾国藩始终倡导禹、墨的勤俭，并身体力行，无疑体现了劳动阶级的美德。在封建时代，他堪称“完人”。如果去掉其伦理道德中所含阶级性的糟粕，那么，他的个人道德可师法之处，不可谓不多。诚然，道德的评价不能代替政治的、历史的评价；反之，政治的、历史的评价又不能代替道德的评价。伦理道德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对于那些继承发扬了民族文化精华的人物，又不可因人废言，不分良莠而一概抹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周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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