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宋代书法大家米芾

宋代书法大家米芾

宋代书法大家米芾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宋代,进入

了一个山重水复的境地。重典则、重法式的唐代书法,法度森严,已臻极致。因此,在它将中国书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同时,也意味着给后人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如果继续在“尚法”的苑地里觅途,无异于拾人牙慧,很难再发掘出新的东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几代人的探索,宋代一些有识之士渐渐感悟到,与其追求古人无生命力的形骸,一味执着于法度,不如汲取晋唐人书法用笔之“理”和其中所表现的精神意趣,以此来表现自我,抒发性灵。遂摒弃唐法,转而崇尚意趣,而根据各自对传统的理解,因人而异地表现出来,逐步确立了宋人“尚意”书法的独特面貌。被后人称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就是“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而作为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米芾又是宋人“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故《宋史·本传》说他“特妙于翰墨,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宋四大书家”中, 实可首屈一指。

米芾,字元章。生于仁宗皇祜三年(1051),卒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祖居太原,后迁襄阳(今湖北襄阳),中岁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所以《宋史·本传》亦称其为吴人。米芾的曾祖

辈以上都是武职官吏。至父亲米佐,始读书习文。母阎氏,曾因入侍英宗皇后,赠丹阳县太君。因此,米芾自幼生活在宫中。18岁后历知雍丘县、涟水军等。54岁时被召为书画学博士,旋擢任礼部员外郎,故又称“米南宫”。又有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等别号。《四库全书总目》说他“性好奇,故屡变其称如是”。米芾有洁癖,世号“水淫”。好奇完异服,又好奇石, 见怪石辄下拜,呼石为兄。言行每每颠狂不羁,“违世异俗,每与物迕”,所以时人名之为“米颠”。

米芾7、8岁时开始书法启蒙,是从颜字入手的,这似乎是当时的风气。“宋四家”便都是由颜字入门的。米芾学书,并不好高鹜远,从楷书大学人手, 由浅渐深,追溯上古。并且不专一家,择善而从,有长即学,遇短即舍,采取广收博取的办法。最后才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故《海岳名言》云:“壮岁未能立家, 人谓吾书‘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米芾10岁时为人写碑,运用古人的笔法并渗入己意,“想自成一家”。人们都称赞他的字有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笔法。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不啻是很高的褒奖。而米芾却觉得作品象别人的面貌是很不成功的。可见他很早就有创新意识。但耐人寻味的是,米芾却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集古字”生涯。

与历史上许多艺术大师一样,米芾对传统进行了全面的

继承。他对传统的浸霪之深,有宋一代无人能出其右。据他自述,他7、8岁开始学习颜字。因为十分倾慕柳公权书法的紧结,旋即改学柳体《金刚经》,随着学习的深入,知道柳出于欧,又学欧阳询书法。久之,因厌其如“印板排算”,用学褚遂良书法,于此用工最久。进而学隶,篆、钟鼎文,临习《咀楚》、《石鼓文》等。后又从杨凝式、李邕、陆东、段委展、沈传师、李世民,以及王献之、王羲之、谢安、羊欣等历代名家作品中吸取精华,副会自然。从米氏循序渐进的学书历程可知,他是由师法唐人而上溯魏晋的。宋代以前的名家法帖几乎被他临习殆遍。米氏将书斋命名为“宝晋斋”,把所藏的晋唐墨迹称为“墨王”,由此已不难看出他私涉前贤的趣尚。米氏学书,十分精勤,自少至老,未曾停辍,以至“一日不作书。便觉思涩”。那些“墨王”无日不展于几案,朝夕晤对,神游其间。连晚上就寝前还要把装有法书的小箧置于枕边才能安眠,似乎“墨王”在梦中还能赐给他无尽的灵感。其子友仁在他临的《右军四帖》后跋道:“好之笃之至于此,实一世所共知。”近乎痴迷的寝馈晋唐笔札,使他练就了极为精熟的笔法和深厚的临

摹功夫。明代的李日华曾赞叹道:“论善临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诚为的语。

米氏的临移古帖,形神副肖,使人真赝难辨。他的许多临仿之作,在当时已被时人当作真迹收藏。如《海岳志林》载:米氏在苏州时,与葛藻比邻而居, 每次米芾临完古帖,他随即

收去后来葛藻将这二十多本米临古帖送给了好友陈臾友,陈

认为是古人真迹,珍藏起来。连后来米芾向他借也不肯出示了。类似的逸事还有很多,可见米芾的临摹功夫是非凡的。近人张伯驹认“宋四家独元章多面首,能作人之伪”。后人把存世的王献之《中秋帖》,《东山帖》,颜真卿的《湖州帖》,褚遂良的《临兰亭序》等定为出自米芾之手,也决非偶然了。

几十年的“集古字”生涯,不啻是他上下求索,转益多师的过程,更是他彻悟前人笔法,熔铸百家的过程。用米芾的话来说。目的是为了“取褚长处,总而成之”,最终达到“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的理想境界。在形式技法上,米芾主要得力于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唐代的褚遂良、颜真卿。米芾与献之个性相近,对小王书心摹手追,用功极深。所以《宋史·本传》称他:“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米书“取褚长处”的特点。

在用笔方面,米芾继承了褚、颜等大家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魏晋以降,一直都是以中锋,藏锋用笔为正统笔法。发展到唐朝,大书家颜真卿进而将圆笔中锋的篆籀笔法运用到行书中,使线条凝练,富有立体感,把中锋、藏锋用笔发展到了极致。唐人过于注重中锋晋潇洒纵逸之趣。米芾大量而巧妙地使用侧锋、露锋,打破了中锋、藏锋一统书坛的局面。正侧互用,进一步丰富了书法的表现能力,为“尚意”书风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此外,褚遂良书法用笔的轻重虚实,

起伏顿挫,富于变化,使米氏颇有启悟。米芾结合自己的毫放个性,使其书竭尽用笔多变飘纵之能事。

据说,米芾一生写过麻笺十万。他逝世后有人收集其书迹,得到的作品数以千计。至今流传于世的仍有五十余件。其中著名的有《方圆庵记》、《苕溪诗帖》、《蜀素帖》、《珊瑚复官二帖》、《拜中岳命诗》、《多景楼诗》、《虹县诗》、《向太后挽祠》等。在这些作品中,最能表现其鲜明个性的书体是行草书。米芾也曾对真楷、篆隶下过苦功,广泛吸取了各体书的艺术营养,但在这些慢节奏的特定书体中,显然很难抒发其豪宕狂放的情感,与篆、隶、真楷相比,行书是较为自由的一种书体。它没有严格的规矩约束,伸缩性很大,体变也极多,因此米芾多喜行书,这并不象清代钱沣所认为的,是由于米氏天分过高,轻视古人,“能行而不能楷”;而是与米氏“意足吾自足,放笔一戏空”的书学观点相一致的。

大体上说,米芾的书法艺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40

岁前后是其书风的重要转折时期。

从米氏的存世书迹来看,其最早的墨迹是他29岁时在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步辇图》卷后留下的二行题名小行楷书。此期书风明显遗留着师法唐人的体貌,但米书欹侧多姿的特点,已见端倪。

无丰年间,米芾从师法唐人,转而走上师法魏晋古帖的艺术道路。他崇尚魏晋萧散天然的风骨,甚至极言:“草不入晋

人格,辄徒成下品。”元丰六年(1083),他创作的《方圆庵记》,就是这一看法的产物,也是他早年集古字时期的成名作。该书通篇如美玉精金般圆润秀逸,且欹侧取姿,有云烟卷舒之态,

得《圣教序》笔意。《圣教序》因是集字成帖,不免气脉不畅。米氏从大王其它墨迹中取其精华,补其不足。其遒丽的风格再现了王羲之书法的神韵。此时米书的结体已由紧结的体势转而向外拓展,有时兴之所至,常一拓直下,如帖中“而不明”三字然。小王华滋纵逸的外拓之法,已居此帖中运用得渐趋和谐。这一时期的《三吴诗帖》、《淡墨远山诗帖》,《砂步诗帖》及《李太师帖》等基本表现出这一风气。

米芾书法的风格和技巧,是在不断变化中逐臻于成熟的。元祐年间(1086一1093)。正是米氏书法成熟的时期,著名的《苕溪诗帖》、《蜀素帖》等是其重要标志。

米氏后期的书法,经过几十年的蜕变,晋唐古法已熔铸于自己的笔端,显示出米书“天真自然,超轶洒脱”、“风樯陈马,沉着痛快”的独特风格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沉着”、“痛快”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沉着”的字往往失之板滞而气势不足;“痛快”之书常常流于浮滑,不够凝重。而米芾能将这两种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实属难能,表现了米氏鲜明独特的个性。

米芾的艺术风格,一如他集诡谲和天真两种性格于一身。他善于在正侧、藏露、迟涩、提按、方圆、欹正、掩仰的对

立中求得谐调统一。如《苕溪诗帖》中,结字因势生形,出于天真,字与字之间绝少连属,仅有“游频”、“船行”数字间有明显的游丝映带,却能一气贯通,自然畅达。正是欹侧之势使上下、左右, 顾盼生情,险绝而生稳,收似欹反正之效。用笔厚重爽利,豪迈洒落。往往提处细若游丝,圆润遒劲;按处中锋直下,沉而不滞。在布局谋篇上,米氏借鉴运用了前人的技巧,打破局部的平稀和对称,并以向左倾斜流动的态势,形成一种行距间相互穿插的格局,在动态中求得总体的平衡。通篇时疏时穿,虚实相生,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强烈的对比,使其书法富有音乐的韵律感。

由于米书用笔神变难测,在统一的风格下,每件作品又有不同的面貌,并表现出不同的意境。根据米书不同的面貌,我们大致把它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诗稿、尺牍书。如《蜀素帖》、《拜中岳命诗》、《真帖》、《珊瑚帖》等。此类作品或用笔灵变飞动,结体欹侧奇险;或清劲风流、丰腴醇雅,时有新意。其书法无心求工,随意放纵而倍显米书超轶洒脱的本色。这种风格在米书中具有代表性。

第二种是米氏自许“有如大字”的家藏前人真迹跋尾小行书。如《王略帖》赞、《禇摹兰亭》跋等。

此类作品尽管笔致精到,但因“真者在前,气焰慑人”,不如第一类书作情感天然放纵,略有拘谨之嫌。

第三种是“固已满世”的榜书大字。如《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及谢世当年的《章吉老墓志》等。这类书作墨色带燥方润,笔力遒劲趣迈,结体欹侧多变,在信手挥洒中颇出“刷字”神韵,是米书中最为豪放的一路。翻澜的笔势,昭示出书家在创作中的昂奋心态。

纵观北宋书坛,独特的米家书风代表了宋代书法艺术发

展的新高度。他的行草书与“宋四家”中其他三家的任何一位相比,都是高出一筹的。明代大书家董其昌说:“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直以品胜,然非专门

名字也。”(《画禅室随笔》)历来论书都充分肯定了米芾的创新精神和他在书法史上的杰出地位。

宋、元以来评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

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雪堂书评》:“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锺(繇)、王(羲之)并行, 非但不能愧而已。”所谓风樯阵马,是言米芾法书的气势迅疾超轶;沉着和痛快不易兼备,而能在沉着中寓痛快,足见其难能。将他和书法艺术上的一代宗师锺、王等量齐观,推崇自属极高。

持第二种态度的,可以黄庭坚为代表:“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亦似仲由(子路)未见孔子时风气耳。”其言快剑斫阵,强弩千里,

是赞米芾的笔势雄强峻利,所向无当,属于褒美的一面。又说他如子路未见孔子时风气,则批评米书有着桀骜不驯的气质,神情未能内含,有欠彬彬之态,这是贬抑的一面。

米芾沉雄飞翥的书风和创造性的笔法技巧,对当时及后世书坛都有重大影响。《宣和书谱》载:“方芾书时,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可见,米书在当时就名重一时。他的两个儿子理所当色的是他书风的直接被影响者。米老对此自许道:“尹仁即米友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稍后的宋高宗赵构,更是米书的崇拜者,把米字作为自己临摹的范本。宋室南渡后,赵构留心翰墨,曾大事搜集米字,在内府刊刻行世,这就是著名的《绍兴米帖》。这位艺术家皇帝对米书赞叹不已,认为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海内”。当时的学书者对这位一代宗师,也极为崇拜,将他的风格视为学书的楷范,竞相效仿。南宋的吴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毕生研习米字,达到了乱真的程度。他的《碎锦帖》、《寿父帖》都是典型的米家风范。

宋代的士大夫赵金以后,米芾书风在北地也逐渐流传开来。金代大文学家元好问对米书极为推崇,有“米狂雄笔照万古”的诗句。当时写字的人能用米法,就可得善书之名。大书法家王庭筠的书法就直接承袭了米芾的风格,与赵讽、赵秉文齐名,后人称其“骎骎遂侵凌米颠”。

乃至明代,帖学盛行,追求意态。米书天真烂漫、墨趣最

浓,自然备受青睐。一时学米者众多,诸如祝允明、徐渭、邢侗、米万钟、黄辉、傅山等等。其中最有成就的要数董其昌、王铎两家。董其昌早年书法直接承袭用了米芾的风格。“与董其昌同时的另一位书家孟津王铎也是学米出身,深得米书

豪宕纵逸的笔意。书风奇崛多姿,险而不怪。洒脱、峻峭处无不脱胎于米芾。王铎亦为米家书风的传人,对后世影响甚大。特别是对东瀛书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董其昌、王铎都是明代杰出的书法大家,他们的书风与成就尚且受到米芾如此重

大的影响,其他书家就不难想见了。

清代的张照、查士标、龚贤、翁方纲等都对米书推崇备至。随着碑学的兴趣,学书者转而习碑。但也有不少书家还是碑帖兼学。例如沈曾植等人就深得米书韵致,在清末独树一帜。

数百年来,米芾书法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对后世影响甚大。历代都有许多杰出书家吸取他的艺术精华,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书法流派。后人为了纪念他,还在他襄阳故居的旧址,修建了一座米公祠,供人们瞻仰。作为一代宗师。米芾和他的作品将永远受到后人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