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目录

摘要 (2)

关键词 (2)

引言 (2)

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现状 (4)

二、现代汉语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5)

1.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问题 (7)

2.书面语同日常口语相统一的问题 (8)

3.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风格的问题 (9)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10)

四、所述问题的解决办法 (10)

结语

参考文献

摘要

现代汉语是我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及其重要的交流工具，但在现实生活中，用字、用词、用语不规范的问题频频发生，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笔者在此探究现代汉语规范化中较为普遍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此抛砖引玉，同时引起社会各界对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重视，更好地发挥语言工具的巨大作用，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解决思路

论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

现代汉语规范化是现代汉语发展长期面对的重要任务，规范现代汉语的使用，对于人们沟通思想、交流感情、推动社会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目前现代汉语不规范的问题极为突出，很有必要提出来研究解决，本文就现代汉语规范化进行初步分析探讨。

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现状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过的是群居的社会生活。人要生存，就要进行生产，从中获得生活资料。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体能够进行的，而是要靠分工和协作。人们要协作就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经常地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有合用的交际工具。人类的交际工具有许多种类，而其中最重要工具的就是语言。

语言是由人类的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包含意义的一连串声音，是音义结合物。它和思维结合在一起，把思维的成果固定下来，把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语言自然离不开社会，而社会也不能没有语言。社会离开语言这个工具，交际无法顺利进行，生产也就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一旦停止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要崩溃。就这个意义说，语言也是社会发展的工具。

人们使用语言是为了进行交际，进行交际不能只有一方，至少要有两方。所以，语言的使用表面看是个人行为，而实质是社会行为。为了使思想交际能够顺利进行，交际双方使用的语言必须遵守统一的标准，而不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一方说的话另一方听不懂，交际就无法进行。就这个意义说，使用语言的人没有自由。他必须接受社会已有的语言规则的约束，按照别人的样子来使用语言。其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比如，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管是美制的靠右，还是英制的靠左。没有这样的规则，或者虽有可是大家都不遵守，谁也不能顺顺当当的走路。

规则就是规范。根据语言的发展规律确定使用语言的规范，并且推广这种规范，使人们用合乎规范的语言进行交际，这就是语言规范化。语言规范的标准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个人主观制定的，而是由语言学家根据语言发展规律确定下来的。语言的规范也不是永远不变的，也要随着语言的发展做改变或调整。有了规

范还必须推广，用来指导实际的语文活动，克服语言使用中种种背离规范的现象。语言规范化是任何语言都不能缺少的。

特别是80年代初，改革开放形势发展迅猛，名牌商品占领国内市场、争夺国际市场的势头愈来愈大，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涌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人们的交往明显增多，方言分歧、语言隔阂问题凸现出来，推广普通话，实现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呼声更为高涨。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销售业、文化教育业、旅游业等更趋繁荣；随着我国国力强大，外国来华投资的人愈来愈多，来华求学的学生也逐年增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科学文化交流等愈来愈频繁。总之，随着现代汉语的地位愈来愈高，现代汉语规范化显得愈来愈重要。另外，随着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化社会已经到来，人工智能研究已初见成效，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二、现代汉语规范化存在的问题

汉语是汉族的母语，有悠久的历史，是高度发达的语言，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它不但是汉族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交际工具，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做好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工作，提高现代汉语的规范化水平，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

现代汉语有明确的规范。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下面就对这个规范做些解释。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言信息的载体。共同语必须有明确的标准音，而这个标准音只能是具体的地点语音，不能是地区的语音，也不能是人造的语音。现代汉语的标准音只能是北京音，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音，这是由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都城，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金元时代起，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北京音逐渐扩展到全国，得到生活在各地的汉族人民认可，确立了它的标准音地位。明、清的官话，基本上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国语运动，推广了北京音。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大力开展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普通话，北京音作为标准音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语音的语音系统为标准，不是以北京

人对一个个具体词的读音为标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也就是汉语拼音所拼写的系统。所以学会了汉语拼音，也就基本掌握了北京音的语音系统。标准音要排除北京的土音。例如打碎的“碎”，北京土音念cèi；表示禁止性否定的“甭”，北京土音念bíng。这都不是普通话标准音。

北京音中有一批异读词。例如，“质量”有人读zhìlìang，有人读zhuiang；“教室”有人读jiàoshì，有人读jiàoshǐ；“阿谀”有人读ēyú，有人读āyú；“呆板”有人读dāibǎn，有人读dáibǎn。异读词的存在不利于语音规范化。1985年12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广播电视部联合发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对异读词的读音做了规定。上面说的四个词，前一个读音成为规范音。语音也是发展的。有些词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读音的规范也要适时调整。“癌”以前读yán，60年代改读为ái。“叶公好龙”的“叶”以前读shè，现在读yè，减少了多音字。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民族共同语必须以现有的一种有影响的方言为基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明清以来流传最广的古典章回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基础方言决定词汇的规范。现代汉语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基础，而不是以其他方言词汇为基础。例如，“雷”和“雷公”、“大夫”和“郎中”，“下雨”和“落水”，前者是北方方言词，成为普通话的词；后者是非北方方言词，不是普通话的词。

词汇和社会生活联系得非常密切，经常处在变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需要规范的问题。大量新词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开发、创收、走红、保值、官倒、转产、举报、群体、扶贫”。有些旧词增加了新义。例如“病毒”原来指使发病的病原体，现在还指破坏计算机程序的程序。“炒”原来指烹调方法，现在增加了“经营”或“倒卖”等意义，如“炒股票”。“发烧”原指体温升高，现在增加了热衷等意义。为了丰富词汇也吸收了一大批方言词、外来词。从广东话吸收了“炒鱿鱼、酬宾、爆满、排档、水货、发廊”等。外来词也增加了很多，例如“卡拉OK、基因、艾滋病、桑拿浴、镭射”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生造词，如“抽吸、虏捉、罩盖、芬香”。

还有滥用方言词、外来词的问题。如广东话的“炒更、拍拖”，外来词的“迷你、影碟”，都是应该规范的。(3)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什么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呢？白话文是和文言文相对来说的，是和口语一致的书面语。白话文有古代和现代之分。《水浒传》、《红楼梦》是古代白话文，《子夜》、《骆驼祥子》是现代白话文。典范指的是在语言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现代和当代的文学著作、科学著作、政治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都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这些著作中使用的语法就是规范的语法。这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正好配合一致。这是语法规范的总原则，有了这个原则还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解决实际的语法规范问题。

汉语语法有自己的特点，缺少印欧语那样丰富的形态。汉语语法研究自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算起，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在这100多年中，语法学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规律，建立了各不相同的语法体系，但是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民族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问题

从本质上看，语言当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此外它还包含其他内容，比如文化内容，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如果狭隘理解，觉得既是工具，当然越简便越快捷越好，在处理语言文字问题时，弄不好就可能导致简单化做法。现在常听人批评一些作品“滥用方言”，但何谓“滥”，向来没有量化标准。一般认为，一个方言词语，如果在普通话里能找到其同义形式，它已无法提供比其同义形式更多的信息量，就不宜再用。单纯从工具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可以从词语的意义、用法、感情色彩等方面作比较，如果发现方言词语跟相应的普通话词语之间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就可将方言词语淘汰。道理很简单：同样的工具何必配备两个呢？这不是重复、累赘吗？但是，方言作为方言文化的载体，它的内涵有时要大大超出语言的内容，而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在特定场合它具有一定的感情容量；比如文学作品中，为了凸现地方风情，作者有意在事物名称和亲属称谓等方面使用一些方言俚语，常常可以表达出一种特有的情趣。“一次，主席听了蒋桂英演唱的民歌，说有荆楚特色。他最喜欢有小女婿的那一首，对这个词尤感兴趣。他说如果翻成北方话的‘小不点儿’或普通话的‘一点点’，就没有荆楚特色了。”（梅白《毛泽东看黄梅戏》，《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

月26日）作为诗人，毛泽东同志以他的艺术敏感，从方言词中捕捉到的，首先是“荆楚特色”，所以他不赞成翻成“小不点儿”或“一点点”。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对待方言词语，一定要全面考察，分清不同的使用目的，区别对待。

普通话要从方言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己。这种吸取，不像在自选商场选购货物，事先早备好了满货架东西供你慢慢比较，从容挑选；这种吸取，自始至终是在使用过程中进行的。不使用无以鉴别，不使用难从发展趋势看，方言总要慢慢萎缩；从局部看，在某个特定时期看，方言也可能占一定优势，它会主动向普通话渗透，不仅会给普通话增加一些东西，也会挤掉普通话中原有的东西，而以自己的东西取而代之。近年来粤方言以及港台词语的大举渗透，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也许对普通话的发展有好处，完全用不着惊慌失措。正如海潮涨落一样，来势迅猛，到时又会退去，再看此时的海滩，虽不复旧时模样，但基本面貌未改，而且还会留下不少意外的收获。

2、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相统一的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语言学家们判断一种语言现象是否规范的主要依据，基本上是与此有关的某些语言规则。语言本身的规则和语言运用远不是一回事，用语言规则来驾驭语用，难免捉襟见肘。何况，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还不时会出现一些偶发现象，几乎无法取舍，更应慎重。例如，“金庸热”兴起后，原本只在武侠小说中使用的一些词语，迅速流行开来，特别在体育报道中，更是被大量地、反复地应用。再如，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个说法”“给个说法”之类很快在全国成为大众习语，而且毫无争议地被各阶层接受，就连李锐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受影响，情不自禁地以“请给一个‘说法’”作为自己文章的题目，并在该文结尾接连写道：“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也给历史一个‘说法’。”（李锐《请给一个“说法”》，《读书》1995年第1期）电视剧《爱你没商量》刚一播出，“××没商量”的格式立刻风靡全国。尽管你可以指斥它语言“痞气”，或愤愤然于“电子传媒文化”的无孔不入，以致使人们“交出了自己的语言”，但你却无法拒绝这样的语言事实，也无力扭转这类现象。看来，尊重语言规则，尊重规范意识，首先就得尊重千百万群众的富有创造力的语言实践。

3、语言规范化和语言发展以及个人风格的问题

我们谈的是语言的问题，也不妨举文字的例子。汉字简化，减少一些字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