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与价值链

“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

更新时间：2009-10-28 |

[摘要]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至今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对比，进而讨论“产业升级”概念在我国现阶段的内涵，以及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

（中经评论·北京）在国外，产业升级的正式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由Gemfi （1999）等人开始，在此之前人们主要关注“产业结构调整”，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国际上对“产业升级”概念的理解与“产业结构调整”差别较大，“产业升级”指从全球价值链（GVC）的视角，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趋势。然而在我国，对产业升级概念的理解主要是“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国内也存在与国际GVC视角较为一致的“价值链升级”思路，并在近年来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一直以来，人们对这个差异并不重视。目前尚未针对这两种思路进行比较和讨论，这一方面造成对“产业升级”概念的混用，另一方面，影响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讨论。在此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思路下（以下简称为“结构思路”和“价值链思路”）的已有研究进行综述。

一、“产业结构调整”思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我国基本没有“产业结构”的提法，研究内容与现在“产业结构”比较相近的，多数称为“再生产理论”、“经济结构” 等。改革开放后，学者的研究视角经历了从最初的克服短缺和结构失衡，到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产业结构问题，包括现实产业结构的演变、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新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经济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产业结构”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与研究的热点。

“产业升级”概念由此应运而生。吴崇伯是国内最早讨论产业升级的学者，他对产业升级的阐释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即“迅速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从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这就是上文提出的国内对“产业升级”的第一种理解－－“产业结构的调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开始更多地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产业升级、体制转换与国际合作国际讨论会”会议秘书处（1997）总结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的研讨会，指出与会者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而且“90年代的产业升级已经从主要进行产业间比例调整，转向必须进行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新阶段”。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产业升级也是“结构思路”的，并且重视了更细分层面的结构。

郑新立（1999）分析了我国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的原因：一是科技与经济分离的旧体制阻碍了产业技术进步；二是企业尚未建立起技术进步的机制，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技术进步投入明显不足的投资结构不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最后是技术资源的制约－－重视引进而忽视消化创新。相对应，王子先则分析了开放情形下我

国得以大幅度产业升级的主要原因：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外开放政策产生了强大动力，吸收外商投资以及加工贸易都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原因。

进入新世纪，人们仍然非常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形式的产业升级。如伍长南（2002）对四大外商投资区利用外资产业升级的研究；喆儒（2006）关于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研究；靖学青（2008）关于产业升级测度的研究，都是典型的“结构思路”的代表。

此外，李培育（2003）研究了落后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比较优势的局限性与竞争优势的适用性，他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产业结构调整”。韩霞的研究以“产业升级”为题，但在文章中，一直使用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一词，也是典型的将两个概念同等化的思路。

孙自铎讨论了我国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指出“结构调整思路应由产业升级转向产品、技术升级”，可见他开始重视非纯粹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升级－－产品、技术升级，但是将它们与“产业升级”对立或者并列起来。在价值链升级思路下，它们是属于产业升级中的类型之一。毫无疑问，他也属于将产业升级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阵营。类似的，蒋永志（2005）研究了我国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谈到了“产品在国际产业链条附加值低”的现象，但主要还是基于产业结构的分析，他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产业升级的内容是“经济（偏轻）工业化地区政府部门推进重化工业发展”。傅耀指出“ 产业升级是经济转型的内驱动

力”，而“主导产业的更替是产业升级的核心”。

上述“结构思路”下的“产业升级”研究，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积极意义。

二、“价值链升级”思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在国外，Dieter Ernst最早使用“industrial upgrad-ing”这个概念，他在分析韩国特殊的产业竞争战略时指出，该国“通过章鱼式多元扩张进入不同甚至不相关的产业来扩张，而不是通过产业升级带来的知识累积实现”，韩国半导体产业的“技术管理仍然压倒性地由‘产品偏好’思路统治着，我有点怀疑其设计与产品开发能力要如何、以何种程度获得进展”，意指韩国偏重产业结构变迁而忽视内在能力的提高。可见在他的认识里，“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差异很大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其实主要来自发展路径和实践的差异。

Gemfi等（1999）关于东亚服装产业的一系列研究，开始了正式的、非“结构思路”而是“价值链思路”下的“ 产业升级”研究。这种思路下，一国（地区）的产业被视作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产业升级可以看成该国（地区）的企业以及产业整体在价值链上或者不同价值链间的攀越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统计上的产业结构变迁，更重要的是增加价值获取，以及企业增加值、国家税赋、劳动者收入、企业与国家形象乃至自然

环境等一系列条件的改善。

Gemfi等（1999）具体分析了从OEA到OEM、再到ODM和OBM的升级阶段，提出了两种价值链形式：生产者驱动型（如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与重工业）和购买者驱动型（如鞋、服装、家具、玩具）。Kaplinsky则指出有效地产业升级研究需要深入了解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因素，而全球价值链的收益的根本来源是多种优势禀赋所带来的“经济租”。他发展了J.Humphrey等提出的四种产业升级方式：工艺（技术）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间升级。其中，功能升级类似于上文Cemfi等（1999）关于OEA等阶段的升级模式，可以是不变化产业结构的情况下提高价值创造的升级模式。而价值链间升级，也就是跨产业升级，即产业结构调整。这四种方式，全面概括了产业升级的外延形式，上述研究事实上也构筑了“价值链思路”下产业升级研究的基石。

基于这个思路，近年来国内学者展开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张耀辉对“产业升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仔细剖析，指出了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传统理解的积极意义，但产业升级的“真正含义应是高附加值产业代替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并提出，产业升级的过程实质上是产业创新与产业替代的过程，而产业创新是产业升级的主要方面。潘悦（2002）研究了由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带动的加工贸易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认为产业升级“呈现出如下阶梯状演进：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生产和出口一零部件的分包生产和出口一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一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OEM和 ODM）－自创品牌的生产和出口”。但是对于产业升级的测度，他使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全国611家加工贸易企业的问卷调研结果，并采用对生产阶段（零部件、中间产品还是组装）

的统计进行判断，并以此判断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显然，无论是从机理上，还是指标，或者数据方面，都还不全面。

此外，还有对CVC理论这一“产业与贸易研究的新范式”进行了综述性的研究（张辉，2007；汪斌等，2007）；对特定区域嵌入cvc的不同驱动形式以及升级方式的研究（张向阳等，2005）；对价值链治理促进与阻碍特定产业升级的案例分析（文娉等，2005）；也有从比较优势演化的视角分析了产业升级问题（张其仔，2008）。李晶（2003）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时，将“中间品国产化率”作为产业升级的度量指标，显然反映的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但这也为“产业升级”的测度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梁琦等对长三角区域内16个城市 1998～2003年的相关数据的计算，分析中直接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相对来说过于简单。隆国强借助经典的价值链“ 微笑曲线”图形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三个方向：产业间的升级、向资本与技术密集以及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的升级，与国外学者概括的“价值链间升级”和“功能升级”是一致的。

刘志彪及其团队针对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主要有：刘志彪（2005）具体分析了作为“国际代工者”的本土企业从OEM到ODM各阶段的升级模式，提出了转向自有国际品牌的国际战略；于明超等（2006）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在内地的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研究国内当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下面临由于技术能力弱、生产规模小等原因被边缘化从而限制了升级潜力的问题；江静等（2007）在“经济租”思路下分析了GVC价值分配中的决定因素，并以分解ipod产品价值链的方式讨论了价值链管理中的收益不均问题，他们提出了学习能力提高、技术扩散以及自主创新等的产

业升级对策。

此外还有针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中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观点有：隆国强（2003）的课题研究表明，加工贸易确实促进了我国产业升级，但大部分位于全球化生产经营链条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不具备技术优势，国际销售渠道方面也是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突破口，而发展配套产业，是加工贸易带动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也是加工贸易实现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的直接渠道，以内资企业为主体的供应商群体是加工贸易避免“飞地效应”、加速升级换代的重要保证。刘志彪（2005）指出尽管在初期能迅速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的演进，但也极易导致当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失衡，有必要在重视本土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鼓励国际代工，努力提高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三、两种思路的比较

下面对“价值链思路”和“结构思路”进行比较。

（一）“价值链思路”更为国际化，而“结构思路”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

“ 价值链思路”更为国际化的表现为：首先，价值链本身是“全球”性的；价值

链升级－－无论是企业，还是产业、地区乃至国家－－都是在国际竞争与对比中体现的相对变化，而“结构思路”本身可以不涉及“国际”视野：另外，“价值链思路”是国外学者对“产业升级”概念本质的认识。

相对应，我国常用“结构调整思路”研究“产业升级”，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二是由于我国自身的发展阶段特征决定，从计划经济转变过来的政府主导特征，并实行类似日本的赶超型产业政策，其首要目的就是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而初期较为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实力，使得结构调整更为现实与迫切；对于政府管理来说，“结构思路”更直观、更易行。

（二）“价值链思路”更为全面，而“结构思路”更为宏观

在研究范围上，按照J.Humphrey和H.Schmitz的阐述，“价值链思路”中产业升级的前三种类型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条价值链上的升级，而第四种－－价值链间升级，则可以视为产业结构调整，因此，“结构升级”只是“价值链升级”的一个部分。当然，广义的“结构思路”讨论中也强调技术升级、质量的提高（也即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这可以看出两种思路在使用中往往是相互交缠的，在目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梳理与界定的情况下，使用起来较为混乱。

在研究视角上，“结构思路”是针对一国（地区）整体而言，属于宏观范畴，而

“价值链思路”则主要是中观和微观范畴。这个区别有三个意义：一是“结构思路”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价值链思路则同时也是管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因此这个思路才具有微观指导意义；二是从统计测度上来说，“结构思路”更为简单，而“价值链思路”下产业升级的测度问题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之一：三是从政策意义看，结构思路更为直接，尤其是对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来说，实现结构调整比提高企业的价值链地位更为简单、直接。

（三）“价值链思路”的经济学内核属于“内生”型

“ 结构思路”的测度更为直观、也更有利于政府干预管理，这从根本上来自其“外生”型的经济学内核。这同样与我国以及类似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增长初期，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实现经济增长，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初步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对诸如“工业比重”、“机电产品比重”、“高新技术产品比重”等指标极力追求。而“价值链思路”则更强调通过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价值创造程度的升级。从增长理论的发展沿革来说，这就是强调技术进步的“内生”型经济增长，而“结构思路”则符合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模型”。这一区别决定了“价值链思路”的内核更优越、升级质量更高、实现难度也更大。

（四）“价值链思路”的产业升级难度更大

对企业来说，要改变一贯粗犷式的发展模式难度更大。而起点低、空白多、政策鼓励、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因素，使得简单的产业结构升级容易得多。对政府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无法直接参与企业价值链升级决策的，但是，通过进入门槛、投融资、外贸、产业等领域的政策调控能相对从容地实现结构升级。这也是为什么“结构思路”在我国－－尤其是发展初期－－受到充分重视的客观原因，这体现了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之间是相互影响与适应的。目前需要对比区分、廓清认识，与时俱进的学术研究以及实践上的行动转变。

四、进一步讨论

下面对“产业升级”的内涵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一步进行探讨。

（一）“产业升级”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产业结构迅速改观并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得到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这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能源及初级劳动力，并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成本之上的。以东莞生产的“芭比娃娃”为例，出厂价仅0.99美元，而美国超市的售价则达到9.99美元。这个事例表明，虽然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出口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非常低，在技术、品牌、营销、渠道等领域存在严

重不足，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低产出”的发展方式居主导地位。

同时，有学者如郎咸平指出，简单地跨行业结构调整－－如从服装产业转变到电子产业－－并不是真正的产业升级。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服装产业在品牌、设计、质量以及价值创造上领先全球，而我国沿海地区组装键盘、玩具等的电子行业，却并没有核心竞争力，也获得不了高额的回报。有学者对“中国出口之谜”问题的研讨也凸显了形势的严峻：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高度化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实际上却仍处落后地位。

上述形势已经足够影响我们关于“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贯认识，但却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片面重型化有危险，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应依靠高投入，而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吴敬琏，2004；林毅夫，2004；赵丽苏、董军，2005）。目前，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

（二）未来的研究方向

如前所述，应将产业结构升级看作价值链升级的表现形式之一，应该把注意力更多放到整个价值链思路的升级升级上来。未来，发展的实践和学术界的研讨仍将互动影

响，更希望是以价值链升级为主题的。基于已有研究的情况，建议将“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升级”两个概念区别开，杜绝混用。

已有研究在“价值链升级”领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虽然从数量上还远远不及传统的“结构思路”下的研究。这些研究尚处于分散状态，在升级模式、升级的测度和政府管理对策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存在以下需要完善的地方。

价值链升级模式虽然可以简单概括为四种类型，但其所涉问题显然比“结构思路”下要更为复杂：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产品升级与功能升级的选择必然存在差异；“实质性”的跨产业升级（价值链间升级）显然需建立在功能升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企业工艺与产品升级是现实目标，功能升级则是目前大多数企业需要跨越的主要障碍，至于区域整体的跨产业升级，则应该被当做长期目标。这些模式的特征、选择与路径，需要结合具体的产业和区域进行细致研究。

产业升级能否科学测度，是决定该领域能否成为一个定量、科学的研究主题的关键，目前仍是空白领域，我们有必要构建产业升级测度的指标和方法体系。对于未来的进展，有关“贸易品技术分布”的一些研究值得借鉴（樊纲等，2006；姚洋等，2008）。

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理性的“经济人”，其升级与否、如何升级都是自主决策，但受多因素影响。因此，我们应将企业的行业、地区、性质、规模等

特征与升级模式结合起来，并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去研究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决策与特征。在这个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学分析，并与管理学科结合起来，使之兼具微观、中观和宏观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之后，才能去研究政府的对策体系。

如果将价值链升级问题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则需要开拓的空间将更大，如与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交叉，构筑起网络化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这些，将服务于我国企业真正屹立于世界之巅，服务于我们真正实现国强民富。

（改革，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羽，邝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