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谐思想

《周易》的和谐思想

张涛

摘要：《周易》作为我国和谐思想的重要渊薮，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极为深远。《周易》的和谐思想内容丰富、大体上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周易》的和谐思想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开掘和认真研究。

关键词：《周易》和谐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精神文明

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不仅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化经典，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和谐是《周易》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和谐思想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中一直不断地涌动、回荡、传播，对中国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

《周易》有着丰富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和谐精神、和谐理念的重要渊薮。众所周知，《周易》以变为本，倡导变革，呼唤创新，但这种变革和创新是要变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实现人际关系、社会秩序的和谐，进而实现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天人整体和谐。这就是《周易》的中正思想：《周易》每卦六爻，各有其位，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若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即为得位或当位，得位为正，象征阴阳各就其位，合于其应然的秩序。每卦有上体、下体之分，二为下体之中，五为上体之中，若爻居中位，即为中，或曰得中，象征守持中道，行为适中，不偏不倚，合于阴阳和合的法则。在此基础上，《周易》又提出了“太和”思想：一阴一阳相互交感，相互配合，刚柔相济，彼此推移，相反相成，协调一致，当达到最佳的结合、最高的和谐状态时，就称为“太和”。《易传·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按照这种文化价值理想，人类的社会政治伦理的实践活动都应以“太和”这种最高境界、最理想状态的和谐作为终极目标，实现社会和谐、天人整体和谐，各种变革和创新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周易》倡导的和谐，大体上包含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自身的心灵和谐。《周易》的这一和谐理念就是要通过人的发展来协调和沟通社会发展的诸要素，最终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获得更高层次、更高水准、更加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心灵和谐是整个社会保持和谐状态的基础，最终能够推动人际关系、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的局面。

二

我们知道，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被概括为天人关系，名曰天人之际。在中国历史上，天人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焦点，而其中一种贯穿始终的见解是天人合一，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周易》是这一思想的重要源头，而其中这种天人关系的背后，即天人合一思想的终极指向，则是天道与人道如何协调，如何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周易》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上古先民正是通过对天道规律的体察来指导人类

社会，即《周易》所说的：“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在《周易》中，通过对万事万物等自然现象的体察，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贵贱位矣”作为世界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则，把天道规律奉为人道的圭臬。“法象莫大乎天地”，人必须通过“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观象过程，才能预见吉凶悔吝，察往知来，顺天而行。而且，《周易》认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天对人类社会是有神喻作用的，只有顺应天道规律的“圣人”才能与天地感应。

《周易》在强调要“顺天而行”的同时，又认为在在尊重自然规律、不违背天道的基础上，人类要挺立主体意识，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精神，以期在现实中达到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乾卦》：“乾，元、亨、利、贞。”《子夏易传》释为“始、通、和、正”；古人又释为“春、夏、秋、冬”。元为春，万物始生；亨为夏，万物亨通；利为秋，万物和成；贞为冬，万物收藏，表达的是自然界的运动规律。《说卦传》又运用八卦及其代表的方位进一步阐释了四季变化规律：乾之元气至春分始震，震是东方之卦，万物开始生长；巽是东南之卦，是立夏，其时万物整齐；离是南方之卦，是夏至，其时万物包括飞、潜、动、植都已出现；坤是西南之卦，是立秋，坤为大地，万物立秋时赖大地养成；兑为西方之卦，是秋分，万物成熟，一片欢悦；乾为西北之卦，是立冬，其时寒暖交替，阴阳二气相搏；坎为北方之卦，是冬至，其时万物归藏，唯有水在流动；艮是东北之卦，是立春，其时旧的发展过程已经结束，故曰成终，但春风吹动，新的发展过程又将开始，故曰成始。艮是万物成终成始之卦。在《周易》看来，一年四季的时间与空间运动都是和谐有序的，万物在时空中生长、茂盛、成熟、收藏，年复一年也是和谐有序的。

对于自然界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发展过程，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又当何为？《周易·乾卦·文言》就此作了别具特色的论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说人道要效法天地之道，但并不是说，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相反，人可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遵循自然规律，与天地相协调，对自然万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否则，也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也就失去了进一步生存延续的时机。

三

自然界的发展和谐有序，由之产生的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某种既定秩序和谐而有序的发展，因而《周易》认为人类社会是天地、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作为万物之始产生于前，人类夫妇、父子、君臣产生其后。要使社会的发展也如自然一样出现和谐有序的局面，人际关系的和谐确实是其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周易》所蕴含的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一是人与社会或者说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

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指个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调适的最佳行为状态。《周易》强调，要想保持群体的协调，就要学会求同存异。例如，《同人·象传》中的“君子以类族辩物”与《睽卦·象传》中的“君子以同而异”，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区分辨别群体及各种事物，要审异求同；在事物的处理上，要重视大同，不可计较小异。可以看出，无论是《同人卦》的意在“和同”，强调从异中求同，还是《睽卦》的意在“合睽”，强调同中存异，都是要表明：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只有求同存异，才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这些，又都是与孔子

“和而不同”的思想相一致的。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和谐是在人际关系的矛盾中不断地调节出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现有、即成的状态。对于《易》象内部所隐含的阴阳相对的特点，宋代学者张载曾作了颇为精到的解释：“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也就是说，只要有象就必定有一个东西与它相对，凡是相对的事物，它的行为方式必然是相反的，免不了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和，不能让矛盾冲突扩大。在张载看来，也只有用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才能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面来发展。

“仇必和而解”这一深刻的道理，确实体现了中国人化解矛盾的高超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广泛“六尺巷”的故事，也从一侧面充分地说明了“仇必和而解”的道理。据清代桐城派学者姚永朴《旧闻随笔》和《桐城县志略》等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老家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供人们来往交通使用。后来邻居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给家里回信：“一纸书信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得其名，后世传为美谈。如今，在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依然有一条保存完好，长100米，宽2米的巷道，人称六尺巷。

虽然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人相互理解、相互调适的良好行为状态，但并非总能适时地呈现出来，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反而是常态，发展到一定程度，与人争辩是非曲直而待人裁决，诉讼也就纷纷而起。《周易》中有《讼卦》，但全卦的核心思想并不是教人如何争讼，反以不争讼为最高，争讼纵然取得胜诉，仍不免遭受“终朝三褫”之辱。《讼卦》极为重视对“讼”的化解，《讼卦·象传》认为“君子做事谋始”，提出了防“讼”于未萌的观点，确实反映了古人追求人人和谐、息讼免争的思想。《讼卦》的这一思想，做过鲁国司寇的孔子也非常认同和赞许：“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显然，孔子看重的也是如何将“讼”化解于争端之前，未雨绸缪，而不是徒劳于解决具体的诉讼纷争。遇到争讼，往往要动用刑法。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纷争，在礼与法之间，孔子和儒家更加注重礼的作用。孔子弟子有若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这些，当源于《周易》对“讼”的认识。受其影响，历代清正明智或以此相标榜的官员，往往也要表达一番息讼、无讼的态度。于是，在古代的一些官府衙门，我们往往能看到带有这样一些语言的对联：“莫寻仇，莫负气，莫听教唆到此地，费心、费力、费钱，就胜人，终累己。”

《周易》也十分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在人类社会诸结构中，家庭结构可谓根本；在家庭的诸多关系中，夫妇关系是根本，《家人·象传》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子正，需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品德，女子正，需有柔顺之德而正内，所以家庭中的女子只有顺从才可获得吉祥。《序卦传》说：“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即组成一个家庭的成员就必须遵循家道。要想保持家庭的和谐，就必须建立一个合理正常的家庭秩序。《家人·象传》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在一家人中，上有严君父母，下有兄弟姐妹，父母尽父母的责任，儿子尽儿子的责任，兄尽兄的责任，弟尽弟的责任，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妻子尽妻子的责任，一家人各尽其道，这样就会使家道得正。如果社会上家家咸正，那么整个天下必然太平安定。正如程颐所强调的“家内之道”：“父子之亲，夫妇之义，尊卑长幼之序，正伦理，笃恩义，家人之道也。”

《周易》极为重视尊卑贵贱，认为这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乾是至健，是刚；坤是至顺，是柔。刚柔关系，象征天地、君臣、父子、

夫妇的关系，君、父、夫为刚，臣、子、妻为柔。刚柔相应为吉，相敌为不吉，就反映了对于个人所属社会关系的重视。当然，在中国古代，夫主外，妻主内，而在男女平等的当今社会，男女平等，夫妇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对于《周易》所提出的刚柔、尊卑关系，不能机械地理解，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历来为统治阶级重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能够为历代王朝之政道与治道提供借鉴的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周易》要求当政者与民众要形成一种和谐的政治关系，以创造社会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的最佳政治环境，而这无疑也是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应有之意。

为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当政者首先必须以诚信的态度对待下属：“四处近君之地，众阴顺附，则当开诚心、布公道，待以广大之度，然后有以致人心之皆服。”《益卦·象传》也认为：“…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当政者只有“有孚惠心”，广泛地深入民众，才能做到《剥卦·象传》所谓“上以厚下安宅”。司马光就此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基薄则墙颓，下薄则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也就是说，如果当政者能领悟“上以厚下安宅”的道理，表现出敦厚的态度对待下属，制定比较宽松的政策赢得民心，方能实现《屯卦·象传》所说的“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从而为创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孔子曾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应该是以《周易》之说为本的。

但是，真正地创造社会和谐局面，当政者只有诚信的态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担负起教化人民的义务。《周易》就此提出了“三陈九德”的问题：“履者，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在《周易》看来，凡君子都应依据此“九德”修善德行，做到“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惟“九德”兼具的君子才能以道辅济君父，去创造社会和谐局面。《贲卦·彖传》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是指日、月、星辰；“人文”是指礼仪、制度等。为政者通过体察天文自然的和谐变化，采用人文之道，既倡礼法，又定尊卑。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来教育人民，时间既久，才最终能“化成天下”，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

《周易》强调，为了教化百姓，达到社会和谐，为政者还要采用“神道设教”的手段：“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天道运行，四时不忒，带有一定的神秘性质，如果圣人利用天之神秘性以设教，天下人民莫不服从。很明显，圣人巧妙地利用宗教意识维护统治秩序，也会有助于到达构建社会和谐的目的。与此同时，为政者还认识到了感化人心在教化百姓时的重要性。《咸卦·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地感是阴阳相感。《周易》强调圣人在上位，是阳；人民在下位，是阴。圣人以至诚之心感化天下人民，也是阴阳相感，所以能达到“天下和平”。

四

众所周知，人是社会中的人，自我必须努力与他人、与社会乃至个人生存的自然环境建立一种正常、有序的联系，使自我与日益扩大的人际关系网络保持和谐畅通。但是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个人通过加强自我修养，做到厚德载物、谦虚礼敬、纯诚信实，使心灵努力保持和谐的状态。否则，人与自然、人际关系的和谐根本无从谈起，更无法企及。《周易》就个人如何保持和谐健康的心理状态，也多有所论及。

《周易》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重视养心。《乾卦·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坤卦·象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就告诫人们要像上天一样自强不息，修养德才，

具备无穷的德行；又要像大地那样广阔深厚，负载万物，培养宽容敦厚的德行。《乾卦·文言》指出：“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进德修业，就是修养德行，而忠信是修养德行的根基。在儒家看来，“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视礼为仁义之道的外在表现。同时，又认为“忠信，礼之本也”，特别重视是否具备忠信的素质。毕竟，忠信是人内在的纯朴真诚，具备这种品质，才能不断提高修德层次。修辞立其诚，则是忠信之德的外在表现，具备这种才干方能真正居业，进而真正能做到“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并能“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那么，个人的这种道德修养何以才能具备？《乾卦·文言》做出了很好的回答：“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即成德要体现在在践行之中，“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它还明确指出，君子的德不是天生的，是在“可见之行”中经过“学聚、问辩、宽居、仁行”的修养锻炼得来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周易》又认为，即使是这种经过后天磨练的修养，也不能满足于一时所得，君子进德修业永无止境，“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前已提及，为营造社会的和谐秩序，诚信，是为政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其实，不仅仅是指为政者，诚信亦是每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之本，同样有助于个人和谐心灵的培育。《中孚》是《周易》中专讲诚信之德的卦，其卦辞云：“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中孚”象征中心诚信。诚信在心中，连愚蠢无知的豚鱼也能感动而孚信之，那么世上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因感动而孚信。同理，人对任何事物都要诚信，只要有忠信之德，就没有什么险难不能克服，自会吉利亨通。要做到诚信，就必须怀谦逊之心，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周易·谦卦》对此又作了最好的说明，以警示人们要培养谦虚的人格态度，内心知道抑制，外表要柔顺，并且对人要有所施与。《乾卦·象传》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这里讲谦虚决不只是指谦让、减损，也要增益，补充不足。就是说，谦虚，不仅是克制、谦让，保持自己内心的平和，更重要的是使他人得益，补充不足，有益于他人内心状态的平衡。“裒多益寡，称物施平”是谦的本质，而《周易》中的“谦”，寓示着不偏不倚，无过和不及，非亏非盈，这也是内心和谐的最佳状态。因此，以“中”为最高准则，允执其“中”，培育心灵的和谐，足以增进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从清代的惠栋，到近世的熊十力、冯友兰、杨向奎等先生，许多学者都是《易》、《庸》并称，把《中庸》视为解《易》之作，甚至称之为“十一翼”。这是有道理的。《中庸》“致中和”之说与《周易》一样强调和谐，而这种和谐立足于人的心性，立足于人的内心情感，立足于人的精神修养、境界提升。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五

“我们要想懂得中华民族的精神，懂得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周易》是不行的。而且，懂了《周易》才可以懂得儒家，才可以懂得道家，才可以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周易》，其智慧，其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就是阳刚阴柔的辩证统一，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周易》的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所在，集中了我国古代先哲的人生智慧，不仅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人格理论和行为的准则，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今时代，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已日趋恶化，岌岌可危。这种生态恶化的状况如不加以有及时有效地遏制，不仅威胁到今天，而且势必累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而借鉴《周易》相关的和谐理念，合理调适、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人类与生存环境的良性互动，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步

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则不失为有益的尝试。不仅如此，《周易》的和谐理念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提升人类生命境界和精神修养的资鉴。由于过分关注物质享受而缺乏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今社会出现了较多不和谐的现象，人与人关系紧张，人与社会的矛盾加剧，忍让、负责、利他的传统美德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挤压。如果任其发展，整个社会将陷入混乱的局面，人类的身心健康也无从谈起。所以，为了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心灵的和谐，促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充分汲取《周易》的和谐思想、和谐智慧，也就势所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