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森林法价值理念的历史嬗变与森林法的修改-世界林业研究

第24卷第4期世界林业研究Vol.24No.4 2011年8月World Forestry Research Aug.2011

我国森林法价值理念的历史嬗变与森林法的修改*

张兰王世进

（江西理工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中心，江西赣州341000）

摘要：价值理念是森林法修改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它决定了森林法所要促进的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立法选择。伦理观的更新是森林法价值理念变迁与发展的价值先导。我国历次森林法的价值理念均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确立为森林法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森林法价值理念要实现历史性转变并进而统领森林法的修改。

关键词：价值理念，环境伦理观，历史嬗变，可持续发展，森林法修改

中图分类号：DF4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41（2011）04－0013－06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Value Idea of Forest Law in China and Amendment of Forestry Law

Zhang Lan Wang Shijin

（Research Center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Law，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341000，Jiangxi，China）

Abstract：The value idea is the core issue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the forestry law is amended.It decides the value that the forestry law shall promote and decides the legislative choic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The renewal of ethics is the guide to value for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alue idea of forestry law.The value idea of the previous forestry laws in China are all based on the ethic of anthropocentrism.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 forestry law with new guide to value.The value idea of forestry law in China should realize the historical shift and then guide the amendment of the forestry law.

Key words：value idea，environmental ethic，historical evolu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amendment of forestry Law

我国森林法自实施以来在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森林法的价值理念与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要求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1森林法价值理念与环境伦理观

法的价值理念是法学的核心理论问题，也是法的根本出发点。它是关于理想中的价值追求的系统理论和表述，这一理想中的价值追求需要通过具体法律制度以及司法程序予以释放、体现和实现［1］。森林法的价值理念就是关于理想中的森林法价值追求的系统理论和表述。制定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法律的存在本身，而是借助于法律追求和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法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法的价值的认识和看法，指人们想通过法实现的一定愿望。森林法的价值理念体现了一定时期人们对于森林法价值追求的要求，体现了人们期望通过森林法的实施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理念进而通过一定的立法技术体现于森林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中，乃至对森林法的实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价值理念是统领森林法的根本观念，决定了森林法所要促进的

*收稿日期：2011－02－01

基金项目：2009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环境法史研究（FX0910）

作者简介：张兰（1978－），江西理工大学讲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学，E－mail：yiong711@https://www.360docs.net/doc/2c3564840.html, 王世进（1965－），江西理工大学教授，法学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资源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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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立法选择。

在法理学中，价值的意义源于伦理的判断。“在我国，无论是传统法文化还是现代法文化，都明显地表现出2个基本特征：一是伦理道德观的更新是法的价值理念及其法文化变迁与发展的价值先导”［1］。任何一种伦理学说总要以某种价值预设作为逻辑起点，为现实社会提供价值导向，伦理观的更新是森林法价值理念变迁与发展的价值先导。20世纪以来，随着环境伦理观的兴起，伦理观从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到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嬗变已经影响到包括森林法在内的当代环境立法和实践。

伦理是指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应当遵循的道德和规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并未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视为伦理问题，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传统的伦理思想，把人类视为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把自然界排除在道德范围之外，认为道德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并且认为，只有人才具有道德地位，所有其他东西不过是人类使用的工具而已，自然万物只有对人类有利益时方有价值，维护人的利益是道德的目的，而自然界则只是满足和实现人类欲望和需要的工具。自然为人类所有，并且人类有权利用自然。在这种伦理观之下，森林法的价值理念表现为一种盲目的人类中心主义，森林只是满足人类经济发展需求的资源，森林法的价值追求就在于实现森林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以促进人类经济发展，仅以人类利益为中心。

生态环境危机的出现迫使人类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开始从伦理角度思考环境问题。各国学者开始突破传统伦理学对人的固恋，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扩展到大自然，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否定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观，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伦理的环境伦理。它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传统伦理观，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立新的价值观念，要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它涉及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2］。

总地来看，西方环境伦理观主要分为2类：

第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是自然的管理者和受益者；人类比自然界具有更高价值，是道德关怀的主要对象；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始点和终点，人与自然没有实现平等权利的共同基础。显然，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没有超出传统理论的范围，它是在传统伦理学框架内建立起来的一种环境伦理学学派。它强调道德权利的社会性，反对把道德权利扩大到人以外的自然界。它遵循的只是这样一种原则：人类的行为必须符合自身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3］。因此，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下的森林法价值理念虽然开始关注环境保护和自然利益，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仍然占据主导优势，其价值取向仍然在于“经济优先”，森林环境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自身的利益。

第二，自然中心主义。其中包括了3个学派：1）动物权利论。以辛格和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认为，伦理的共同体范围应扩充到动物，人不仅对人负有义务，而且对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2）生物中心主义。以史怀哲的敬畏生命观和泰勒的生命中心主义等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了所有的生命，认为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也具有伦理意蕴。3）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一种恰当的环境伦理学必须从道德上关心无生命的生态系统、自然过程和其他自然存在物。环境伦理学必须是整体主义的，即它不仅要承认存在于自然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把物种和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整体’视为拥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道德顾客。［4］”尽管3个学派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实质观点是一致的，均主张应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扩大到一切生命和自然界，认为生命和自然界具有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自然中心主义为森林法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森林法的价值理念应该从以人类为中心、经济优先的思想向兼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转变。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环境伦理观的确立，生态优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成为森林法在新时期价值理念的伦理导向。如何因应环境伦理观对其价值理念提出的新要求并且通过具体立法内容予以体现和实施，这是我国森林法修改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

2我国森林法价值理念的历史回顾与评价

“法的目的是法要达到的境地或要得到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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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所要追求的价值最直接的表述”［5］，森林法立法目的是森林法价值理念最为直接和明确的表达，价值理念的转变会导致森林法立法目的的改变，不同的价值理念会直接导致森林法立法目的的不同定位。“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6］，森林法具体内容都是以其立法目的为走向的，价值理念对森林法具体内容的设计和实施产生根本性影响。通过对我国1963年以来的森林法立法目的的审视及其制定背景的分析，其价值理念可以窥见一斑。

2.11963年《森林保护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赋予林业的主要使命是多生产木材以支援国家建设［7］。解放初期至1978年间，我国对森林是以采伐为主，国内先后建立了130多个森工企业，林业产值曾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前几位［8］。出于对林业在经济建设中重要性的考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出要保护森林资源，并于1963年颁布了中国第1部相对完整的森林法规———《森林保护条例》。尽管如此，当时的工业、农业发展给我国的森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木材作为燃料来源被大肆砍伐，而60年代至70年代的“以粮为纲”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则导致全国毁林开荒造田现象严重，天然林遭到严重破坏，并遗留了严重的生态问题。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并且导致生态恶化问题，这不仅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家环境和政治气候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森林资源的价值缺乏全面认识，有关的立法只是关注森林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1963年的《森林保护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森林，防止火灾、滥伐和防治病虫害，以促进林业生产，特制定本条例。”这一立法目的的宣示，表明了该条例只是将森林作为一种木材资源对待，追求的是实现森林在经济发展之中作为林业生产基础的经济价值，森林法是在为“促进林业生产”保驾护航，完全没有顾及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价值理念在于通过该法的实施为林业的发展和经济建设保护森林，反映了其价值追求的单一性———经济价值，森林的生态价值及其在生态建设中的地位尚未得到认识。其价值理念受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是“盲目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

2.21979年《森林法》（试行）和1984年《森林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森林资源也遭到破坏。1972年6月，第1次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中国组团出席了此次会议。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结束后，1973年8月我国召开了第1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1983年，第2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和立法工作开始得到重视。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颁布，其第1条规定：“森林是国家的重要资源，能够提供木材和各种林产品，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能够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障农业、牧业的发展；能够防治空气污染，保护和美化环境，增强人民身心健康。为了加快造林速度，加强森林保护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特制定森林法。”在《森林法（试行）》施行5年的基础上，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这是我国第1部正式的森林法，其第1条规定：“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制定本法。”

这一阶段正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处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变型的历史发展时期，森林立法仍然带有较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局限在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框架内。从1979年和1984年森林法的立法目的来看，虽然两者都对森林的国土绿化、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的生态功能有所强调；但是，两者的价值取向主要仍然在于以资源利用与保护为目标，更多考虑的是森林的经济价值，森林的生态效益及其在生态建设和保护中的价值并没有成为森林法的首要追求目标。两者并未从生态的高度强调森林资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而仅仅是规定森林法的宗旨在于提供林产品和保护环境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其价值理念关注的是作为林业基础的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偏重于森林经济效益的保护。因此，我国1979年和1984年森林法虽然比1963年“森林法”的价值理念有所进步，但是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是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

2.31998年《森林法》

1984年森林法以及相关法律规范对于森林资源的保护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是并没有遏制住森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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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破坏。1981年与1976年相比，全国林地面积减少了309万hm2。20世纪50年代初期，海南岛的天然林面积有120万hm2（1800万亩），而1984年的统计表明，岛上的天然林仅有25万hm2（370万亩）；20世纪30年代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30%，到60年代降至10%；云南省1949年森林覆盖率为50%，到1980年却只有25%［9］。森林的破坏同时造成了以洪涝和荒漠化为代表的生态灾难。森林的生态保护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1984年《森林法》秉承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和经济优先的论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林业开始向着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方向发展，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受到重视。但是，森林法的立法工作并没有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1998年修订森林法时，对于立法目的条目内容未作改动，现行《森林法》依然体现的是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固守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强调人类利益优先，坚持经济效益为重，忽视森林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保护。此阶段森林法价值理念较上阶段并无太大突破。

与环境伦理观的发展相比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伦理观已经出现动物权利论、生命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的发展局面，而我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到90年代以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1998年《森林法》修订时虽然引入了生态效益补偿金制度等体现新时期森林法发展趋势的新内容，但其价值理念并没有发生与环境伦理观发展相适应的变迁，给人以环境伦理观不能起到价值导向作用的错觉。这是因为“固有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对新的伦理道德观及其法文化发展起着很强的牵制作用”［1］，森林法价值理念的转变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环境伦理观为森林法价值理念的转变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但这种转变必然会受到传统伦理观的牵制从而出现滞后于环境伦理观发展的局面。这种“滞后”并不代表着停顿，森林法价值理念最终要在新的环境伦理观的指导下实现发展。

3可持续发展观———一种新的环境伦理观

3.1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的内涵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最基本问题，要真正克服人类的生态环境危机，首先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论策略，它“从道德的角度阐发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其功能突出表现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调整上”［10］。然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陷入了2种误区：前者完全否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人是唯一的主体，自然只是客体，环境保护只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后者以纯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将动物或自然置于与人类同样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同样的法律权利。两者均未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也存在着一些无法解决的缺陷［11］。这导致虽然它们对传统伦理观进行了一定的或变革性的批判，但在对待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无法从根本上为环境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之道。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画面：“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12］”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肯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针对1994年环境日主题“一个地球，一个家庭”指出：“确立这一主题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和谐共处。”1997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之所以定为“为了地球上的生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执行主任在汉城世界环境日纪念大会上之所以要发表名为“建立与所有生命和谐相处的信念”的讲话，就是要人类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意识和伦理道德。

所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指人类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13］。

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首先是作为一种生物存在于自然界中，人类同样要受生态规律的制约和限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平衡与发展。人类自产生以来，不仅仅是适应环境，更能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更能适应人类的生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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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但是，自然也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如果违背这些规律，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既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不同于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而是两者相互渗透、结合、优化的产物。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类看作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强调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和谐，人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谋求人类与自然的持续发展。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既遵循自然规律，又遵循社会规律；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从人的利益出发，又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既为人，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既承认自然的价值需要人去评价，又承认自然或环境的内在价值［13］。

3.2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价值取向———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

科学的环境伦理观应该对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自然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进行整合，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从而完善环境伦理的理论体系，构建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既要实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又不对自然的生存发展状态构成威胁，追求一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可持续发展即是这样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广泛讨论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是人们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晶。自20世纪80年正式提出以来，可持续发展已经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采纳。可持续发展观主张环境、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指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在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鼓励经济增长并能持续长久，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指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在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是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它强调人类在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时，应当坚持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必须是在地球承载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而不应当是凭借人们手中的技术和投资，采取耗竭资源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方式来追求这种发展权利的实现。

正如《我们共同的未来》第2章“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结论中指出，“从广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不主张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论”。可持续发展承认自然具有价值，既承认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所具有的各种价值，也承认自然界自身有着内在价值，即它对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具有的存在价值，对于生命和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它体现和追求的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共处。人与自然和谐的限度，是人的活动或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环境资源为基础，与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不能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或自我调节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评定不仅是以人类为尺度，而且是以更深层次的人类———自然系统为目标；不仅是以人类的利益为目标，而是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可持续发展“把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爱护纳入到政治、法律和道德体系中，把生命和自然生态系统作为和‘人’一样公正、公平对待的‘主体’，同自然平等相处，崇尚俭朴的生活和有节制的物质消费，人类的需求不能超越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道德调整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其核心在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14］。

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观对森林法价值理念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森林法不仅仅要关注于人类，追求森林资源的经济价值，还要关注自然界，关注森林资源在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中的地位，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终极目标。

4我国森林法价值理念的历史性转变是修改森林法的逻辑起点

“生态社会阶段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机，导致这一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价值层面的原因。然而，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价值观念问题。［15］”我国现行的森林法仍然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上，强调人对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注重森林资源对人的功用性，人是主体和目的，自然是客体和工具。现行森林法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要求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根本冲突。森林不仅是林业的基础，更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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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陆地生态系统，是人类和多种生物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对维持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森林资源的保护不仅仅在于为林业持续发展提供所需的木材，首要在于强调森林在整个自然界中的生态地位和作用，保障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森林在生态建设和生态安全中的作用。

从我国林业发展的实践来看，2003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要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要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要赋予林业以基础地位。”并提出要“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生态效益优先。”我国的林业发展要由以木材生产为中心转向兼顾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以生态效益优先、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无疑也对现行森林法的价值追求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指导下的现行森林法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生态建设和林业建设的实际需要，森林法的价值理念必须实现历史性转变，这是修改森林法之前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森林法应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引下重新定位其价值理念，实现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转变，确立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理念，强调森林资源的有限性、整体性和生态性，谋求实现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森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森林的和谐。唯有如此，才能在森林法的修改过程中真正排除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利益优先思想的影响，实现森林法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法律保障作用。

法治应为良法之治，良法的核心在于法的价值理念借好的立法技术得到普遍认同。在社会变迁中，旧法的保守与滞后造成制度的非均衡和社会的不和谐，良法应因应法的价值理念嬗变［19］。随着可持续发展观下我国森林法价值理念的转变，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我国现行森林法应该在新的价值理念指导下予以修改，将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加强生态建设放在优先地位，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这应是我国森林法修改的主要方向。在新的价值理念的统领下，应率先对作为森林法价值理念最直接和明确表达的森林法立法目的予以修正，确立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以生态效益和生态建设为先的指导思想，进而对具体制度和内容予以修改。

5结语

我国现行森林法的根本问题在于仍然坚持经济利益为重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森林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更没有兼顾三种效益之间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这就导致了现行森林法立法目的的价值定位不准以及受立法目的支撑的森林法具体内容不完善。因此，修改森林法时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价值导向下，确立生态优先，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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