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未来趋势》

管理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马庆国（2002）认为[1]，广义的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s）指管理学及其研究对象、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而狭义的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则指管理丛林时代的管理科学学派，即运筹学或数理学派。王续琨（2010）认为[2]，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s）是以社会各个领域的管理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有学科的集合称谓，而管理活动是指组织的管理者为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行为过程。这无疑也是指广义上的管理科学。本文的管理科学也是指广义上的管理科学，而非狭义上的管理科学。

2 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

从西方管理思想史看，在泰勒的科学管理出现以前，西方的管理还是经验式管理，没有上升到科学层面，所以西方的管理科学应该始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并在之后逐渐形成了管理科学的体系和学科结构。许康、苏衡彦（2006）两位学者认为[6]，按照我国学者马洪等人在20 世纪80 年代依据西方经济管理史所提的观点，公认的管理学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是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或者说是“科学管理时代”。其代表作是泰勒的《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埃默森的《The Twelve Principles of Efficiency》和斯科特的《Increasing Human Efficiency in Business》。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由科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行为科学管理到管理丛林时代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对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早在1914—1916 年间，我国一批留学生和工商界的学者，就充当了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引进者。1914 年，泰勒回信给中国的留学生穆湘玥，同意并支持他翻译《科学管理原理》。1916 年10 月，穆湘玥以《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为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1915 年11 月，中国留学生杨栓在中国科学社的杂志《科学》上，发表了《人事之效率》的论文。这标志着我国管理科学现代化的起步。1929 年，厄威克（Urwick）主持在日内瓦的国际管理科学研究院，他主动通过燕京大学经济系原主任戴乐仁教授作中间联系人，推动中国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和次长穆湘玥建立管理科学学会，所以在1930 年6 月29 日，上海成立了“中国工商管理协会”（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这个协会对推动我国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理论的实际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协会一直开展活动并连续、持久地发挥作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管理科学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浪潮。我国学者对管理科学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也多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开始。如许康，劳汉生（2000）认为[7]，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经历了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新中国成立到1965 年，是吸收和引进科学化管理的时期，主要受苏联的管理影响。事件包括，对国外的数理统计方法、运筹学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管理科学方法进行初步引进、传播和应用；制订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制订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鞍钢宪法”，并号召工业学大庆等。第二次浪潮是1973—1978 年，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和第三次复出，邓小平同志的“唯生产理论”和后来的“生产力标准”极大地激发了科学管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优选法与统筹方法的普及推广，伴随1978 年思想大解放和“科学的春天”来临，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预测学、行为科学、计量经济学、突变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模糊数学等国外管理学理论纷纷传入国内并传播开来。第三次浪潮是1979—1995 年，在继续引进和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我国管理科学工作者开始按照“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方针，创造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如系统科学、灰色系统、物元分析等，把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列上了议事日程。第四次浪潮是1996 年至今，在朱镕基总理“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讲话之后，我国掀起了全面学习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现代科学管理和管理科学的高潮，在现代管理理念、方法和技术以及管理科学研究范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引进、消化和吸收。目前，我国管理科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等基本与国际接轨。郭菊娥、席酉民（2004）又提出了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三阶段论[8]，认为第一阶段是1949—1977 年的访苏初创阶段，其标志是系统地学习和引进前苏联的工业管理制度和方

法，实行计划管理。第二阶段是1978—1993 年的重建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后，我国开始系统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相继成立了管理干部培训中心，选派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和行政领导到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等地学习国外的管理技术。虽然这一时期仍实行计划管理体制，但我国的管理科学进入了科学管理时代。第三阶段是1994 年至今的繁荣发展阶段，我国管理科学研究进入丛林阶段。两位学者还认为，虽然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研究起步晚，但是由于受对外开放、国际交往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我国目前对管理科学的理解与西方20 世纪80 年代后的广义范畴基本一致。尤其是近10 年以来，我国的管理科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开始与国际研究范式接轨。虽然以上两种观点有所不同，但二者均不约而同地将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起点定位在抗日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这样一个时点上。而实际上，如果全面考察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历程，那么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则最早可以追溯到1914—1916 年间，这基本与西方管理科学的发展同步，这是值得管理科学研究工作者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否全面，将影响

我们对国内外管理科学发展历程的认识，也会影响对管理科学发展内在逻辑的把握。

3 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1）从科学或人性（文化）角度，探讨管理效率问题，对效率的追求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永远要关注的焦点。

（2）效率问题指向实践，因此对实践的关注应该是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永远不能迷失的方向。在20世纪40 年代之前，大多数管理学著作都是由具有实际经验的管理人员写出来的，而到了60 年代进入管理丛林时代后，管理学论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很多却缺乏实践的土壤，自然也就难以解决现实问题。而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之所以对管理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就在于它扎根于实践。

（3）科学和人性是研究管理科学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以往不同时期的管理理论大多各取其一，要么从科学角度，要么从人性角度研究管理科学问题，而从20 世纪80 年代后，二者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

（4）对人性问题进行展开就成了文化问题，因此对人性和文化的研究，是管理科学永远无法回避的内容。对人性和文化的研究不能空洞，应该指向管理效率。新的人性观或文化理念应该能够指导管理范式的升级或变革。

（5）基于科学视角的管理科学研究，建立在数学、信息技术和系统科学等基础之上，同样要解决管理效率问题，同时要对人性和文化进行思考，在其指导下进行研究。从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看，忽视人性和文化的管理科学研究不符合管理科学的本质要求。值得反思的是，我国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管理科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了管理技术、方法及其对管理效率的影响，以为这就是西方管理效率的真相，并在其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让更多的人认为，我们现在学到的管理就是西方的管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西方的管理也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也是西方文明土壤中开出来的一朵花。如果不看西方文明的土壤，只看那朵花，就不可能明白西方管理效率的真相。西方一些国家，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也进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从出生的洗礼到饭前的祷告，再到周末的礼拜活动、婚礼上的宗教仪式，一直到去世后的宗教葬礼。这些宗教文化中的文明因子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外人看不到，或者即使看到了也很难与管理联系在一起。但客观事实是，人们就是带着这些思想、信念和精神的程序进入到管理活动当中的。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管理技术，却很难学习到西方的文化，于是，效率就会因为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脱节而大打折扣。中国对管理效率的追求，也必然依赖中国文化与管理技术的结合，脱离了这一点，管理之花就会渐渐枯萎。中国管理的出路，既不是充满中国文化味道的思辨，也不是脱离了文化的技术问题，而是这两者的结合如何实现的问题。当我们找准了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最接近解决问题。此时，我们就会更懂得“提出问

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道理。管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我们反思管理科学的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预测管理科学发展的趋势能够提供有益的指导。

4 管理科学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管理科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大约110年的历史。在这110 多年的时间里，管理科学无论是在基础理论、学科体系，还是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总结和反思。

4．1 管理科学派别林立，但对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

从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看，管理科学进入了丛林时代，但是一些“管理学者往往把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加以曲解，认为只不过是老生常谈而予以抛弃，然后提出一些貌似不同的‘新’原则，其实是前人早已发现的基本原则，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话语表述出来而已”[10]。这就导致管理科学对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因此，马庆国（2002）教授认为[1]，20 世纪80 年代后管理学派林立，这些林立的学派是一个阶段或一个视角的管理理论的总结，反映从不同视角基于不同技术和不同素养的人群所提出的对管理学理论的不同理解，但还没有上升到统一理论高度。甚至对管理的定义，在不同学派之间，还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管理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亟待加强。

4．2 管理科学学科体系日臻完善，但中西发展趋势存在一定差异从国内外管理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看，管理科学学科体系不断细化，并日趋完善，但是国内外存在一定的差距。王亮亮、彭晓东（2007）利用内容分析、概率统计和聚类分析方法[11]，对国外AMR，AMJ 和ASQ 三种管理类期刊，国内《管理科学学报》、《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工程学报》和《中国管理科学》四种管理类期刊，在1994—2005 年期间公开发表的管理类文章进行了分析，统计出管理科学学科发展的趋势，并依据发展趋势把它们分为波动衰退型、凸对称型、波动增长型和稳定型。波动衰退型的学科表明，其发展趋势是下降的，前期的发展是比较成熟的。凸对称型的学科表明，它们在研究年代中的一段时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这个类型的学科一般是近年来发展成熟起来的。波动增长型的学科表明，现在发展比较迅速，是现在研究的热点。稳定型表明，发展比较稳定，是在研究年代以前就达到了成熟的。通过研究，两位学者发现了中西管理科学学科发展趋势的差异（见表1），这些差异对我国管理科学的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4．3 国际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我国管理科学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

从管理科学发展逻辑看，基于科学视角的管理学研究，多可以通过实验法、问卷调查和统计处理方法、结构方程模型、案例研究和长期跟踪观察等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而基于人性和文化视角的管理学研究多可以通过归纳、思辨等规范方法进行研究。然而，随着定性研究的不断深入，单纯的思辨研究越来越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对实践的指导也越来越差，因此实证研究成了国际管理科学研究的主流范式。郭菊娥、席酉民（2004）通过文献统计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2]，我国管理科学的研究存在“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管理科学研究热点与管理实践需求相脱节”的特征。马庆国（2002）教授也认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主要以总结性、思辨性的规范研究方法为主[1]，而国际管理科学研究则以实证研究为主，因此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亟待规范化和国际化。近几年来，这一问题有了很大改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与国际化接轨程度不断提高，除应用统计方法、模糊数学、结构方程模型等对一些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借鉴国际上前沿的研究方法，如Meta 分析等分析法对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研究，这一趋势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研究者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和科学研究精神的提高，正在逐渐得到加强。4．4 跨文化管理成为研究热点，但现有研究缺少文化根基，对中西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

随着生产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管理成为管理科学的研究热点，日益得到国内外管理学研究者的重视，比如，浙江大学举行东西方文化与管理国际研讨会，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中西文化本身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且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又存在着文化差异，因此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需要深入到中西方文化思想体系深处，找出二者的共同点和差异，才能够真正

解决跨文化管理问题。然而，目前的研究者要么对中西管理文化抽象研究多，对实践的指导性差，要么对中西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表面，无法找出中西文化的共同点，探索人类共同的文明因子，指导跨文化管理问题。结果，跨文化管理成了A＋B＝C，或停留在一大堆现象、模仿上，而没有形成系统的挖掘文化、形成管理模式、建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有机体系，从而使跨文化管理显得捉襟见肘。

4．5 管理科学研究重视管理实践，但缺乏理论深度和普适性

国外管理科学研究对实践的重视是毋庸质疑的，有些国家对管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也都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比如要学习项目可行性分析，教授会给出一个真实的案例，某地块计划建设一家酒店，要求学生分成小组，从不同角度讨论该酒店建设的可行性，最后作为第三方咨询机构为某银行出具是否发放贷款的意见书，学期末教授会请项目建设方和银行方面负责该项目的人士旁听学生的演讲并打分。近几年来，我国对管理科学的研究日益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可以从大量的学术会议、期刊论文、论著，研究生毕业论文和其他研究实际看出，在研究方法上也逐渐强调实证研究，如案例研究强化了对实践的关注。对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也重视与实践的密切接触，如安排学生实习，组织实践界人士到大学演讲，以及建立管理科学实验室等。然而，受研究经验和水平、研究评价标准和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者还坐不住冷板凳，出成果短平快，简单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尚缺乏认识，这就导致研究本身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在宏观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有些研究一味地照搬西方的微观化趋势，以至于研究成果理论不充分，且缺乏普适性，这就导致大量的理论泡沫出现，对实践的指导性较差。

4．6 对管理科学研究较多，对管理哲学的研究有待深入

从管理科学发展的逻辑视角，反思管理科学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从科学角度研究管理科学的成果较多，而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对管理中的人性问题、一些基本的管理问题，如管理是什么，以及管理文化问题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深化管理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构建新的管理学范式，实现管理科学理论创新的基点。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刻的反思和超越，就不会在管理理论上有重大创新，因而也就难以有较大贡献的成果出现。在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人性问题经历了由“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人性的转变，最后使人性问题陷入了不可知的困境。对人性问题是否有深刻的认识，决定着我们管理理论的建构水平，然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质疑却不够，因而也就很难提出新的管理理论。这些都是管理科学研究存在的潜在问题。

5 管理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5．1 强化对管理实践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管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管理科学以解决效率问题为重要任务，其实践性特征比较明显。成思危（2002）认为[13]：第一，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均来自实践；第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运用时必须考虑客观实际情况；第三，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正确与否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第四，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要随实践而发展。如果管理科学研究脱离了实践，那么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会失去理论或现实价值。因而，国内外一些学者，如我国学者孙继伟（2010）提出了管理科学研究中存在“实践迷失”和“客户迷失”问题[14]，认为管理科学研究成果具有公共产品或公益产品的性质，不应该变成商品，变成研究者谋取资源和利益的工具，而是要凸显成果的使用价值，即对实践的指导性。可见，强化对管理实践的研究，并随着实践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应该成为未来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这既符合管理科学的发展逻辑，又可以解决管理科学的“实践迷失”问题。

5．2 强化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使管理科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进步

管理科学的发展，可以带动管理文明的进步，而管理文明的进步又会带动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因此强化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符合管理科学的文明诉求。从我国管理科学的定位看，管理科学要服务于社会，成为兴国之道，也要关注重大社会问题。而管理科学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

体现了研究者的大爱和敬畏精神，这是做好管理科学研究的根本。如果对人类的苦难没有悲悯、对生命没有敬畏，不可能得出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如果没有对生命真谛、世界美好的追寻，也不可能踏踏实实做好科研，大爱和敬畏是指引管理科学研究的强大思想动力。而要树立这样的精神，如孙继伟教授（2010）认为的那样[14]，需要我们仰望星空，思考内心的价值。也如温家宝

总理的那首《仰望星空》的诗一样“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5．3 中国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融合趋势将得到加强

在管理科学发展历程中，不同国家基于自己的文化基础，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哲学或管理科学，并对管理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管理思想相互借鉴、融合成为了一种趋势。中国的管理哲学在世界管理文明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等。而我们对此却重视不够，这就为未来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马鸿飞（2002）认为[15]，21 世纪的管理科学，应该实现中国的管理哲学与西方的管理科学的整合。郭菊娥、席酉民（2004）也认为[8]，未来我国管理科学发展的趋势是，瞄准21 世纪世界管理科学发展的特点、趋势和热点问题，将强调数理公式描述、定量分析和重视实证研究的西方科学传统，与中国强调整体协调和协作关系的传统哲学结合起来，以达到管理科学新的综合和本土化创新，并借助信息技术开展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从哲学的角度看，加强管理哲学的研究，既可以解决管理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强化对管理科学已有成果的反思，又可以强化对管理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为管理科学的创新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吴价宝（2001）认为[16]，成思危提出的“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是管理科学的

三大基础学科，未来应该加上哲学，哲学是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基础，应该成为管理科学的第四大基础。这样，东西方管理科学将更加兼容，西方以制度为基础的控制式管理遇到的挑战，将通过借鉴东方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人性化管理得到解决。

5．4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研究将继续深入

成思危（2002）认为[17]，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其中也包括许多宝贵的管理思想和经验。它们经过五千年的积累与提炼，至今仍在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这些管理思想和经验进行深入研究。过去的研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潘承烈教授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为我国企业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管理科学舞台得到好评。还有苏东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等。而对待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一是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有些问题还要进行认真的考证；二是既不夸大文化味道的思辨，也不夸大脱离了文化的技术，而是要找到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契合点；三是要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将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当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四是要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此外，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与西方文化相融、相同的文明因子，也有助于深化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

5．5 借助现代科学工具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将继续深入

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的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它主张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交叉，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体系，在方法论上主张，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等。郭菊娥、席酉民（2004）认为[12]，管理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有三个：一是

适应信息、知识和复杂环境的特点，创新管理科学的研究；二是系统和非线性思维将引起管理科学研究思维的创新与发展，如统计性、模糊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混沌现象等将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思维；三是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不断革新管理科学研究的手段。成思危（2004）也认为[18]，中国管理科学未来要研究复杂性科学，因为对企业、市场的

研究属于复杂性科学范畴，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数学，计算机等。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要做好四个结合：一是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的结合；二是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的结合；三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四是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值得强调的是，对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离不开对社

会、人性等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因为任何科学都是服务于社会目的的。如果脱离对社会、人性问题的思考，复杂性科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5．6 在借鉴西方管理科学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深化对组织行为学、组织文化等学科的研究通过“国内外管理科学学科系类聚类分析表”（表1）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管理科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差距，吸取其中合理因素，完善我国的管理科学体系，应该是管理科学，尤其是我国管理科学的未来趋势。吴价宝（2001）认为[16]，管理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是，管理科学硬化和软化的趋势，硬化趋势指管理科学要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软化趋势指管理科学要加强组织行为、组织文化和领导科学等的原理研究。这一观点与王亮亮、彭晓东两位学者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当然，未来应该在哪些学科领域着重发展，还需要我们结合实际进行认真思考和论证。

《浅谈管理科学的发展》

1、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博大而精深，据笔者个人的理解，似可归纳为两大类型，即孺家管理思想与兵家管理思想。前者着重于国家及社会的管理，其精髓可归纳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任”；而后者则着重于管理的战略与战术，其精髓可归纳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这两类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由于孺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故其管理思想比较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而兵家战略与战术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也为我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其中一些高度智慧的论述早已深入人心。从本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大人物的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对一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引申和运用。对待我国占代的管理思想，我们应当采取“占为今用”的方针。一是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与分析，有些问题还应进行认真的考证；二是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要拔得过高，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占人因受其历史条件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三是要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将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原则与当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四是要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结合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食古不化，要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2、中国管理科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管理是生产力中的软件，只有通过管理才能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要索合理地组织起来，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管理科学是研究管理中客观规律的科学，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技术改造的进程中，它都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管理科学的大发展应该属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改革开放20 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先后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这些都是我国管理科学理论得以发展的沃土。在此期间，我国众多管理学家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理念，结合我国企业管理的实践，使我国管理科学理论和实践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绩。总结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管理科学发展历史上具有三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其一，1978 年钱学森等人在《文汇报》上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开辟了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其二，1986 年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促进了管理科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1996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的成立。成立的当年，管理科学部支持管理科学研究的经费就达2000 万兀，其后经费支持额逐年增加。2003年支持管理科学研究的经费达6000 万兀，其中受理面上项目申请1934 项，资助282 项，共计3433 万兀。资助重点项目4 项，应急研究项目4 项，杰出青年6 人，创新群体一家。同时，中央及地方的软科学研究经费支持力度也大幅度增加，达到2000 万元人民币。管理科学部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管理科学的全面发展。

二、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

传统的管理学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管理所处的环境不变或变化不大。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现实环境不仅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而且变化的趋势也会越来越难以预测。进人新时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信

息技术及高科技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有限干预，迫使管理学将发生新的革命。我们既然生长在一个世界飞速变化的时代，就必然要有变化中的管理。没有变化的管理就不会有生命力!总体而言，新时期管理科学的变革将是深刻而复杂的，其发展趋势必然会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__人本管理思想将日益兴盛

重视人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目光远大的企业家、专家、学者历来都强调人的重要作用。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在不同的时代，企业家、专家、学者对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在传统的管理思想中，是把人作为和土地、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认为它们都能创造价值。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中，则只是把人看作“经济人”，因此，片面强调金钱的刺激作用，强调运用严厉的控制手段来管理工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般认为，人本管理可分为五个层次：情感管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和文化管理。从管理发展的轨迹看，管理明显地正在从理性的科学管理—“物本主义”的“硬”管理向非理性的人文管理—“人本主义”的“软”管理转变。人本管理的兴起说明了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属都是围绕人而展开的，因而在组织中如何更加尊重人、信任人、培养人、发展人、实现人与工作的完美融合，将是未来管理者更加关注的主题之一。

2、创新管理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创新这一名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是指某种新事物的引人或引人某种新思想、新方法、新装备。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创新就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或指创造性、新意。而在组织学中，创新就是指以新思想为指导，为达到组织目标而创造出不同于过去的新事物、新手段，即把广义的创新概念引人管理领域，成为管理科学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创新管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对创新活动的管理；二是创新型管理。引人创新概念的前提和结果必然是管理创新，同时，这种管理的内容理应包括对创新的管理。一般而言，创新型管理不同于传统型管理，它是把创新贯穿于整个管理过程，使管理随着技术、市场及组织内外条件、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3、由“硬”管理向“软”管理转化将为大势所趋

管理是人的管理，管理的主体是人。管理的客体虽然兼有人和物，但是对物的管理取决于对人的管理，所以，管理客体主要也是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都很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从近代外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都是与工业文明密切相关的。二十世纪初有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泰罗的科学管理，30 年代后有基于“社会人”假设的梅奥等人的行为管理（行为科学），50 年代又有基于“自我实现人”假设的马斯洛等人的人本管理，80 年代以来则又出现了现代的文化管理，强调超越自我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形象。管理发展史表明，管理本身明显存在着由理性的科学管理即“物本主义”的“硬”管理向非理性的人文管理即“人本主义”的“软”管理的转变。

4、知识管理的地位将日益凸现。

新时期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企业从传统的对有形资本的管理向对无形资本的管理转移。企业如何开发知识、利用知识并将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就成为企业管理所遇到的又一新课题。

5、管理信息化将主导现代管理科学的变革

管理信息化是一个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不断应用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信息资源的过程。企业管理信息化可以划分为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到60 年代中期的电子数据处理阶段、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初期的综合数据处理阶段、70 年代初期以后的系统数据处理阶段等阶段。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企业管理信息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朝着网络化、信息技术集合化方向的迅速发展，企业管理信__息化实现了从个人电脑到群体计算机工作网络、从孤立系统到联合系统以及从内部计算机网络到跨企业计算机网络的飞跃。可以预言，信息化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变化将是革命性的。

总而言之，新时期是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管理科学带来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只有认真学习，全面践行科学发展观，科学“定位”，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全面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占据主动地位，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