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相关资料
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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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是杨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学生运动及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后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歌剧等。
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
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的。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家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着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
“诗人兼骑士”的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
当遇到共产党人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方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而平庸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创作背景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编辑本段小说赏析
《青春之歌》主要是通过对小知识分子林道静从不屈服于命运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个人反抗到最后投入时代洪流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的“苦难历程”的生动叙述，形象地展现“九·一八”——“一二·九”(1931--19
35)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历史风貌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而提炼出一个革命的思想主题：一切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也才有真正值得歌颂的美丽的青春。
由于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旋涡中加以刻画，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性格特征，善于将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通过富有性格特色的细节来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人物命运遭遇的变化结合起来描写，通过所有这些努力，不仅使林道静这一形象塑造得血肉丰满，真实感人，也使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如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戴瑜、王晓燕、白莉萍等显得个个活脱生动，性格鲜明，虽然这些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型化的痕迹，但仍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厚艺术功力。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
《青春之歌》正是通过对林道静个人命运、遭遇和归宿的描写，通过对当时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描写，既反映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提炼出革命的思想主题。
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编辑本段精彩语录
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最容易回忆往事的。
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虹彩，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林道静和余永泽两个年轻人都慢慢地被现实的鞭子从幻觉中抽醒过来了。
编辑本段幕后故事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写“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时期形形色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革命道路，但因以在当时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所以作品问世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有人在“左”的观念支配下对作者、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作者并没有让林道静“得到彻底的改造”，说“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还批评说：“作品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
描写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虽然茅盾、何其芳等名家都写了为《青春之歌》辩护的文章，但“左”的批评还是令杨沫对《青春之歌》作了较大修改。为了使林道静的转变更加合乎所谓情理，更有说服力，特意加写了林道静去农村“与工农相结合”的七章。杨沫的这种做法和修改后的《青春之歌》又引起了或肯定或否定的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文化大革命”中《青春之歌》被定为毒草，作者被打成反革命作家。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作者和作品才得以平反，重见天日。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杨沫 （1914～1995）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祖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编辑本段人物原型
林道静——生活原型：作者杨沫自身。 杨沫（1914～1995年），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汨罗，1914年0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58年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
小说人物：余永泽——生活原型：张中行（1909-2006.2.24）杨沫第一任丈夫，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学者，国学大师。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小说人物：江华——生活原型：马
建民(1911－1985年)杨沫第二任丈夫，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人。他15岁时即参加了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党委书记、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
小说人物：卢嘉川——生活原型：是作者根据多年对共产党员的观察塑造的最光辉的形象，其原型主要是陆万美、路扬及贾汇川。陆万美是北平政法大学的学生，领导学生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卢嘉川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他。陆万美，作家，北平大学肄业，1932年参加左联，并任出版部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云南省文化局局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情感经历则取材于路扬（1917——2001），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历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贾汇川是杨沫在小学教书时的同事，也是张中行的盟兄弟，地下党员，曾与马建民一起搞过农民运动，杨沫通过他介绍才认识马建民。
小说人物：白莉萍——生活原型：刘莉影和白扬，刘莉影当时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30年代已小有名气；白杨（1920——1997）杨沫妹妹，著名电影演员。
编辑本段《青春之歌》的艺术成就
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善于运用映衬的表现手法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十分细腻真实；小说的结构严谨完整，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事件，纷纭的生活场景都通过林道静等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予以贯穿，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小说的语言流畅简洁，真切自然。
编辑本段《青春之歌》的独特之处
是当时少有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
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
小说以革命历史为题材，讲述的却是一个女青年身上的爱情故事。
编辑本段小说《青春之歌》的不足之处
林道静入党后，其性格缺乏进一步发展；其它人物的塑造比较平淡；由于采用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结构呈单线发展，叙述和描写的角度缺乏变化等等
编辑本段作品读后感
1. 《青春之歌》是我国著名作家杨沫的成功之作之一，他通过描写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的一批进步青年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的年轻人的革命精神。当看完了这部作品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那
个时代爱国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真诚，他们的信念是那么的坚贞。
《青春之歌》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运动，这些历史时期的爱国学生为背景，描写了以此大学生为中心的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_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反蚋了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烈动荡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掘起和分化。表现中国的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不断更新自己，摆脱旧思想来束缚的曲折成长过程，说明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_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之中，才是唯一正确出路，才能拥抱起美好青春。
这部作品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她是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典型。她的成长表明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走过的一找曲折艰难的道路，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的无产阶级信念和旺盛的革命热情的青年革命者。经过了一条艰苦的磨练和改造过程。她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佃农生母，惨遭迫害致死。她深受异母的凌辱和虐待，使她从小养成孤僻倔强的反搞性格。她憎恨害死她生母的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为反抗不幸的命运离家出走，这是“五四”以来，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时共同迈出的第一步。但她仍然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她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以及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常常流露出来。最后在卢嘉州，林红等的教育帮助下，经历了二次铁窗血与火的洗礼，参加农民抢麦斗争，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一系列革命实践中变为坚强，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欣赏完了这部作品后，我感触颇多，在当时这种社会环境下，进步青年敢于投身革命斗争之中的热情应该值得现代这社会中的青年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
2.近期，我读了杨沫所著的《青春之歌》，颇有感触，随笔记录下来。 在读此书之前，《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新月是我一直最喜爱的人物形象。她聪慧、美丽、纯洁向上，又带着一种惹人怜爱的淡淡忧郁。但当《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克制不住地欣赏她，喜欢她，甚至崇敬她。从对待世俗的超然冷漠到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道静生活中的一息息波澜在我的心中翻滚着，久久不能平息。 合上这本书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道静不知不觉中代替了新月在我心中的位置。她不像新月那样宁静温婉，但确在无形中，将那个几乎完美的姑娘“比”下去了……
道静最动人之处，莫过于那种青年特有的热情力量，那种为实现真理而不顾一切的勇气。就是这种力量和勇
气，锻铸了一个使人景仰的“女战士”形象，而不只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用个苛刻些的词——新月显得“狭隘”了。我不否认新月有强烈的事业心，但她只是凭着对心爱职业的向往而奋斗，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她的生活始终被各种琐碎的情感笼罩着，从来没有开阔自己的生命，最终还以热爱生活的人所不能接受的病态美离开人世……而道静不在腐化中沉沦，将一腔热血泼洒在革命的战线上……尽管在故事的结尾，她在游行中身负重伤，生死未卜，但无论结果如何，她都是光辉的，美丽的，因为她是为真理奋斗的先驱而不是生活的牺牲品。
《穆斯林的葬礼》文字优美，感情深挚，它之所以没能像《青春之歌》那样有一种很激奋人心的力量，我想，或许是由于它没有将生命的意义超脱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没有将人物小小的情感世界丰富到对生活、对人类的博爱。生命的意义何在？各人的价值观不同，答案自会有差异。但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总该对真理存在一种执着和热情，即便是没有保尔“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境界，甚至没有道静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至少，我们该学会欣赏生活，把自己生命的主旋律定格于健康向上，这样才能不为琐事所困扰！——有人批评现代学生的作文没有“气魄”。
十七年文学的特点
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
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如：和平英雄：阶级英雄，政治道德英雄，生产英雄等等。
谈到英雄在这里就不得不谈到英雄崇拜。学过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我们最初在脑子里形成的英雄观念大多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说明英雄崇拜并不是那个疯狂的年代特有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却是盲目的崇拜，而值得提出的是，古希腊罗马的英雄和中国十七年所塑造的英雄却有着截然的不同。前者的英雄是既是人类完美的化身，也或多或少拥有人性中丑陋的一面，而后者的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前者有血有肉，和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并且各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是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英雄，却是一个英勇善战却易怒的统帅，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英雄就一定是顶天立地的，即使成为阶下囚，仍气贯长虹高高在上；即使面对千难万险，仍是由崇高的信仰激励着，没有半丝半毫的退缩之意。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生活的隐匿，除了众多作家本身就是乡土作家以外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近代城市被认为是“罪恶的渊土”，及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产生的场所，再者都市文学本身就具有消费、娱乐的腐蚀性特征在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的。即使是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城市空间”也被简约为“工厂”这一斗争资本家的场所，且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抒发方式、道德体系、价值取向、文学想象方式等完全束缚在乡村文化范畴，反映的是作家们的乡村情结。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
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现在“十七年文学”日渐取消了城市生活中礼俗的审美意义，而礼俗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正体现出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城市生活有着较乡村生活远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活形式，对它们的应对是城里人对自己心智的考验，世故的城里人常常在一些巧妙的应对中体会着生活的惬意。日常生活好似波澜不惊的小溪，缓缓覆盖人的生命，小市民们的世故、圆滑保护了他们，养成了他们生命力的内敛。在日常礼俗场景中，广大市民人性的内容徐徐展现，其背后的文化结构呈现了出来。虽然这种文化结构多是固态的，有很大的惰性，但即使是对它的批判也得建立在对它的呈现的基础之上。正如老舍，他的京味追求“是以对于北京的文化批判为思考起点的”，虽然他的作品因多顾及京味而被指缺少勃发的生机，这正是老舍的小说需发展的地方，而这发展并不能简单化为剥离日常生活。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乏新、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中途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十七年文学”语境将对日常生活的疏离推到了极端，连日常生活中人生存所依赖的最基本的关系——爱情和亲情都遭到排斥。爱情和亲情本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创作的母题，但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作家们创作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