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业现状历史成因及未来趋势分析#(精选.)

安徽省农业现状历史成因及未来趋势分析

当历史不停地走过，社会制度的变迁早已化成风霜流逝，唯一的不变的是农民传承千百年的文化和几句的思想。

安徽农业的历史影响，说到先秦则太过久远，说道唐宋则太过迷离，我们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明清两代，安徽省的农业基本种植区域和农业品种就基本固定了下来。所以我们从明清开始看起。

一、元末明初的变迁

自朱元璋参加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伊始，安徽便成为主战场，濠州（今凤阳）和和州（和县）成为他的大本营，淮西一系将领也大多是安徽人氏，此时安徽民风的彪悍首屈一指，考虑到当时极低的城市化率，也可以体现出安徽农民的彪悍民风。

说到红巾军起义，其导火索便是元至正十一年的黄河大水。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为了彻底解决黄河的水患，顺帝听从了大丞相脱脱的建议，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全权指挥治河事宜，并征调了汴梁、大名等13路民夫15万人，士兵2万人归他指挥。早已胸有成竹的贾鲁，指挥着十几万治河大军，在短短的七个月内，完成了浩大的治黄工程，修复了河堤的决口，并将改道的黄河重新引入故道，流入淮河，东向入海。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治河工程，历史上称为“贾鲁治河”。本来有了这样的功劳，贾鲁应该象大禹那样以英雄的形象载入史册，可无情的历史却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让他伟大的治河工程变成了“亡国工程”！

在贾鲁的治河工程中，于黄陵冈开挖河道，疏通河水是重要的一环，而问题也出了这里。有一天，民工们正在干活，突然间有几个民工从泥沙里挖出了一个石头人，奇怪的是这个石头人居然只有一只眼睛。大家都好奇的围拢过来观看，在惊诧的同时，他们的脑中都浮现出了一支在工地上广为流传的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如今预言中所说的一切都应验了，民工们的反抗之火也悄然的生起了。就在这时，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来，白莲教的韩山童和刘福通在颖上首举义旗起兵反元，因其头裹红巾，被称为红巾军。早已受尽官吏压迫的民工们，立即杀了河官，响应红巾军，就此如火如荼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在数以百万计的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元王朝在遍地烽烟中灰飞烟灭！

正是因为贾鲁的治河工程，才使得十数万人聚集在一起，才给了别有用心的人以一只眼的石人挑动天下大乱的机会，因此后世常把贾鲁治河看做是导致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他的

治河功绩也被人忽略不计。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其实元朝在立国伊始就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封建制度，以民族压迫为基础的等级制，让广大的非蒙古族的百姓饱受欺凌。随着时间的延续，曾经勇武的蒙古人在和平的大环境中逐渐腐化堕落，加之元王朝漏洞百出的政治制度，使贪污腐败之风吹到了帝国的个个角落，到了元顺帝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阿合马、脱脱为代表的（非当时丞相脱脱）上层贵族过着超乎想像的奢华生活，而广大的下层百姓却根本无法生存。元顺帝登基后，不但不思改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残酷的剥削人民，再加上天灾频仍，百姓们已到了忍耐的极限。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贾鲁开始了治河工程，不幸的是，这项工程成为了压垮元帝国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民已经无法再承受这样浩大的工程了，于是灭亡元朝的号角在治河工地上被吹响！

那么既然如此，这项工程如果不实施是否会使元朝的灭亡延后呢？起初在讨论治河之策时，也确实有很多大臣反对，他们清醒的看到当时的元帝国已经是一个大火药桶了，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让它爆炸，而且治河工程异常浩大，十几万人聚集在一起，后患无穷。看起来好像治河比不治河的乱子更大，但真的可以不治河吗？

在元顺帝执政时期，黄河多次决口，不但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危及到漕运的安全。没有南方的贡赋，立都与北京的元政权是难以存在下去的。尤其是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一年之内三次决口，数十天的连绵大雨将黄河两岸变为一片泽国，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严重影响了南方贡赋北上的道路，而且还威胁到了帝国在山东盐场的安全。严酷的现实迫使元政权不得不考虑要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治理。在数年的准备和勘测后，最终于至正十一年批准了贾鲁的方案，实施了治河工程。可以说在当时黄河连年决口的情况下，不治河，任由其肆虐，后果也一样的不堪设想，所以不能说治河的决策就是错误的！

明朝所编纂的《元史·河渠志》中指出：“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驰，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算是为贾鲁说了句公道话！

安徽民风之彪悍，自此而始，元朝征服中原后，实行的是四等人的社会等级制度，安徽除淮河以北的少数地方外，绝大部分处于第四等的南人的下级地位，考虑到淮河以北在蒙古人的暴力统治下以及长期处于宋和蒙古的拉锯战前线导致的人口减少，事实上，安徽地区当时的差不多所有人口都是第四等的南人。情形之悲惨可想而知。

贾鲁治水征发了大量民工，以及大量赋税，元朝均责成由集庆路、太平路、宁国路、徽

州路等地承担，至正十一年的水患是黄河决堤，抛弃淮河入海口改从山东入海造成的，为了保障元朝的盐业供应地山东盐场，元朝大力治水，力求黄河重新从淮河入海。当然其劳役赋税也理所应当的由淮河流经的安徽人民承担了。

二、明初的休养生息及习俗的养成

明代是一个典型的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朝代，在其统治前期，明政府确实高度重视农业政策的各种配套措施，这是明初国内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的关键所在。但同期素称繁华富庶的江南农业区却在重赋之下迅速走向衰败，两相比较之下，折射出学界长期称道的“重农减征”政策，不过是明政府征派税课、稳定国家财源的重要手段。这种经济管理思想为明代中后期对农业实行种种重赋加派、苛征埋下了伏笔。嘉隆万时期的诸多改革没能阻止统治者的竭农重征，但累年带征、不断加派的最终结果是，不仅造成农业经济鱼烂不堪、政府财政枯竭，更未能阻止明王朝在四面刀戈铁马中加速灭亡的脚步。

洪、永、仁、宣统治的近70年，被学界普遍视为明代农业恢复、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以严厉的法令强制百姓归农复业，这是明初以来农业生产顺利展开的法律基础。

早在追随郭子兴起兵之初，朱元璋就从服务于战争的军需粮饷的征解、调运中感受到恢复、发展农业对巩固政权、控制军队的重要作用，“渡江初，即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谕之曰：‘比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作，而军用浩殷，理财莫先于务农。故设营田司，命尔此职，巡行堤防水利之事，俾高无患干、卑不患潦，务以时蓄泄，毋负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积榖独充仞，而他将皆不及，申令各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洪武元年，明朝统一全国的战争远未结束，朱元璋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明初始终“以农桑积储为急”。“夫户口盛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务农乎！”在朱元璋看来，只有让百姓尽快立户收籍、恢复农业生产才能计丁课税逐步摆脱困窘万分的财政状况，洪武二年，他下令：“凡各处漏口脱户之人，许赴所在官司出首，与免本罪，收籍当差。凡

军、民、医、匠、阴阳诸色户，许各以原报（元代）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仍从原籍。”

更为重要的是，安徽所处地区在明朝的统一战争中为朱元璋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朱元璋不可能不铭感于五内，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自吴元年正月至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朱元璋共实施了21次税粮、田租的蠲免、减征，但究其实，蠲免情形各不相同，并不应该简单地看做与民休息的经济举措。例如，洪武朝7次蠲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税粮，是因为自朱元璋“率众渡江，定都建业，十有八年，其间高城垒、深壕堑，军需造作，凡百供给，皆尔近京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济我时艰。民力烦甚，朕念念不忘。”“其他如苏州、两浙，一是归附之后，“军府之用，多赖其力”，“民力未苏；二是“守令多非其人，或肆侵渔，或务苛刻，朕甚悯焉！”“其他如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与明朝对于江浙地区支持割据势力的报复性赋税政策相比，安徽地区的轻徭薄赋首屈一指。

三、中后期的政策以及江南重赋原因简述

明朝进入中后期，在16实世纪中叶，人口增加，但是却没有出现显著地粮食和社会问题，原因是引进了高产作物玉米和土豆，由于玉米和土豆十分适合在内蒙古山西辽东等地的高寒地区生长，因此迅速发展起来，这引起了农业大爆炸似的增长，而在中后期的明朝，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政策就是张居正改革，明朝依靠张居正改革迅速实现了银本位的金融体系改革，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货币化，同时明朝的农业大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得到大量解放，有明万历隆庆一代，城市人口大发展，市民文学也大量诞生，就是映衬了这些现象。

明朝农业的大发展为江南地区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尤其是在中后期明与后金在辽东的战争，使得九边军镇对于各种物资的需求更为迫切，在这个大背景下，徽商登上了最耀眼的舞台。

许多徽商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运送粮食等物资到达政府指定的地点换取盐引进行食盐贸易或者是进行木材等商品的贸易，皖南地区多山地丘陵，耕地面积少，徽商的成功使得一代代农民子弟弃农从商，走上了经商道路。

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得以银本位的中国对于白银的需求更加热切，然而，当时的中国处于一耳光尴尬的地位，即中国本身只有很少的银，绝大多数通过水银贸易和西班牙人以及日本贸易的来的。这一景象在万历后期得被打破，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使得中日关系一落千丈，两国贸易大受影响，自唐宋的源源不断的交流被丰臣秀吉这个贪婪的日本统治者断绝。而德川幕府发现了石见银山后，明朝更是享受不到成果。加重了政府财政危机。在和西班牙的交往方面，使得中国对外界白银产生了极大地依赖关系，为明朝财政埋下隐患。在1620年到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贸易危机。美洲日本白银开采量锐减，加上国际政治军事变动，使得世界贸易大为萎缩，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大减。同时，明朝政府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崇祯九年(1636年)为对付农民起义和满族进攻，将税收提高了七倍。对此，人们预期白银升值，甚至将白银贮藏起来，更一步加剧流通中白银的削减。造成“银贵物贱”的现象。由此，私铸铜钱更加猖獗，市场上铜钱巨增，即“劣币驱逐良币”。遂造成铜钱加速贬值，亦加剧了通货膨胀。商人，实业家趁机发财，农民则进一步遭到剥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更加严重，社会亦更加动荡。17世纪三十年代的通货危机也使白银价格大幅跌落，明末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使得粮食等实物匮乏，粮价暴涨，需要更多白银来买有限的实物。便造成“银贱物贵”的物质匮乏型通货膨胀。但世界形势却没有足够的白银流入来满足需求，明朝财政陷入“绝境”。

白银供应的减少与生产力的大发展相互矛盾，在明朝末期，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开始发生，尤其是对物资需求的九边军镇，长期处于战争前线，九边军镇的物价在天启六年甚至涨到了八两银子一石米的地步，在后金统治区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物价甚至高到了后金不去抢明朝就揭不开锅的地步。

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白银流通。晚明社会的时代特点,概括起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新的近代社会转型,晚明恰是转型的起点。这段时期，全国市场网络形成，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在江浙一带的部分生产部门（纺织

业等）零星的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具体形式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从而使民营手工业更加繁盛，却也进一步使得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但客观上讲，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发展缓慢，困难重重，但却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这段期间，政府的生产得到极大发展，社会产品丰富，但或许是心理传导机制、或许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又或许是国际传导因素等等原因最终使得物价持续上涨，构成物资丰富型通货膨胀。在江南地区尤为明显。安徽地区当时处于江南生产力发展的前沿，由于丘陵众多，耕地散乱，许多农民成为江南手工厂主的雇佣工人，构成了近代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

自然灾害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据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始至崇祯十三年（1640年），年年有灾，无灾不饥，无饥不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连年大灾使得崇祯时期频闹饥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全国大面积的旱灾加上水、蝗、震、雪等自然灾害使得庄家收成差，从而军队粮饷供应不足，灾区赈灾困难。更引起饥民暴动，农民起义不断。其对农业的影响使得粮价飞涨，出现物资匮乏型通货膨胀。而江南农业区税粮向两京以及西北边镇的解运，所费更是不赀，由于道途遥远、漕运不畅，江南税粮正额与转输耗费的一般比例达到了1：4，《明史》即称：“（江南）白粮输内府一石，率费四五石。他如酒醋局、供应库以至军器、胖袄、颜料之属输内府者，费皆然。”巨额的转输耗费给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洪武间，运道犹近，故耗轻易举。至永乐建都北方，漕运转输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负死亡动以万计。”

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以及气候引起的局部降水南移，使得江南地区的生产在明朝经济生活中一枝独秀，江南地区的发展，首推不是安徽，而是江浙一带的大富豪，他们在海贸中积累了大量利润，而安徽地区的发展则多数体现在汪直徐海等通过海盗走私的商人的得以体现。

有明一代，为了保证明政府对江南农业区的重赋政策的长期稳定、持续，早在洪武七年以前朱元璋就非常重视对户部及其所属十三司的掌控，他下令：“浙江、江西、苏松人毋得

任户部”，“以其地赋税多，恐飞诡为奸也”。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于天下，“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这一规定，成为明朝后世君臣农政改革的最大障碍。明代苏州、松江、江西、浙江人“毋得任户部”这一制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苏松江浙人不得为户部官,苏松江浙吏不得为户部吏;但前者为朱元璋谕令的“祖制”，后者是臣下奏请批准的“成例”，法律地位不同。“祖制”针对的首先是苏松籍官员：“成例”针对的是苏松江浙的吏员,以及作为其后备力量的“市井之徒”。建文二年三月以后至建文四年七月成祖登基之前，由于建文改制，苏松江浙人仍得官户部。永乐初对建文的改制除削藩策外全盘予以否定，“祖制”也相应得到强化。正统十四年八月由江西人周忱以江南巡抚带衔户部，仅七日即改迁工部。但他的去任主要原因在于交结权珰王振事泄，加之宣德五年在江南巡抚任上他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70余万，分别令景泰帝和户部心有所忌。而另一位江西人江西人陈循却在同月以内阁学士带衔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也从此成为内阁次辅的固定衔号。永乐以后一些洪武祖制如内监、内阁的规定已渐渐变革，但苏松江浙人不得为户部官的“祖制”却一直维系到崇祯末年二百年不变，根本原因在于明朝政府以东南财赋供给北部军镇的长期国策没有大的改变。江南地区繁重的劳役赋税使得对外贸易大为发展。而安徽，地处江南。又有有一个凤阳皇陵庇佑，虽然不必缴纳繁重的赋税，但是间接阻止了生产力的发展，皖北地区长期受行政区划的制约，发展也很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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