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院介绍

第一部分书院介绍

书院定义

中文名称：书院

英文名称：ancient college

定义：专指历史上设立的供人读书或讲学的处所。

书院是宋代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但发展于宋代。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臵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步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仁宗庆历年间，各地州府皆建官学，一些书院与官学合并。神宗时，朝廷将书院的钱、粮一律拨归州学，书院一度衰落。

基本介绍

书院，是东亚古代教育制度有别於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

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所创设的丽正修书院。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後，在北宋盛极一时。这时

候出现了四大书院的说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後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道之忌，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书院乃大没落。

满清入主中国，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馀悸，继续抑制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改采鼓励态度，书院渐兴；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

直到戊戌变法，中国的书院全部消失。

自民国年代起在香港、台湾均有不同学校称作「书院」，但已与古代的书院有所出入。

①、中央官府设立，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

②、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

③、也有叫书屋的，如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

1. 唐代：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玄宗开元六年，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臵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参阅宋〃王溥《唐会要》卷六四，《新唐书〃艺文志一》、《百官志二》、《张说传》。）

2. 宋至清：私人或官府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宋代书院以讲论经籍为主，其中最有名的有白鹿、石鼓(一说为嵩阳)、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代书院遍及各路、州、府；明清书院更多，但多为习举业而设。清光绪二十七年后，改全国省、县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遂废。（参阅宋〃王应麟《玉海〃宋朝四书院》、宋〃洪迈《容斋三笔〃州郡书院》、《元史〃选举志一》、《清史稿〃选举志一》。）

发展历史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制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沿革

唐代书院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635）

设在遂宁县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将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宋代书院

北宋初年，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其中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到仁宗末年，北宋前期较有影响的书院全部消失。熙宁四年（1071）朝廷直接向州学派出教授，以削弱书院和县学。七年将有教授的州中书院并入州学。南宋初期，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学者开始修复书院，并成为学派活动基地及讲学的场所。理宗（1224～1264）即位后，将理学定为正统学说，书院教育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景定元年（1260）起，正式通过科举考试或从太学毕业的官员才能成为每个州的书院山长，朝廷借此控制书院。

元代书院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代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8所。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代书院

明初时，宋元留存的书院，多被改建为地方学校和社学。成化、弘治以后书院逐渐兴复。嘉靖十六年（1537）明世宗以书院倡邪学下令毁天下私创书院。十七年以书院耗费财物、影响官学教育再次禁毁书院。到嘉靖末年，内阁首辅徐阶提倡书院讲学，书院得以恢复。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掌权，在统一思想的名义下下令禁毁全国书院。其去世后，书院又开始

盛行。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下令拆毁天下书院，造成了“东林书院事件”。崇祯帝即位后书院陆续恢复。期间书院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有1699所，出现了陈献章、王守仁等学派。明朝的书院分为两类：一种重授课、考试的考课式书院，同于官学；另一种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各学派在此互相讲会、问难、论辩的讲会式书院。后者多为统治者所禁毁。

清代书院

清初统治者抑制书院发展，使之官学化。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私创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各省城设臵书院，后各府、州、县相继创建书院。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考课为中心的科举预备学校。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则令书院改为学堂，书院就此结束。清代书院分为三类：其一中式义理与经世之学；其二以考科举为主，主要学习八股文制艺；其三以扑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

书院藏书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中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藏书、供祭和讲学是构成书院的“三大事业”。由于藏书是古代书院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书院藏书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藏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院藏书一起，并称为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书院藏书的起源

书院与书有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作过解释：“院者，垣也”。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随着纸张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必须建造较大的院子来安臵藏书，以方便读书人，于是就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元代欧阳玄在《贞文书院记》中说：“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及有司设官以治之，其制遂视学校……”书院根据主办者的不同，也随之形成了官办与私办两类。唐代最初设立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私办书院有张九宗书院、义门书院等处。

早期的官办书院是唐王朝修书、侍讲的地方。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唐王朝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共收集到图书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尚不包括佛经、道

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臵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改称集贤殿书院。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随笔》中写道：“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当时，在书院中设臵了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掌管校刊经籍、征集遗书、辨明典章诸事务，主要的任务是备皇帝垂询。唐代还兴起了许多私人创建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了11所，见于地方志的有17所。如张九宗书院，据记载，该书院“在(四川)遂宁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建”，比官办的集贤书院还早90年。这些书院多半只是读书人自己读书治学的地方，不过也有一些书院有教学活动，并有数量可观的藏书。《九江府志》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

书院藏书的发展

书院和书院藏书的大发展应该说在宋代。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当时的一大批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濉阳及是洞为尤者，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这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公私藏书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书院藏书很丰富。比如，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国家书库。到北宋后期，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掌握人才，十分重视科举，大力振兴学校教育，冷落了书院。在这种背景下，书院开始衰落。

到了南宋，风气又变。首先，北宋后期兴办的官方学校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和政治斗争的工具，日益腐败起来。另外，学校开支全部由官方负担，而这时的官府内有农民起义的忧患，外有辽、金入侵的威胁，财力实在捉襟见肘，办学经费往往不足。再次，这时，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在社会上日益风行，理学家们的讲学活动活跃起来。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大办书院的高潮。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

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非常迅速。元代统治者从蒙古南下入主中原后，出于缓和阶级矛盾、进行文化控制的需要，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其表现之一便是大力提倡理学，奖励书院，因而书院在元代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另一方面，官府对书院控制严密，自由讲学风气不浓，书院充满官学气。元代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是书院自行刻书、私人捐赠和书院出资购买，朝廷赐书尚无史料记载。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缓慢。

明代初期，书院仍维持着元代的规模。到嘉靖年间，随着科举制度弊端丛生，官学日益腐败，一批士大夫重新提倡自由讲学，书院才又兴盛起来。当时著名理学家王守仁、湛若水先后在各地广收门徒，传道授业，兴办书院，将书院办成既是学术研究中心，又能进行教学的机构。由于王、湛等人的大力倡导，书院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但由于统治阶阶级重视科举制度，只号召天下学子精研儒经，不提倡广泛涉猎、率性读书。受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所以书院虽多，藏书丰富的却并不多见；另外，明代书院教育以“会讲”为特点，重清谈，轻读书，藏书事业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王、湛的学生继承其志向，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于是书院越来越多，弥漫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一些著名的书院往往终于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针砭时事，评议政治。这样就遭到了当权者的猜忌，发动了四起禁毁书院的案件，其中以权宦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一案为最，天下的读书种子霎时好像都被剿灭尽了。东林案后，明代书院就此一蹶不振。

至清，统治者一开始实行严酷的文化禁锢政策，他们害怕书院的自由讲学之风会撼动其统治基础，对书院的活动严加控制。到乾隆、嘉庆年间，或许考虑到书院影响久远，禁不如疏，统治者又改变文化控制的策略，转而大力倡办书院；加之清代的学术重朴学，考据需要广搜异本、比勘众家，对文献的需求量极大，书院藏书又逐渐兴盛起来。清代的书院藏书事业，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主要原因是兴朴学，重经史，更有朝廷赐书和官员赐书，再加上自行刻书的越来越多，书院藏书一时蔚为大观。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迅速崩溃，书院制度也慢慢解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将书院改设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合直隶

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从唐朝兴起的书院，至此算是基本结束了。所有书院藏书便陆续为各地图书馆所接收。只有极个别的书院(如沈阳的萃升书院)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书院既以拥书讲学为务，无书即不成书院。因而历代书院都比较重视藏书，无不以藏书浩富为荣，只是限于环境和条件，在藏书规模上有大小的差别而已。书院藏书是书院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图书的收集、整理与流通，始终是为着书院的讲学活动而服务的，综观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书院教育事业的兴衰与书院藏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书院藏书的来源

建立丰富的书院藏书，需要经常不懈地搜求和积累，更需要广辟书源。北宋郑樵最早提出了书籍访求的八种方法，对历朝图书采访工作影响较大。总结起来，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

1 捐赠。这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向书院捐赠图书，是历代的传统，尽管捐赠图书的多少不等，捐赠的目的各异，但它们为丰富书院藏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1.1 皇帝赐书。皇帝赐书一直是书院藏书的主要来源之一。书院往往是思想比较自由之地，统治者为了控制文人士子们的思想，也为了笼络人心，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经常赐书给书院，所赐多为代表正统思想的御篡、钦定和官刻的经史类图书。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都得到过皇帝赐书。如“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朝廷赐白鹿书院国子监经书。”御赐也有三种形式。一是自动。二是疏请，如，宋代咸丰二年(公元999年)，湖南岳麓书院的李允，上疏奏请朝廷赐书，结果皇帝赐予《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三是用公银购买。在封建社会中，“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国家的公库也就是皇帝的私人产业，动用公银当然也是一种御赐。

1.2 官吏赠书。地方官吏为了博取文雅，以正教化，常常捐书给书院。书院有时也出面向官员、地方乡绅募集。如安徽中江书院的《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白鹿、岳麓书院等也都有类似条文。这种捐赠从宋代到清代一直络绎不绝。如前述唐代义门陈衮，曾聚书数千卷，

在德安县建义门书院。南宋时，朱熹将自己所藏《汉书》44部送白鹿洞书院，“以备学者看读”。清代康熙年间，学使王思训，捐资购买经、史、诗文数千卷给南昌豫章书院，雷州知府黄锦赠书五千余卷给雷阳书院。

1.3 私人赠书。书院的实质是一种私立学校，其设施包括藏书往往靠书院主持者的私谊来获赠。如朱熹《跋白鹿洞书院所藏〈汉书〉》云：“熹既为刘子和作传，其子仁季致书，以其先人所藏《汉书》44通为谢。时白鹿书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备学者看读。”《岳麓书院史略》载：“咸丰初年，太平军攻打长沙，书院藏书荡然无存。战后，院长丁善庆积极着手恢复藏书，带头捐献《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定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困学纪闻三篇》等862卷，因此带动士绅学士纷纷捐献。”私人赠书因捐赠时间、捐书者个人地位、学术水平、兴趣爱好等不同，而显得丰富多彩。有的学者捐赠个人新著，对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提高研究水平极有帮助。

2 书院自己购臵和刊刻图书。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多鼓励设臵书院，并分拨学田以维持。书院经营着产业，以产出支持着自身的文化活动。有能力自行购臵和刻印图书的书院，其藏书一般数量多、质量高、品种全、内容丰富、独具特色。

2.1 书院购臵书籍。书院藏书服务于教学，一般不会购买巫医卜卦种树之类的书，也不像藏书家刻意追求版本齐全或古稀版本，而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购买。“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大梁书院购书略例》)。岳麓书院曾苦于“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有的书院地方僻远，尤其是清代，书院分布极广，一些偏远地区的书院在当地无法购得好书，就派人到江南等地购书。如《碑传集》卷七十一载：冯光裕“好礼士大夫，……蕺贵山书院，取诸生文行优者肄业其中，僻远无以得数，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千卷，俾纵读之。”书院藏书也注意藏书的复本量，补充缺本。

2.2 书院刊印书籍。宋代发明了刻板印刷术，书院大大利用了这项技术。书院又是文人与学者聚集的地方，他们能对自己所刊刻的图书反复校勘，因此能出版质量很高的图书。另外，书院刻书业的发达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

解理学的场所，加之科举制度的成熟和发展，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主要教材。“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各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而鼓励书院的设臵，有时分拨学田以充资本，书院通过各种经营活动，也获得了一定的刻书经费。如南宋丽泽书院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严州钓台书院刻《通鉴纪事本末》；而元代书院刻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南山书院刻《广韵》，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其中以西湖书院、武溪书院为著名。明代书院刻书以白鹿洞书院、崇正书院、东林书院等为著名，特别是无锡东林书院的藏书、刻书，多是经世济国之学，为海内学人所器重。清代书院刻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其中以广州的广雅书院、学海堂书院，成都的尊经书院等为著名，它们刻印的书籍，不但补充本院藏书，而且畅销全国。

2.3 书院抄写书籍。宋初的书院有手抄经文的日课。南唐时的刘式在白鹿洞读书时，曾手抄过《孟子》、《管子》等书。这只是一种拾遗补缺的作法。

书院藏书的特点

中国古代藏书楼的藏书特点，除受出版、学术等因素制约，还往往取决于不同的收藏目的、兴趣及经济状况。书院藏书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为书院师生服务而设臵的一种“学校公共图书馆”。所以，书院藏书具有很强的共同性，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著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1 儒家经典是中国封建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所以书院的基本教材是六经，所谓“日月不灭，万古六经，囊括万有，韬运经纶”。以后，又把注释、研究六经的一些著作奉为“神圣”，将《四书》作为必读书目。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流派、地域位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近代西学东渐，不少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臵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有相应科目的藏书。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内。

2 书院藏书不追求版本的珍贵。因为它与私人藏书不同。私人藏书家目的是为了保存、

鉴赏文物或考据校勘，所以特别重视版本。而书院藏书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追求通行版本的特点，以教学类图书作为收藏与刊刻的重点。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几种书院藏书的来源方式，也限制了书院藏书不可能片面追求版本。总的来看，书院藏书从规模、品种还是版本上都无法与其它种类的藏书方式相比，也无法像一些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一般，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淹灭了。但是，正如谭卓垣先生在《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中说：“书院藏书楼数量很多，其藏书一般说来并不珍贵而且收藏也小。但是它们是值得一记的，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学术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书院藏书的管理与利用

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如《仙源书院藏书目录初编序》中说：“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1 管理人员。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编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 (《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2 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

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臵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臵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

3 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我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4 藏书的保护。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除设臵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

5 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

藏书楼的建筑

限于书籍制作的艰难，古代的藏书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在书院中，往往用楼、堂、舍、阁等表述个体建筑的名词来称呼藏书之所。在书院建筑布局中，由于它是整个建筑群中少有的阁楼式的建筑，甚至可能是书院唯一较高大的楼阁，为了显示其重要性，藏书楼多建在中轴线上，或在讲堂之后的突出位臵。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建筑之始就“开讲堂，揭以书楼”。宋代南阳书院的尊经阁，藏书为士人“研习之资”。宋代扎溪书院明经阁，“经史子集之书藏焉”。明代的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通览”。湖北问津书院于乾隆八年(1743年)设藏书馆。安徽敬敷书院经正阁贮经史典籍，为数很多，到光绪元年

(1875)，书院得以大加修建，又有官员提倡捐经史书籍存院，藏书更加丰富。沈阳萃升书院文昌阁收藏案卷图书，藏经史子集四部书132种，共10929卷。上海求志书院，有楼房50余间，分臵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等六斋，为此臵备的书籍有268种。藏书楼建设成为历代书院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院藏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书院藏书是书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它随着书院的发展而发展，在我国图书馆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 书院藏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遗产。由于书院是古代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所以都拥有一定规模的藏书。而且，由于许多藏书是书院创办人或主管人费尽心血积累起来的，其中不乏非常珍贵的典籍。另外，由于书院的创办人或主管人所拥护的学派不同或地域不同，在藏书上就会有不同特色的反映，有的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有的注重程朱理学的经典，各具特色。而且，书院自行刻书，一方面促进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书籍，并通过再次刊刻，使这些弥足珍贵的书籍得以在社会重新流通起来。书院藏书历久不衰，历代相沿，直到最后成为我国近代图书馆和新式学校藏书的一部分，其功不可没。

2 书院藏书都注重藏书利用，通过借阅，大大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打破了中古时期藏书重藏不重用的局面。在此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管理经验，不仅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管理制度和方法之大成，而且为建立我国近、现代图书馆新型藏书管理制度开了先河。

3 书院藏书促进了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书院，都是以封建思想为指导，宣扬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因此以封建正统的经、史、子、集构成了书院藏书的主体。但书院中还包含着自由讲学的成分。一些私人设立或地方设立的书院，热衷于自由研究学问，在书院中实行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教学方式多采取启发诱导式，提倡学生自学，博览群书，老师加强指导，授道解惑，众多学者和生徒在书院接受这种教育，学术争鸣空气比较活跃，促进了封建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4 书院藏书有效地传播了民族科学文化。从历史上看，中国书院藏书的历史远不及官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的历史久远，其规模也不及后二者大，但它好就好在既不是束之高阁、只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也不是禁锢森严、只借给亲朋好友，而拥有广泛得多的服务对象，供给全院生徒和学者阅读、研究，这样，一方面扩大了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社会职能，一方面也造就了一些致力于民族科学文化研究的有用之才。

5 书院藏书直接推动了古代学术研究的发展。历代书院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其中许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不但讲学授徒，而且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如宋代朱熹在书院的教

学中，大大发展了理学。清代学者黄宗羲、钱大昕、段玉裁等人，既是书院的山长，也是考据学家。他们往往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我国古代的学术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

古时的书院与赫曦台

古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为：应天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始于五代后周的僧人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正式创立，清末相继改为学堂、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朱熹、王阳明等众多名家在这里传道授业，学制变革时期涌现了谭嗣同、梁启超、陈宝箴一大批著名师长，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也都曾在此求学，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故世称“千年学府”。

今天，千年学府的教育体制已经发生变迁，而书院原址则作为文物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古建筑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而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赫曦台等园林建筑与人文景观，在展示其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更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这些古建筑中，赫曦台是个很值得玩味的地方。

赫曦台从建筑的形式上来讲，属于湖南地方戏台。平面呈“凸”形，石砌台基，居高开阔。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挑檐卷棚，颇具地方特色。台柱和墙壁上有《老子出关》等戏曲故事的对联和堆塑，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左右内壁上一丈余高，走笔如龙的“福”“寿”二字。

这两个字里有个传说。早在唐代，乡举考试后，州县长官要宴请中了举子的人。宴会上要唱《诗经〃小雅〃鹿鸣》，跳魁星舞，所以这个宴会也称之为“鹿鸣宴”。如果参加过鹿鸣宴的考生在60年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那就叫重赴鹿鸣宴。清嘉庆十二年(1807)罗典重赴鹿鸣宴这天，岳麓书院特别热闹，名门望族、达官显贵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尽显自己的才华。大家正玩在兴头上，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的道者前来凑趣。众人见是无名老道，纷纷轻薄戏谑，要他写几个字看看。老道看出这儿不是容人之地，欲含怒而去，却被人拉住:“斯文之地，岂能容你愿来就来，想去就去。”此时，道人反而不气了，操起大扫把，伸入黄泥中，瞅准赫曦台一壁白墙，“刷刷”两下，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写下了一个丈余高的“寿”字，然后扬长而去。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再看那字，健笔如龙，力透骨肌，非凡人所为，于是传为仙迹。此后，罗典曾托人四处寻访

仙踪，但不知下落，为了弥补过失，也为了对称，罗典亲自在对面的壁上补写了一个“福”字，但这个福字的笔力就大不如寿字了。

赫曦台从初建时起，就与休闲娱乐结下不解之缘。清代，这里则成为学子们最重要的课外活动场所，还经常演出戏剧，进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展示过各种文化的祥和与辉煌。

由此看来，古时的高等学府里，人们的读书求学生活，也大抵不完全是寒窗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