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从独立纪录片《西藏一年 》的传播效果看其说服策略

从独立纪录片《西藏一年》的传播效果看其说服策略

中央电视台高峰

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赵建国

2008年3月6日,由旅英华人作家书云拍摄制作的纪录片《西藏一年》在BBC 第四频道首播,随后《泰晤士报》、《卫报》等英国各主流媒体都对该片进行报道，《卫报》评价说,“以罕见的深度、惊心动魄的力量,公正记录当今最有争议、最偏远地方人们的真实生活。”英国《观察家报》称“这部纪录片是站在人类学角度观察西藏,而非一部具政治色彩的纪录片”。紧接着,《西藏一年》又被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以及非洲电视广播联合体、拉美电视广播联合体、发现频道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与播放。中央电视台也于2009年7月27日播出该片，当年的9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牵头主办了《西藏一年》学术研讨会,对该片给予高度评价。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西藏一年》播出后,就连达赖喇嘛也设法联系该片导演书云,并表示“从片子中了解到了现在的藏人生活”，对这部纪录片表示认同。

可以说，一部藏地纪录片获得西方认可并不困难。同样，一部藏地纪录片获得中国政府的赞誉也不困难。而困难的是，同时获得这反差极大的双方认可。为何《西藏一年》却能同时得到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群体一致认同和赞誉?

笔者在下文中将从《西藏一年》的创作群体特征、说服学、形象学的角度来解析其传播学上的成功之处。

一、主创人员的身份特征

1.主创人员的身份

说服学认为，作为某种观念、知识、理论的传播者，若想被人信服，首先要具备足够的信誉（涵盖“明智、道德、善意”三个条件）。与此对应，《西藏一年》的核心骨干——策划人格勒和导演书云分别具备的专业水准、话语能力、文化身份、宗教信仰等素质使他们具备了从西方世界、中国政府，以及达赖喇嘛集团等不同角度审视的信任起点。

（1）策划人格勒：藏族，1950年5月1日出生，国际知名藏学家，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兼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客座博士生导师。格勒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他在一年多人类学田野考察基础上撰写的博士论文《论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被专

家们评价为“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①。格勒参与撰写的《藏北牧民》1993年出版后，在国内外反响很大，世界著名的日本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教授认为“《藏北牧民》是迄今为止，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西藏社会的最好的一本书”②。格勒作为土生土长的藏族人及拥有人类学博士头衔的藏学家，对藏文化和藏族人民有着无可挑剔的深厚感情；同时他作为一个翻身农奴，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央政府保有友好感情；格勒曾多次参加国际交流，并兼任美国加州大学客座教授，对西方主流的话语方式与接受心理十分了解；他对达赖集团也非常了解，并与达赖集团的重要成员——如达赖的哥哥曾经多次交流和交锋。

（2）导演孙书云：英籍华人，生于1960年代，现为生活在英国的独立制片人和作家，致力于让世界了解中国。书云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1988年就读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后攻读近代史。在牛津，书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并师从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开始学习藏语，并在牛津一毕业就开始了西藏之旅。1993年，书云第一部独立导演的纪录片《半边天》即是为95世界妇女大会而做的纪录片，虽然该片有一个宏大的使命，但书云并没有从宏观的角度, 而是从一家四代女人的生活的变化, 看中国妇女在过去一百年里所走过的惊人历程。因为它对人物生动的刻画, 世界因此对中国妇女的命运有了更直接的了解。此片在65个国家同时播出，获得日内瓦南北电视大奖，评委会一致认为在向世界介绍另一个文化的纪录片中，《半边天》是最生动、最感人的一部。从此，书云一直独立制片拍摄感兴趣的题材。2000年，书云独立制片的《百年叱咤风云录》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大奖。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纪录片《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引起普遍关注。作为牛津大学的毕业生、牛津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妻子，书云拥有良好的西方文化背景与资信；作为英国著名藏学家迈克·阿里斯的学生并曾经只身万里行走玄奘之路，并且数次西藏朝圣，书云具备对西藏的基本了解和足够的亲善；作为《半边天》等大奖纪录片的导演，她具备国际电视纪录片业界的高度认可；从其各种作品（《万里无云》、《半边天》等）中流露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主流文化的尊重，书云又被中国官方所信任。

综上，格勒博士与书云组成了一个良好的团队，是格勒首先选择了书云作为导演来拍摄这部纪录片，又是他积极运作，使国新办最终批复这个项目（包含可以在一年之内不受任何干涉的自由拍摄权利）。在拍摄白居寺的时候，一开始僧

人们抱有种种顾虑不接受拍摄时，又是他以藏族人的身份进行说服，才使拍摄得以顺利进行。

2.制片方式、拍摄团队

制片方式也是获得各方信任的重要方面。《西藏一年》自始至终没有中国政府一分钱的投资，从而保证了“非宣传品”的性质。书云采取的是西方独立制片的方式，与曾经多次合作的英国独立纪录片公司七方石签约。投资方是民间资金，而且制片公司来自英国，这就几乎保证了西方世界关注的“真实、客观”原则；同时，由于七方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善意，中国政府也会乐于提供必要的方便(相信这一点在相关部门的批复过程中一定也做了资信调查)。书云认为，英方制片公司足够尊重中国文化，甚至还主动删去一些敏感桥段，“我很感激英方，他们很敏锐。比如天葬，我们在快结束拍摄时拍下来了，当时因为考虑到藏族人对这个事情很敏感，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是通过僧人的眼睛看的天葬，是不是上？上的话，第五集就是轰轰烈烈的结尾，最后考虑了一下，英方制作公司决定不上。”

③另外，在拍摄团队中，藏族摄影师是主要创作力量，他们的介入使得该片在影像呈现上加强了“主客位”兼容的倾向，从而进一步避免了同时期其他记录文本多以汉人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去解读他民族的行为方式的思维定向。

二、题材内容选择与表述方式的说服学策略分析

书云本人对藏族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她看到中外媒体许多关于西藏问题的政治解读，而缺少对西藏普通百姓生活的正面表现，几次到西藏旅行所见到的变化使她萌生用纪录片正面表现西藏人生活的念头。“作为一个导演，我解决不了政治家做的大问题，但我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个桥梁，让大家多些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①。具体到拍摄时，摄制组实地生活了一年，以田野考察的人类学方式，跟拍了妇女干部、乡村医生、饭店经理、三轮车夫、喇嘛、寺庙僧人和包工头等八组普通藏族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内容涵盖其劳动、诵经、婚恋、庆生等方方面面，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变化和发展中的西藏。就这样《西藏一年》摄制组以记录生活点滴进程的伴随式拍摄方式，把藏族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文化含义通过不动声色的叙述表现出来，从而呈现出一个与过去藏地纪录片作品中完全不一样的“西藏”。其中有宗教领袖与群众的互动场面、有寺院僧人日常生活和举行仪式的场面，又有僧俗前往拉萨朝圣的过程，还有酒店经理前往尼泊尔扩大业务的过程，三轮车夫历尽艰辛努力生存的过程，乡村法师为村民排忧解难的过程……全景式的展示出一个西藏社会众生图。可以说，《西藏一年》

是在对以往藏地人类学纪录片的经验进行了合理吸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迈出了里程碑式的步伐。

1．说服学概念下的视角选择

西方刻板印象下的西藏人民是哀伤的、忧郁的、痛苦的。《西藏一年》如果致力于表现西藏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当然可以找到足够多的素材。但这样不仅不够客观，而且会与西方刻板印象的潜意识发生深刻抵触而沦为“宣传”品，实现不了传播效果。所以合适的视角作为叙述起点至关重要。说服学理论认为，人的感情是在相当复杂的诸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所以说服者在运用感情手段时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寻求感情和理义上的说服起点，褒扬其所好，贬抑其所恶，才可能找到突破口，解除客方感情上的闭关和抵触状态，达到良好的说服效果。于是在《西藏一年》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的“痛苦”和“忧伤”——拉姆是乡里仅有的两名执业医生之一，她本人长期被胃痛困扰，无法治好自己的病，又因为贫穷无法求助于高级的医院；次丹法师在当地人的眼中拥有巨大的能量，他是神权的行使者，是排忧解难的能人。然而他因为高射炮的出现而失去“冰雹喇嘛”的收入，为儿子上大学的学费不得不东奔西走，四处筹款；普赤是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忙碌了几十年的妇女主任，最终却因为合同工的身份与年龄问题，被迫退休了。德高望重的老喇嘛痛苦于小喇嘛不专心佛法，要赶他出庙；贫寒的拉巴因为文化程度低而找不到固定职业，只能靠体力活为生。为了给侄子治病，他倒卖藏獒、卸货、拉三轮，有时还因雇主拖欠而拿不到工资，备尝艰辛。尤其是外出打工时被包工头恶意欺骗并被当众殴打时，观众不禁感到“心要被揪起来”。在这样的语境下，西方观众因为怀疑该纪录片是中共宣传品而可能产生的逆反心理在第一时间被消解，取而代之的对片中人物深深的同情。

但是，在这些显见的“痛苦”之下，主人公们依然积极地面对生活，而生活也在努力下渐渐改观——拉巴找到了女友并找了合适的工作，次丹法师终于筹到款并亲自送儿子去西安上大学，包工头仁青终于拿到了执照继续他的事业……

而且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痛苦的根源并不像西方想象的那样来自中共的统治和压迫——拉姆的胃病是因为当地医疗水平低（法师和神灵也没有起到作用），次丹法师作为“冰雹喇嘛”的失业是因为邻居们选择了科技手段（民意导致），老喇嘛担心后继无人是因为小喇嘛受到世俗的诱惑比如网吧（美国的全球化导致）。而且，许多痛苦要在（中共强调的）“发展”中解决——拉巴做导游的客源托福于青藏铁路的贯通，拉姆的胃病通过经济的发展导致的医疗水平的提

高有望解决，包括仁青的建筑业务也拜城市建设所赐……与其他以“痛苦”为叙述起点的藏地纪录片相比，《西藏一年》中更多的展现了在生活的痛苦面前积极进取的藏民形象。

2．《西藏一年》运用了阐释人类学概念下“深描”的笔法

在文化变迁研究中,格尔茨倡导的“深描”的民族志书写力求表述的“原始性”,即力所能及地做到对所研究的文化现象的真实读解,避免曲解、误解、歪解。在此基础上,对整体文化链条中的各文化因子作出多纬度的阐释,显现文化发展和发生变化的细微过程,可以立体地感受文化变迁的力度和向度,从而准确地把握文化变迁的地方性规律。以“深描”而形成的民族志具有如下的功用:它的基本功能在于对文化进行阐释; 它所阐释的是社会话语流,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截面或切片;这种阐释必须遵从其“叙述”的原始含义,并以一种可追溯的话语形式加以表现,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能使之原汁原味地复原;这种描写在其实践性上具有显微性④。

具体在《西藏一年》当中，它所表现的八组人物生活在同一个江孜古城的市区和乡村，其中心人物及附属人物几乎涵盖了各个阶层、年龄和职业，他们的活动牵涉了江孜古城的方方面面，并构成江孜社会活生生的社会图景。观众在这些图景之间的映照、对比和联系当中可以感知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气息，是原汁原味的“社会话语流”——它将各个阶层藏民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深刻描摹，为江孜古城留下一段史诗般的民族志。如果只表现其中的一组比如三轮车夫拉巴及其兄弟、女友、侄子等等，可以算是“社会话语流”的“截面”；如果只表现拉巴买卖小狗或带侄子去医院或外出打工被殴打的场面，可以说是“一个切片”。

深描本身就是向理解者提供更多的符号,理解者的意义团状会不断充大,从而使理解者的自由想象不断向深度发展。格尔茨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描写越是深度,总会到达人类所共示的那部分的区域⑤,也就更加贴近事务的本质。

同是藏地纪录片，在20世纪90年代荣获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的《八廓南街16号》更多的应用的是“浅描”手法，这容易引起异文化观众的误读，尤其是在并不友善的西方刻板印象的语境里，会产生负面的符号联想。比如影片开始的居委会干部与僧人座谈，会场里严肃的气氛，僧人们不苟言笑中带有惶惑的表情，以及双方两军对垒似的座位安排，令人联想到传言中“共党对僧人的管制”；办

事处主任讲话（严肃地部署萨迪噶尔节上的治安工作秩序安排）令人联想民族矛盾的激烈……女干部最后的讲话（不准穿带补丁的衣服，否则视为政治问题，不准随意上厕所）令人联想为“干涉藏民穿衣自由”和“政治作秀”……这些片段由于缺乏前因后果的背景介绍，观众无法获知该人物的真实情况，所以无法了解人物的真实状况和生活轨迹，产生误读在所难免。

而在《西藏一年》片中，深描的叙事手法避免了许多可能的“误读”。比如班禅法师为群众摸顶祝福的场面，片中表现了严肃戒备的警察，又表现了虔诚忙碌着迎接的僧众，还有大量藏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如果只偏重表述其中的一个场景，都会引起不同的误读和歧义。如果偏重表现大量的警察，就会让观众联想到班禅是否在藏区存在争议，是否会受到抵制，进而联想到“达赖是藏民的唯一宗教领袖，班禅是共党扶持的傀儡”等不实传言。而如果只有群众顶礼膜拜的场面而不出现警察，也会让观众怀疑——如此重要的宗教领袖出场时怎么没有警察保护？是不是刻意安排的“政治秀”？片中客观而且多角度的场景描述为观众传递了丰富的背景信息，使之产生真实、客观的意义联想。至此，表述者传达的信息——“班禅在藏区受到大量群众真情实感的顶礼膜拜，场面之大，需要警察维持秩序”顺利进入观众内心。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本来可能引起西方观众拒斥的客观信息在这种“深描”的铺陈中变得易于接受。曾经的三轮车夫拉巴历尽辛酸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导游，当他面对外国游客（来自西方的白人）友好而大方地介绍江孜古城的历史时，西方观众在经历了“揪心的同情”之后不禁要祝福这位自强不息的藏族小伙子时，不经意间也接受了他讲述的历史——“江孜古城被称为“英雄城”，因为这里100多年前曾经遭到英国军队的侵略，藏族僧俗浴血抵抗，至今还可以看到英军留下的的子弹”。这样的信息也许出于无意，但却恰到好处地形成了对西方刻板印象的犀利反讽——真正数次侵略西藏并导致浴血反抗的外国军队是来自西方。可以想象这样的信息如果出现在我国的官方主流纪录片里，并配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西方观众会以怎样的逆反心理来质疑和拒斥。

三、结语

“一部影片的影响，超过100本书和100次讲演。”⑥英国一位到西藏考察过的资深评论家彼得·高登说：“《西藏一年》给我这样一样感觉：西藏似乎并不像关于西藏问题任何方所宣称的那样黑白分明，90%的藏族人居住在乡村和牧区，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文化，保持着千年不变的信仰，这是真实的西藏。”⑦从1935

年中国人第一次拍摄的纪录片《神秘的西藏》和《黄专使奉令入藏致祭达赖喇嘛》，到新中国《解放西藏大军行》、《百万农奴站起来》，再到2008年前后的《西藏今昔》、《西藏往事》、《西藏农奴的故事》，乃至更多的民间非主流藏地纪录片，逐渐表现出来的多元视角、多元价值，使更多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西藏。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们，就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而言，《西藏一年》所达到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国际声望和地位日渐增长，塑造与之吻合的国际形象的任务也愈来愈迫切。对中国纪录片人来说，如何在研究类似《西藏一年》的成功案例的同时，破译隐藏其中的传播密码，从而以更圆熟的传播技艺，更坦诚的传播态度，更具说服力的传播策略精心创作出具有文化外交意义的纪录片，将是需要中国纪录片人共同努力破解的课题。

（本文系国家广电总局2009重点课题“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与文化外交”项目号：23的阶段性成果）

①百度百科，格勒博士https://www.360docs.net/doc/2f18085396.html,/view/1040667.htm#3；

②同上；

③根据书云访谈整理整理；

④张进.民族志(ethnography)[J].国外理论动态, 2006(3)；

⑤王成善.特质、深描和理解———解读《文化的解释》的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6；

⑥《“真实”西藏一年：中央领导点名要看的片子》，南方网，https://www.360docs.net/doc/2f18085396.html,2009年07月27日，杨猛；

⑦《西藏一年》：从BBC到CCTV，《中国青年报》，王尧；2009，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