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考题整理

1、古文的范畴：

○1汉代通行隶书，因此把秦以前的字体叫做古文，特指许慎《说文解字》里的古文。古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把古文与大篆相提并论，说古文是史籀以前的文字的通称。

○2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魏晋以後骈俪文盛行，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北朝後周苏绰反对骈体浮华，仿《尚书》文体作《大诰》，以为文章标准体裁，时称“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语言写作文章。其后，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即称这样的散体文为古文。

○3“古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自唐以来，尤其在明清两代，有特殊而狭隘的涵义。并非文言就算得“古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文又往往指的是文言文，与白话文相对。如明唐顺之、王慎中等，把《水浒传》和《史记》比美，可见古白话并不是古文。

2、韩愈、柳宗元的思想，文风异同：

思想：

愈、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在思想、学术方面有同有异。他们都是中小地主阶层出身，都反对当时的藩镇与宦官。但柳宗元投身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主张改革；韩愈则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思想都以儒学为主导。但韩倾向于唯心主义，却坚决反对佛教；柳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却又兼信佛学。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合一，文质并重，学习先秦两汉作品而要有独创性，并且都擅长议论文、传记文。但韩愈尤长于碑志、序跋、哀祭等体；柳宗元的寓言、游记、骚赋等则为韩所不及。艺术风格方面，韩雄大而柳精悍。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在理论上主张继承先秦散文‘文以明道’的传统”，在实践上也充分发挥着散文的“文以明道”的社会功能。所谓“文以明道”，意思就是文的作用在于阐明并宣传“道”，这里的“道”指的是历代圣贤相传、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所谓“道”，有浓重封建色彩，韩文中的“道”，往往具有孔孟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政治和等级观念，表现在：（1）宣扬“仁政”观念。如《论佛骨表》在反佛的基调之下痛斥疯狂迷信佛教导致了民众“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要求朝廷严加禁止佛教传播，这正是韩公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从“仁政”的角度出发所发出的呼喊。（2）宣扬身份等级观念。如《原道》中“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栗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表明了韩愈“道”的含义中君、臣、民等级是多么森严！至于《圬者王承福传》，更借王姓泥瓦匠之嘴宣传了劳心者之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3）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答李翊书》中，韩愈把“行乎仁义之途、游乎《诗》、《书》之源”视为写好文章的两个根本的修养，其中的“仁义”的“仁”就是博爱，“义”就是“行而宜之”，这一定义在《原道》里也得到了详细的解释。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与韩愈不尽相同。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唯物思想和政治改革主张却是很突出的。第一，柳宗元不少散文的说理论证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先进的世界观。如《敌戒》通过战国时期秦朝在与六国斗争中强大、天下统一之后反而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灭亡的事实论证了敌人“为益之尤”、“为利之大”，从侧面阐明了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对立事物之间的关系。再如《天说》记叙了韩愈和柳宗元之间关于“天”的一段谈话，柳宗元在文中认为：天、地、元、气、阴、阳本身是和谐的，但因为“人之坏元气阴阳亦滋甚”即人的认为活动使这种天然的协调丧失了，这是人的自身应该负的责任。柳宗元进而认为：当人们生活陷于困苦的境地的时候不要埋怨上天，应该好好地从自身找原因。这个闪耀着唯物论光芒的观点，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与韩愈在政治上经常帮着大地主官僚说话的“骑墙派”的、有时甚至是落后的态度相比，柳宗元始终站在进步的政治立场上通过作品反映现实。如《六逆论》以

《左传》记载的“卫州吁之事”引出“贱防贵、少陵长、远间亲、小加大、淫破义”等六逆的说法，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先秦流传下来、衡量政治的“六逆”标准。又如《蜡说》中作者仔细分析了人们祭祀的初衷，指出祭祀的意义在于告戒官吏多务实事，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去掉那种繁缛的仪式。至于《封建论》《桐叶封弟辩》以及《捕蛇者说》等篇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韩愈自己的独到政治见解。

文风：韩文具有阳刚之美，雄奇刚毅，自由奔放，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一泻千里，抛雷夹电，气势磅礴文则含阴柔之美，清洁明澈，峻拔峭刻，如山溪之流，石潭之水，清冽芬芳，沁人肺腑，纯清透明。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由于他修养深厚文章讲究气势，所以无论叙事、论说与抒情，都有一股风发云涌的气势。《进学解》骈散结合，气势宏博。唐孙樵《与王霖秀才书》评此文：“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正是讲出此文的磅礴气势。又如《送区册序》，用85字叙写水陆交通的困难、城郭的荒凉、公务的稀简、文化的落后，僻陋的阳山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风调雄肆。再如《张中丞传后叙》中“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以整饬的语言，充沛的气势，饱满的情感，赞颂了坚守睢阳的伟大功绩。

与韩愈长于议论不同，柳宗元工于记事，缜密精奇。柳宗元的寓言颖异，如《种树郭橐驼传》、《临江之麇》、《憎王孙文》等，想象联翩叠出，颇似庄子，而他把经邦济民思想，借新奇故事说明，在想象联翩叠出中又表现出一种论理严密特色，不像庄子的无端涯之辞，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批评杨诲之文中引用庄子的文字太多，反而对文章的贯通流畅不利。所以，他自己行文注意精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往往即景会心，主观的情与客观的景契合无间，既寓了“意”，又妙合自然。如《钴铒潭西小丘记》，作者记载小丘修整后“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耳谋，潜漕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懒，达到“与万化冥合”的境界。这种空旷又寂寞的境界，是作者在极度痛苦烦恼之后转而追求一种精神寄托的曲折反映。但如果就此收束，仍嫌意犹未尽。于是又以曲折多姿的文笔发挥：先对小丘未能在繁华的京城而远弃荒凉的永州表示痛惜，反过来又对小丘得到他与同游者的赏识表示庆贺，“贺兹丘之遭”，不过是自伤不遇罢了。故清人储欣评日：“寓意至远，令人殊难为怀。’《小石潭记》始终围绕一个“清”字描绘小石潭景物：其潭水“尤清冽”，可谓“清凉”；其石潭乃“全石以为底”，亦极“清澈”；其游鱼则“皆若空游无所依”，可见“清晰”；小石潭“不可知其源”，谓其“清远”；其四周“寂寥无人”，谓其“清静”。作者置身如此优美而凄清幽静景色气氛中，其情感则是“其境过清，不可久居”，将物境与心境完美统一起来。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倾吐了过多的牢骚，显出有《骚》的影响，这精神状态表现为峻峭，不像“离骚”那样壮大瑰丽。

韩愈之文，雄快而发以重难；雄其辞，沛其气，举重若轻；风力高骞。

议论之文，韩愈雄肆而尽，宗元辩核而裁；若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韩不如柳。韩愈辞胜于理，宗元理胜于辞。

3、欧阳修古文创作的主要贡献

1）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2）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他创立了

创立应用文概念。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三是简洁质朴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

4、苏轼文风的主要特点：

“苏如海，韩如潮，柳如泉，欧如瀚”之喻说得便是苏轼散文的成就，其文沿着欧阳修、苏洵的道路继续发展，广备众体，姿态横生，从而达到了宋文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散文，挥洒自如，灵活而多变。在我看来，其特点可由以下几点来归纳，其文“随物赋形，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再者其文“有为而作，以意为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最后，还决定于他“游于物外”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散文不居于形式，在语言风格方面，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

在写作手法上，苏轼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其文章也就挥洒收放自如了，这点从《前赤壁赋》中可以看出。苏轼将景，情，理三者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完全摆脱了过去赋体散文呆滞的形式与结构。文中无论说理，还是叙事、抒情，都能"随物赋形"、穷形尽相，写欢快时可以羽化登仙、飘然世外；述哀伤时，又能拿动蛟龙、泣嫠妇作比，显得“姿态横生”，具有形象的美，可见其设想运用之妙。而苏文的舒卷自如、活泼流畅，在《前赤壁赋》中也不难发现，像"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这样的句子真是一气呵成，如同“行云流水”，挥洒自如。至于语言的精练生动、词简情真，就更是可以在文章中信手举来，毫不费力。

苏轼最重视的一点是“以意为主”。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即外表华丽而缺乏内涵的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不过，苏轼更加重视在“意”的支配下构成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文由情而生，所以苏轼散文具有抒写性灵的人情之美，由真情而生的文章才能挥洒自如。

木假山记主要意思感想

翻译：

树木的生长，有还在幼苗时便死了的，有长到两手合围粗细时而死了的。有幸而长成可以用作栋梁的，也就被砍伐了。不幸而被大风拔起，被流水漂走，有的折断了，有的腐烂了；幸而能够没有折断，没有腐烂，便被人认为是有用之材，于是遭受到斧头砍伐的灾祸。其中最幸运的，在急流和泥沙之中漂流沉埋，不知经过几百年。在水冲虫蛀之后，有形状好似山峰一样的，就被喜欢多事的人拿走，加工做成木假山，从此它就可以脱离泥沙而且避免斧砍刀削的灾难了。但是，在荒野的江边，像这样形状似山峰的树木有多少啊，不被好事的人发

现，却被樵夫农民当作木柴的，哪里数得清呢？那么在这最幸运的树木中，又存在着不幸呢！

我家有一座三个峰头的木假山。每当我想到它，总觉得在这中间似乎有命运在起作用。况且，它在发芽抽条时没有死，在长成两手合抱粗细时没有死，可用作栋梁而没有被砍伐，被风拔起，在水中漂浮而没有折断，没有腐烂，没有折断腐烂，却未被人当作材料，以至于遭受斧头的砍伐，从急流泥沙之中出来，也没有被樵夫、农民当作木柴，然后才能来到这里，那么这里面的理数似乎不是偶然的啊。

然而，我的喜爱木假山，不光是喜爱它的像山，而是还有感慨寄寓其间；不仅喜爱它，而且对它又有敬意。我看到中峰，魁梧奇伟，神情高傲舒展，意态气概端正庄重，好像有什么办法使它旁边二峰倾服似的。旁边的两座山峰，庄重谨慎，威严挺拔，凛然不可侵犯。虽然它们所处的地位是服从于中峰的，但那高耸挺立的神态，绝然没有丝毫奉迎依附的意思，啊！它们是令人敬佩的呀！它们是令人感慨的呀！

赏析：这是一篇写木假山的记，作者先从木假山的形成过程写起。头段介绍树木生长成材很不容易，而且成材后还要遭受斧伐、风拔、水漂等无法预测的折磨。历经风化侵蚀而成的木假山，那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二段以复叠的手法来证明前段观点。三段渐显寓意，作者爱其家中所藏的三峰木假山，不只是因其似山可供人赏玩，更因其中峰意气端重，左右二峰庄栗刻削，凛乎不可犯，犹如他们苏氏父子的人格。

本文在咏木假山的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人才问题的深沉的感喟与思考。树木的坎坷遭遇实际上是隐喻当时社会上人才遭受到的压抑与摧残。

苏洵一生政治抱负未能得到施展，于是在文中托物寓意、咏物抒怀、借题发挥，以不幸中有大幸的木假山为喻，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而又不愿与世浮沉，力图自立的精神境界。文中对三峰的爱敬，乃作者自颂三苏父子的人格。

文章多用排比句，而又参差变化、错落有致；描绘木假山之状随物赋形、具象生动、寄慨遥深、耐人寻味。

苏洵的家中有一木雕的假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木假山记》就是由此生发感慨而作的。他从木假山联想到树木的遭际，又由此而联想到当时的社会情状，“疑其有数存乎其间”。本文是篇绝妙的小品，全文托物寓意，小中见大，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文章一下笔先给我们写出了树木的不同命运：有的刚刚发芽就过早地死去；有的刚长到拱把粗便也过早地被砍伐摧折；有的有幸成材，又被采伐者随便剪除掉。这些说不完的众多天灾人祸，使树木无处躲逃，不知毁掉了多少树木。不幸之中的幸者，再遭受各种折磨后，有的其形“仿佛于山者”，“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为山”，而像这样的幸运者是极其稀少、极其偶然的。有“形”之木经过重重厄运被造成假山形状，供人欣赏，确属幸运。更有许许多多的大材，未被发现，却被“樵夫野人”砍去当柴烧掉。这样看来，树木要活下去，要成材，是极难的；要逃脱厄运也是极难的。作者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来写树木的遭际，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字面上是写树木，其实字字句句都在写人。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当时的社会，苏洵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类于此。在那个人才受到压制的社会，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处在厄运之中，有多少有用人材被无端毁掉。偶尔有一个半个被“好事者”看中了，取用了，“强之以为山”，但也是被用来做成木假山式的装饰品，供人装饰其门面。作者借写

树木的遭遇，写出了知识分子的遭遇。他把当时知识分子的命运，借着树木的命运写了出来，较之直写人的遭遇更为自然，更为感人。作者由家中的木假山的三峰，“疑其有数存乎其间”，继而又推想开去，揭示出“则其理似不偶然也”，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批评力度。清代学者沈德潜评论这篇文章时说：“前以不幸归本…数?字，后从…数?字转出…理?字，极变幻中自成章法。”这话说得极为准确。在当时弊病多端的社会中，“天数”是难以改变的，但作为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品格是很重要的。文章的最后一段，作者由写树木的遭遇，转向写木假山，借写木假山山峰的品格来写人的品格，表达自己对高尚情操的追求。木假山放在高雅的场所，供人们赏玩，苏洵所赞赏的并不是它的端庄峭拔，而是木假山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作者“爱之”、“敬之”，不但但是它的匠心独运的雕刻艺术，而更在于爱山的中峰的“魁岸踞肆，意气端重”，爱其旁之二峰的“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这是一种傲岸不屈精神的体现。作者特别强调旁之二峰，作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中的一部分，其势是“服于中峰”的，然而却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岌然决无阿附意”，表现出不卑不亢的姿态、精神。这正是作者“爱之”、“感之”、“敬之”的原因。他们所表现出的高尚品格，也可以说是苏洵自己的思想品格的写照。

《原过》译文：

天有过错吗？有的话，那么日食，月食便是他的过错。地有过错吗？有的话，那么地的崩塌，水的枯竭就是他的过错。天和地都有过错，但他们又何尝不是覆育包容呢？天和地善于恢复调整到正常的状态啊。人在天与地之间，则不可能没有过错，那些圣人们又能避免出错吗？只是他们也善于恢复调整到正常的状态啊。所以玄圣孔子说，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杨雄贵在去恶为善，改过向善，这些都是手段啊。

如果有的人有了过错能悔悟，悔悟了而又能改正，人们则说：“是那个官吏说的。这个官吏跟以前和其他的官吏不是同类，并不是他的性格，而是粉饰外表以迷惑世人啊。”你岂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上天播撒五行品德于众生命，每个人身上都备有着。有了这些却不去反思那么则就丢了，有反思去不去做则荒废了。每天回想前一日的过非，突然想到去做，那么则是失去了又重新得到，荒废了又重新举起。所以说不是他的本性，是率天下而戕性。而且，比如说有个人的钱财被人抢夺，自己得回来，人们会说：“这并不是你的钱财，是抢盗得来的。”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钱财在自己手上，不象性格品行存在于自己身上。把失而复得的钱财，说成不是他的钱财，尚且不能这么说，那么失而复得的性格品行，说成不是他自己的性格品行，又可以吗？

王安石的意思：众生生而有五行之德，但有了这五行之德却不去反思，那么则会丢失五行之德，所以要每日自省前日过错。自省之后将先前的过错改正了就是善的，就是恢复调整到原来的正常状态了，不是像一些人说得那样，这是“粉饰外表以迷惑世人”。这就好比你的钱财被人抢夺了，你去夺回来，别人说：“这并不是你的钱财，是抢盗得来的”，显然不能这样说。所以说失而复得的性格品行就是其原本的的性格平行。

我的意思：我对王安石《原过》中的观点既同意又反对。我同意王安石对于那些“已改正过错的人”的看法，应该对他们知错就改的行为予以肯定，不能带原来的“有色眼镜”去看待那些真心悔过的人，这既会挫伤他们真心回归的积极性，又会使自身的价值观偏失，心理狭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身边有时候又确实可能存在着那么一些“粉饰外表以迷惑世人”的人，他们不是内心真心悔过。对待这些人，我就觉得王安石的观点又有些单一，

不够辩证。所以我是反对他对所有在外表上悔过的人都采取一视同仁的看法，这样会造成片面性，容易造成错误。所以我的建议是对过而能改的人都加以褒扬，以一颗善良包容的心去对待，但与此同时又要时刻观察他们的一言一行，是诚心诚意的抑或是粉饰外表的，对于前者，我们则需要摒弃前嫌，跟他们重新互融；对于后者，我们则要坚决抵制，耐心规劝，直到他们真心回到正道上。

二韩愈、柳宗元思想文风的异同

韩愈、柳宗元高举文学复古的旗帜，把“文以明道”作为古文运动的思想纲领，其所谓“道”即复兴儒学,用儒家的“道统”进行变骈为散的文体改革。著文则都是“不平则鸣”，并提出“陈言务去”、“文纯”、“及于物”、“有益于世”等观点。

相同点

在对“道”的阐释上，韩愈与柳宗元的共同之处在于思想基础上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标准，以复兴儒道为己任。无论韩愈的“好道”、“志道”，还是柳宗元的“明道”、“翼道”，都是如此，这是二人最为根本的思想认识的共性。

不同点

1 韩愈的“道”偏重道德教化，在他的理性认识上是指传统的儒家之道，主张“攘斥佛老、复兴儒学”。与韩愈相比，柳宗元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就乱的经世儒学，注重“道”的现实性，要求文章有益于世，惠及万物。

2 韩柳的文又呈现出不同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韩文风格总体上体现出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特点。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多含阴柔之美，风格精警犀利、幽深阴冷、雄奇峻洁。

四苏轼的写作特点

1 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

2 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苏轼在其词的创作中则更多的是表现自我。他的词或表现“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豪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或流露仕途挫折和复杂的人生感慨；或表现其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或反映人生如梦的怅惘的思绪等等。这些词作展现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也给读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3 兼收并蓄的同时自觉革新

他能够欣赏多种文学风格，说明审美情趣的多元化影响了他的诗词创作。苏轼诗词的风格基调是清雄奔放，有简淡绝俗之美感，他在创作时特别注意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调和，互相渗透，所以苏轼诗词中的佳作常常是表现出刚柔并济的风貌。

4 倡导词之诗化，开创豪放词风

苏轼将词作为陶写性情之具，其意义首先在于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在合乐歌唱之外，还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其次在于把词家“缘情”与诗人“言志”很好地结合起来，词品与人品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提高了词的品位，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