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中国山东省素称齐鲁礼仪之邦，是因为两周（西周、东周）时期，在黄河下游海岱之间这块古老、肥沃而又神奇的大地上，曾经建立过两个大的诸侯封国，一曰齐，一曰鲁。齐国的始祖是姜太公子牙，鲁国的始祖是周公姬旦和他的儿子鲁公伯禽。齐国的都城在临淄，鲁国的都城在曲阜。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便以临淄和曲阜为中心，形成了两支博大精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即齐文化和鲁文化。先秦时代（公元前221年前），齐鲁文化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秦汉以降，齐鲁文化珠联璧合，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如果把孔子视为鲁文化的象征的话，那么齐文化的代表人物无疑要首推管仲了。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若连谥而称，则曰“敬仲”，齐桓公尊称为“仲父”。姬姓之后，管严之子，颍上人氏，（颍上，春秋时期属楚国慎邑，在今安徽省颍上县境内）大约生于公元前725年，卒于公元前645年，活了80岁左右。

管仲的家族原属姬姓周贵族阶层，曾经谱写过一段辉煌而显赫的历史。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至管仲之时，其家族早已失去了优越的地位。动荡的岁月，贫困的生活，使管仲步履艰难地踏上了生活的征程。早年的管仲，在谋求生存的道路上经过商，当过兵，为过吏，做过多种多样的比较低贱的事情。然而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了，结果是经商赔本，打仗败北，为吏被逐，最后因参与齐国的宫廷斗争，失败后成了齐桓公的阶下囚徒。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就在管仲最困顿落魄的时候，幸赖知己好友鲍叔的推荐，豁达大度的齐桓公毅然抛弃一箭之私仇，化敌为友，任管仲为齐国宰相。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改变了管仲的人生轨迹。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王室衰微，诸侯做大，四夷交侵，战争频仍的春秋乱世。而齐国呢，情况更糟糕，经过连锁性的宫廷政变，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管仲，用他的聪明睿智和卓越才能，治国整军，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仅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发达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昌盛的文明。管仲不愧为齐国贤明的宰相和中国先秦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因而研究管仲的政治思想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管仲的政治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因本文篇幅所限，不能做全面介绍，仅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论述于下：

第一，富国思想。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扶国强兵。”良史司马迁以画龙点睛之笔，寥寥数语，便概括了管仲政治思想的精华，即富国和强兵思想。

我们不妨先看富国思想。管仲充分认识到“经济”因素对于安邦定国的巨大效能。他认为：“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1]作现代汉语为：要想把国家建立在坚不可摧的稳固基础上，就必须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内，把货币储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中。意思是说发展经济以富国乃立国存邦之基。

假如管仲的富国思想到此为止的话，也就不足称道了，因为很多君主或统治者都希望国家富裕，以供国需或己用。管仲的高妙和独到之处在于，他在主张富国的同时还主张民富，使国富和民富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

管仲的富民主张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何以如此呢？那是因为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能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所以，治理得很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2]

富民之生，必重视民之经产。重民之经产者，藏富于民之意也。管仲的这一思想在《管子·山至数》中得到了表现。大意是说：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者则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管仲又进一步申言道：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藏在百姓手里。管仲的这一思想与《论语·颜渊篇》所讲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具有同一精神。

第二，强兵思想。以今世观之，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要想在世界这个大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在动荡不已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此，生活于公元前7~8世纪的管仲就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并把致力于齐国的富强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每念及此，吾辈不觉油然而生敬意。

在管仲看来，决定君主尊卑、国家安危的，没有比军队更重要的了。征伐暴国，必用军队；镇压坏人，必用刑杀。而军队是对外用于征伐暴国，对内用于镇压坏人的。因此，军队是尊君安国的根本。[3]就是管仲强兵思想赖以产生的认识基础。

那么怎样才能强兵呢？管仲认为：“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4]意思是说：欲强兵者必先富国。只有国家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建设一支装备精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兵强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进可以开疆拓土，退可以保国自卫，这是富国的必要保障。短短数语，就深刻地揭示了富国与强兵的辩证关系。

管仲看问题总是比较全面的，转换一个角度观照，则是贫国无强兵。他认为：国家贫穷，财用不足，就会导致兵弱和士气不振；兵弱而士气不振，就会导致战不能胜，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定了。[5]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富国都是强兵的基础和前提，因而意欲强兵，必先富国，这是一条规律。

武器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有了丰富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拥有精良的武器；有了精良的武器，就有了每战必胜的很大把握。对此，管仲论述道：有一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敢于出战的战士，那么天下就没有战心了；有两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智勇惊众的战士，那么天下就没有可守之城了；有三种武器达到最高水平，再有才辩游说的人士，那么天下都不敢集兵迎战了。[6]

为了制造精良的武器，管仲在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又提出了“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7]的主张，从而达到武器和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

管仲的强兵思想还表现为“合”与“分”两个方面。所谓“合”，是指军队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二为一，即“作内政而寄军令”。意思是战时为军，平时寄政，军政一体。所谓“分”，是指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定居，士之子恒为士，其职责和义务就是当兵打仗。其目的是保证兵源，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笔走至此，尤其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管仲的强兵思想，不是为强兵而强兵，更不是穷兵黩武。恰恰相反，管仲极力反对不义之战，因为他认为战争威胁和平，战争会带来很大的破坏。贫民伤财，危国忧主，莫大于战争。因此管仲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管仲强兵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第三，法治思想。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表现出浓厚的人治特点，但也不排除有一定法制的要素存在。而管仲就是法治思想的先驱。管仲认为：假如国家没有法律，民众就不知道怎样行事；没有制度，行事就没有一个准则。然而有法律而不公正，有制度而不明确，那么行政管理就不灵验。行政管理不灵验，国家就会发生混乱。[8]因而管仲主张经邦治国，理政一民，依赖法律制度。

那么什么是法，换言之，法的特质是什么呢？管仲从五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曰公开性。管仲认为法律应该公布天下，让人们都知道法律的内容，因为民众只有知法，才能守法，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他说：凡将办事，法令一定先出。这叫作事情将办，其赏罚办法就必须明示于前。

[9]此之谓法律的公开性。

二曰平等性。管仲认为法是约束天下人共同的行为规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有法外之人。如是立法不公，行法不平，民将生怨心，民生怨则国将危。因此立法必求其公，行法必务其平。不论亲疏、尊卑，一概以法行其赏罚，以求其公正和平等。他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又说：“不知亲疏、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10]此之谓法律的平等性。

三曰强制性。管仲认为法制有其强制性和必然性。他说法制不能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能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件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11]又说：明君治国，总是根据恰当合适的原则，执行正确的道理。所以，对于当赏的，群臣不得推辞；对于当罚的，群臣不敢逃避，[12]由此管仲进一步申论说：法令公布后，有不执行的，叫做“不从令”，死罪不赦。检查法令文件，

有与太府所存不相符合的，多了叫做“专制”，少了叫做“亏令”，也是死罪不赦。[13]此之谓法律的强制性。

四曰稳定性。管仲认为，法令一旦制定公布，就不可轻言更易，更不能朝令夕改。否则，臣民就无所适从，法也就不成其法了。他说：“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14]反之，他认为：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五曰时宜性。管仲认为立法必须切合时宜，不可与现实社会之政治、经济相脱节，更不能故意与之相违背。他说，古时候的英明君主，并非仅只一人。他们立赏有薄有厚，行禁有轻有重，做法不一定相同，但并非故意使之不同，而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变化，依据人们的风气而行动的。人们急躁而行为邪僻，立赏就不可不厚。故圣人设厚赏就不能算作过分，行重禁就不能算作暴戾。赏薄，人们不以为利；禁轻，则恶人无所恐惧。设立人们不以为轻的轻赏，要想役使人们做事，则不肯尽力；规定不以为惧的轻禁，要想禁止人们作恶，则恶人不会平息……因此，行事最要紧的是解决当务之急，治国最可贵的是掌握缓急适中，由此可见，法为治乱之具，国家治乱视社会之变迁，人心之转移而定，是以治世之法亦应随时而变，因俗而化。这就是管仲的辩证法律思想。

第四，“礼”“义”思想。如同重视法治一样，管仲也非常重视“礼”“义”，因而他的礼义思想也十分突出。管仲认为“礼”“义”乃国家之经纬。他说：“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措）也。”[15]四维中以“礼”“义”为先。

先看“礼”。何为“礼”？《管子·牧民》中说：“礼不逾节。”亦即人们的行为和言论不超过应守的规范就是礼。这一诠释未免太简单了些。《管子·五辅》篇有一段较详细的阐述：“礼有八经……曰上下有义（同议），贵贱有分（名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可见礼的实质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地位、身份不同，在社会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们各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来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国家的安全。礼之八经若果实现，便会出现各守本位，尊卑相安，贵贱相合，贫富相睦，国泰民安的局面。正如《管子·五辅》所表述的那样：礼之八个方面都能各得其宜，作君主的就会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会忠信而不阿党，作父母的就会以教育实现慈惠，作子女的就会以严肃实现孝悌，作兄长的就会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就会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就会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就会以贞节进行劝勉。若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坏正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乱事就不会发生，祸患就不会发作了。

那么，怎样才能使礼得到良好的实行并且落实到实处呢？管仲认为关键在于对人们进行教育和训化，使之知礼、守礼，并且最终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他说：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的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16]

管仲进一步认为，礼仪教训和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他说：申明知识和礼节以教育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法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17]由此可见，倡导礼制，重在教训，以礼辅法，礼法一体乃管仲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

再看“义”。何谓“义”？《管子·牧民》中说：“义不自进。”意即不妄自求进谓之“义”。这个定义未免流于简单，失之偏颇。《管子·五辅》中说义有七体，即七个方面的内容，较为完备。所谓七体，是指孝悌慈惠来奉养亲戚，用亲敬忠信来侍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内容。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使社会安定。如果说礼主要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话，那么义则主要是规定人们的思想，培养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陶冶人们的情操。礼是外化的，义是内在的。思与行，情与智，礼与义，完美统一，和谐一体，方可产生最佳效果。

如同尚礼并不排法一样，管仲重义亦不轻利，这又是管仲思想的一大特色。

除上文论列的富国思想、强兵思想、法治思想、礼义思想之外，管仲的官贤任能思想、君臣之道思想、民本思想、尊王睦邻思想、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都异常深刻，并且独具特点，拟专文续论。

总而言之，作为齐国贤相的管仲，不愧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且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重温管仲的政治思想，亦会给今人以智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