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含义

湖湘文化一直是湘人的一个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楚材”的形成，湖湘文化功莫大矣。然而，到底什么是湖湘文化，它究竟形成于哪个时期，它最突出的特色与闪光点是什么，它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

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有着自己稳定的文化特质，也有自己的时空范围。从空间上说，它是指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说，它是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形态。

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重重大的变化，这是湖湘文化形成的历史条件。

首先，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辨方法，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

其次，中国的文化重心南移。两晋以后，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加之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迫使中原人士南迁。于是南方在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南宋时，文化重心南移终于完成。

其三，儒学地域化的出现。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汉代儒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故而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思潮，它不是通过官学而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学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家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湖湘繁衍、发展，从而导致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

湖湘文化发展的高峰是什么时候？纵观湖湘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两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两宋，在中国文化的三重演进的背景下，奠基、发展出理学型的湖湘文化，湖湘学者走在学术文化的前沿，使湖南成为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第二个高峰期是清初至民国的三百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湖湘士人能在这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实现文化的转型。他们再次站在文化变革的前沿，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近代湖湘文化在这场近代化运动

中发出耀眼的光彩。

近代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有两点：其一是思变。由于湖湘知识群体感悟到了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倡言：“道莫盛于趋时”，这是湖湘文化求变的历史信号。魏源等近代湖湘学者坚决冲破顽固派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强调只有变法才是出路，推动着湖湘文化的转型。

其次是求新。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是从引进西学、西艺，兴办新式学堂和近代工业开始的。魏源是国内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并喊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者，而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头目，则是以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实施“师夷长技”，他们就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甲午海战以后到辛亥革命之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倡导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变革，湖湘士人再次成为这场运动的倡扬者、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在湖南创办传播西方政治文化的新式学堂，编辑出版宣扬维新的报刊和图书，以推动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期间，则是要实现观念文化的近代化，具体而言，就是建立以科学、民主为标志的近代型新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一种超越旧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湖南涌现出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等，他们在湖南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使湖湘文化的近代化能向着最新的、最高的层次发展。

湖湘文化最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是什么？湖湘文化的成就有很多，但是构成其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则是湖湘知识群体的学术和事功。首先，是湖湘士人们创造出了大放异彩的学术思想。从周敦颐《太极图说》与胡宏的《知言》，到“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船山遗书》；从魏源风行海内外的《海国图志》，到谭嗣同那震惊学术思想界的《仁学》，它们都是彪炳史册的思想学术成果。

其次，是湖湘士人创造的巨大政治事功。湖湘学人不但重视著书做学问，又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业。尤有特色的是，为了建立政治事功，湖湘士人往往是既能著书论文，一派书生意气，而又能用兵打仗，满身武侠豪气。从宋朝开始，一批批抗金名将就是湖湘学人；清代湘军将领也同样既是儒生出身，又能驰骋疆场；举兵起义的黄兴、蔡锷，既是舞文弄墨的书生，又是骁勇善战的军事将领；毛泽东既是诗人、哲学家，也是一位指挥军队南征北战的军事家。

另外，湖湘文化的闪光还来自于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的魅力。湖湘士人并无一般书生的那种柔靡、纤巧之风，而总是充满着豪迈、刚勇之气，故而他们在行为方式、性格特质、学术著述中，均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文化特质。他们的人格精

神、行为方式同样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光彩。

湖湘士人的人格魅力，与湖南民性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湖湘士人本来就成长于湖湘之地，他们的性格特质、知识学问、行为方式均打下了湖湘民性烙印，而湖湘民性是湖湘文化的草根性基础。

湖南是一个崇山峻岭遍布、滩河急浚的地方，这里处处是顽石赭土、地质刚劲，使得湘人具有山民的性格特征；同时，湖湘在先秦为荆蛮之地，向来民性强悍，被称之为“蛮民”。这样，湖湘的民性、民风一方面表现出质朴、笃实、勤勉、耐劳等特性，普遍具有实干家品格；另一方面，湘人向来被称之为荆蛮之民，一个“蛮”字鲜明地表达出湖南人倔强、刚直、任勇的性格。这种民风对湖湘士人是有深刻影响的。加之这些湖湘士人中许多本来就是农家子弟、山野之民。湖湘民性中那种勤奋、拙朴、倔强、气盛的性格在他们这些文人学士中亦有鲜明的体现。曾国藩是湖南山区的农家子弟，从小即边读书、边劳动，他身上具备的刚毅、顽强、拙诚、勤奋的特质，则是湖南山民的典型性格，他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名言亦是这种性格的一个侧面；毛泽东亦是一位农家子弟，他从小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的行为方式、性格品性同样鲜明地体现着湖南民性、民气中的坚强、独立、敢为人先的人格精神。

湖湘士人的人格精神，可不可以将它理解为陈独秀所赞誉的“湖南人底精神”？从总体来看，湖湘的文化人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的秉性，陈独秀称其为“湖南人底精神”、杨毓麟则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这种“精神”、“独立之根性”使湖南人才以群体的方式崛起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以，湖湘士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他们才能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口号，并且一代又一代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国济民的政治洪流中去。湖湘士人又是一批“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群体，他们普遍具备着坚毅顽强、踔厉敢死的强悍之气，故而能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不惜流血牺牲。湖湘士人还有一种敢于争先的任勇之气，他们勤勉、坚忍、大胆开拓而敢于争天下之先。这种“湖南人底精神”，正是湖湘知识群体中最具人格魅力的地方。

湖湘文化的源头

湖湘文化是长期以来现今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湖湘文化的“湖”指洞庭湖，湖南在该湖以南。“湘”即湘江，是湖南境内的第一大河。

最早称湖南为“湖湘”者是五代十国时担任潭州军府事的武陵人周行逢。到宋代时，朱熹称南宋时由胡宏和张先后在南岳和长沙岳麓、城南书院讲学的这一派为“湖湘学派”。元、明、清以降，“湖湘学派”的称法被学者们沿用，但同时

又有“湖南学派”、“湖南一派”、“湖南道学”、“湖南学统”、“潭学”“湘潭学派”、“湖南理学”、“湘学”等一些称法并列。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则多盛称“湘湖学”、“湖南学”或“湘学”。而真正称之为“湖湘文化”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早、中期，其时因为大陆出现“文化热”，海内外一些学者对于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湖南地方文化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从而便创造了这个名词。

湖湘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境内便有古人类在繁衍生息。可考的古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湖南境内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已发现的有900多处，其发展的状况表明，湖南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开始摆脱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经济，进入到古代的农业文明。而上古传说中的炎帝南徒葬于酃县舜帝南巡葬于九嶷山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那时的湖南与中原有着一定的联系。

湖南在新石器时代的全部文化积淀到青铜器时代，便都融入到逐渐形成的楚文化之中。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楚在当时被周人称作荆楚、荆蛮，其地域辖现今的两湖，都城在丹阳。

楚文化存储孕育于夏、商时期，其时也是中原文明泽被两湖的时期。考古材料显示，湖南受中原文化影响到商代才渐趋明朗，主要表现是在青铜铸造方面。商人的青铜铸造术在商代中期已传到湖南北部，商代晚期传至湖南中部和整个湖南。西周时期，在湖南境内仍表现为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两相并存和相互影响的局面，两者之间继续存在着地区性和民族性差异。

楚文化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特别是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加上楚人博采众长、因时变革的创造，从而形成了具有楚地诸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文化一经形成，便立即向四周辐射。据载向南辐射到两广，向东辐射到江西和安徽，向西辐射到四川，向北辐射到河南等地。

楚文化无疑成为后来湖南文化的源头。据古文献记载，湖南原为越人和“蛮”、“濮”等民族居住地。春秋战国时，随着楚国的征湘，楚人、巴人等楚国境内的民族便相继进入湖南并逐渐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湖南原土著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楚人入湘后，一方面征服和统治着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湖南的土著民族，一方面也推广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得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牧副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等都有了一定的进步和发展。并且商业的发展也促使了湖南各地城市的兴起。如澧水流域的鸡叫城、沅水流域的黄楚城，湘水流域的长沙城等等，其中以长沙城最有代表性。到目前

为止，仅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楚墓即达3000座，发掘材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长沙已是楚人聚居、人口稠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发达的城市。

楚文化的入湘与积淀

春秋时期，以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为国都的楚国国力迅速强盛，并开始致力于经营南方。其中一路自鄂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向南，于春秋晚期逐渐抵达今湖南地区。于是，这里原有的越文化被气魄宏大、化合北方华夏文化与南方蛮夷文化而成的楚文化所取代。长沙又成为楚文化在湖南的中心区域，呈现出繁荣的文化态势。

在楚文化入湘之前，长沙地区的越族尚未掌握文字，楚文化大规模入湘后，长沙先民开始较普遍地使用楚文字。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珍贵的先秦帛书，全书分甲乙两编，共写有948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它是我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又称缯书。它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数十年来，《长沙战国缯书》、《论长沙出土之缯书》等有关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可惜的是，它的原件已流落海外，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50年代，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批书写有楚文字的竹简，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和简册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自古有蒙恬造笔的传说，不少学者也依据文献记载，推断秦以前没有毛笔。长沙先秦帛书和竹简的出土表明早在秦代之前就已有毛笔存在。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发现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笔杆21厘米，制作者将其一端劈成数开，把上好的兔毫制成笔毛夹在中间，外面用丝线缠紧，再涂漆胶住。与毛笔放在一起的还有竹片、铁削和小竹筒等用于书写的工具。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毛笔，被称为“天下第一笔”。毛笔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它首先引来了一场书写革命，用毛笔蘸上墨汁，就可以把字写在竹片、丝绸和其他物件上，与以前用刀将字剥在甲骨、铜器上相比，要省力得多。用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十分灵便，由此推动了字体的演进。毛笔的产生，还引来了一场艺术革命，从此，毛笔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用具，壁画、帛画和漆器图案，帮依凭毛笔绘成。学者们根据长沙出土的第一支毛笔认为：毛笔的创造也许应归功于楚人，这实在是长沙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结论。

漆器艺术是长沙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据考古学家考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西北部是连片成林的漆树，因此漆的生产量非常大。人们将漆涂在木、竹、夹、革、藤制作的胎骨上，便制成了类别繁多，应用极广的漆器。50年代以来，长

沙楚墓共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漆器。生活用具有漆几、漆案、漆奁盒等，乐器有漆琴、漆笙、漆瑟等，兵器有漆弓、漆箭、漆剑鞘等，制作都相当精美。漆器的色彩有朱、白、黄金等色，对比鲜明强烈；漆器纹饰以龙、凤、云纹；几何纹为主，也有花瓣、菱形纹等。—件狩猎纹漆奁画面分为五栏，其中一、三、五栏为变形凤纹图案；第二栏绘两兽对峙欲斗，另有两猎人手持箭矛正在林间围捕一兽；第四栏是一人牵猴漫步，两兽前后追逐，有两只天鹅在地上啄食。这一幅以狩猎为主题的彩绘历经2000余年出土，依然绚丽夺目，生动逼真。50年代长沙五里牌出土了一件漆木虎子。它用整木雕成，昂首匍匐，双眼圆睁，两唇张开，四肢丰满，臀部肥圆，尾反卷连接后脑成为把手，整体雕刻构思巧妙，线条流畅圆浑，反映当时长沙漆器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绘画艺术已相当高超，漆器纹饰的丰富，色彩的华丽，以及出土帛画画面的生动精美都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人物龙风帛画；1973年又在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了人物御龙帛画，均为湖南地区楚国帛画的杰出代表。人物龙风帛画，上方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帮扶摇直上的龙，似欲飞升天国仙界；中部画一侧立妇女，高髻细腰，广袖宽裙，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层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人物御龙帛画画一男子危冠长袍，身佩长剑，侧身向左持缰御龙，龙奋首卷尾作腾飞状，龙的尾部和下部，还有一鹤一鱼。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画中内容反映了楚人死后乘龙驾凤灵魂升天的思想。它们构思谲诡，立意新奇，线条云流风动，往往有传神之笔，因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先生生前对人物龙风帛画极感兴趣，专门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阪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长沙地区的音乐艺术在楚国时期也已令人惊叹。楚人习俗喜歌善舞，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行军作战都要起奏音乐。乐器中以鼓为主，4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鼓身扁圆，腹壁弧圆，附有铜环钮，可以系绳悬挂，鼓身髹黑漆，其上用朱黄两色绘锁链式播龙纹，外形色彩极具艺术魅力。50年代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小木鼓直径仅14厘米，可以跪坐敲打。五里牌楚墓曾出土一件彩绘龙风漆盾，是一种用于舞蹈的器具。历年长沙楚墓出土的乐器还有笙、瑟、琴、铎等。考古资料证明，当时长沙的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出现了专业音乐演奏者——乐师及专业乐队群体。此外，楚人信鬼神，好祭祀，因而祭歌和巫歌巫舞在那时的流布相当广泛。

楚文化入湘后，长沙地区的诗歌文学、哲学宗教等明显发展。楚人善作楚辞，散文讲究用韵。长沙出土的帛书《天象篇》除个别几句外，通篇均为韵文。当、常、行、殃、伤、方押阳部韵，溃、李押微部韵，奉、那押东部韵……，可见长沙楚人已熟习了这种押韵体散文。

在思想方面，楚文化中占重点地位的阴阳术数思想于长沙地区表现充分。人们认为天干地支、四季年月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而神秘的联系，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死、婚丧、仕途升迁、战争胜败等一切世俗事务。由此，长沙地区盛行占卜术。子弹库楚墓帛书中就有“卜问吉凶”之语，并详细叙述了一岁中灾异的趋避、祭祀的禁忌，表明当时的人们以封筮来卜问神灵有关生老病死、婚丧、战争等现实生活行为的吉凶。

早先生活在长沙地区的越族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多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文化南下后又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两者互相融合影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宗教与神话。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有一个与人间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天上神仙世界和阴间鬼灵世界。依据长沙楚墓出土的帛书及屈原在湘所作的《楚辞》，可以得知湖湘先民一是信奉自然神，如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风神飞廉、雨师薄号、水神河伯、东皇太一、山神、湘君、湘夫人等，其中湘君、湘夫人是湘人特有的信仰；二是信奉英雄神，他们是族神、祖先神的升华，最突出的为伏羲和女娲，他们是天地万物之神，又是补天的英雄和确定岁时的神。还有炎帝和祝融。传说炎帝即神农氏，是中华先祖之一。他教人耕作百谷，并精通医药，相传在湖湘地区采药时误食断肠草而亡，“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祝融是传说中的火神。楚人尚火，自认是火神的嫡嗣，所以在神话体系中视融的地位也很高。相传祝融死葬衡山（古时属长沙），故衡山最高峰名祝融峰。此外，湖湘先民信仰的还有帝，是制定日月运行的神；以及管日之神，襄助其父祝融“授民以时”的共工氏等。

总之，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楚文化的南下入湘，长沙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繁荣态势，无论是工艺美术、音乐文学，还是哲学宗教意识都有显著发展，其中的许多因素至今仍对这一地区产生着影响。

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

春秋时期，以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为国都的楚国国力迅速强盛，并开始致力于经营南方。其中一路自鄂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向南，于春秋晚期逐渐抵达今湖南地区。于是，这里原有的越文化被气魄宏大、化合北方华夏文化与南方蛮夷文化而成的楚文化所取代。长沙又成为楚文化在湖南的中心区

域，呈现出繁荣的文化态势。

在楚文化入湘之前，长沙地区的越族尚未掌握文字，楚文化大规模入湘后，长沙先民开始较普遍地使用楚文字。20世纪40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出土了珍贵的先秦帛书，全书分甲乙两编，共写有948字，四周用朱、绛、青三色绘有神物、树木等图像和解说词，它是我国最早用毛笔与彩墨书画的珍贵图书资料，又称缯书。它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数十年来，《长沙战国缯书》、《论长沙出土之缯书》等有关论文与专著相继发表。可惜的是，它的原件已流落海外，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50年代，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大批书写有楚文字的竹简，为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和简册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自古有蒙恬造笔的传说，不少学者也依据文献记载，推断秦以前没有毛笔。长沙先秦帛书和竹简的出土表明早在秦代之前就已有毛笔存在。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发现了一支保存完好的毛笔。笔杆21厘米，制作者将其一端劈成数开，把上好的兔毫制成笔毛夹在中间，外面用丝线缠紧，再涂漆胶住。与毛笔放在一起的还有竹片、铁削和小竹筒等用于书写的工具。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毛笔，被称为“天下第一笔”。毛笔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造。它首先引来了一场书写革命，用毛笔蘸上墨汁，就可以把字写在竹片、丝绸和其他物件上，与以前用刀将字剥在甲骨、铜器上相比，要省力得多。用毛笔写字，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十分灵便，由此推动了字体的演进。毛笔的产生，还引来了一场艺术革命，从此，毛笔成为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用具，壁画、帛画和漆器图案，帮依凭毛笔绘成。学者们根据长沙出土的第一支毛笔认为：毛笔的创造也许应归功于楚人，这实在是长沙文化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结论。

漆器艺术是长沙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据考古学家考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西北部是连片成林的漆树，因此漆的生产量非常大。人们将漆涂在木、竹、夹、革、藤制作的胎骨上，便制成了类别繁多，应用极广的漆器。50年代以来，长沙楚墓共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漆器。生活用具有漆几、漆案、漆奁盒等，乐器有漆琴、漆笙、漆瑟等，兵器有漆弓、漆箭、漆剑鞘等，制作都相当精美。漆器的色彩有朱、白、黄金等色，对比鲜明强烈；漆器纹饰以龙、凤、云纹；几何纹为主，也有花瓣、菱形纹等。—件狩猎纹漆奁画面分为五栏，其中一、三、五栏为变形凤纹图案；第二栏绘两兽对峙欲斗，另有两猎人手持箭矛正在林间围捕一兽；第四栏是一人牵猴漫步，两兽前后追逐，有两只天鹅在地上啄食。这一幅以狩猎为主题的彩绘历经2000余年出土，依然绚丽夺目，生动逼真。50年代长沙五里牌出土了一件漆木虎子。它用整木雕成，昂首匍匐，双眼圆睁，两唇张开，四肢丰

满，臀部肥圆，尾反卷连接后脑成为把手，整体雕刻构思巧妙，线条流畅圆浑，反映当时长沙漆器工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绘画艺术已相当高超，漆器纹饰的丰富，色彩的华丽，以及出土帛画画面的生动精美都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在长沙南郊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帛画人物龙风帛画；1973年又在长沙子弹库一号墓出土了人物御龙帛画，均为湖南地区楚国帛画的杰出代表。人物龙风帛画，上方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帮扶摇直上的龙，似欲飞升天国仙界；中部画一侧立妇女，高髻细腰，广袖宽裙，双手合掌作祈祷状；下层画一弯月形物代表大地。人物御龙帛画画一男子危冠长袍，身佩长剑，侧身向左持缰御龙，龙奋首卷尾作腾飞状，龙的尾部和下部，还有一鹤一鱼。两幅画中的人物形象均为墓主人，画中内容反映了楚人死后乘龙驾凤灵魂升天的思想。它们构思谲诡，立意新奇，线条云流风动，往往有传神之笔，因而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郭沫若先生生前对人物龙风帛画极感兴趣，专门撰文给予高度评价，并写下《西江月·题长沙楚墓帛画》：

“仿佛三闾再世，企翘阪鹤相从，陆离长剑握拳中，切云之冠高耸。上罩天球华盖，下乘湖面苍龙，鲤鱼前导意从容，瞬上九重飞动。”

长沙地区的音乐艺术在楚国时期也已令人惊叹。楚人习俗喜歌善舞，无论是婚丧嫁娶，节日喜庆，祭祀天地，行军作战都要起奏音乐。乐器中以鼓为主，4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鼓身扁圆，腹壁弧圆，附有铜环钮，可以系绳悬挂，鼓身髹黑漆，其上用朱黄两色绘锁链式播龙纹，外形色彩极具艺术魅力。50年代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小木鼓直径仅14厘米，可以跪坐敲打。五里牌楚墓曾出土一件彩绘龙风漆盾，是一种用于舞蹈的器具。历年长沙楚墓出土的乐器还有笙、瑟、琴、铎等。考古资料证明，当时长沙的管弦音乐和打击音乐都很发达，并出现了专业音乐演奏者——乐师及专业乐队群体。此外，楚人信鬼神，好祭祀，因而祭歌和巫歌巫舞在那时的流布相当广泛。

楚文化入湘后，长沙地区的诗歌文学、哲学宗教等明显发展。楚人善作楚辞，散文讲究用韵。长沙出土的帛书《天象篇》除个别几句外，通篇均为韵文。当、常、行、殃、伤、方押阳部韵，溃、李押微部韵，奉、那押东部韵……，可见长沙楚人已熟习了这种押韵体散文。

在思想方面，楚文化中占重点地位的阴阳术数思想于长沙地区表现充分。人们认为天干地支、四季年月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而神秘的联系，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死、婚丧、仕途升迁、战争胜败等一切世俗事务。由此，长沙地区盛行占卜术。

子弹库楚墓帛书中就有“卜问吉凶”之语，并详细叙述了一岁中灾异的趋避、祭祀的禁忌，表明当时的人们以封筮来卜问神灵有关生老病死、婚丧、战争等现实生活行为的吉凶。

早先生活在长沙地区的越族居民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崇拜多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楚文化南下后又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两者互相融合影响，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沙地区的宗教与神话。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有一个与人间现实世界相对应的天上神仙世界和阴间鬼灵世界。依据长沙楚墓出土的帛书及屈原在湘所作的《楚辞》，可以得知湖湘先民一是信奉自然神，如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风神飞廉、雨师薄号、水神河伯、东皇太一、山神、湘君、湘夫人等，其中湘君、湘夫人是湘人特有的信仰；二是信奉英雄神，他们是族神、祖先神的升华，最突出的为伏羲和女娲，他们是天地万物之神，又是补天的英雄和确定岁时的神。还有炎帝和祝融。传说炎帝即神农氏，是中华先祖之一。他教人耕作百谷，并精通医药，相传在湖湘地区采药时误食断肠草而亡，“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祝融是传说中的火神。楚人尚火，自认是火神的嫡嗣，所以在神话体系中视融的地位也很高。相传祝融死葬衡山（古时属长沙），故衡山最高峰名祝融峰。此外，湖湘先民信仰的还有帝，是制定日月运行的神；以及管日之神，襄助其父祝融“授民以时”的共工氏等。

总之，我们可以得知，由于楚文化的南下入湘，长沙地区的文化呈现出繁荣态势，无论是工艺美术、音乐文学，还是哲学宗教意识都有显著发展，其中的许多因素至今仍对这一地区产生着影响。

贾生谪楚辞赋留名

公元前221年，历史进入了大一统的秦汉时代。这一时期，先秦诸子百家思想逐渐糅合，儒学独尊地位最初确立，汉赋和史学成就突出，佛教开始传人中国，道教逐渐形成。在这一种新的文化格局之中，长沙的汉代文化发射出令人眩目的光辉，这里拥有着贾谊、张仲景等一批文化巨人，丝织、漆器等工艺美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贾谊，雒阳（今河南洛阳）人。年仅18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著名于郡中，经太守吴廷尉的引荐，被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赴任太中大夫。贾谊希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一度欲提拔他任公卿之位，但遭到周勃、邓通等将相大臣的诋毁，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终于未受重用。前176年，贾谊被调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太傅。于是，在屈原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向长沙

走来。

长沙，在当时中原人的眼中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而臣诸侯王太博这个职位只对诸侯王负有辅导之责，并没有处理实际政事的权力，所以，贾谊怀着忧郁的心情缓缓南下。当他来到湘江边上时，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在脑海中展现开来。100余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如今自己也遭诬陷谪遣长沙，这是多么相似的境遇。贾谊触景感慨，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赋中写道（译文）：

“我奉诏待罪长沙，来到湘水边上，不由追念起自沉汩罗的屈原。你遭到世上无穷的谗言，乃至损灭了自己的生命；你真是可哀叹啊，逢上了这个不祥的时代！现在是鸾凤隐伏逃窜啊，而怪鸟却在高空翱翔；无才的不肖之徒靠谗谀得志，享受尊贵，贤明的圣人却无法立足，横遭诬言；说卞陋、伯夷恶浊，盗跖、庄却成了廉洁；称莫邪这样的宝剑为锈钝，锈刀却被赞为锋利。你实在无法施展抱负啊，为此而身亡！这就好比抛弃周鼎，却视瓦盆为宝物；将疲牛跛驴为作骖，反让骏马去拖盐车；帽冠低居在下，鞋履反巍巍高居。先生你真不幸啊，竟遭遇到这样的祸难！”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他在《吊屈原赋》中表示（译文）：

“天下九州都会有施展抱负的地方，又何必仅苟怀这一个都城？凤凰在千仞之上飞翔，选择有道德生辉的地方落下；如见到苛细的小人，险恶的征兆就重击翅膀离去。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