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

纪德君

关于《水浒》成书及版本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迄今已历百年。百年间，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积累，文献考证方法的日趋丰富，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水浒》成书与版本的研究也渐次深化，并不断有所创新与突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百年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以便为《水浒》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关于《水浒》成书研究

20世纪初，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现代意识，对《水浒》的成书过程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后来的《水浒》成书研究起到了开启、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而且为《水浒》成书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胡适于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水浒》成书。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于是，他便考证了宋元以来的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对水浒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过程，进行了系统探究，指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联系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了水浒故事发生、变化及形成之因，认为："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

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逃遁等事。"他还指出：南宋水浒故事之所以"发生与流传久远"，其原因就在于"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的心"。这些论述都是颇为精到的，并曾对鲁迅等论《水浒》产生过一定影响。另外，胡适后来还陆续写有《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致语"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均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这一系列文章，颇有成效地示范了着眼于历史演进的考证方法，在《水浒》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都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其主要人

物宋江，"亦实有其人"，"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水浒故事既经"辗转繁变"，难免异说纷纭，故鲁迅推断：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这便对《水浒》之形成过程作了简要概括。不仅如此，鲁迅还解释了"招安"之说产生的社会根源："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关于《水浒》"征辽"部分，鲁迅也指出："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关于《水浒》结局，鲁迅则认为："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者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些论述可能借鉴过胡适的有关论述，但更为精辟，故为后世研究《水浒》者反复征引，影响极其广泛。

在胡适、鲁迅的带动下，不少学人亦起而从事《水浒》成书的探究。李玄伯在《水浒故事的演变》（载《猛进》第28、29期，1925年）中把水浒故事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描述。第一是口传时期，没有系统，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平方腊，并且各地还各有其所喜爱的中心英雄；但过不甚久，就有了笔记的水浒故事，并成为元代水浒剧取材的渊薮，由于水浒剧取材于不同地方的水浒故事，因而内容、人物常异。第二个时期，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的短篇笔记，连贯成了长篇，截成一回一回的，变作章回体的长篇水浒故事"，当时至少有四种长篇水浒故事，即"水浒四传"：一传从误走妖魔起，至招安止；一传为平辽；一传为征田虎、王庆；一传为平方腊。第三个时期，约在明代，"即将水浒长篇故事，或二传，或三传，或四传，合成更长篇的水浒传。百回本即合三传（前传、征辽、征方腊），百二十回本即合四传而成。"第四个时期，即清初以后，"田王、征辽、征方腊三传皆被删去，前传亦被删去七十一回以后的事迹，加了卢俊义的一梦，变作现行的七十回本"这些论述虽然不乏可议之处（如胡适即指出征辽、征田虎王庆，以及征方腊，短篇话本，故而"水浒四传"之说难以成立），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指出水浒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具有"区域性"，即可以解决《水浒》成书研究中的不少困难。

稍后于李玄伯的郑振铎，在192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水浒传的演化》（见《郑振铎文集》

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文章认为，南宋水浒故事之盛行，源于民族矛盾之尖锐，因为深受外敌侵凌，当时人们自然想起"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于是"说书先生和好事文人，将他们编为话本或散文的英雄传。到了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故事，已由三十六位好汉，一变而增至"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各个英雄已有个别的描写，并且各剧的情节往往雷同，可见当时一定有了一部《水浒》，其作者或编者大约便是施耐庵。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施氏之作，重新编次，并添演征方腊一事，此即为《水浒》祖本。嘉靖年间，郭勋又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并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万历年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时加入郭氏本征辽一节，并增写征田虎、王庆。天启、崇祯间，杨定见则又取郭氏本刊行，而插入余氏所增之田、王故事，并加以润色、改动，定为一百二十回，遂成为一部完备的水浒全书。郑氏此文不仅清晰地勾勒了水浒故事逐渐扩大的经过，而且梳理了《水浒》版本的演化脉络，其不少见解为后世学者所赞同。

1930年，李逸侯作《水浒新序》；1933年，赵苕狂作《水浒传考》（两文均见于上海世界书局1948年版水浒传》），皆论及《水浒》之成书，不过与胡适所论大同小异，无甚新意。只不过赵文的有些论述更为全面。比如，谈到水浒故事之盛行民间，赵文就在胡适论述的基础上补充说："比至蒙古内侵，建立元朝，大好中原，全部沦入异族之手；一般人希望光复故物之心，不觉更加迫切，而想望英雄的心理也随之而俱加。所以，在这个时期中，水浒故事的创造与传布，更是非常发达的了"并且，该文还就某些问题提出异议。例如，关于征方腊，郑振铎等人认为这是实有其事，可赵文却认为虽然侯蒙曾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可当时并未被采用，考之正史，擒方腊者实为韩世忠，于宋江辈无涉。可是说故事的人误会了侯蒙之言，未加考证，就以此为据，真的认为方腊是宋江平定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部分学者认同。

建国以后，聂绀弩、严敦易、何心、陈中凡、王利器等人继续致力于《水浒》成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于《水浒》成书过程的认识。

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指出《水浒》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民口头创作阶段；民间艺人讲述、演唱和记录阶段；编辑、加工、改写阶段。到了最后这一阶段，《水浒》才变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长篇小说的基础。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也把水浒故事的产生经过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茁发期"、"融合炼铸期"和"凝固定型期"。第一阶段，以抗金题材为主；第二阶段，以英雄人物出身、经历、行为等为主，抗金的题材减少；第三个阶段，抗金的题材差不多全消失了。最早的水浒传说是用"说话"形式流传的，在南宋已有了有关水浒英雄人物的几

个片段，这还是"说话"中的"小说"家数；由"小说"而和"讲史"合流，长篇《水浒》才得以成型。在元代，究竟有无一部《水浒》平话，虽还不能确定，但当时水浒故事却已到了成熟时期，今本《水浒》面目的定型或许已具有了。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再版）第一章《（水浒传）故事的来源》也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宣和遗事》及元朝和明初杂剧对《水浒》成书的影响；其第五章《（水浒传）的演变》则着重探讨水浒故事及其版本的流变。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南京大学学报》1955年创刊号）也指出，宋代只有零散的水浒话本，没有长篇；元代出现的《宣和遗事》是《水浒》最早的底本；元代水浒杂剧确定了水浒故事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它的内容；然后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才得以成书。王利器《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文学遗产》第16期，1954年）则主要谈"梁山好汉"的创造过程，认为："施耐庵总结了宋江一百八人在太行区域，在楚、海州等地，从事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宝贵的丰富的战略上的地理知识，认为搞农民革命运动，不能停留在'流寇'式的阶段，而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于是吸收其精华和经验，来造一个很理想的，水陆条件具备的梁山泊。因之，这样一个梁山泊，是通过施耐庵概括的加工，而把它典型化了。"另外，当时几部颇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也对《水浒》的成书过程作了梳理和描述，兹不赘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浒》成书研究又不断有所突破和创新。例如，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指出，《水浒全传》"所根据的底本，大致有三种：一是以梁山泊故事为主的本子，二是以太行山故事为主的本子，三是以述及方腊故事的施耐庵的本…，"《水浒全传》当成书于元时"。闻莺《（水浒传）流变四章》（《水浒争鸣》第3辑），根据杨慎《升庵词品拾遗》转引《瓷天脞语》所记关于宋江潜至李师师家中题《念奴娇》词于墙壁一事，认为这条记载说明在元代前期确有一个水浒故事的定型蓝本在流传。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和艺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版），不仅认为水浒故事是由强人说给强人听的，强人实即抗金的忠义人，而且还指出岳飞曾与忠义人合作，是华北民众抗金运动的领导人物，其功业和结局，成为《水浒》创作的最大一股推动力，宋江本人也很像岳飞，从人品上的忠君爱国与仗义疏财，到事迹上的内平群盗、外御夷狄、含冤而殁、封侯立庙等，都有岳飞的影子。马成生《水浒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水浒》成书，除了吸收宋元以来的民间传说和各种文艺形式的有关作品之外，还就地取材，"因事立题"，融汇了元末明初的不少"时事"，其中《水浒》中的"征方腊"就是以朱元璋征伐张士诚的一些事迹为素材，予以融化而成。侯会《（水浒）

源流管窥》（《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通过对《水浒》出场诗的考察，认为："《水浒》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后来，他又陆续撰文探讨《水浒》的成书过程，提梁山泊——洞庭湖"之说，认为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影响了《水浒》创作，"这种影响不是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而是涉及小说情节的主要方面，如水上斗争模式的建立、义军规模及领导层的构成；朝廷剿抚兼施的应对之策，起义的结局及善后等等。其中钟相的影响最大，不但晁盖、宋江形象部分取材于这位义军领袖，祝家庄、曾头市等关目中也有他的身影。"（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以上这些论述，都是颇有见地的，大大地拓展了《水浒》研究的思路和视野，给人以丰富的启示。

而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则对《水浒》成书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系统梳理，指出南宋以来宋江故事按地域分成太行山、山东梁山和江南几个分支流传，第一次将各分支故事聚合在一起的是《宣和遗事》，它以梁山泊的分支故事为主，拼合痕迹宛然。由元入明，水浒故事仍是民间说书的热门话题，特别是民间秘密宗教和流民问题，乃是催生《水浒》的现实土壤，《水浒》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最突出的如江湖义气，复仇观念，以及对女性的畸形偏见，其实都是流民意识。《水浒》成书之初的状况应当是前七十回的内容加上最后覆灭的部分。这个最初的成书，是在《宣和遗事》的格局上吸收了太行山分支和江南分支的内容。至征方腊"故事，并非成书时所有，而是从明人吴从先所见的《水浒》中移植改编的。"征辽"虽为百回本《水浒》所有，但也是后来加入的，理由是梁山英雄不损一将一卒，就将辽国打得溃不成军，这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再者，这部分的战争描写与前面的战争描写比较起来实在太蹩脚，令人难以相信出自同一人之手。"征田虎、王庆"，则是在有了百回本的规模之后加入的，这在《水浒》前七十回书里很少提到或暗示过，而征讨过程中梁山英雄无一阵亡，王庆的故事也有几处与林冲犯重。

关于《水浒》的成书时代，通常认为是元末或元末明初，也有学者认为成书于明代。不过，究竟成书于明代什么时期，却有不同看法。周维衍《（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从历史地理方面考证，认为："《水浒传》当成书于洪武四年到十年（1371－1377）之间。"张国光《（水浒传）祖本探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从地理、历史、文献记载、文学进化的规律，以及《三国演义》对《水浒》的影响等方面，论证《水浒》当成书于明代嘉靖十一二年间。对此，李永祜《（水浒）中的地名证明了什么?》（《水浒争鸣》第4辑）、《（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水浒争鸣》第5辑）两文提出异议，认为《水浒》中不少地名并非如张文所说属于明代建制，明代文献记载可证

《水浒》在嘉靖以前就已存在，而从水浒故事的发展来看，元末明初能够创作出成熟的《水浒》。张颖、陈速《（水浒传）成书元末明初新考》（《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也通过官名、地名的考辨，指出书中有关"江西信州"与"总兵府"、"总兵"的描写等，彻底推翻了所有的"《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之说，证明《水浒》写成于元至正二十年至明洪武十一年前。

马成生《水浒通论》则认为《水浒》成书于朱元璋杀戮功臣之后的若干年。李伟实《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认为《水浒》当成书于明代宣德八年之后，不会早于成化前期。在《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一文中，他又断定《水浒》的产生，当在明弘治初到正德初这二十年间。石昌渝《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则通过兵器描写的辨析，断定《水浒》成书时间的上限不能早于正德末年。在《（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上海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一文中，他又作了更全面的考论，提出："《水浒传》没有嘉靖以前的版本，嘉靖前也没有人知道《水浒传》"；"《水浒传》所写土兵，非宋朝之土兵，而是明代弘治以后的土兵"；"《水浒传》写人们在商品买卖中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统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以后"；"《水浒传》描写的腰刀在明代中期才大量装备军队，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嘉靖间才有的火器"。据此，《水浒》成书时间当在嘉靖元年至十九年（1522－1540）之间。王丽娟《（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则从李开先的《词谑》人手，通过考证崔铣、李开先等评论《水浒》的时间，从而断定《水浒》成书的下限应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又通过对杨慎《词品·拾遗》、钱希言《戏瑕》及高儒《百川书志序》的细致分析，再结合杨慎与崔铣、文征明之间的关系，推断《水浒》成书的上限应不早于嘉靖三年。这些见解，不仅有助于《水浒》成书时间问题的解决，而且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也很富有启迪意义。

二、关于《水浒》版本研究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曾介绍了四种重要的《水浒》版本，并指出金圣叹自称的"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七十卷"是假话，实际仍是百回本删削而成。这就纠正了胡适对于金圣叹的误信。另外，他还根据《水浒》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疏密等，将《水浒》分为"简本"和"繁本"，并认为"文词蹇拙"的百十五回简本"盖近"《水浒》原本，其"成就殆当先于繁本"。胡适对于《水浒》版本研究，用力甚勤。其《水浒传考证》与《水浒传后考》研究版本的结论是：元朝尚无《水浒》；明初出现了"原百回本水浒传"；弘治、

正德时期，另有一种七十回本《水浒》，乃据"原百回本"重新改造而来，大致同于后来的金圣叹本；嘉靖时期，郭勋刻百回本《水浒》，大概是用七十回本修改原百回本；明末，杨定见、袁无涯编刻百二十回本《水浒》，采取李卓吾百回本而加入"征田虎"和"征王庆"；到金圣叹才有七十一回本出现；金本通行后，其他各本皆渐稀少，于是书坊遂把原百回本的后半部抽出单印，名为《征四寇》。后来，胡适又作《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参酌鲁迅等人的见解，对上述说法略作修正，认为金圣叹本实据李卓吾百回本删节而成，并承认《征四寇》是从闽中坊贾删节的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等中节录出来的。至于，简本与繁本的先后问题，胡适则认为"鲁迅先生所举的理由，颇不能使我心服"。自然，他是认为繁本在先的。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对《水浒》版本演化的研究，前文已述。兹将他所作的版本演变示意图，略加变化，予以介绍：南宋·最早的祖本→（?）宣和遗事（节本）→元·施耐庵本→元明之间·罗贯中本（二十卷）→嘉靖·郭勋（?）改编增订本（一百回）→万历·余象斗增订全本（二十四卷一百二十回?）天启崇祯间·杨定见编定全本（一百二十回）一顺治·金人瑞删本（七十回）一乾隆·后水浒。今天看来，其所说的"祖本"、"节本"，及元代"施耐庵本"，皆不准确；至于说元明之间的罗贯中本是"今本《水浒传》之所从出"，亦属推测。但是，他说"嘉靖间郭勋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大异其本来面目"，"又加入征辽一节，共应百回"；又说"万历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序并加入郭氏所增的征辽一节，和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庆二节"等等，这些说法还是甚有见地的。

孙楷第《水浒传旧本考》（载《图书季刊》1941年第4期，收入《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认为《水浒》繁本当先于简本。他说："《水浒传》自明以来行世者有数本：一叙事详，其所演有征辽而无征田虎王庆事。今见百回本是。一文字极略，即从百回本节出其所演于征辽外更增入征田虎王庆事。今见百十五回百十回诸本是。一即百回本增加二十回，此二十回演日虎王庆事虽据百十五回等本，而文加藻饰，顿异旧文，今所见袁无涯刊本百二十回本是。一为删定本，即金圣叹七十回本。此四本中要以百回本为近古。"他还以明韵安刊大涤余人序本百回本《水浒》为据，推测《水浒》旧本当为词话，而《水浒传词话》当为元末南方书会所编，这从百回本《水浒》杂有吴语越语之例可知。不过，他又说："今行百回本《水浒传》，以文论非纯粹译方文学，亦非纯粹北方文学；其书底本固不可谓纯属北客寓南者所作，亦不可云纯属南人所作，乃自南宋以井南方书会递相传授肆习之本。其最后成书当在元末。其易词话本为说散本，似在明熙、宣之后，正、嘉以前．今行百回本《水浒传》，当自明嘉靖时郭勋本出。"这些观点曾为后人在不同程度上采信。

赵景深《水浒传简论》（载《国文月刊》第73期1948年）颇赞同孙楷第上述观点，并

进而指出："明科中晚叶还有《水浒传词话》普遍地流行着。"对于金星叹本《水浒》，赵文认为这是圣叹"托古改制"，并解释其结尾所添的恶梦，说："他用嵇康来影射张叔夜，因为嵇康的字正是张叔夜的名，而张叔夜字嵇仲，首字又是嵇康的姓。正史上正说的是张叔夜擒其副贼，所以让卢俊义做梦，不叫宋江做梦了。"这一见解可谓新颖而恰切。

建国以后至五、六十年代，《水浒》版本研究，主要涉及的是简本与繁本的关系、《水浒》版本的流变笔问题。

关于简本与繁本的先后，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简本先于繁本。何心《水浒研究》第三章《（水传）的版本》，胪述了《水浒》的繁本、简本、残本及佚本，并根据百十五回简本的回目拙劣幼稚、书中任伺人讲话都用"日"字，书中有几处文字反比各繁本为多等证据，推断它是现存各本中成立最早的本子，最接迈原本。其二，简本出自繁本。郑振铎在三十年代所写的《水浒传的演化》中曾认为万历年间闽刻简本百十五回《水浒》等出自于罗贯中原本。但1954年，他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水浒全传》所写的序言中又修正了以前的看法，认为闽刊简本出自于郭勋所刊的百回本，只是它们"把一百回本的原文大加删节，又平空添入'平田虎、王庆'的故事，这就成为所谓'文简事繁'其三，简本、繁本自成系统。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认为，简本、繁本，原则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实难以考定出究竟是由"繁"删简，还是由"简"来润色成繁。

关于简本与繁本的异同。何心《水浒研究》第四章《简本与繁本的不同》仔细地比勘了百十五回简本与百回、百二十回繁本，指出它们在回数、回目、众英雄名号、情节、文词诸方面的出入，这对于认识简本与繁本的异同，颇有便益。

关于版本的流变。何心《水浒研究》第五章《（水浒传）的演变》，认为《水浒》中征辽、征田虎、征王庆三段，皆为罗氏原本所固有，并非后人增插。据他的研究，《水浒》的演变，可以简单地图示如下：元末明初·罗氏原本（百十五回?）→"全传古本"（百二十回）→"原百回本"（署名编者为施耐庵、罗贯中）→嘉靖·郭勋修改编订"原百回本"→万历·建阳书贾删节"全传古本"而为百十五回本（熊飞序刻）或百十回本→万历三十年之后·容与堂刊百回本、四知馆刊百回本（皆修润"原百回本"而成）→崇祯初年·袁无涯刊刻百二十回本（以郭勋刻本为底本，吸收、加工征田虎与王庆故事）→崇祯末年·金圣叹删改本（七十回）→清朝·《后水浒》（即《征四寇》，取自百十五本后半部）。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对于各种《水浒》版本也作了细致考察，认为明初极少有关《水浒》的记载，到了明中叶郭勋刊本出现后，才有了多种刊本的盛行。在刊本出现之前，已增入征辽故事，并扩展为一百零八人。郭勋刊本，是今知最早的本子，似属繁"本系统。在郭本后，百回本等未续出之前，福建书

商刻出属于"简"本系统的一些刊本，开始增入田虎、王庆两部分。然后，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又吸取了闽本的田、王部分。这多种版本可以定为"繁"、"简"、"综合"三种不同的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水浒》繁本和简本孰先孰后的问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论证。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种是"由简人繁"说。聂绀弩《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认为："简本在先，繁本在后，繁本由简本加工而来"，并指出："繁本出于简本，也并非说老百回本出于现存的某一个简本。繁本所据以加工的那种简本，可说现在已经没有了，也可说现在还未发现。那种简本当是嘉靖以前的、和一切有年代可考的现存简本的祖本或祖本的祖本而且又高于它们的一种本子。"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见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认为百十五回本渊源极早，当为简本代表，并疑此本以前另有未增人田虎、王庆的百回简本。何满子《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简本渊源及其作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也认为"以《水浒》的故事系统完整的本子来说，简本形成在前，繁本集撰于后。"

一种是"删繁为简"说。王根林《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将现存最早的繁本《天都外臣序本》（简称《百回本》）与现存最早的简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简称《评林本》）加以比较，"发现《评林本》是当时书坊庸贾为牟取利润而将《百回本》删节而成。由于在删节时粗制滥造，故书中保存着许多脱胎于繁本的痕迹"。文章还指出，百十五回简本晚于《评林本》，不应以它为依据来论证繁本与简本的先后关系。张国光《鲁迅以来盛行的（水浒）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见其所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版），追溯了"由简到繁"说和"删繁成简"说这两派的源流及其基本论据，也认为简本系由繁本删节而成。傅隆基《从"评林本"看（水浒）简本与繁本的关系》（《水浒争鸣》第5辑），将"评林本"与"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加以对照，认为"评林本是就百回繁本删略、省并、'增补'（增补了田王故事）而成"。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认为《京本忠义传》是"介于繁本和其他简本之间的一个简，它的发现再次证明了简本晚于、出于繁本的结论。

一种是"简繁相互递嬗"说。欧阳健《（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文史》第15辑，1982年）认为："只有以辩证的观点把《水浒》不同形态的版本之间的关系看成为一个密切相关而又相互递嬗的发展过程"，才能对版本的演变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阐述。他认为，《水浒》的简本和繁本的相互递嬗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有田、

王而无辽国"之简本发展为"去田、王而加辽国"之繁本；第二阶段。由"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繁本删节为"有辽国而无田、王"之简本；第三阶段，添加改造后的田、王"之繁本产生前后，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分"之简本。一种是"繁本和简本的先后问题难以断定"说。马幼垣《呼吁研究（水浒）简本意见书》（《水浒争鸣》第3辑）认为，若是研究版本演革、成书演易等，在未尽看现存各种重要本子，详作比勘之前，谁都无资格下结论。在《排座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6期）一文中，他又说："纵然田虎、王庆部分晚于包括前七十回、招安、征辽、征方腊的百回繁本，也不等于简本中与繁本相当的部分尽皆后于繁本"，"故证明若干部分晚出，并不等于其他部分非晚出不可。另外，学者们还就《水浒》的祖本及金圣叹是否腰斩过《水浒》等问题，展开过讨论。关于《水浒》的祖本。张国光《（水浒传）祖本探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认为明嘉靖间郭勋刊刻的《水浒》就是各种《水浒》版本的祖本。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认为《京本忠义传》是《水浒》诸种版本中唯一的祖本。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认为明高儒《百川书志》所记的"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是现知所有明代《水浒传》版本的祖本。周继仲《容与堂刻百回本（水浒传）应当为（水浒传）祖本》（《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则认为在目前郭勋刻本《水浒》残缺的情况下，容与堂本是最能体现真正古本面目的本子。

关于金圣叹是否腰斩《水浒》问题。金圣叹腰斩《水浒》为七十回本，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异议。王珏《〈水浒传〉版本之谜》（《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即认为不能把七十回本与金圣叹伪托古本看成一回事，金圣叹之前确有七十回本。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认为，"腰斩问题成为'定'说的根据，全属悬拟之词"，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他所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确有所本，它就是嘉靖时人腰斩郭勋百回繁本改写而成的本子。对此，王齐洲《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与周岭同志商榷》（《江汉论坛》1998年第8期）指出周岭用来否定"腰斩"说的证据不是新材料，这些材料的可信度较低，而且他对材料的理解也存在问题，因此并不能推翻"腰斩"说。崔茂新《从金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则从金圣叹评本《水浒》内部寻找证据，证明金确实腰斩过《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