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二十世纪以来《长恨歌》研究之三：爱情主题说

在建国后三十年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论争中，“爱情主题说”似乎并不占优势。我国有源远流长的儒家诗教传统，这一传统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相对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因此往往要求作品就重大社会问题发表政治性的看法，而较少涉及极其普泛化的爱情。即使在作品中写到爱情，也往往是作为比兴寄托的手段而出现的，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种诗教传统不仅影响文学创作，而且也影响文学批评，因此，在对作品进行批评时，往往以有无讽谕惩劝为重要的最衡量标准——有则称扬之，无则贬斥之。建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规避或忽视普泛化的感情。在文学研究领域，奢谈封建帝王后妃之间的爱情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即使在持“爱情主题说”者那里，李、杨的爱情也往往被泛化为普通人民大众的爱情，仿佛不如此便不值得肯定和赞扬。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深入，学术空气逐渐活跃，学术禁忌逐渐解除，“百家争鸣”再次也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伴随着学术春天的来临，持“爱情主题说”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并日渐受到比较多的人的注意，此派观点在整个《长恨歌》研究中所占的分量也逐渐加重，以至后来占据了一定的优

势。

持“爱情主题说”者的主要观点，大多与持讽谕主题说者针锋相对，

其大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李、杨可能而且确实存在真正的爱情。持“讽谕主题说”者多从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李、杨不可能存在爱情，但持“爱情主

题说”者则认为，探讨《长恨歌》的主题，应完全从作品本身出发，从作品提供的人物形象出发，必须把作品中的李、杨与历史上的李、杨区别对待，而不能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代替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分析。白居易在创作时，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作了筛选和剪裁、改造，剔除了那些不利于表现李、杨爱情的东西，选取和集中了那些最能表现李、杨爱情的真挚、纯洁、缠绵、坚贞的东西。如把杨贵妃描绘成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纯洁少女，而隐去了历史上的杨贵妃曾五年为寿王妃、后为女道士等事实，隐去了历史上她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也隐去了唐玄宗与杨氏姊妹特别是虢国夫人的丑行等等。持“爱情主题说”者还针对持“讽谕主题说”者利用恩格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官方社会以外纔有”，以及“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的论断否定李、杨爱情的观点，指出恩格斯所指的是王公年轻时由父母决定的那种婚姻，而李、杨的结合显然不属此例。恩格斯在上述论断之后，接着又说：“至多只是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纔有这样的事情。”李、杨的爱情关系正属于这种“浪漫事迹”。因此，断定李、杨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是一种误解，而不是对作品内涵的深刻揭示。虽然持“爱情主题说”者提供的个别论据有些似是而非，但其主要观点显然具有更多的合理

性。

第二，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不归入讽谕诗[1]，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李、杨故事的定位，因此不能用他创作讽谕诗时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解释《长恨歌》。持“爱情主题说”者认为，《长恨歌》完成之时，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还未完成，其理由是：《新乐府》为元和四年、五年时所作，时白氏入朝为左拾遗，在谏官任上得以了解天下病痛，时政得失，纔以诗为谏。元和十年，贬官江州司马，在《与元九书》中总结自己创作讽谕诗的实践经验，纔得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纔告形成，因此不能以后律前，把后来纔有的理论硬套在以前创作的作品的头上。而白氏在元和元年“所作的《策林》虽然提出了作讽谕诗的见解，但这是为了应制举而闭门赶出来的文章，并非作者对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或正在实行的主张。”[2]持爱情主题说者的辩解有些牵强，持讽谕主题说者把白氏元和元年的创作和元和三、四年时的创作混为一谈也显然不足取。因为白居易元和元年制举中第后，对被授予盩庢尉很不满，曾经一度有归隐之想，而元和二年以后，被调归京师，官职升迁很快，对宪宗也心存感激，一心一意要补察时政以报答皇帝知遇之恩。时过境迁，即使对同一题材也可能有前后不同的感悟与体认，笔底“风光”完全有可能不同，因此用新乐府中《李夫人》等相关作品代替或置换《长恨歌》的主题是不可取的，也应该是十分错误的。

第三，《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应分别对待，不能等同。《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虽然紧密相关，但毕竟是由两个人创作的两篇不同作品，所谓“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只是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推测，不能代表白氏的本意。揭示《长恨歌》的主题，更主要的是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细致中肯的分析，推导出真实可靠的结论。而且，从《长恨歌》中，根本看不出杨妃专权干政的痕迹，也不存在杨贵妃狐媚惑主的事例，那样的历史教训从何得出来？持爱情主题说者企图撇开《长恨歌传》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是不足取的，因为《长恨歌传》与《长恨歌》题材既相同，创作又同时，而且写成之前白居易与陈鸿、王质夫还在一起讨论过李、杨故事，应该说陈鸿对《长恨歌》主题的把握不应出现大的偏差。而持讽谕主题说者不顾陈鸿传奇存在的版本差异，径取通行本《长恨歌传》[3]“创作缘起”中的议论而对其他版本不深考细辨即舍此取彼也不为妥。

第四，《长恨歌》前半部分对李、杨爱情生活的描写，有些诗句含有一定的讽刺或谴责意味，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爱情歌颂主题。因为这些讽刺或谴责的分量是比较小的，是次要的，而对爱情的歌颂则分量大得多，是主要的。白居易如此写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作者对李、杨沈湎于骄纵淫佚的生活以至荒败朝政，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的事实表示不满，而对他们的爱情与不能长相厮守的不幸遭遇抱有同情。另一方面作者为了交代李、杨爱情发生发展时的情形，以展开故事情节，揭示

其悲剧性结局的必然性。实际上，一些持爱情主题说者与持双重主题说者一样，均认为《长恨歌》既存在对李、杨爱情歌颂的成分，又存在对李、杨爱情谴责批判的成分，分歧仅在于持双重主题说者认为两种成分不分彼此，没有轻重之异，而持爱情主题说者则认为歌颂爱情的成分重，谴责批判的成分轻，不能对等。无论黑白还是白黑，其思维方式并无二致，即都认为《长恨歌》存在着矛盾对立、互不兼容的两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在处理比较简单的问题时也许能够奏效，而在面对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就不能不遭遇尴尬：既要承认作品是一篇成功的优秀作品，又要承认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的思想感情。

另据日本学者下定雅弘教授《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4]一文介绍，日本学者也大多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对李、杨真挚、缠绵、坚贞不渝的爱情的赞美。他说：“战前，铃木虎雄在《白乐天诗解》（弘文堂，27。东京弘文堂再版67）一书里说，‘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惩尤物、诲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败的。’吉川幸次郎《新唐诗选续编》（岩波书店，54．5。筑摩书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一、73）认为，它是根据对两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创作的。近藤春雄《论长恨歌》（爱知县立女子短期大学纪要6，55．12）一文说，它是吟咏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地逝世的长恨。”另外，川合康三《论长恨歌》（《中国的人性探求》83．2）一文，“指出前半与后半都有

‘搜求——获得——丧失’的情节，而且以这个情节为基础前半和后半有对应关系。作者说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后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贵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个蒙天子宠爱的女人，在后半却是积极倾诉自己的爱情的女人。这样，《长恨歌》表现出了男女相爱的世界。”入谷仙介在《唐诗名作选》（日中出版，83．11）一书中对《长恨歌》作了详细说明，认为“《长恨歌》是纯粹的恋爱悲剧。白居易很勇敢地咏出新乐府而批判当时的政治腐败，他这勇敢的精神把专制君主的情事改为人类普遍的爱恋故事了。”丸山清子也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以悲剧告终的爱情，是对‘失去的爱情’所抱的长恨。”[5]但她同时又认为，白居易对李、杨的爱情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没有把它“单纯地当作爱情问题来处理”

[6]，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她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爱情主题，只不过作品存在一些干扰主题的地方。在台湾，一些学者也认为，“……而《长恨歌》的根本价值正可由此考虑。他（白居易）廓清了一切杂质，还原了爱情的纯粹面，抒发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纯净感情，创造出中国文学传统里至情至爱的艺术典范。……白居易肯定了两人情爱之真，纔写出了《长恨歌》千古名作。”【7】“他（白

居易）要通过李、杨爱情悲剧，表达一种爱而不得其爱，却又不能忘却这种爱的‘永恒的遗爱’。”【8】

[1] 白居易生前，其集子经过了几次编辑：长庆四年，元稹为之编定《白氏长庆集》，计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为诗，，后三十卷为文；大和九年，白居易亲自编定《白氏文集》六十卷。此集并非简单地附作品于后，而是将增补的部分内容分别编于原来相应的卷次之下；翌年即开成元年，编定六十五卷本；开成四年，编定六十七卷本；会昌二年，编定七十五卷本。集子的编辑虽非出于白氏一人之手，但其分

类应能代表白居易对作品的定位。

[2] 马茂元、王松岭《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院学报》，

1983年1期。

[3] 所谓通行本，指《文苑英华》、《白氏文集》所收《长恨歌传》。

[4] 《西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5] （日）丸山清子《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年版，第140页。

[6] 同上，第149页。

【7】（台）王安祈《<长生殿>改编本举隅》，《中国文哲研究通

讯》第十一卷第一期。

【8】（台）唐葆祥《<长生殿>及古典名剧的改编》，《中国文哲研

究通讯》第十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