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新闻写作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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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体文化心理上的差异
1．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向内求的内向型文化。它善于将外界的矛盾冲突诉诸于内心的精神力量，使之得以消融、化解，进而达到内外一致的状态。这种“天人合一”的文化注重人主体精神的弘扬。当人与自然发生冲突时，也总要凸现人主体的力量，显现人面对自然无往不胜的精神。如新闻媒体对1998年漫布中国大江南北的特大水灾的报道，就典型体现了这种思想和文化心理特点。
当然，弘扬人精神力量的同时，也要恰当地对自身行为做一定的反省和反思，如被称为“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事件（1987年）的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就是对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哲理思考和解说，是从人与自然冲突悲剧性的一面来反思人与自然合一、与社会合一的现象。
2．西方文化受基督文化影响很深，西方人认为人想求得庇护，就必须向远处的基督教去诉求，每个人都应有鲜明的个性，一个人不断发展自我个性、实现个人价值，就是不断缩短自我和上帝的距离。所以，西方文化是注重个体意识的外向型、断裂性的文化。
西方文化的特点决定其新闻中人物的个性化特征鲜明。如果说中国文化群体意识的特征造成新闻人物常是一类人物的代表，形成的是模式化、类型化的人物，那么，西方新闻报道中的人物则是黑格尔笔下所说的“这一个”，绝不雷同。即使是同一记者笔下的人物报道，人物也因各自外在的性格不同而面目迥异。
我国新闻报道中人物多是“扁平形”高大全式的人物，人物和实际生活拉开了一定距离，在这距离中，新闻记者将新闻报道艺术化、审美化，实现了一种精神追寻，读者也从中得到了精神净化和升华。
西方新闻报道中的人物多是“圆形人物”，生活实感强，但由于其过分注重“写实”，缺少“形上”层面的精神意蕴，因此很难看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风貌。
二、思维方式不同
钱穆曾在《略论中国文学》中说中国人重生命相通，西方人重事物相异。我们善作求同思维，当一种文体形成，会因袭很长时间，如曾一度流行的“新华体”。求同思维易在新闻写作上形成僵化的模式、套路。
西方人求异思维决定了西方记者总在每篇报道中进行各种创新和探索，以求相异，这突出表现在导语的设计与写作上。西方新闻认为，“导语是记者展示其杰作的橱窗”（［美］威廉·梅茨《怎么写新闻》第21页），因此他们总在导语上花样翻新。同一件事，中西方记者的导语就迥异其趣：
［路透社东

京7日电］“啊，新娘子，让我看看你的脸蛋吧！”正在中国访问的大平首相夫人大平志华子，7日访问北京动物园，看望赠送给日本的熊猫“欢欢”。
［新华社电］大平首相夫人大平志华子，今天下午由邓小平副总理夫人卓琳陪同到北京动物园观看中国人民的礼物———大熊猫。
三、新闻倾向性表现的方式不同
中国的内向型文化使中国新闻报道在倾向性上显示出强烈的主观倾向，而西方新闻报道则显得较为客观化、中性化，注意在新闻写作中隐蔽倾向性，使一般受众不知不觉地接受记者和媒体所要传达的立场和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高超的技巧和手段，是西方媒体发展成熟的表现。
在我国，由于媒体发展史短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新闻写作上的不成熟，使倾向性和立场的表露显得过于浅露、直白，表现技巧和手段单一，带着很强的说教性。近年来随新闻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已大大改善。
四、新闻价值判断的侧重点不同
新闻价值由重要性、显著性、新鲜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组成。在不同类别题材的新闻中，衡量新闻价值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我国新闻报道中，判定新闻价值一般是以政治思想上的重要性、显著性为首要标准。只是近年来随新闻事业改革的深化才逐渐重视趣味性等因素。而西方新闻报道中则把新奇性、趣味性以及人情味等因素放在首要位置，一场橄榄球比赛在媒体中的位置要高于一次火药味甚浓的总统竞选演说。同是发生在中国的一起拐卖妇女案件，中国媒体将警方侦破案件的过程作为报道的重点，表现警方的敬业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西方媒体则把妇女被拐卖的过程及拐卖后的遭遇作为报道的重点，表现出一种猎奇、窥探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