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听证申请书

再审听证申请书

再审听证申请书

申请人：宫绍洪，男，1950年4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职业。捕前住ｘｘ省ｘｘ市大ｘ街道新华委。现于ｘｘ第一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人：王淑娟，女，197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捕前住ｘｘ省ｘｘ市长山镇柳条边村八组。现于ｘｘ第一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人：于永香，女，1968年12月30日出生，满族，小学文化，农民。捕前住ｘｘ省ｘｘ市长山镇窟窿山村后庄家屯组。现于ｘｘ第一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人：于永芳，女，1966年ｘｘ月8日出生，满族，初中文化，农民。捕前住ｘｘ省ｘｘ市长山镇卧龙村同兴西组。现于ｘｘ第一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人：刁勇，男，1976年5月23日出生，满族，高中文化，无职业。捕前住ｘｘ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新宾镇三教寺街。现于抚顺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人：宫绍英，女，1956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捕前住ｘｘ省ｘｘ市新兴街道大海委海港小区82-4-2ｘｘ号。现于ｘｘ第一监狱服刑。

原审被告人：郭振凤，女，1945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ｘｘ省工程公司退休工人。住ｘｘ省ｘｘ市南岗区光芒街50号一单元三楼一号。20ｘｘ年11月26日因犯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

申请人不服ｘｘ省ｘｘ市人民法院（20ｘｘ）ｘ刑初字第49号判决和ｘｘ市中级人民法院（20ｘｘ）丹刑二终字第45号裁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为了社会矛盾化解，为了社会公平正义，特申请举行立案听证会。

事实和理由：

申诉人和王淑娟等原审被告人，于20ｘｘ年6月以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非法活动被送劳动教养一年。解除劳动教养后，于20ｘｘ年11月26日公安机关又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并于20ｘｘ年12月31日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转为逮捕。20ｘｘ年9月4日ｘｘ市人民法院作出（20ｘｘ）ｘ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以新闻出版总署（20ｘｘ）新出鉴定第26号《出版物鉴定书》（下称“第26号鉴定书”）对申诉人撰写的《弘扬道德文化、实施先进性学习参考—理论探讨》、《弘扬道德文化、实施先进性学习参考—抵制魔论邪害》和《复兴中华文明学习材料》（下称“学习材料”）作出的鉴定结论为主要事实根据，判处申诉人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有期徒刑ｘｘ年；以本案于永芳、刁勇、宫绍英等人复制、发行申诉人撰写的“学习材料”共13500册，判处申诉人非法经营罪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以偷税罪

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ｘｘ万元，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罚金人民币ｘｘ万元。20ｘｘ年11月25日ｘｘ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ｘｘ）丹刑二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请人认为，本案判决和裁定，采信“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作为申诉人定罪量刑的事实根据是错误的；将于永芳、刁勇、宫绍英等人复制、发行申诉人撰写的“新学习材料”的行为，作为申请人犯非法经营罪的事实依据进行刑罚，实在冤枉；将已经处理过的偷税行为再行定罪判刑，依法无据。申诉人认为，一、二审法院对申诉人的裁判，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是一宗假案、冤案。

为了社会矛盾化解，为了社会公平正义，为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特申请举行立案听证会。

一、“第26号鉴定书”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事实根据

“第26号鉴定书”于20ｘｘ年7月14日既已作出，直到11月26日也不告知行政相对人即申诉人“违禁”和“非法”，20ｘｘ年7月14日——11月26日，间隔4个多月，相关职能部门是故意放任“违禁”和“非法”，还是别有用心、蓄意“钓鱼”，不得而知；直到11月26日公安机关不以此为据刑拘，12月31日检察机关也不以此为据逮捕申诉人。

20ｘｘ年申诉人在京联系出版“学习材料”时，因字数不够增加了部分内容，更名为《弘扬科学精神复兴中华文明——理论探讨》、

《弘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明——精神学习》和《弘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明——学习参考》（下称新“学习材料”），又被新闻出版总署鉴定为“非法出版物”。同一学习材料，同一机构鉴定，两个鉴定，竟然造出“违禁”和“非法”两个鉴定结论，真可谓共和国出版鉴定的奇迹。

申诉人对该鉴定不服，在ｘｘ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时既已提出了重新鉴定申请，但不予采纳。申诉人再次提出重新鉴定申请。

“第26号鉴定书”违反了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鉴定规则》（下称《鉴定规则》）、《关于部分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以及《出版管理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的规定，违反了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的规定，违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是一份违反法律规定的鉴定，是一份不符合事实的鉴定，是一份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不准确的鉴定，是一份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

1．“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程序不符合部门规章的规定

“第26号鉴定书”违反了《鉴定规则》第11条和《实施办法》第29条，刘艳宇、孙建军二鉴定人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名而只是电脑署名，没有复核人、审核人，也没有机关负责人签发，其鉴定程序不符合部门规章的规定。因此，鉴定依法无效。

2．“第26号鉴定书”违反《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

“第26号鉴定书”违反《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1条、第ｘｘ条，不是提供鉴定意见而是提供了鉴定结论，以“最高权威”鉴定权代替审判权，违背了立法的本质要求；刘艳宇、孙建军二鉴定人不是对鉴定意见负责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而只是电脑署名，违反了鉴定人负责制度。因此，鉴定依法无效。

3．“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

“第26号鉴定书”违反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2条、第9条，其相应鉴定人和鉴定机构都是以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准的；其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都不是北京地区《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公告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鉴定机构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人没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进行鉴定不具备司法鉴定资质、不具备相关鉴定资格。因此，鉴定依法无效。

即是新闻出版总署系具有对出版物进行鉴定资格的机构，依照《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2条第2款的规定，也不能以行政法规的规定为准。

即是新闻出版总署系具有对出版物进行鉴定资格的机构，根据本条规定，应由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负责；而不能是以鉴定机构的名义“该单位”“对本案三本书”出具“鉴定结论”。换言之，即是鉴定机构具有进行鉴定的资格，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鉴定意见同样无效。

4．“第26号鉴定书”适用法规不当

“第26号鉴定书”适用《出版管理条例》第2条、第26条第

（五）、（六）项、《暂行条例》第2条、《实施办法》第65条第2款作为鉴定的依据，是适用法规不当，鉴定依法无效。

（1）“第26号鉴定书”的检材是学习材料，不是图书，不纳入《出版管理条例》调整范围，不属鉴定对象，不是非法出版物。

“学习材料”是鉴定书上标明的“九无”印刷品，即“出版者：无；印刷者：无；发行者无；作者：无；书号：无；出版日期：无；开本：无；印数：无；定价：无”。“学习材料”不具有《出版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的出版物要件，不是所界定的图书，不纳入《出版管理条例》调整范围，也就是不属出版物，更不是非法出版物。

刘艳宇、孙建军二鉴定人超越恶滥用鉴定职权，将“九无”印刷品作为图书鉴定，显然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2条、第29条的规定。

因此，“第26号鉴定书”适用《出版管理条例》作为鉴定的法律依据，是适用法规不当，鉴定依法无效。

（2）“学习材料”不具有《出版管理条例》和《暂行规定》规定的禁止性内容，不是违禁出版物

“学习材料”不属《出版管理条例》调整范围，不具有图书的属性，不是非法出版物。“第26号鉴定书”鉴定其为违禁出版物，更是错误的。

“学习材料”中，根本不具有《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第27条规定的禁止性内容，也根本不具有《暂行规定》第2条规定的禁止性内容。这就充分证明，“学习材料”不是非法出版物，不是“宣

扬封建迷信”的出版物，更不是违禁出版物。

因此，“第26号鉴定书”适用《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第（五）、（六）款、《暂行规定》第2条和《实施办法》第65条第2款作为鉴定的法律依据，是适用法规不当，鉴定依法无效。

申诉人认为，“学习材料”不是非法出版物，更不是违禁出版物，不具有行为的违法性，也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不会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社会稳定，更不会妨害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统一、正确、有效的实施，依法不构成《刑法》第300条的“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5．“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内容与事实不符

“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内容和鉴定结论，完全违背了“学习材料”通篇不二倡导的取向先进性理念、取向与党中央、与先进性学习、与奉献服务于社会和谐发展保持统一性的方向愿望、精神原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学习材料”中，第一篇是“伟大的中华魂”，是对祖传祖承根源和命脉的呼唤；第二篇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统一领导意识的定位，是对党本质和历史作用的认证；第三篇是“英明的领袖”，表达对胡锦涛主席思想品行呼唤的敬仰和爱戴。整个材料和取向都是从2003年胡主席走上历史舞台开始产生、形成的，主题思想是复兴中华文明，弘扬道德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而且一直在不断充实完善发展之中，20ｘｘ年后更名为“新学习材料”，该“新学习材料”又被新闻出版总署鉴定为“非法出版物”。

事实上，“学习材料”准确地传递继承了历代先贤先哲们的至理名言，它将儒、释、道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马列新论和治国安邦的最高理念融为一体；它倡信学习宣传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道德理念；它倡导“五爱”（爱国、爱党、爱中华文明、爱领袖、爱人民）维护方向原则的统一性、正确性；它启发引导多元信仰共同取向先进“三范”统一道德理念、共同营创社会和谐：它主张人要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善待自然，要自觉奉献服务于社会和谐进步，等等。

在世界观方面，它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又反对费尔巴哈的唯物史观，主张马列的辩证唯物史观，坚持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在人生观方面，它主张人要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社会，要自觉奉献服务于社会和谐进步。在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道德观等方面，它抓住宇宙的本质这个大主题，指出宇宙大道是人纲、业纲、国纲，是宇宙万物之总纲。

这就是申请人撰写“学习材料”的内容、动机、目的。

遗憾的是，“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制造者无视“学习材料”主题思想和精神实质，不顾“学习材料”的客观事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断章取义，栽章制毒，把自己个人的意志强加进去6大罪状，把思想认识和学术探讨作为犯罪事实，制造现代版的文字冤狱。

比如，“第26号鉴定书”把“否定‘无神论’”作为头等大罪。众所周知，有神论、无神论这是哲学的范畴，是世界观的认识论问题，无论承认或者否定“无神论”都不是构成犯罪的要件。

在“学习材料”中，确有“马克思决不是无神论的主义，而是正确的不唯神主义”、“没有无神论的文化，无神就等于死亡”的表述。这样的表述，是符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原则的，它的精髓就是辩证，是辨证地对待神与物。精神与物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黑格尔认为宇宙的存在是精神的属性，费尔巴哈则认为宇宙的存在是物质的属性。马克思总结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两唯之偏，从中创立了正确的辩证法，即辩证地对待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申诉人从而得出了“马列主义决不是无神论的主义，而是正确的不唯神主义”的认识。

辩证地认识世界、认识宇宙，何罪之有！

难道学习传承历代先哲的至理名言是宣扬邪教、迷信？难道学习宣传儒、释、道优秀传统文化是宣传邪教、迷信？难道学习弘扬道德、复兴中华文明是宣扬邪教、迷信？难道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倡导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罪？难道学习宣传科学发展观先进理念、与时俱进奉献服务于社会和谐进步都有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患无罪！

以下就“第26号鉴定书”中鉴定人强加的几大罪状一一论证：（1）“否定‘无神论’”

“鉴定”判定“反动性”的首重之条是“否定无神论”。“无神论”是谁的立著，又在什么法规文件中确立为政治律条和准则。

鉴定此结论的依据是“材料”中：“马克思决不是无神的主义，而是不唯神主义”和“无神就等于死亡”。此话有错吗！此据具有第一“反动性”的认定价值吗！

这个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谈讨，何来罪之有？

马克思的哲学精髓是辩证。不懂哲学、不懂政治就要先长出人性“以人”的良心，决不能把正常积极的学习见述打成“反动”送进“监狱”。

（2）“以所谓的‘觉、正、净’和‘信、愿、行’定义‘三个代表’”

此定义源于何处，“学习材料”中根本莫需有，也不可能有。

翻开“材料”查一查、看一看，到底是在诽毁定义还是在承认倡导多元共识学习“三个代表”；到底是在有益还是损害“三个代表”的理解和运用。

相反，就是确实这么定义了，又能何过之有，可罪之言。

（3）“大量引用原‘中功’‘麒麟文化’的理论”和“宣扬‘大道文化’（即‘麒麟文化’）是‘进歩文化’”

这种惯用的栽人伎俩，在今天的政治和谐中实在不该发生。请查实这个小括号里的内容是根据什么加上的！其三四两条到底是产生于鉴定对象的“材料”，还是产生于公安犯罪的陷害需要加给“材料”的。

“鉴定”此结论依据“材料”中“大道自然”和“一切无不在因果的律行之中”，以此句证判定为中功说，挂勾上以“中功”而行于害。其不知“大道自然”、“道法自然”、“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方无隅”、“大爱无疆”都是一个哲理句式，中央电视台常播。“一切无不在因果的律行之中”此句证决无错，好人、恶人、法黑和鉴定

人都其中不能越。这两句话都不是“中功”的专错专有，而是中华古文明与现实人们认可的公有，怎么可以利用党的职能举出如此无知无耻的“反句”之证！

（4）“蓄意制造恐怖气氛”

“学习材料”中没有这一事实。“第26号鉴定书”断章取义，ｘ拼西凑，去其精华，取其所需，作为“蓄意制造恐怖气氛”的依据。

具体什么恐怖是我们制造的。事实上我们既没有制造任何恐怖，更没有制造恐怖的事实和结果。

“材料”中针对人类面对的诸多危急逐年增加，是非常积极明确的在引导反思自身行为，从自身做起，使人生选择五爱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可以大胆地说，灾难是事实，电台、报纸、电视都在报导，我们决没有一丝丝的制造；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对灾难的态度完全是积极进步有益的。

（5）“宣扬会道门的‘三期末劫’”、“弥勒救世”

请打开“材料”查证，“学习材料”到底是在“宣扬会道门的‘三期末劫’”还是在批判和抵制，是与非、黑与白决不能混淆！

“学习材料”中，本来就有对“三期末劫悟真子”的批判和抵制专写内容，从中足见对其影响的重视程度，对其影响抵制的坚决有力，这才是学习材料对“会道门三期末劫”的真事实，何其还能有“宣扬会道门三期末劫”的可能之在呢！

我们决不是迷信者，我们是积极倡导五爱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和谐的践行者；我们是科学发展观、中国道文化的真学真信真行自觉者。

不信可以进行公开听证答辩，听其心听其解，听其真听其伪，听其到底哪个愚痴在迷信。

仅以“弥勒救世”四字不能断为犯罪性质的迷信，不要以为不懂佛文化是光荣、是正义的标志。恰恰相反，不懂佛文化就不可以会以佛文化人的和谐，这本身就是唯自己偏执的迷信像、迷信说、迷信做。

“弥勒救世”是人类信仰混乱必然走向统一的缩写，它的特征是道德团结共识和谐，是中国文化引领全人类。科学发展观“以人”正是这一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旗帜；科学发展观正是这一汇合人类多元文化的中国壮举。所以必须学习多元、理解多元、团结多元、共识多元于科学发展观，才是调动一切文化心、一切文化力的中国世界性大崛起。

（6）“‘宣扬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我们根本没有搞中功，根本没有“以练中功赚钱”，不要把中功作为邪教和罪犯的标志看待，不要认为挂上中功就构成罪、就是邪，不要在社会进步和谐之中，人为制造激化矛盾，制造激化社会事端。

迷信且不论。只说邪教的判定，依据什么法律，具有什么系统性的事实证据，需要什么级别的职能行为，经过什么样的组织程序，需要什么样的相应组织措施，这是一个系统的法律过程、系统的政府行为。

仅有两个新闻出版总署鉴定人的署名，就作出“学习材料”为“宣扬邪教的”适用法律的“鉴定结论”，岂能有罪推定！“学习材料”

中根本不具有《暂行规定》中“宣扬封建迷信”的禁止性内容，就作出“学习材料”为“宣扬迷信的”适用法律的“鉴定结论”，岂不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这是造成社会危害的结果。它并不是材料书面文字间存在的事实。

“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内容和鉴定结论是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的。因此，鉴定依法无效，依法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

6．“第26号鉴定书”没有经过质证、举证，依法不具有证明力

“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结果，侦查机关没有书面送达，没有经过当庭质证、举证，依法不具有证明力，依法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

《刑诉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第26号鉴定书”20ｘｘ年7月14日即已做出，侦查机关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告知申诉人诉权和诉讼时限，也没有书面送达申诉人。

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26号鉴定书”没有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

查程序。20ｘｘ年1月17日一审开庭时，法庭没有当庭出示“第26号鉴定书”，申诉人提出要看着“第26号鉴定书”回答提问，也不允许。鉴定人也没有到庭进行质证。

从见到鉴定开始，当事人就要鉴定，结果是久要久应久不给，而且是公、检、法、律师统一口径不许给，甚至开庭答辩都会意后不给看。此公正公开的文书，为什么不敢给当事人！

直到20ｘｘ年12月27日投监的几个月后，其家属才通过朋友弄到一个复印件。到目前为止，申诉人仍然未见到“第26号鉴定书”的书面原件；到目前为止，申诉人仍然未见到“新学习材料”的非法出版物鉴定书，连复印件也没有。

没有书面告知，没有当庭出示、辨认，何来质证，焉可采信！

“第26号鉴定书”是未经查证属实的。因此，依法不具有证明力，依法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

综上所述，“第26号鉴定书”的鉴定程序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鉴定人是不具备鉴定资格的；其鉴定适用法规是不当的；其鉴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其鉴定结论“学习材料”为违禁出版物是错误的；其是未经查证属实的。所以，“第26号鉴定书”是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的，鉴定依法无效，更是不能作为定罪根据的。

二、申请人没有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的事实和结果

判决书认为，申诉人从2004年年初开始撰写“三本书”，并且利用“三本书”，在全国ｘｘ个省市办班讲课40余次，进行煽动宣传，同时还组织发展成员在全国各地办班讲课，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妨害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统一、正确、有效的实施，扰乱人们思想，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情节特别严重，构成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

1．申诉人撰写“学习材料”，没有犯罪的动机、行为和结果

申诉人撰写“学习材料”，是为了弘扬道德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宣传“五爱”教育，倡导建立和谐世界。

在主观上，根本不存在“宣传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犯罪动机、目的。在客观上，“学习材料”没有《出版管理条例》和《暂行规定》规定的禁止性内容，申诉人宣讲“学习材料”，就不存在社会危害性，就没有实施利用迷信“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也就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更没有“妨害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统一、正确、有效的实施”的危害结果。

所以，申诉人撰写“学习材料”主观上没有犯罪的动机、目的，客观上申诉人宣讲“学习材料”内容，没有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

没有犯罪主、客观的统一，没有社会危害性，则不构成犯罪。因此，申诉人撰写“学习材料”，依法不构成《刑法》第300条的“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2．申诉人宣讲“三本书”（实为“学习材料”）没有进行煽动宣传，没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没有危害社会

申诉人在大宣传大学习过程中撰写的“学习材料”，不具有《出版管理条例》和《暂行规定》规定的禁止性内容。因此，申诉人宣讲

“学习材料”的内容，不具有行为违法性，没有利用迷信挑拨、唆使群众阻碍政府行政行为；没有煽动群众聚众闹事；没有妨害政府管理，更没有妨害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统一、正确、有效的实施。没有危害社会的事实和结果，则不构成犯罪。

裁判书认定申诉人“进行煽动性宣传，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在什么时间、地点、采取什么形式进行煽动宣传，造成了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均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不能主观归罪，不能搞有罪推定。

因此，申诉人宣讲“学习材料”，依法不构成《刑法》第300条的“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3．蔡玉清等百多人的证人证言，只证明他们多次参加申诉人宣讲“学习材料”，根本没有证明申诉人进行煽动宣传

ｘｘ市公安机关的确进行了大量的侦查工作，但不能遂愿以偿。

这些被调查的群众，只证明其参加了“学习资料”的学习，听了申诉人讲解“三本书”的内容。没有任何证言证明其参加了学习之后，思想上遭受了什么毒害，行为上聚众闹事，妨害国家正确实施法律，阻挠政府施政，更没有任何证言证明申诉人进行了煽动性宣传。

难道倡导大学习大觉悟，进行复兴中华文明的道德伦理学习，学习实践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煽动宣传，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是妨害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

4．判决书中“煽动”、“组织发展成员”、

“煽动”，针对什么煽动，利用什么煽动，在什么地方煽动，具体怎么实施了煽动，煽动产生了什么针对法律、法规的对抗性情绪与

行为，造成了什么危害程度的结果；“组织发展成员”，何为成员，什么标准，什么条件，怎么认定是与不是，履行什么手续凿证了成员的成立。判决书均没有予以证实，不能主观归罪。

5．判决书中“扰乱人们思想，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

“扰乱人们思想”，这要有具体用什么，扰乱了具体什么人，什么思想？达到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扰乱人们思想，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这是犯罪行为造成“破坏法律实施”的程度和结果。具体影响什么对象、什么单位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影响到了什么具体混乱程度、损失程度？没有具体的破坏事实，没有具体破坏程度标量，何其为罪，何其为情节特别严重？

6．判决书中“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

判定为破坏，要有破坏的对象、行为程度；要有具体破坏了什么法律、法规使之不能统一、正确、有效实施的行为事实、破坏程度事实。

申诉人既没有攻击党和政府的语言，又没有对抗性的思想情绪，也没有聚众闹事的对抗破坏攻击行为，何故欲加此罪，何故构成了情节特别严重。

判决书中明确把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的行为，首先结论为“扰乱人们思想，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然后再上纲上线导成“已经严重的破坏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个前面的“扰乱”与“影响”及对象与后面的二次结论，能建立起法律的

前后相同和一致，合理和合法吗？前面的所谓犯罪行为结论中有破坏法律的内容吗？

法律荒唐到至今我们还不知到底破坏了国家什么法规职能实施，不但我们不知而且所有阅卷问案、甚至实施成罪的专家们可能也说不清道不白。

7．判决书中“宫绍洪自述，每次学习前都讲......”

这是公安制造强行接受的空话，根本没有这一事实，庭审也没有审证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申诉人在大学习过程中撰写的“学习材料”，不具有《出版管理条例》和《暂行规定》的禁止性内容，却被“第26号鉴定书”鉴定为“‘宣传邪教、迷信’的，‘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违禁出版物”。以此为据，申诉人被一、二审法院以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定罪量刑，并孽生出非法经营罪和偷税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5年。这是一宗没有犯罪故意、没有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的假案、冤案，应依法撤销。

三、申请人没有非法经营的事实，依法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判决、裁定书认为，申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永香、王淑娟等以营利为目的，违反国家规定，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其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申诉人有期徒刑7年，并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申诉人认为裁判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适用法律是错误的，应予以撤销。

1．没有以营利为目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判决书中只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空口无凭加害，而没有“以营利为目的”动机和从中营利的事实。

申诉人完全是以义务宣传学习的行为，是在学习者愿意理解的情况下，通过“学习材料”提供解决部分费用的补偿和帮助。组织学习时一天食宿费只收ｘｘ元钱，不但根本不可能从中获利，而且一直连工资都没有，这是经得起任何调查了解、铁一般的事实真相。

在本案的中，以同一材料的“第26号鉴定书”用于组织制造破坏法律实施罪，以另外的没有署名、没有出版允可的非法出版物鉴定组织制造非法经营罪，这种根本不合法的故意法律手段行为，已经清楚地展现在判决之中。

2．已被处理的案件，再进行处理，依法无据

20ｘｘ年6月，申诉人撰写“学习材料”进行学习，被以未经注册登记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非法活动判处劳动教养一年。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ｘｘ年11月26日，ｘｘ市公安局又以同样的事实和行为，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将申诉人刑拘、逮捕。最后ｘｘ市法院又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申诉人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

一宗案件，事实相同，性质相同，已作劳动教养处理，再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进行刑事拘留、逮捕和判刑，这在司法实践上是罕见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3．没有实施非法经营的事实依据

判决认定非法经营的事实是：

（1）20ｘｘ年5至6月间，在宫绍英家复印“三本书”12196册。“现已查明，被告人于永香、王淑娟销售6480册，其余5716册被ｘｘ市公安局扣押”。

此事实，申诉人已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2）20ｘｘ年底至20ｘｘ年5月间，原审被告人于永芳、刁勇、宫绍英在ｘｘ市薪兴印刷厂印刷“三本书”共13500册，“其中6000册由被告人刁勇销售到全国求购者，另外7500册由被告人宫绍英销售给全国求购者”。

原审被告人于永芳、刁勇、宫绍英等人复制、发行给全国求购者“三本书”总共13500册，是在申诉人被劳动教养期间的。判决书将原审被告人于永芳、刁勇、王淑娟等人复制、发售“三本书”的行为，“打申诉人的屁股”，作为申诉人非法经营罪认定的事实依据定罪量刑，且情节特别严重，真是冤枉。

因此，申诉人没有实施非法经营的根据。

4．“学习材料”不是非法出版物，依法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判决认为“学习材料”是非法出版物的依据是“第26号鉴定书”。

如上所述，该鉴定书是不客观、不公正、不科学的，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是未经查证属实的，是依法无效不具有证明力的，是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书。事实上，申诉人撰写的“学习材料”，其形式上不具有图书的特性，不是图书；从其内容上看，不具有《出版管理条例》、《暂行规定》的禁止性内容。因此，“学习材料”不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