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素材之城市

十五年中国城市折腾史：无细节无魅力无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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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7月2日01:42 新周刊

城市异化排行榜

1998年，《新周刊》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当时我们写到，“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虽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

十五年来，合并、重组、升格，城市的数量减少，体量变大。城市公共资源变得稀缺，城市生活变得逼仄。

十五年来，城市势力合纵连横，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托举出三组城市群，中部、西南的城市跃跃欲试。大城市成为吸取一切的黑洞，中小城市活力缺乏。

十五年来，中国城市开始企盼“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枢纽”、“国际制造业名城”、“国际企业总部中心”、“国际会展城市”等等称号。

十五年来，人口迁移、拆旧造新，从地铁、高铁到摩天楼，我们的城市都拥有了最高最大最贵的城市标配。但城市阶层分化，阶层缓冲越来越少。

十五年的城市化狂飙突进，所有城市渐渐趋同。

20XX年，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十五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十五年中国城市折腾史

这十五年正是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期。城市化的利与弊、得与失在这十五年中涌现，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价值的臧否、城市与人的关系，也在这十五年中成为讨论的主流。

文/陈漠

1998年，《新周刊》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

当时的中国，直辖市增至4座，总的城市数量也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XX年，中国城市数量为658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托举出三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XX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20XX年，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十五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合并县升格为市，继而被地级市合并为区，而地级市之间则不断兼并重组。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最大的变化是，重庆直辖。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掉了之前与它同级别的另外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远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市。

另一种合并是将下属县或县级市调整为区。苏州把锡山划入市区，无锡把吴县划入市区，这是长三角的城市升级。番禺、花都进入广州，江门吃掉新会，这是珠三角的组团节奏。这些合并往往是下属为上级提供发展腹地，成为工业建设、房产开发的资源库。

最大数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XX年广东版图上的大事，至今仍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量级相当的城市合并，无疑是因为更大的企图心。20XX年年初，揭阳、汕头、潮州又掀起了讨论三市合并的话题，三市早就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而潮州市市长李庆雄说得明白：“建议三地合并后，尽早向国家争取升为副省级城市。”

改名随着合并，城市的名字自然成为提纲挈领的标志。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学之间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两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终定名为四川联合大学，不伦不类。再过数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学，谁兼并了谁的话题无人再提。接下来合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此时的川大已经体量大得惊人，华西医顺理成章成为川大华西医学院。

和大学一样，城市间的合并，名字不仅仅代表着历史，更代表着体制博弈间的妥协和龃龉。

20XX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之名原本来自1983年襄阳与樊城合并，两座城市都是历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阳市，樊城这个名字终于成为襄阳的一个区。20XX年，地级市淮阴合并了县级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这个名字，而“老淮安”则被改名为楚州区。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记忆，当然也是经济的源泉。20XX年，中甸变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XX年，思茅变成普洱；而仁怀市已经连续数年在争取更名为茅台市。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水城在争夺夜郎，新郑欲改名轩辕，安顺想改名黄果树。以当地的山水风土物产为城市名称，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经济思维。

拆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可以缩写为拆迁两个字。大大的拆字画上一个圆圈，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一生中都会和拆迁沾上关系，而他们越住越远，最后成为远离本地的本地人。

拆迁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改造和阶层重组的征兆。在拆迁中，纠葛着各种人群、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个人与体制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拆迁显然远远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严、权利和权力。

造古拆迁完了，我们的城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拆掉的废墟上造一个假古董起来。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20XX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

迁走原住户、建起商铺，这是最大的经济动力。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之下，“保护性拆除”、“迁移性保护”这样的怪异模式也成为一时流行。

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风潮落后了的后发城市，它们还有更宏大的构想。

20XX年，大同开始“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不少考古学者都表示反对这种复建，迁出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也引发争议。

开封打算把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实现，将在4年内迁走十几万市民，光是拆迁费用就要花掉1000亿。

克隆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新天地”，这是全中国城市向上海学的。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苏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宁波，它叫“老外滩”；在成都，它叫“宽窄巷子”；在重庆，它叫“洪崖洞”；在广州，它叫“太古仓”……它们有的是商业地产公司投资，有的是政府主导，但无一例外的是高档餐厅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讲“历史文化和商业经济的完美融合”。可惜它们都长得一样。

同样，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条商业步行街，都铺着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两边充满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旧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铺食肆专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发问：“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儿了呢？”他自己回答说：

“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个塔、一个大学城、一个晒死人的广场、一个怪异而昂贵的地标、一个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大剧院或音乐厅、一个建筑好看但没什么内容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一个远在天边只在理论上缩减了交通时间的高铁站，当然，还有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办公中心。

办节人人都喜欢过节，但有一种节却是令市民避之不及、啼笑皆非。

洛阳有牡丹节，安徽巢湖也有牡丹节。这个并不产牡丹的城市为一株牡丹而热烈庆祝，这株长在风景区山壁上的牡丹据传有千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奇花”，可预测旱涝。为了这个节，巢湖市开展了灯会、花车巡游和旅游论坛等等活动，邀请了从非洲到芭堤雅的各类表演者前来表演造势，迎来送往，花了近百万。这项“打造城市名片、扩大品牌效应”的节庆，最后为风景区带来了三千名游客。

这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奇怪节日，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各种花、各种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鸭蛋、大葱、板栗……举凡这个城市能想出来稍有名气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城市操办自己节目的由头。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多城市还沉浸在这种俗气过时的观念当中，最后的结果却是“公款追星”、节庆扰民、劳民伤财。

评奖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园城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创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创新型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数数看，我们的城市有多少种评奖方式？

这些奖项评比，有的是政府评选，评选方从住建部、林业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协会、组织、团体。即使不算民间口头流传和媒体评出的称号，光是上列那些硬奖项，就足够城市们“创建”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市民来说，不管是“创卫”还是“创文”，每次“创建”都意味着大拆迁、大围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车，上街不见小餐馆，在家拿好暂住证。穿衣戴帽、栽花种树、七彩墙面、泡沫窗台、彩钢屋顶，也都在“创建”中被发明出来。

除此之外，国内的评奖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没拿过几个国际奖项，城市之间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奖，联合国人居署的人居奖，联合国环境署的国际宜居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非遗”，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成为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改名申遗、组团申遗、打包申遗，联合国的申报不上就申报自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都有了自己的“遗产名录”。小吃申遗、吆喝叫卖申遗、麻将申遗、童子尿煮鸡蛋申遗……总之总有一个申得上。

治堵1998年，全国千人机动车保有量是10.7辆，如果按照当年全国人口12.48亿算，全国机动车总量在1300万辆左右。而到了20XX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XX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

20XX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XX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为世界上堵车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称做“首堵”，其惨痛经历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车之鉴。但各项治堵措施实施下来，却并不立竿见影。建设规划、道路管理、路权分配、大众交通等等问题才是治理堵车的根本之计。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车成了无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段子笑话的源泉，“摇号”、“限行”、“单双号”成为了流行语。经济学者在研究“单双号限行后依然堵车的经济学分析”、民间设计者发明各种路桥交通模型模式、英语达人在讨论“单双号限行”应该是odd-even license plate plan还是old-even alternate restriction，各行各业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终，车牌买不到，路还是继续堵着。

一样的建筑，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冷漠表情

这是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谁的城市化？

文/肖锋

15年来，我们的城市是否更有魅力了？市长们宣告城市被改造得更“现代化”了。只是人们会说城市更冷漠了。没有人性的光芒，城市的光鲜亮丽有什么用？

城市化必须回答两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中国集中了全球超过一半的起重机，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世界总量的50%，可仍不够……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时间之急、规模之大、冲突之剧烈、影响之深远，无以匹敌。

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这是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必须面对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

历史上的城市是自然生成，先有“城”(防卫)后有“市”(交易)，逐渐融合为城市。

今天，城市化是一场运动，一场围绕权力、资源的角逐。君不见，“拆城市长”们大手一挥，千年文脉断绝。所谓“国际大都市”清洗一切。老外说，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没看头了。因为千城一面。

城市策划人王志纲称，城市经营是市长和市场的一场“双人舞”(经常是市长与地产商的双人舞)。在这场双人舞中，两者的分工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而实际上，市长们既是指挥官(定规划)，又是运营商(搞开发)，还是建筑师(指导设计)——建个“标志性”建筑他们情有独钟：“给我搞一百年不落后的；要有突破性的；要有国内没有、国际领先的。”他们要的是GDP、税收和表面的光鲜靓丽。

可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陌生的老城和千篇一律的新城。过去三十年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比“文革”十年更甚。

不但老北平、老上海、老广州等都将成往事，老宁波、老青岛、老昆明也成往事。它们是图片上的绝版城市。今天的市长们如何面对后人的指责？

当中国市长们的平均任期只有1.7年时，这就是一场灾难！能不折腾吗？

第二个命题：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未来20年将有约5亿中国人口成为新市民。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1%提高到76%以上。

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利益博弈、利益再谈判。城市化关键在“化”，即：新移民成为市民以及居民成为公民。其中外来人员融入是社会公平问题。当涉及个人利益时所有漂亮的口号都靠边站。建立公平社会，谈何容易！

外来人员检验着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北漂”说明北京容得下他们。“新上海人”说明上海试图包容，但总有如小姑娘占海特挑起激烈争论。“新客家人”或者“过江龙”说明或许最包容的还是饱经市场化洗礼的广东。

革命时期，中国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是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

福利。据城建部测算，一个外地人变成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按目前全国2.5亿农民工计要掏20万亿元(未计其家属)。但这个测算忽略了外地人创造的价值——只有每人8万元吗？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要成为新市民，他们要享受现代化。可现实是他们乡下回不去，城里进不来。试想数亿年轻人进不来也回不去，中国的城市如何安定？

城市化必须解决两个矛盾：如何在发展中保住城市文脉，如何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

张钦楠的《阅读城市》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图”。透过它们，我们阅读到“人”，活着的和逝去的人。是人缔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

城市的发展有如铺一张底图，然后一层层书写，仿佛古人与今人在对话。而今天是速成城市。权力的大手一挥，于是系统格式化。

正如丘吉尔所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在一样的建筑群中，人们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冷漠表情。无论梁思成如何叹老北平，于坚如何叹老昆明，旧城连同那些儿女情长一并被涤荡而去。

一个只有骨干没有细胞的城市，一个没有细节的城市，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

随着老建筑的铲除，原来的社区温情也被冷漠取代。城市人疏离化、原子化。于是“老人摔倒不去扶”，于是“小悦悦式悲剧”发生，于是陈水总们就报复社会了——一个“悲观厌世”的陈水总，所有人都不安全。

广州城管被小贩狠抓下体的场景刚为该群体赢回点同情心，延安城管就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踩头激发声讨，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连为一体。“以暴制暴”或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厦门是个享受生活的城市。工夫茶与信佛让厦门人温良敦厚。老城区的小吃店，老辈人做不好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因为怕被街坊笑话。哪像现在人脸皮厚，只要赚钱，只求短平快。

城市就是这样，保住城市文脉，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陪护好“社会”的细胞，城市不要疏离化、原子化，要有老礼，要有温情。许多悲剧或许就化为无形了。

15年之后，最有欲望的城市不再是深圳，最辛苦的城市也不再是香港，所有一线城市都是最有欲望也是最辛苦的城市，也是戾气十足的城市。

城市不只是市长的城市，市长代表的城市，或被市长代表的城市。在台北我看到“破旧”的老城，被告知，即便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城市改造也难实施。这就是改造城市遇到的“效率”难题。如果城市不公，戾气十足，城市魅力不再，要所谓的“效率”何用？

城市病病因探究:贪大求高求快千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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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华20XX年8月1日05:14 央视网

核心提示：“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一生致力于这个目标。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仍然绕不开“城市病”。人行道变窄，老人不敢过马路；千城一面，钢筋水泥森林带来的压抑、枯燥，吞噬着历史文化，消磨人们的生活情趣……我们的城市建设，普遍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它事关社会和谐与否，是国之大事。

让老太太从容过马路才是好城市

一座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否合理、科学，在我国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当下，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的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不单是专家，就连普通百姓都对多数城市环境不满意。那么，怎样的一座城市才算是好城市？

南北交汇地：宽马路，三红灯，老人不敢走

合肥市南一环与东一环交会处，是当地著名的裕溪路立交桥。地面的五条主干道在此汇聚，十几个水泥桥墩上，两条高架路盘旋通过。这里就是被合肥人称为“最让人犯晕的地方”。

72岁的王奶奶生活的宋斗湾小区，位于这个复杂路口南面。“这里修过后，我不敢走了，至少20分钟才能过马路，有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过不了。我家从蚌埠来的表妹说，‘你们合肥的路没有一条直的，都是斜家伙！’”王奶奶说起这个地方，觉得又好笑又无奈。

记者按照王奶奶说的路线，体验了一次过马路的艰辛。从她家到西北边的裕丰花市，近在咫尺的距离，居然有3个信号灯。记者在过马路的过程中发现，由于两条右转车道的车流量大，加上非机动车穿行，这段距离走起来很不轻松，对老年人来说恐怕更是困难。

这个交通枢纽于20XX年5月1日最终建成通车。“这条路被修残废了。”在附近卖了十几年烧饼的魏大姐说，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发生事故：“你看，十几条路上的车都往这一条路上跑，这条路又这么窄，经常看到两个车撞一起。”

魏大姐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就记者所见，这里确实形成了堵点——繁昌路、东一环、明光路、南一环南幅4条路的车辆，都往只有两车道的南一环北幅路面行进，使得入口处极其混乱、拥堵。

王奶奶家门口是这个枢纽的南出口，有三个交叉口。“我亲眼看到三个骑电动车的被大车撞倒，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你看这里，有的过来，有的过去，没有红绿灯，车子开得又快，怎么不出事故？”王奶奶激动地说。

马鞍山路：扩路、建高架、修地铁，人行道变羊肠小道

家住马鞍山路世纪阳光花园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十多年来，马鞍山路就没有消停过：先扩修马路、后修下穿(北端部分)、又修高架，现在又在修地铁。20XX年开建高架，20XX 年五一通车，20XX年1月1日又开始封闭部分路段修地铁。“城市建设不应该早早规划设计好吗？这样刚建好，又开挖，不仅浪费，也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大不便。”李先生很不解。

让李先生不高兴的是，路宽了，车子好走了，人走起来却不方便。这条路旁边有一条人行道，有一段被挤成了羊肠小道，只能供一人通过。即便如此，人行道上还竖着两个路灯杆。

说起人行道，家住长江中路的吴老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的时候，这条路两边梧桐环抱，夏天十分凉爽。后来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梧桐被砍了。再后来，马路被拓宽，路

中间架起隔离栏……经过一系列的折腾之后，原本十分繁华的“安徽第一路”，人气越来越差，店铺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差。

遍地“桃花”，哪天喝醉了回不了家

合肥的地名，也常常受到市民诟病。

20XX年，合肥网友“春水流”发帖说：真不知道合肥究竟有多少个同名社区，北二环边有“个桃花社区”，南部肥西桃花工业园也有个“桃花社区”；既有“翡翠花园”，又有“翡翠社区”，还有“翡翠园”；既有“锦绣花园”，又有“公交锦绣园”，还有个“锦绣园”；经开区内有个“桃源社区”，瑶海区也有个“桃源社区”；肥西县有个“滨河小区”，瑶海区有个“滨河苑小区”……“春水流”吐槽：“我不常出门，算是孤陋寡闻。搞到最后，哪天自己喝醉了，连家都不认识了。”

“遍地桃花”惹出了麻烦。曾有一个武汉小伙子来合肥看望大学同学，听朋友说住“桃花社区”，下了火车搭乘出租，司机将他带到了合肥北边的桃花社区，结果半天都找不到同学的家，打电话才知道是在南边肥西县的桃花社区。两地相隔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在合肥，“杏林”这个名字也很抢手。在蜀山区和庐阳区，分布着“杏林社区”、“杏林街道”、“杏林小区”三个不同的地名。经开区内有一个桃源社区，瑶海区也有一个桃源社区，二者也是一南一北。

城市建设不能“拍脑袋”，需要动脑筋

20XX年3月起，合肥启动“大建设”，包括综合交通工程、环境整治项目工程、园林绿化及景观整治工程、水电气热电等公用事业工程、文教卫体等公益性项目、保障性住房及复建点项目工程、市政设施维护工程等9大类。

公开的数据显示，至20XX年，合肥市完成845项工程、在建366项，累计投入730多亿元，相当于“九五”和“十五”时期总投资的4倍；20XX年，合肥新建、续建大建设工程579项，总投资833亿元；20XX年该市续建、新建大建设工程共718项，总投资914.01亿元；20XX年，合肥计划投资690.24亿元，启动989项大建设项目。7年下来，合肥用于“大建设”的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

在城市建设高潮期的这个阶段，合肥的财政收入呈递增趋势——20XX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为167. 77亿元；20XX年，该市公共财政收入为694.4亿元。

合肥市主要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城市建设不是“拍脑袋”工程。合肥进行的所有建设，都是按照城市规划所确定的项目逐步展开的；城市发展的平台搭建好了，大批工商企业入驻，增加了财政收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百姓关心的资金问题，这位负责人说，“大建设”的资金有可靠来源，融资控制在计划风险红线之内，并没有挤占对老百姓民生事业的投入，合肥在再就业、低保、医保等十二项民生事业方面的投入有大幅增长。

城市规划师：忽视细节，不以人为本

央视网(记者孔华报道)创建“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先生，毕生目标就是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然而，他发现，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没能绕过城市病。让他揪心的是，我国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而且，多数城市严重同质化，千城一面现象尤为突出。

在合肥工作、生活50多年的劳诚，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退休前，他担任合肥市规划局副局长，曾三次参加合肥市城市整体规划编修。央视网记者就合肥的城市建设问题采访了劳诚。

据劳诚介绍，刚解放时，合肥只有5万人、5平方公里；现在，建成区面积4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70万。一方面，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建设

如何更加人性化，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难题。劳诚告诉记者，城市的发展让人耳目一新，但城市无序的扩张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原来城市道路是三板块：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个板块，现在有的路成了两板块，没有人行道或者人行道很窄，这就不是以人为本。”劳诚说：“贪大求高求快是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通病，在市中心建宽马路，架立交，把车全部集中在很宽的马路上、高架上，到岔口车子上下很痛苦，容易堵。道路景观、商业氛围、生活气息也被破坏了。宽马路、高架桥都是解决拥堵的笨办法。我们的人口增加是很多，但是我们的人口密度有香港那么大吗？香港是不是像我们这样拥堵呢？人家是不是都是8车道、12车道呢？市中心是不是高架林立？”他无奈地说：“很多时候，专家的意见没有用。一些人，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建设一个新城，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中国严重的“城市病”，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与很多城市相比，合肥的“城市病”算不上是最严重的。不过，它的多数“病症”和“病因”，放在全国都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猛烈抨击了美国的大城市格局，反而对欧洲小城中的街道空间推崇备至。她认为，后者空间多变、尺度适宜，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真正实现了城市生活的理想。

城市建设规划应听听民意

央视网(记者仲昭举报道)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速，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20XX年底，我国的城市(包括县级市)数量超过650个，城镇人口达到了约7.1亿人。全国共有30个城市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

然而，城市的发展并不是我们可以保持乐观的理由。随之暴露的，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在我国，城市建设现在需要向高效、完善、低碳、环保的标准转型，然而回头一看，历史“欠账”却积压过多。

在我国的多数大城市中，城市道路交通日趋拥堵，在每日的交通高峰时段，车子比人走得慢的怪相时有发生。此外，纵观全国，城市供水、燃气、热力管网等基础设施，依然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即使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五环外的一些居民区依然无法使用市政水，还得自采地下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表示，我国的城市建设方式比较粗放，“地方政府更注重城市空间格局、产业支撑上的规划，在城市细节的建设上，缺乏以人为本的精神，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道路设计不合理、城市排水设施不善、城市绿化率不高、环境卫生差等现象。”

在业内学者看来，政府把更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新区开发、地标建设、招商引资等看得见的政绩工程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问题，平时很难暴露出来，通常只有在暴雨、暴雪等灾害面前，人们才能看到城市功能的弊病。这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心存侥幸，顾此失彼。

但是矛盾却因此显现。这些不为政府重视的“细节”，恰恰涉及了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百姓的幸福指数。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战略规划的目标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百姓主导，”宋迎昌说，“在发达国家，百姓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相对较高，百姓的意见和关注点有较为通畅的渠道传递给当政者。因此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完善。”

宋迎昌建议，国家建立一项保障机制，把百姓对于城市建设的需求和意见有效地传达给相关政府部门，并在政府的考核指标上增加以人为本的内容。

夏季暴雨拷问城市良心

一个多世纪前，被誉为“法兰西良心”的大文豪雨果就曾断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我们的城市在暴雨下的连连沦陷，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城市决策机制及规划、建设、管理在良知底线上的失守。频繁来袭的夏季暴雨，将持续拷问我们城市的良心。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源自上海世博会的的口号，曾一度风靡神州大地，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以至于稍有几分规模的城市都提出要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于是，新一轮的城市大跃进轰轰烈烈启动了。中国大大小小的数百个城市都信誓旦旦、风情万种地奔着美好生活而去。一时间，动不动就投资数亿、甚至几十亿上百亿的的高楼、广场、商业区、开发区，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单是一个美国白宫的山寨版，不仅安徽阜阳有，就连比阜阳小得多的一些县、镇也有；中国的白宫之多，上迪斯尼大全冠军榜，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夏季的暴雨一到，所有这些光鲜摩登的表象都不堪一击。在滂沱急雨面前，壮观的广场、豪华的高楼、漂亮的路桥，统统黯然失色。一座座日新月异时尚现代的城市，立马内涝成灾，大街小巷洪水肆虐，换成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

到处危机四伏。交通瘫痪，人们有家难回。平素不起眼的下水道井口，变成吞噬无辜行人的魔窟；广场积水成湖，道路激流奔涌，城市沦为一头失常的困兽，无情践踏着人们憧憬的“美好生活”。

这样的灾难剧对我们并不陌生，年年都在轮回上演。只不过，随着气候异常的加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版的内涝洪灾连续剧上演的频率越来越高。去年夏季，中国有一百多座城市陷入内涝之灾，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今年入夏以来，南方一些大城市，也相继在暴雨中深陷危机，现出其被掩盖的病态。武汉三镇遭暴雨洪涝围困数日，苦不堪言；杭州则上演了一幕现实版“水漫金山”，而偌大一个北京城，在6月23日那个天昏地暗大雨倾盆的傍晚，猝不及防地陷入汪洋之中。从各处网友上传的照片可以看到———故宫及安门广场变成了"海"，陶然亭地铁站变成了“水帘洞”，数座立交桥下积水快淹没车顶，南二环主路右安门路段断路，在大望路、安华桥等地方，汽车也都变成了“潜水艇”……首都机场的航班也一度全部取消。

记得有人问龙应台：“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

龙应台答：“应该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一阵，你的裤脚虽湿却不肮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

龙先生真知灼见，言简意赅。如此对比判断，我们的城市不管外表多么光彩夺目，只要来一场数小时的急雨，大都会原形毕露，露出隐身在体内的心肌梗塞和肠道不畅的顽疾，露出与先进发达之标准格格不入的弊端。

谁也想不到我们的首都北京其防洪防涝能力只是按三年一遇的标准设计的，而急吼吼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武汉竟然是按一年一遇的最低标准设计的。这两天，西南重镇成都正泡在雨水里受煎熬，一向气定神闲的成都人，恐怕也无心泡茶馆摆龙门阵歇凉了。最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再次给黄浦江畔的大上海敲响了警钟，不知它能不能被幸运之神眷顾，躲过这一劫。

一个多世纪前，被誉为“法兰西良心”的大文豪雨果就曾断言：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我们的城市在暴雨下的连连沦陷，其实就是我们当代城市决策机制及规划、建设、管理在良知底线上的失守。频繁来袭的夏季暴雨，将持续拷问我们城市的良心。

中国有句老话：会干活的媳妇干在面上，不会干活的媳妇干在里面。这套在中国封建大家庭里做媳妇的经验，历经千百年的发酵，已酿成一种处世哲学，并在官场得到发扬光大，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是啊，考察官员的业绩和城市的GDP，主要还得靠地面上的高楼大厦、道路桥梁、广场商场、开发区和旅游区，这些面上的文章做得不好，地下管网做得再周到细致，对于政绩升迁也是白搭。

很多地方，为了表面的光鲜，甚至违背生态科学，给大多数河岸、水道穿上水泥盔甲，让道路统统变成不透水的硬质路面，有的出于商业需求，不惜占用河道河堤建宾馆、别墅，使得原本就排水不畅的城市，一遇洪涝更是雪上加霜。

可是，良心不可能存活于表皮之上，它在皮肉之间，要骨骼支撑，需热血滋养。而当下，缺钙的犬儒擅长锦上添花，日子过得莺歌燕舞；冷血的伪君子则更会作秀，往往得势当道权倾一方。再加上资本与权力合谋一起推波助澜，利欲熏心已成时尚，哪有足够的空间去安放城市的良心。

所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副院长杨宝军先生，在接受央视“新闻调查”的采访时，很无奈地说了几句大实话：城市规划再怎么完善，也很难全面落实。我们只能向权力陈述真理，却无力干预和影响决策的走向。

还好，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那么不堪一击，遇淹即涝，遇涝即瘫。江西的赣州和山东的青岛就是例外，前者应归功于900多年前北宋主政此地的水利专家刘彝设计打造的高水平的福寿沟，后者则得益于100多年前德国殖民者按当时德国城市的防洪涝标准建造的下水道。

再对比一下国际上那些下水道系统先进的城市，我们就应该知道冲着哪儿对症下药。巴黎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其下水道系统享誉世界。下水道博物馆是巴黎独有的旅游项目，从1867年巴黎世博会开始，就陆续有外国元首前去参观，现在常年有十几万游人去观光学习。读过雨果名著《悲惨世界》的读者，都知道巴黎的下水道像一座巨大的迷宫，书中男主角冉阿让借助这座地下迷宫掩护革命者马里尤斯躲过了警察追捕，这一情节给人印象非常深刻。巴黎的下水道均处在地面以下50米，水道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总长2347公里，而且宽敞得出人意料：中间有宽约3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1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如果说巴黎的下水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对比之下我们的下水道就像老鼠洞。巴黎每段下水道都有名字，它的名字与上面的路名相对应的。养护工人可以沿阴沟两边人行窄道到达任何地方。下水道中配备了清砂船，船体为钢铁结构，像拖船一样扁平。大船需数人合力操作，最小的清砂船仅1米多长，单人即可操纵。

新巴黎的缔造者奥斯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他心爱的城市：“城市的地下通道就像人的内脏器官，干净的泉水、光和热就应该像血液一样流遍城市全身，分泌和排泄会隐秘地进行。”

据说中国有一个城市，大雨不淹，那就是青岛。一百多年前，德国人一共就占领青岛17年，只来得及修了个完整的下水道系统，没像现在一样修太多高楼大厦、喷泉广场，就被迫回国了。德国人当年修下水道时没几个人看见，可100年之后，全中国人都看见了！深圳一场大雨，拷问我们城市建设的良心。青岛的下水道，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希望以后我们的官员和体制内的相关专家学者，去巴黎考察时，不要只顾到老佛爷商场购奢侈品、到红磨坊喝酒看艳舞、到塞纳河坐豪华游轮观光吃法国大餐，也抽点儿时间去参观一下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取点儿真经回来重塑我们城市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