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

【摘要】：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人格发展必然会受到文化模式的影响。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影射在人格上，形成不同的人格特质。从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分析可发现，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渊源、人格的出发点、主体内涵、成长过程、人格动力、理想人格标准、研究方法、归宿等方面。中西人格心理的差异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中国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必须立足中国文化，突破西方心理学的框架，采用多取向方法开展创造性研究，到生活实践中去解决人格心理学方面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人格；人格差异

因受现代思潮的影响，“文化因素”已引起心理学界学者的关注。“文化指文明成果中那些历史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文化本身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主要一个因素，他外在于人类个体，而有对于人施加者强大强制力量。”人们发现，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与潜在假设的影响上，而且这种影响是无意识却又是高层次的，它决定着人们的认知、情感以及行为方式。学者深人探讨文化与心理学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探讨文化对人格的种种影响。人格研究的文化取向扩大了文化与人的相互构成。Kardiner曾提出“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荣格曾说:“人格是文化要求其成员所承担的角色”。但是对于“文化如何影响人格”这一问题却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把文化看作能以某种方式对人格形成过程施加影响的独立因素;有的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内在化的构成，有的则把人格看成是文化的产物。

在这里，我们认为应从文化本质以及文化所定义的价值体系渗入个体行为模式加以解释和剖析，这样才能从本质上揭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差异实质。一、文化渊源的不同

（一）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中国文化根植于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故带有浓厚的农业心态:自给自足、谋生而不谋利。眷恋家园故土，安于现状，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由于知识的不发达，经验成了人们最主要的依赖，因此老人常是青年的领航。中国人崇古尊老、重权威、求和思稳的思想与中国以农业为主的伦理社会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平和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西方文化的发祥地是古希腊，陆海相间的地理结构形成了西方人与海共处的生存

状态，海洋是通往外界的通道，自然主要以航海为生。而要航海，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还需坚强的意志，才能与海浪搏斗。这种与海共处的生存方式造就了古希腊人的勇敢、冒险精神。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二）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

（三）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

（四）群体本位文化与个体本位文化

中西方文化在对人的本质的界定上存在根本分歧，从而导致双方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双方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文化强调群体，西方文化强调个体。

中国是个以群体为本位、具有群体文化特征的国家，孔儒一家曾作为封建社会的主体文化统治中国两千多年。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定义为”仁者，人也。”这就是说个人只有在群体（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自我或对方下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类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个人与集体等。这种强调人具有人伦关系和本性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质。因此它尤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纽带的建立，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目标。

西方文化中的个体灵魂和上帝信仰，一方面产生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同时也使人可以不必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对自己下定义。因此我们说，西方文化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文化，其实质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把个体作为一切现实和社会的出发点，二是认为个体的性质体现于个体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中。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世间万物的尺度”即个体主义文化，必然凸现个体自我中心，强调个体独立于他人和唯一性。个体本位文化精神在西方伦理观上的体现，是所谓”合理利己主义”的原则得到普遍的认同。费尔巴哈说到:”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样的人生价值得到历代西方思想家的肯定，也为一般公众所奉行，从而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五）情性文化与智性文化

西方文化是以理性为本体，注重外部知识的获得，属于智性文化;中国文化则以感性为本体，注意自身生命的享受，属于情性文化。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定义在西方人的信念中两千年不动摇。《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就从“知识之树”上偷吃智慧之果。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追求知识的执着著称于世，为知而求索在古希腊智慧之士那儿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行为，他们为此开拓的道路和成果成为西方科学精神的源头。追求知识不仅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更是目的本身，它已成为人的生命和人生的全部意义所在。因此，在古希腊哲学中，自然或宇宙一开始便是人们研究的一个独立对象，他们把追求抽象思维、拥有智慧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后来的西方文明正是在此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导致西方社会重理性而轻情感，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

与之不同，中国文化则选择了情，选择了感性，选择了“生命之树”，大体上说，中国所有的哲学都是生命哲学，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生命宗教，艺术是生命艺术，最普及的学问是养生之学。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

二、中西方人格理论差异的表现

（一）出发点不同

人格的出发点——人性的本质问题是中西思想家在探讨人格时所遇到的第一问题。中西人格心理思想虽然都以人性为基本出发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是以人性本善为主要倾向的，人生而具有“良知良能”，即优美质朴的潜能，对人性的发展充满希望与信心。中国的人格心理理论首先看到的是人性的优点及其高贵之处，肯定人的价值，倡导以人为本，其研究是以人性的优点、人性的可塑性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性善论既然肯定人生的价值，人的生理本能和自然欲望在性善论里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所以，其满足生理本能和自然欲望的方式还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和要求。这样，儒家就此逻辑地引出了将人性本善的原则由人生的自然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超越的合理性和必须性，昭示了人类社会道德产生的根据及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所以，在儒家那里，道德理性是人性本善的社会表现，同时也是推动人的自然意义上的善性向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善性发展前进的精神动力。

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是以人性本恶为主要倾向的，认为人生而具有原罪，今世就是为了赎罪而来的。这也体现在他们的人格理论中。西方的人格理论多是看到了人性的弱点与人性的易碎性。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黑格尔的人性本恶的观点，恩格斯写道:“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西方文化性恶论对人性从根本上持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态度，对西方人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产生了极其消极的不良影响。基督教的”原罪说”彻底否定了人生的价值，把人的肉体及人的生理欲望视为卑污的东西。在基督教性恶论看来，人生不过是永生永世遭受赎罪苦难的禁欲过程，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本主义的兴起，才使注重研究正常人的人格心理学赢得了主动。

（二）主体内涵不同

自我是人格的主体部分，”自我”可分为三个层次：内在自我、人际自我、社会自我。中国人是以人际自我为核心来铸造自我人格的，在决定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主要不是从自己的内在自我，而是从他人对自己的要求出发进行自我设计的。换句话说，不是自己给自己定义，而是由他人给自己定义。中国人的内在自我实际是由他人内化而成。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核心的文化体系，自古以来，这种以”仁”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主要表现在:重视他人超过重视自我；重视评价超过自我感受；重视群体超过重视个人；重视共性超过重视个性。中国文化中，私人状态始终不发达，中国语言中”私”往往含有贬义。

西方的人格构成是以内在自我为核心，并在内在自我的基础上生长出人际自我与社会自我。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由他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内在自我决定的，人际自我和社会自我都只是在它的支配下实现的，因而所遵循的也是内在自我的价值取向运作模式。西方人的人格，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总倾向于同对方保持适当的距离，注重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保护和尊重私人状态，包括私人时间、私人空间、私人权利。西方思想史上常出现”自由”、”人权”等思潮，造成西方人强烈的个体意识。

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不同人格，我们可根据其核心部分来源不同，把它们分为”自律人格”和”他律人格”。西方人的人格是自律的，因为它是以自我为核心建构起的人格；中国人的人格是他律的，因为它是以人际，即以同他人的关系为核

心建构起的人格。

（三）人格动力不同

人格动力主要探讨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去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生追求的是什么？中国的心理学传统在人格动力上强调的则是外在的引导，是目标、是外引力、是心理志向、是外拉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自我的内在价值，自我的独特品质不是强调的中心，行为的决定因素更多的在于社会规范、家庭责任、社会义务。”义以为上”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中国人的人格动力是把个人的发展与群体的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在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种人格动力在近代的许多仁人志士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西方人格心理学家把自我看作是个人活动的动因，而自我是自主的、不受他人影响的。个人的期望、愿望、兴趣和能力是自我的主要因素。个人要充分发挥潜能，达到自我实现就必须表达和发展自己的期望、愿望、兴趣和能力，必须在不受他人的影响下不断做出己的选择。

（六)理想人格标准不同

理想人格是人们一生所追求的自我完善的目标，也可以称为一种人生境界。

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人格考察主要是对个体差异的研究，是横向比较的人格学说。西方心理学家提出了诸多理想人格的标准，又用”超我”、”创造性自我”、”理想自我”、”生产性自我”、”自我实现”等名称来指称人格概念中最高尚的部分、可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以及最佳人格典范。但或者因为这种理想人格标准只是整个人格中难以起主导作用的部分，或者因为它只是一种理论推导的结论，或者因为它需以超人的毅力在极为特殊的文化条件和生活环境中才能形成，所以它始终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要实现它则需要社会提供尽善尽美的培养条件。

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人格探讨主要是出自理想人格的追求，是纵向提升的人格学说。中国并且形成了提倡理想人格的传统。儒家、道家和佛家都把人格的成长看作是向上的提升，或者是按照价值等级来阐述人格的提升，最为理想的人格则处在这个价值等级的顶端，它们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描绘了理想人格的特征。并不像西方人格心理学家那样把实现理想人格的目标视为不可企及的境界，他们坚信，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像圣人那样对待和处理人生各种问题，通过人格的成长和发展，就可以达到或实现理想的人格。如果说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带有功利性的色彩，那么传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则明显地具有非功利性的特点。与西方人把追求利益当成是自己的自然权利不同，中国人把利摆在义的对立面，强调义永远重于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优先论在价值取向上是超功利的，即超越个体自身的物质欲望。因此，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模式是：大公无私、舍身忘己。

（七）研究方法不同

西方心理学的人格研究是把人的人格心理当作客观的研究对象，它强调客观的观察、客观的测验和客观的实验。西方心理学的应用技术是把人格看作可以外在干预的对象，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应的技术手段去矫正人格的缺陷、去塑造人格的特征。那么，个体的人格就成为被动的或受动的。

中国的传统心理学则倡导的是由榜样引导的自我推动的成长和扩展的过程。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心性成长的榜样，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向导。儒家学说倡导心性修养，主张践行，即倡导知行合一。中国社会，最重人格修养，以达到一种人格完美之理想境界。中国的理想人格修行渠道是由内而外、内外共同作用。由于中国传统对人格的培养注重德行，成贤成圣，天人合一，所以修身养性、内省自律成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

（八）归宿不同

中西心理人格理论都以经世致用为其最基本之归宿，并且在运用的同时，都兼顾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西方的人格理论主要是用来做心理咨询与治疗，使人复归常态，其关注的重心是作为个体的单个的人；而中国的人格理论主要是用来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力求达到一种理想人格，其关注的重心是作为群体的社会。西方人格理论的应用虽然也包含有社会层面，但那只不过是极少数人格心理学家比较微弱的声音，未能形成气候，也没有对社会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影响。相反，对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个体，他们极为关注，下的功夫也最多，比如说，对个体发展的关注、对个人咨询与治疗的重视。西方社会中发达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事业、发达的个人生涯咨询业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国古代的人格理论的应用，虽然也注意到了对个人心理的调适，对高尚人格的追求，但这只是人格应用的一个前期准备和铺垫而已。其真正关心的是作为群体的社会，关心的是理想人格具有者对社会的功用和对社会的影响。

三、简评：

通过上述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中西人格理论的差异，包蕴于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之中，是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最深层的价值系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反映。通过中西人格的比较发现，两者各有长短，呈现一种互补态势。“中国重整体，西方重个人；中国重精神，西方重物质；中国重崇善，西方重求真；中国重守成，西方重创新；中国尚同，西方求异；中国求平稳，西方喜冒险。”

自律人格因为强调自我，强调独立性和个性，故有进取意识，有利于自身快速发展，具有超越性。但它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削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容易使人的心理陷入孤独和空虚境地。这在现代西方社会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日益严重，已引起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关注。

他律人格有利于社会、科学、经济的发展，他律人格的优点是，容易建立人际间的和谐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显得温馨，富有人情味但由于缺乏内在自我的支撑，故而依赖性太强，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缺乏一种激发个人创造力的机制，难以对每个人的潜力进行充分的开发。但对人的心理和各种精神需求则带来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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