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关系学派的三个重要的理论家(1)

客体关系学派的三个重要的理论家

李小龙编译

当科胡特（Kohut）开始构建自体心理学大厦时，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家们也已经或开始关注一些同样的问题。回顾两者对精神分析的贡献颇有意味。科胡特在他的著作中对英国客体关系理论的参照很少，他对其中一些与他的概念相近的内容并不十分了解。另一方面，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家却没有能够将他们的一些发现像科胡特那样系统化，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英国理论家在看待自恋这个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摆脱主流的道德观念的态度。对比两者或许会加深我们对一些重要的观点和结论的理解。

伊恩·萨蒂（IAN SUTTIE）

考察客体关系理论，从伊恩·萨蒂（Ian Suttie）开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萨蒂是早期塔维斯托克（Tavistock）小组的核心成员，他的工作令人注目地预示了费尔贝恩（Fairbairn）、冈特瑞普（Guntrip）、巴林特（Balintt）和温尼可特（Winnicott）的工作，并和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遥相呼应，后者对客体关系理论做出了更为全面的贡献。不过，萨蒂的观点代表的是与他那个年代的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决裂，而梅兰妮·克莱茵的意义主要在于她是一个过渡期的人物，在为维护客体关系理论的一致性所做的努力中，她并没有明确地超越内驱力防御心理学（drive defence psychology）。

1923年，萨蒂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寄去一篇文章，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拒绝发表该文，与此同时，琼斯也见识了萨蒂富有才华的独创性。正如琼斯的传记（布罗姆，1982）里所说：“批评性的材料是一回事，而富于创新意义的论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在，萨蒂被视为首批客体关系理论家中的一个，这是一种迟来的认可。根据布罗姆的看法，萨蒂的基本观点是：“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待人，这个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他寻求客体的行为从出生时就显露出来了。这就以一种完全的客体关系理论代替了弗洛伊德的双重本能（dual instinct）理论”。

萨蒂的观点也预示了现代自体心理学的内容，这一点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这里只是对他的几点看法做一个勾勒，这些看法出自他的名作《爱与恨的起源》（1935）。

萨蒂的基本观点涉及到他所说的个体先天对友爱关系的需要：

在我看来，精神发展最重要的方面……是对于他人的观念和个体自身所拥有的与他们的关系……人（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由诸多能量组成的聚合体，这些能量寻求释放，却被恐惧所阻碍。与此相反，我认为情感表达并不是出于它自身需要倾吐的缘故，而是一个要求从他人那里得到回应的前奏。我想，他人没有回应正是所有焦虑和愤怒的根源，因而，个体表达这些焦虑和愤怒完全是有目的的。

弗洛伊德认为，婴儿的内心充满了具有伴随性或竞争性的本能；而在萨蒂眼里，婴儿的内心世界从一开始就被与母亲建立一种亲密关系的需要所支配，如果这种需要受到阻碍的话，就会产生极度的恐惧和愤怒。对萨蒂来说，“人世间本没有恨，是爱转变成了恨，地狱里本没有狂暴，是一个婴孩受到嘲笑”。开始阶段，婴儿体验到的“只有快乐和友善，这些都是毫无保留地给予他的……当他发现他人的慈爱是反复无常的或者有条件的，当他感觉到他所拥有的东西依次都有被批评和被拒绝的倾向……（他的）遭受挫折的社会性的爱就转变为焦虑……如果挫折过于严重，这种爱就会转变成恨。”

萨蒂对于愤怒所持的看法，使他认识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自体客体功能（selfobject functioning）在根本上的重要性。对萨蒂而言，愤怒并不是一种初级情感或者独立的本能，也不仅仅是一种对挫折或拒绝的反应，而是一种“持续的得到他人帮助的需要”--这个他人最早是母亲--以消除挫折的来源。愤怒是“为吸引关注所做出的最大努力”，而且……它应当被看成是一种对冷漠行为的抗议，而不是以毁灭母亲为目标，愤怒会引发自体（self）的至关重要的反应。

尽管萨蒂没有提出关于“自体”的连贯性的概念，他还是在他的著作中到处使用这个概念，用来指个体心理的核心。他由此认为，恨是一种对客体的谴责，因为这个客体用分离焦虑来威

胁自体。“它的意图不是寻求死亡（death-seeking）或者与死亡有关（death-dealing），而是从意味着死亡的隔离状态中保存自体，是对爱的关系的修复。”

对于性心理发育的各个阶段，萨蒂将其视为孩子与他的母亲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由与文化相关的养育方式所决定，同年，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在匈牙利写作时也得出了与此相同的结论。他拒绝弗洛伊德所说的爱是性欲的升华的观点，而将其视为一种情感，这种情感的主要特征在于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充满挚爱的柔情。萨蒂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发展了一种对柔情的拒斥（他称之为“柔情禁忌”，taboo on tenderness），作为这种禁抑的结果，性通常成为一种防御性的替代物，通过这个替代物，被禁止的对柔情的眷恋找到了一条经常性的表达途径。他提出，性交有时是用以修复人们之间由于差异所造成的缺失（absence）感；他还指出，从这一点来看，哺乳和性交无疑很像是一种独特的“欢迎”或“接纳”。以此而言，他预见了米歇尔·巴林特的“原爱”（primary love）理论和海茵茨·科胡特的“古老合并”（archaic merger）的观点。

萨蒂对自恋的看法与科胡特非常相似。他把这个术语作为对某种行为方式或情感状态的有效的的描述，他并不认为自恋代表了爱的发展中的某个阶段。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对婴儿自恋的看法是错误的，婴儿的自恋并不是一种“自体之爱”（love of self），而是一种原始的满足状态和不断增加的对自身的知觉、兴趣的混合物--在他自己的身体和他最为关注的方面--是母亲照料的结果。

萨蒂还指出了一种相关的特殊属性，这种属性很难从自体客体的角度来理解，例如，一个主要关心病人的健康福利的分析师，或者一个对她的孩子倾注了极大关注的母亲，他们的情感就有这种属性：

我认为，伴随着亲子关系的萌芽（the germ of parenthood），孩子对生活有所醒悟，其中已经包含了“给予”（give）和“回应”（respond）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有“引起”注意和得到赞赏等等方面的需要，激发了友情关系中的很多的“给予和索取”（give and take）。

哈里·冈特瑞普（Harry Guntrip）

对冈特瑞普的工作的回顾留下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尽管他没有发展出一套关于自体的系统的心理学框架，但却是第一个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明确强调自体的重要性的人，他把自体看作是个体（他把这个词与自我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核心。对冈特瑞普来说，“与人类密切相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拥有一种稳定的、将自己作为整体的和重要的人物的体验”。

冈特瑞普的看法建立在费尔贝恩和温尼可特的观点上。他承担了将费尔贝恩的工作加以澄清、系统化和普及化的任务，而实际上，他对此做了扩展和延伸。有一句现在广为人知的话，是费尔贝恩的病人提出的抗议，“你总在说我想要这个或想要那个是希望得到满足；但我真正想要的是一个父亲”，冈特瑞普评论说：“病人想要一个父亲（也需要一个分析师）的原因是，没有一种与另一个人的满意的关系，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发展中的自我（developing ego）”。他的认为，“…彻底的?心理治疗不单单是要解决特定的冲突，还必须着眼于个人整体意义上的自体的再成长”，这个看法与自体心理学的治疗理论的本质非常接近。

冈特瑞普与费尔贝恩一样关注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情形，在温尼可特看来，这种情形影响的是这样一些个体，他们没有足够好的母亲的照料（good-enough mothering），并遭受着来自于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空虚感、隔绝感和疏离感的折磨。冈特瑞普认为，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情形并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甚至也与“是否存在或拥有一个自体”的问题无关。冈特瑞普说的“自体”就是温尼可特的“基本自我关联”（basic ego-relatedness）的观点。因而，冈特瑞普已经找到了对自体心理学的“内聚性自体”（cohesive self）的解释，用一个客体关系的术语来说明“自体”，那就是，通过将与自体客体的足够好的连结纳入到它的结构中（以变形内化的方式），自体得到了加强。从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入手，冈特瑞普进一步超越了一种注重与他人关系的客体关系理论，走向科胡特意义上的自体心理学。

冈特瑞普采纳了费尔贝恩关于分离焦虑具有核心重要性的观点，婴儿由于他原始的、未经发育的心理组织而被异常显眼地暴露在分离焦虑当中。因为“只要母亲稍长时间不在场，婴儿就无法保持他的原始整体感……分离焦虑……是……最坏的恐惧的指针，婴儿害怕丧失自我本身，害怕人格解体，害怕非现实感”。冈特瑞普在这里的确描述了科胡特后来谈到的情形，科胡特将其界定为自体在面对重要的自体客体失败时所产生的“崩溃焦虑”（disintegration anxiety）。与费尔贝恩一样，冈特瑞普也强调婴儿试图通过精神分裂症的过程来保护自己，这个过程导致了自我的分裂（split）。例如，假使婴儿被母亲严重忽视，不能在母亲身上引起适当的应答，他就必须用精神退缩的办法来逃避空虚的环境。冈特瑞普要求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重要客体的功能方面的障碍和缺损，而且要密切关注自体对于自体客体失败的防御性的内心反应--甚至包括作为一个防御手段的“碎裂”（fragmentation），科胡特曾在《对自体的精神分析》一书中讨论自体的防御性分裂时谈到过这种情形，科胡特将其理解为由否认所保持的“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ting）和由压抑所保持的“水平分裂”（horizontal splitting）。然而，在流

行的自体心理学的理论建构中，除了纽曼（Newman）的讨论防御的文章和Basch的讨论否认的文章外，对防御的考虑都没有形成有意义的轮廓，一直到科胡特最新的专论发表。

自体心理学一直主要关注的重点是精神崩解的“沉淀物”（precipitants），这是由于面对环境的失败，具体说就是面对儿童的自体客体需要的失败所产生的，这个方面被认为在临床上最为有用。自体内部的失常导致了衰弱（weakening）的状态，严重的情况下会发生“碎裂”。但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吗？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温尼可特把这种情形称为“虚假的自体”（false self），它表面上与隐藏的“真实的自体”（true self）相似，并对后者起到保护作用。费尔贝恩和冈特瑞普都谈到过“分离的心理功能”（disunited psychic functioning），按照这种说法，自体并没有破碎，而是分裂为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自我（ego），这些部分以稳定而特殊的方式在相互的动力学关系中运作。婴儿通过父母的拒绝或者对他的虚弱和依赖的不能容忍，反复地让自己察觉到自己的无助，以此来共有成年人对他自己的不成熟的批评性态度。他把初级的贫乏的自体作为他的整体自体的一个部分来加以体验，这个初级的贫乏的自体是可以被分裂出去、被压抑或者被消灭的。精神最初的统一瓦解了，费尔贝恩认为，它现在以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运作。在一种恐惧和需要未得到满足的状态中，力比多的自我（libidinal ego）是婴儿最初的贫乏的心理结构，它寻求客体，谋求自我的发展（ego-developing），时常受到“反力比多自我”（anti-libidinal ego）的迫害，这个反力比多自我可以比作弗洛伊德的施虐的超我（sadistic superego）。这个如费尔贝恩最初所称的“内部破坏者”由于力比多自我的虚弱和不成熟而蔑视它，并试图压制它的自然需求和与客体的创造性的关系。如冈特瑞普所说，“它导致了一种心理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自然的成熟过程变得不可能”。但冈特瑞普认识到，对这个反力比多自我“必须给予尊重，就像尊重病人在缺少真诚的帮助的情况下为保持他自身的功能活动而做出的强烈的抗争一样”。力比多自我和反力比多自我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压抑的，处于潜意识当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核心自我（central ego）是自体的意识层面的部分，它努力遵从外部世界的要求，牺牲自发状态和创造力以获得安全感。这与温尼可特的虚假自体的概念相类似。

对坏客体最初的内化是为了控制它，并从防御的角度将其分裂为一个“兴奋性的客体”（exciting object）和一个“拒绝性的客体”（rejecting object），其绝大部分都在某个潜意识水平上运作。兴奋性客体有力比多自我强烈地附着其上，它代表了父母身上的刺激孩子对爱和照顾的需要但又从不给予满足的方面，拒绝性客体代表了父母身上批评、否定和愤怒的方面，反力比多自我与它联合起来“压制（孩子的）那些未满足的需要”。

费尔贝恩和冈特瑞普对精神功能的分离的理解，有助于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明确对于治疗过程来讲，强烈的阻抗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病人对渴望体验有阻抗，因为力比多自我或者真实的自体已经延伸到了一个安全的自体客体上，以至于害怕再一次的创伤化，阻抗在内心的这个分裂过程中被加剧了。

冈特瑞普相信，冲突位于性欲、攻击性和内疚感之上--除了在它们的运作层面上应有的重要性之外--被作为一种防御来使用，以对抗自体微小、虚弱和分割的体验，并防止对进一步的防御性退缩、退行和人格解体的需要，“以保护自体真正的存在”。冈特瑞普坚持认为，人类偏爱把自己的各种麻烦说成是因为有强大的、持久的动物本能的缘故，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是坏而不是虚弱：“病人之所以要执着于他们身上的某些部分--克莱茵学派称之为内部的坏客体，弗洛伊德学派称之为性和攻击构成的俄狄浦斯冲突的内心世界--是因为他们的外部客体关系由于早期内心的分裂退缩而变得很虚弱，他们被迫维护一个由幻想客体组成的内部世界，以从根本上保持他们的自我的存在”。冈特瑞普引进了“退行自我”（regressed ego）的概念来作为最终的精神分裂性的防御。在面对外部客体缺乏回应的严重失败面前，自体那“鲜活的心”逃进了人格深处，与其他难以忍受的人发展出意味深长的关系。

因而，虽然弗洛伊德把恨看成是对环境的基本态度之一，并在此基础上造成了恐惧，但冈特瑞普就像萨蒂和费尔贝恩一样，坚持相反的看法：“人类之所以恨，是因为他们害怕……恐惧使得恨不可能成为爱，爱与恐惧之间的冲突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冈特瑞普对攻击性的看法与费尔贝恩和科胡特的观点非常相似。他不相信有一种原始的破坏性，而是认为，破坏性的态度和行为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或保护性的：

在二十五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中，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个攻击性无法分析的案例，也就是说，我总是发现，所有攻击性反应的形式都是对恐惧、焦虑、不安全感和潜在的虚弱感、特别的基本的隔绝感的反应……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是仅有的一个得到临床观察支持的理论。

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

尽管巴林特在他的理论柜架中没有明确阐述“自体”的概念，但在他对精神分析做出的贡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后来出现在自体心理学中。我将讨论其中的三个：他对性前期组织（pregenital organization）的批判性的评价；他的“原爱”（primary love）和“原始客体”（primary object）的概念；以及“基本缺陷”（basic fault）。

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三论》中写道：“性组织的［性前期］阶段通常情况下会平稳渡过，没有给出更多的线索提示它们的存在。只有在病理情况下，它们才会变得活跃起来，从表面的观察就可以看到”。但是，弗洛伊德在1920年加的一条脚注中对致病因素作了说明：“分别正常和异常的差异仅在于个体性本能部分的相对强度……”。

巴林特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观察，那就是，正常儿童并不显示出性前期的性征象，除非是一种嬉戏式的短暂的表现。依照这个看法，他沿用了费伦齐（Ferenczi）的观点：在儿童身上，爱的自然表达是柔情（tenderness），而不是激情或色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萨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把儿童性前期明显的性表现看成是生物学因素引起的，巴林特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将其描述为“口欲”、“肛欲”、“口欲期虐待”、“肛欲期虐待”、“性器期客体关系”或者“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并认为这些都是正常发育的自然的阶段--实际上都是儿童抚育过程中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产品。他从实际情形中发现了对这个看法的重要的支持，那就是，这些现象都在精神分析工作中被加工成这个样子，并“被分析、被理解、被解释、被解决”。对于恨和攻击性，他采用了一个类似的观点：“恨和攻击性在儿童个人的成长史中有它们自己的解释……那是由于在儿童和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之间［缺乏］良好的、爱的理解……”。

这里有一个小的方面在海茵茨·科胡特的发育理论中没有反映出

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

尽管巴林特在他的理论柜架中没有明确阐述“自体”的概念，但在他对精神分析做出的贡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后来出现在自体心理学中。我将讨论其中的三个：他对性前期组织（pregenital organization）的批判性的评价；他的“原爱”（primary love）和“原始客体”（primary object）的概念；以及“基本缺陷”（basic fault）。

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三论》中写道：“性组织的［性前期］阶段通常情况下会平稳渡过，没有给出更多的线索提示它们的存在。只有在病理情况下，它们才会变得活跃起来，从表面的观察就可以看到”。但是，弗洛伊德在1920年加的一条脚注中对致病因素作了说明：“分别正常和异常的差异仅在于个体性本能部分的相对强度……”。

巴林特完全同意弗洛伊德的观察，那就是，正常儿童并不显示出性前期的性征象，除非是一种嬉戏式的短暂的表现。依照这个看法，他沿用了费伦齐（Ferenczi）的观点：在儿童身上，爱的自然表达是柔情（tenderness），而不是激情或色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萨蒂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把儿童性前期明显的性表现看成是生物学因素引起的，巴林特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将其描述为“口欲”、“肛欲”、“口欲期虐待”、“肛欲期虐待”、“性器期客体关系”或者“负性俄狄浦斯情结”，并认为这些都是正常发育的自然的阶段--实际上都是儿童抚育过程中的人为制造出来的产品。他从实际情形中发现了对这个看法的重要的支持，那就是，这些现象都在精神分析工作中被加工成这个样子，并“被分析、被理解、被解释、被解决”。对于恨和攻击性，他采用了一个类似的观点：“恨和攻击性在儿童个人的成长史中有它们自己的解释……那是由于在儿童和他们周围的成年人之间［缺乏］良好的、爱的理解……”。

这里有一个小的方面在海茵茨·科胡特的发育理论中没有反映出来，科胡特的发育理论认为，健康的心理成长过程依赖于与儿童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对儿童自体客体需要的回应，重要的自体客体的失败会导致人格的扭曲，并表现为被隔离的或异常的性欲或者破坏性。

科胡特明确表述这些观点是在1977年。巴林特稍稍走在了他的时代前面一点，他在1935年提交给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些极富创新性的观点。没有一个人认真对待这些观点。

两年后，精神分析界对他接下来的思想发展同样报以漠视。然而，那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主要的修正。他拒绝了初级自恋（primary narcissism）的概念并赞同这样的观点：在生命的最早阶段，婴儿并不是转向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是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与另一个客体的关联当中。婴儿根据他自己的愿望感受到这个原始客体的同样的愿望，他的目标是从这个客体得到爱和满足而不必会出任何回报。巴林特称这种关联状态为“原爱”（primary love），或者“原始客体爱”（primary object-love），并提出，这种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瓦解在婴儿身上导致了两种试图恢复它的反应。一种反应是自恋，通过这种方式，儿童试图给予他自己他先前在与原始客体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东西。因而，自恋起源于儿童对重建原始关系（primary relationship）的需要。另一种反应是积极的客体爱（active object-love），通过这种方式，儿童试图取悦客体，以使他能在客体的回报中得到满足。所以，对巴林特来说，临床上所观察到的作为“自恋”的情形，是与客体的关系发生挫折的结果，而且“永远是为了对抗坏的或仅仅是难以得到的客体所采取的一种保护手段”。自恋永远都是继发的（secondary）。从这个观点来看，科胡特最初对被他当作“自恋的”自体客体关系的描述是错误的，因为“自体客体关联”（selfobject relatedness）并不是反应性的或防御性的。同样，巴林特的原始客体爱也不是“自恋的”，而是母亲与婴儿之间早期的、相互的自体--自体客体关联（self-selfobject relatedness）的等价物。或许，假如科胡特知道了巴林特的关于原始客体关联的概念（这并

不是他理论的精髓），或者是自恋的，或者是客体本能的（object-instinctual），他可能也就会抛弃弗洛伊德的原始自恋的理论，事实上这与他的自体心理学的自体客体理论并不相干。这样他也就不会把“自恋的发展线”看作是与爱的发展线截然不同的。

巴林特提出，前俄狄浦斯期的构造都有一些充分的、重要而可确认的特点与对它们的命名相吻合。他提出的术语是“基本缺陷”（basic fault）的水平（level），或者区域（area）。俄狄浦斯区（oedipal area）的特点是冲突，并伴有对三角关系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成年人的语言是恰当而可靠的交流工具”；基本缺陷的区域是更简单、更原始的情形。在这里，冲突不是本质上的动力学力量；体验出现在二人关系当中，“成年人的语言在描述事情的过程中往往无用或者容易引入歧途……因为语词并不总是具有一致的或者惯常的含义”。结合我们的意图，我将只考虑这些情形中的两种--关系的质量和动力学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性质。

在基本缺陷区中的二人关系的特点来自于原爱状态或者原始客体关系的瓦解。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在这种状态中，婴儿的需要和他的母亲客体的需要是被作为同一物来感知的。因为客体给予恰当的回应并愿意给予回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主体需要的满足产生了一种康宁的平静感，而挫折引起的是一种过度的紧张反应，巴林特将其描述为“非常强烈和喧嚣的症状”。病人会体验到“一种空虚感、丧失感、死寂感、无聊感”，并感觉到与分析师的回应有关的挫折是对他的有意的打击。

冲突不是基本缺陷水平上的问题，而是更为原初的东西--这个发现部分要归功于巴林特对“基本的”这个词的使用。“缺陷”（fault）的概念不仅来自于它与地质学术语的隐喻性的关联，而且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众多病人对它的描述。“病人说，他感到在自己内部有一个需要加以纠正的缺陷……有一种感觉，造成这个缺陷的原因或者是有人让病人失败，或者忽视了他，并且，巨大的焦虑总是围绕着这个区域，通常表达为一种近乎绝望的要求，那就是分析师这一次不会--其实是不一定--让他失败”。病人把这种缺陷体验为“一种缺乏……或者是现在的某些东西不见了，或者可能几乎是病人的整个生活”。巴林特感到，基本缺陷的起源隐藏在某种差异之中--一种符合状态的缺失--这种差异存在于那个特定孩子的需要与他早年环境中提供这些需要的人的能力之间。

显然，这里边有很多内容与自体心理学相吻合。例如，巴林特认识到，这种个体内部的结构缺损，起源于原始客体部分在完他们被期望履行的功能时重要的失败，现在叫做自体客体移情。同样，他理解到了科胡特后来所说的瓦解性焦虑（disintegration anxiety），其含义是，病人害怕分析师不能补救这种缺损，那将会重复婴儿期的创伤，并激起几乎是难以承受的焦虑。

但是，巴林特不相信移情的性质仅仅由被分析者早年生活的体验所决定。尽管科胡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还是巴林特首次强调，移情在临床情境中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个特殊的病人和某个特殊的治疗师交互作用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他预见了Stolorow等人关于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工作，这是一个在治疗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的概念。他坚持认为，分析师不是要去解释病人退行的需要，而是应当与他们一道工作--也就是说，他接受病人的这些需要，并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允许的病人保持这些需要（巴林特，1968，p. 163）。这是科胡特从根本上倡导的一种治疗态势。对巴林特来说，成功的治疗包含允许病人退行到必须的状态，这种在移情中的退行一直达到甚至超过特殊的客体关系形式，而这种客体关系形式是由与第一个状态中的基本缺陷相伴发的缺损所促成的。

巴林特和科胡特之间在观点上有很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例如，巴林特认为时间框架（time-frame）极为重要，初级客体关系处于婴儿生活早期的、不明确的、短暂的阶段，而科胡特认为，自体客体需要的最佳满足对整个一生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还有另一个可能更重要的不同之处，说明了巴林特为何没有发展出一套关于自体的心理学的框架。自体心理学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进展是通过对分析师自体客体功能的变形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使自体得到加强，巴林特谈论的则是一个“新的开端”，这个开端来自于“代替那些被放弃的客体关系的新的客体关系模式”。因而，超越基本缺陷区，超越在移情中表现出来的婴儿针对他最初的环境所建立起来的最早的关系，巴林特毫不含糊地在治疗过程中引入了“成熟道德或现实道德”（maturity- or reality-morality）的概念。在巴林特看来，病人的退行表现反映了他需要与他的分析师建立的客体关系的性质。然而，他最终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传达这样的信息：这种退行是“原始的”，与某个较早的时段相吻合，也就是说，病人最终必须适应现实，为他的生活负责，并成长起来。必须进行“征服工作”（work of conquest），以此将“某个漠然的或者可能是敌意的客体……改变为一个合作伙伴”，完成这项工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与客体的需要谐调一致”。所以，巴林特对克制或驯服本能并不关心，他认为，在某个病人身上的顽固的退行是一种自恋性的防御，目的并不是反对弗洛伊德所说的客体爱（object-love）的发展，而是反对相对忘我的对客体的关照的发展，反对为他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做出一个现实评估的发展。换言之，由于对自体客体功能的期望只在初级状态中是“合理的”，巴林特不能完全接受他所发现的初级客体，或者叫自体客体以及它的功能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