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楚辞

第三讲、“楚辞”、屈原及其作品

一、楚文化与“楚辞”

1、楚国的地理及其风俗

楚为南方大国，春秋之时，楚即兴盛于江汉流域，都城为“郢”（ying3今湖北江陵）。楚占地千里，地广兵强，雄踞南方。楚地人自称“蛮夷”，中原人也以“南蛮”、“荆蛮”相称。

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物产富足。所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而水耨（nou4），果隋（sui1）蠃(luo3)蛤(ge3)，不待贾而足。地埶（艺）饶食，无饥馑之患”。（《史记·货殖列传》，“货殖”是指谋求“滋生资货财利”以致富。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翻译：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依靠雨水就能除草，瓜果、肉类、昆虫、贝壳，不须同外地通商，便能自给自足。这里的土地上能产出丰富的食物，没有饥荒这样的灾祸。）因此，较之中原，楚国的地理条件优越而独特。

复杂的地理条件，衍生出楚地繁复而独特的民风民俗。楚地风俗，民神不分，迷信巫鬼，重淫祀。（淫祀：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记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不仅在民间，在楚国的上流社会，同样也是这样，据记载：楚灵王简贤务鬼，信巫觋（xi4），礼群神，躬自执羽，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乐神明，当蒙福，不敢救。”可见，楚地民神杂糅、人人都好祭祀，而迷信巫鬼、求神赐福，已经成为了楚地代代相传的民俗。

楚人操南音，歌南风，其语言、音乐极富地方特色，与中原大为不同。例如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惊叹“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更是“楚歌”别具特色的最好证明。

2、“楚辞”的定义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交融，并驾齐驱。中原文化以典重质是实为基本精神，楚文化则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征。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新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史上崛起的又一座文学高峰。

所谓“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物，名楚物”（黄伯思，北宋，《校订楚辞序》），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色彩。首创“楚辞”这样一种诗歌体裁的作者是屈原，其后的作者如宋玉、唐勒、景差之流，均为楚人。所以“楚辞”就成为了具有浓郁楚地色彩的这种新诗体的总称。

及至汉代，文人开始竞相模仿此体，开始将这种体裁的诗歌统称为“楚辞”，这一时期“楚辞”就开始成为了这种特定诗体的通用名称。西汉刘向在整理前人的创作之后，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集结成书，统题为《楚辞》，由此，《楚辞》也成为了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流传于世。

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研究“楚辞”最早的研究资料。

3、“楚辞”兴起的原因

首先，瑰丽奇伟、光怪陆离的山川风物，人神杂糅、巫风盛行的民情风俗是楚辞产生的客观前提。

其次，风味独特的楚声、楚歌，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例如：今

夕何夕兮，搴（qian1）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zi3)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越人歌》）这些楚歌，句式参差错落，音韵清亮明切，句尾多用“兮”字，已经具有了楚辞艺术形式的一些基本特征。可以明显看出民间的楚声、楚歌，乃是楚辞的直接源头。

再次，楚辞是南方文化特产，而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对它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皮锡瑞（清末学者）在《经学通论》中说：“《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诗经》对楚辞的影响，不在表面形式而在内容精神，在创作主旨以及表现方法。而在形式方面，楚辞主要接受了战国时代纵横游说之风的浸染，因而显得词藻丰富而华丽，多骈句、排比的用法。

最后，“楚辞”的兴起同以屈原为首的诗人的天才创造也是密不可分的。所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作为一代文学标志的“楚辞”，正是屈原根植于楚文化的沃土，沐浴中原文化之风，汲取了楚国民间文学的营养的天才创造。

二、屈原及其《离骚》

1、屈原生平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所以通常被称为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据说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

关于屈原生平的记叙，主要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西汉刘向的《新序·节士》。但记载粗略，并且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屈原何时作《离骚》？屈原为何被放逐？被放逐了几次？等问题在学术界都存在争议，需要我们的研究学者进一步研究。但大体看来，他应当生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曾经“为楚怀王左徒”（楚国官职名称。入则参与议论国政，发布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又曾任“三闾大夫”（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的闲差事。屈原被贬之后。）。

屈原最初是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的，并且在内政、外交上均有建树。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听信谗言就开始疏远屈原。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

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楚国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怀王宠妃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破坏苏秦的“合纵”）。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黄棘之盟”：楚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秦、楚两国互为婚姻，秦迎妇于楚，楚迎妇于秦，结为昆弟之国。次年，怀王与昭襄王在楚国黄棘（今河南省新野县东北）会晤，签订“黄棘之盟”。再次年，齐、韩、魏三国以楚背弃列国与秦和亲为由联合攻楚，楚以太子横入秦作人质，请求秦国出兵相救，三国军队撤走。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这一天大概是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前后。屈原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同时也是性格悲剧。

2、《离骚》的由来及其诞生年代

关于《离骚》的题义，自西汉以来，说法颇多。比较权威的一种是“离”通“罹”，“骚”即“忧愁”，“离骚”即是“遭忧”即遭受忧愁的意思。从全诗内容上来看是屈原自叙自身遭遇的政治抒情诗。

至于《离骚》具体诞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但是通过一些粗略的记录我们还是能够大致确定它的诞生年代。依据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等文献记载，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说，说明《离骚》是屈原于顷襄王时代，被放逐江南时所作。

另外，《离骚》其诗歌中的一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也能为其诞生的年代提供一点线索。例如：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光阴似箭，我惟恐抓不住这飞逝的时光)。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我将慢慢地老去，但我唯恐自己美好的名声不能建立。）由此可见，《离骚》应作于诗人将老未老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这个时期，并不是屈原刚刚被疏远之时，而应是楚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内。但具体年代，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3、《离骚》的主要思想内容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战国七雄争霸，秦、楚一度势均力敌，时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战国策·秦策四》）。然而屈原身处怀王之世，楚国已是内忧外患，日趋衰落。“明于治乱”的屈原，具有强烈的参政

意识，但是却屡遭君王的贬谪和同僚的排挤，郁郁不得志，只得把“美政”理想寄托于诗，向往统一天下，主张以民为本，渴望求贤举能，修明法度。

例如：“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凭德才选用贤臣，遵守绳墨[法度]而不差毫分。皇天在上啊!光明正大不存在偏私偏爱，看见有德的人就设法让他成为辅弼之臣。回顾前王而又考察后代,再仔细考察天下的民情。不曾有过不义的人可以被重用,不曾有过不善的事可以推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实现大一统，是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屈原的参政实践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心底沉积，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这首诗中。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论到：“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说明屈原的理想是坚定不移的。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朝之时，他竭忠尽智，辅佐怀王，力图振兴楚国；被疏远之后仍然不放弃“存君兴国”之志。他把个人的进退、生死置之度外，将君国的前途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难道我是担心自己会遭受灾祸吗?我担心的是楚国的车驾将要覆倾!）

楚国不能容他，他却离不开楚国。其时期国并争，诸侯割据，人才尽可自由流动，凡贤能之士不愁无用武之地。所谓“楚材晋用、朝秦暮楚”。以屈原的才干和声望，不难另谋出路。但是他却毅然留在了自己的国家，宁愿以身殉国也不肯离开父母之邦。南宋经学家洪兴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所谓“爱之欲其兴，兴而无望，乃忧其亡”。整首诗都表现出诗人心中执着的爱国情结，生发出深沉的忧患意识。

但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屈原的爱国是与“忠君”结为一体的，忧国与忧君是紧密相连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换句话说就是屈原有点“愚忠”了，这是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这一点后来经常为统治阶级利用，用以宣传“忠君爱国”的思想，夸大其“忠君”的观念，以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因此，屈原在文学领域开拓的这种朴素的与“忠君”思想杂糅的“爱国情感”，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放言无惮，屈原也经受了这一时代精神的洗礼。屈原投身楚国政治，对楚国的时弊有着非同一般的感受。尤其当他遭到诽谤被怀王疏远之后，痛定思痛，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楚国的积重难返和面临灭亡的危机。

于是他在《离骚》中揭露世俗的混浊，责数楚王的昏庸，痛斥群小的阴险狡诈，都闪耀着批判精神的光芒。例如：他“怨刺”楚王：“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和商纣是多么狂乱啊,他们在做统治者的时候只想走捷径,抄小路,结果使自己走向困境，即以前人的例子告诫楚王）、“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齌怒。”（你不能体察我的一片衷情,反而听信谗言,对我大发雷霆）他批判“世俗”和“群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你周围的女人嫉妒我的姿容,于是造出百般谣言,说我是一个淫荡之人!那些贪图利禄的小人本来就善于投机取巧,方圆和规矩他们可以全部抛弃。）

屈原对其君主主要是以“怨”为主，对待世俗和宵小则充满了“恨”，因此，

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世俗和奸佞。这也是和屈原的“忠君”思想密不可分的。

（4）“独立不迁”的俊洁人格。屈原志向远大，为官清正廉洁，为人正直不阿。他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屡经风波，养成了忠于理想、坚贞不屈、洁身自好的品格精神。屈原在《离骚》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对假、丑、恶的无情批判，表达了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与绝不同奸佞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

例如：“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我宁愿暴死而尸漂江河,也绝不和他们同流合污。那鸷鸟怎么能和一般的家雀合群?这样的道理自古以来本就这样泾渭分明）。

众人皆醉，而他独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古今往来，凡是在现在看来是卓越的、具有超越性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当时往往都是曲高和寡的、不被世俗所理解的。于是就只能以死亡的方式自我献祭，为理想而献身。因此，屈原的悲剧实际上是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其人格自觉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自屈原开始的历代试图进入政治的文人的悲剧的发端。（李白与唐太宗、苏轼；陶渊明）

4、《离骚》在文学艺术史上的贡献及地位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立完成的长篇抒情诗。诗人屈原和《离骚》的出现，预示着文学艺术自觉时代曙光的照临。其艺术造诣极高，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语言等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新。

首先，是“灵均”形象的塑造。在《离骚》之前，纯粹的文学作品均属集体创作（例如：《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而诸子散文，多是一家、一派的学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也会有集体创作的成分存在。而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古代文坛第一个自觉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身为原型，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就是所谓的“灵均”。为后世的长篇抒情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其次是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开创了我国文学艺术史上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屈原的《离骚》以现实为基础，以古代神话传统为依托，开辟了浪漫主义先河，“楚辞”成为了我国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源头。标志着我国文学艺术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上的突破。

其三，是表现手法的突破。屈原继承并发扬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并且对“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做出了重大开拓。他使得诗歌中“比兴”的表现对象更加丰富多元，并且寄情于物，托物寄情，使主观情感与客观事物相融合，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的表现手法。例如：《离骚》所开辟的“香草美人”传统。“香草”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入了诗人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

其四，形式与语言的创新。在语言上开始较多地运用叠字、重言，例如：冉冉、謇謇，纚纚“等。丰富了诗歌的意蕴，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美。

在形式上，诗人熟练地运用了对偶的艺术形式，表现出高超的语言艺术水平。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等等。对偶的巧妙运用，使诗歌的文采更盛，更具韵味。

另外，屈原吸收了大量楚地方言、楚地的歌谣形式入诗，使得其诗歌显得更加独具魅力。例如：“兮”字的运用，就是非常明显的“楚风”。“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同感叹的语气相结合，使句子的节奏极富抒情韵味和感染力。

由此，“兮”字的隔句一用，成为了“楚辞”和以“楚辞”为模仿对象的“骚体”文章的最显著的标志。

三、《橘颂》

全诗以橘树自喻，借“颂橘”而言志，抒发了屈原美好的理想，歌颂了高尚的情操。其形式为比较特殊的“四言”，但是就其主旨而言，也不外乎是诗人俊洁人格的艺术写照，与《离骚》的主旨近似。

需要注意的是全诗的第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翻译：皇天后土孕育着美好的橘树，良好的品质适应着一方水土。就像是接受了天命不可移植，毕生都生长在南方。）

四、考点提示

1、屈原及其代表作是什么？

2、翻译《橘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