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创建人民军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第三讲创建人民军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及时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力针。党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粉碎国民党军队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抵制和克服党内“左”倾锗误的干扰，勇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新道路的开辟，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在其中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革命转人低潮和党领导的武装起义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南方革命斗争曾蓬勃发展的地区，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而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经过与其他军阀的一系列混战，逐渐取得全国范围的统治权。这个政权对外联合帝国主义实行反

苏政策，对内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运动，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剥夺工农群众在大革命中所获得的权益。这个政权的本质同被打倒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专制政权。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没有完成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任务。因此，中国仍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表明，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然而，党在这时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屠杀政策，党的队伍和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据不完全统汁，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接近当时党员人数的一半。面对极其险恶的局势，党内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l万多人。同时，工农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也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这些事实表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进入低潮。

然而，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似乎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 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起义；组织湘、

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的方针和政策。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十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责任，也标志着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8月7口．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议）。这次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和纠正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新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各级党组织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色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改

变原定部署，决定率领部队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寻求立足点。随后．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定把党支部建立在部队的连一级，内部实行民主制度。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岗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l 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动了广州起义。在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叫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下，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江右－带同农民起义军会台。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发动和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暴动。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中有不少未能成功。这表明，在中国不能盲目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即首先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直接取得革命胜利。当时一些能够坚持下来的起义部队，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付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党虽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并不能扭转局面，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已陷入低潮。然向，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的影响下，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认清这一客观现实。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

致使

“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出现盲目暴动的倾向，很多起义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党和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损失。这使党中央不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1928 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并表示要继续纠正这种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党内出现“左”倾盲动错误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敌人的野蛮屠杀引起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二是当时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就会产生革命高潮是持续不断、革命胜利为期不远的错觉。这种情绪和看法当时在党内是很普遍的。

二、井冈山等根据地的创建和革命运动的复兴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当时所坚持的“城市中心论”不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探寻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重大贡献。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

到达这里后，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同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为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这次会师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力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此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进一步加强红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实行部队内部的民主主义。与此同时，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成立，开始进行土地革命。井冈山根据地由此得到发展和巩固。 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成功实践，鼓舞了广大革命者的信心，使他们的心中重新燃起新的希望。井冈山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提供的比较完整的经验，也为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党和红军在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形成颇具特色的“井冈山精神”。这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它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党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的路线和革命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I I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起义。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大会还要求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党的建设。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主要是：对于中间阶级的革命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汁，对如何争取中间力量和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政策；依然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对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还片面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意义，强调党的指导机关要“工人化”。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党的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等3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

党的六大的召开及其各项决议的传达贯彻，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

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人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发展和壮大起来了。

党的六大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地红军在艰苦斗争中得到壮大，农村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向赣西南出击；到1930年3月，相继建立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2万余人，是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同年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坚持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中国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地区别开来。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l 在广大农村地区长期进行革命战争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这次会议通过多项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

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会议还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进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由于古田会议解决了这个根本性问题，所以它成为党的建设史和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赣南闽西根据地所创造的成功经验，对其他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除赣南闽西外，这个时期党领导建立的重要根据地还有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

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贺龙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起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在1930年7月，第四军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在起义中建立的红军游击队迅速壮大。其根据地最初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

地；一块是在商（城）南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根据地；一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中革军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l月，为统一这三块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派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

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赣南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在广西西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和韦拔群等领导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干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和红人军，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经过艰苦的斗争，到l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和红军队伍的发展，成为六大后中国革命运动复兴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时，经过艰辛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是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正如周恩来在1930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六大后近两年的实践中得出的新的重要结论。

在农村根据地建立和扩大的同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斗

争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八七会议后，为恢复各地的党组织，中共中央派出得力干部建立中央派出机关，先后设立了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同时，中央还派出巡视员到各地实际指导地方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鉴于以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中共中央还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采取隐蔽的、不作声息的、合法的方式去进行活动，实行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经过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到党的六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和400多个县、市委。这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工中全会召开时，党员人数已达到6.9万人。到1930年9月，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12万多名。1930年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很大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就增加到228个。

为了推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并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在策略指导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应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为了争取群众，提倡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由于

中央的重视，党的工人运动策略很快得到贯彻，取得较好的效果。一度低沉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已有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决策机构。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个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新兴的左翼文化运动。1929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年3月2日，经过党的建议和筹划，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分别简称社联、剧联、美联、教联）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又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这支左翼文化新军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等活动，发动了一场很有声势和实力的左翼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一大批党的和非党的文化工作者冲锋陷阵，勇往直前。鲁迅是他们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这场运动虽然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所起的作

用，是不可磨灭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的领导骨干。

三、对“左”倾冒险错误的抵制与王明“左”倾教条走义的形成

随着革命运动的复兴和局势的好转，以及1929年下半年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新军阀混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又逐渐发展起来。这次“左”倾情绪的发展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从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绪就一直未能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在形势稍有好转之后，党内一部分领导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二是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导和党内教条主义思想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出现严重偏差，作出了“左”的错误决策。

1930年4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周恩来出国后，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当时向忠发担任党的主席）。1930年上半年，李立三发表了很多文章，过分夸大中国革命的有利形势。当年6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其中提出：“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的猛烈进攻，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这表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李立三主持制定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武装

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1930年6月至9月），但给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只是由于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抵制，“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红军和各根据地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推行。

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瞿秋白主持。这次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错误估计。由于此前对“左”倾冒险错误已有所抵制，此后全党工作也就较快地回到正常轨道上了。

然而，共产国际却于此时对中共党内事务进行了直接干预，使情况陡然间又发生变化。由于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将引发世界革命高潮的观点同共产国际的观点不相符合，l0月间，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批评李立三的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是：不承认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而实行“盲动主义”；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加强甚至还放松了对工农群众组织工作的情况下，就贸然发起进攻。共产国际虽承认中国革命已处于低潮，但认为这个低潮将是很短暂的，因此，中国党当前工作的重点应是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迅速做好准备，以便在新高潮到来时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强有力的进攻。

在共产国际的意见正式传达给中共中央之前，曾在苏联留学期间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大特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

途径获知了十月来信的内容。于是，他们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王明还在党内散发他写的代表作《两条路线》（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系统地宣传他的一套“左”倾错误理论和主张。他按照共产国际的思路，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他夸大中国革命反民族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不承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事实上，王明承袭了李立三关于“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实行“进攻路线”，包括先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所不同的是，他认为．这一“革命高潮”尚未到来，还须等待一下，为此要加紧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治纲领，实质上是用更“左”的一套错误理论来替代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但是，由于他打着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大量引用共产国际文件的语言，使他的论述看起来更系统，也更有迷惑力。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全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批判了所谓的三中全会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强调“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是“右倾”，并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在米夫的直接支持下，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的错误主张得以在党内

统治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和损失。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向忠发被捕叛变。在这种情况下，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于同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为贯彻所谓“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构或新的领导干部，前往各个革命根据地。不过，四中全会各项“左”的政策推行需要一个过程。在各项“左”的政策未及贯彻执行之前，许多根据地，特别是毛泽东等领导的中央根据地，仍然多次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大胜利。

四、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红军力量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和不安。 1930年l0月，蒋介石在同其他新军阀的混战中获胜后，立即调集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围剿”，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秋到1931年秋，蒋介石先后调集数十万军队，相继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战术，向红军发动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

这时，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l0多万人，所到之处普遍建立起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巩固的根据地的建立，为红

军提供了广阔的战场和充分的回旋余地，使红军在战略上有可能实现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重大转变。这些条件是以往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不曾有过的。因此，这个时期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在规模和战果上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全新局面。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方针和战术原则，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主力，选择敌军薄弱环节，保证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敌人，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

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部西北军）1.7万余人在担任参谋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像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还是第一次。这说明国民党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不得人心，也反映出红军的力量己有很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重大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本原因在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翻身解放。他们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同时，

这些胜利也是同毛泽东、朱德等所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主要有：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各个歼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等等。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而形成的。它们的提出，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敌人这个异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五、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

进行土地革命，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随着农村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党发动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各根据地呈现出—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早在1928年夏，井冈山根据地已开始进行全面分田的工作。当年年底，湘赣边界政府根据井冈山地区一年来土地革命的实践，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肯定农民分得土地的神圣权利，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

修改。同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会后，在闽西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分田，使60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和红五、红六军军委在江西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会议强调平分土地是当务之急，提出一要“分”，二要“快”，批评了一些地区按耕作能力和劳动力分配土地的做法以及迟迟不分田的右倾错误。会后，兴国等6个县的全境和水丰等县的部分地区也全面展开分田运动。同时，鄂东北、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据地，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经过三年多的土地革命实践，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还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方法，如：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

农村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虽然因缺乏经验，加上受“左”倾错误干扰，曾出现过一些偏差，但它极大地唤起广大农民群众的觉醒，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被压迫的贫苦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的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广大农民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

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在各根据地和红军力量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当时各个苏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推动了根据地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建设。

在政权建设方面，根据地建立了乡（市）区、县、省和全国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从1931年1I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通过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根据地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级政府机构，并选拔和充实了一批作风优良、忠诚精明的工农干部来管理根据地的各项行政事务。

在经济建设方面，各根据地军民开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斗争，使农业、工业、商业、交通、邮电、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此外，根据地军民在条件极为艰苦和简陋的情况下，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领导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