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 两年里。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古老的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国内汹涌澎湃。人们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旧道德、旧礼教、专制政治和一切封建偶像受到猛烈的抨击和破坏；科学、民主、社会主义和一切新事物则受到了自觉的热烈的追求。这是一个生气蓬勃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反抗和破坏、革新和创造的时代。《女神》对于封建藩篱的勇猛冲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追求和赞颂美好理想的无比热力，都鲜明地反映了“五四”革命运动的特征，传达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虽然当时也有许多进步诗人写过向往光明的诗歌，但象《女神之再生》和《凤凰涅盘》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敢于向旧世界宣战，充满着创造的信心和乐观的精神，充满着英雄气概和革命理想主义的诗篇，却很少见到。《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都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民族革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首先激动起身居异国的郭沫若的，正是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着的热情里，始终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门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凤凰涅盘》中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

诗歌感情与抒情形象上，具有青春性。

《女神》诗歌，始终洋溢着浓厚的青春气息。《女神》用煤一样的热情，高唱反帝反封建的激昂战歌，表现了对祖国新生的渴望。《女神》不仅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影响强烈，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智光点燃”，而且我们今天读来，也能激起心中的层层波澜，为强烈、激越而深厚的诗情所感染。

《女神》青春性的最显著的特色是感情炽烈、具有浓烈的青春气息。

这里所谓青春气息，是指春来时那种磅礴寰宇的气势，那种破旧立新的动感，是源自中华民族逢迎青春的时代气息。这正如唐王湾所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情感是立文的主体，从古至今，历来如此。《文

心雕龙·情采》中有“古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的表述。郭沫若曾自陈心曲:“我那时候的诗实实在在是涌出来，并不是做出来的，像《凤凰涅槃》那首长诗，前后怕是写了三十分钟光景，写的时候全身发冷发抖，就好像中了寒热病一样，牙关只是震震作响，心尖只是跳动得不安，后一半部还是临晚的时候摊在被盖里写出来的”。诗人激情冲击，直泻无遗，如火山爆发，如狂涛巨浪，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诗作如洪钟巨响，春雷顿发，表现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

《凤凰涅槃》是《女神》中的名篇，是一支主歌。诗人怀着满腔怒火，诅咒腐朽、黑暗、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军阀混战，民无安身之地;官僚地主拼命吮吸民脂民膏。到处是“屠场”“囚牢”“坟墓”和“地狱”。祖国的前途，人民的活路，究竟在哪里?诗人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神话，抒发了当时的革命知识青年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并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勇于献身的思想感情。诗的最后一段，写了“凤凰更生歌”：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切，更生了，一切的一切，更生了。……我们新鲜，我们净朗，我们华美，我们芬芳，一切的一切，芬芳，一切的一切，芬芳，芬芳便是你，芬芳便是我，芬芳便是他，芬芳便是火。透过奇幻的画面、奇特的诗句，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人火热的感情、反抗的斗志和奔放的精神，同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未来世界热烈、新鲜而幻丽的图景。这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感情，是《女神》这部诗集的主流，在《炉中煤》《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女神之再生》《太阳礼赞》《晨安》《地球，我们的母亲》等诗篇中都充分表达出来了。

按照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的叙述，郭沫若《女神》的创作基本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泰戈尔时期、海涅时期和惠特曼时期。其实，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风格上来说，前两个时期的分期不是很明显。归纳起来，前两个时期的诗作主要表达的是个人的情感、欲望。这些诗作或直接抒情，或借物抒怀，通过描绘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作品努力于寻找一种宁静、冲淡、隽永的诗味，在用词、韵律方面都没有摆脱旧体诗或早期新诗的样式。但是在这种自我表现中已经展示出一个青年冲破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个性要求，以及受到世纪末情怀影响的多变情绪。这些情感与情绪都是当时的青年们的一个普遍现象，实际上正好契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吸收了世纪末果汁的心态。惠特曼时期的到来改变了郭沫若诗歌风格。诗作不仅在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式上也走向彻底自由的新诗。此时《女神》以一股浮躁凌厉之气，发出了“男性的粗暴的声音”，进一步开掘了青年的情绪。其中贯穿《女神》始终的是郭沫若自我表现的抒情方式。《女神》以个人的自我表现应和了时代精神。郭沫若不是通过对客观现实的描绘来反映现实的社会问题，也不停留于一己的情爱的追求，他的步伐跨越了从细微到宏大的种种精神追求，从自我出发去应和时代的节拍。我们可以从郭沫若早期论诗的文章中了解郭沫若早期的诗歌主张。郭沫若认为:“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是“生之颤动，灵的喊叫”。在他看来，艺术不是客观现实的再现和模仿，艺术只是自我的表现，艺术的出发点和真正对象是精神的心灵的东西，是作家这一创作主体也是审美主体的情感的自然流露。黑格尔曾经说过:“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

可以说情绪化，是郭沫若诗歌创作的一个特色，也是他以《女神》诗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一个方面。《湘累》为例，“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因此，郭沫若特别注重情绪在创作中的作用，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与这种注重主观自我，自由抒发情感的要求相适应，郭沫若最大程度地解放了诗体。他强调“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在诗歌的“形式方面”，郭沫若“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内在的韵律便是‘情绪的自然消涨’。”因此，《女神》中的诗是情感解放的典型表现，“人”的任何情感都通过自我抒情得到了尊重和表达。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着人们的精神欲求的自由表达，使人的自由个性、欲望需求遭到压抑。《女神》的出现根本打破了这种状况，给新诗带来了新的东西，《女神》的自我表现性很强，不仅开拓了思想和道德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内容，而且还开辟出了情感和审美意义上的人的解放的新内容，着重表现了作家来自切身体验的、由社会现实中感应到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情绪。

想象胜于客观描写是郭沫若青春气息的另一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有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郭沫若从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出发，把整个大自然当作了自己的书写对象。前两个时期，想象的作用初露端倪，《死的诱惑》、《Venus》等篇展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但是此时作者热衷于即景式的感悟和抒情，没有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惠特曼时期的诗作中飞腾着郭沫若奇特的艺术想象。《地球，我的母亲》中地球被充分人化，“这宇宙中的一切都是你的化身”，“雷霆是你呼吸的声威，雪雨是你血液的飞腾”，“缥缈的天球，是你化妆的明镜”，“昼间的太阳，夜间的太阴，只不过是那明镜中的你自己的虚影”，具有一种博大的包罗万象的气势。《天狗》中的天狗具有一种超迈的气概和吞吐宇宙洪荒的胸怀，是“全宇宙的Energy底总量”。宇宙被看作一种“动的精神”——力的化身，“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在郭沫若的想象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一些伟大的形象:地球、海洋、太阳等表明了空间上的无边无垠，女神、凤凰、天狗等表明了时间上的悠久绵长，甚至诗中的比喻和联想也离不开这些伟大的形象，这些形象负载着他的主体精神，展示了诗人世界的眼光、破坏和创造的激情、时代的躁动情绪，以及对自我和民族理想的热烈追求。想象的翅膀植根于诗人的广阔眼界，在这样的基础上，诗作以其雄伟磅礴、壮阔辽远的气势，奇异夸张、意象飞动的手法，生动地应和了郭沫若所要表现的时代的精神。这此激情喷涌的诗篇创造出了一种阳刚之美，破坏了传统文化中“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冲淡、平和、宁静的审美风格。诗作包含着青春的冲动，漫溢着热烈的激情，其暴躁凌厉之气生动地表达出了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

可以说，《女神》具有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是在其恢宏阔大的空间里，流贯其中的一种“气”和一种“势”并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女神》诗歌意象的表达这个方面来探讨。

《女神》的“气势”是一种“大”气、理想主义之气、勃发之气、破坏之气、更生之气。气必须有所恃，在《女神》中它大致是以两类意象为依托的。第一类是大海。郭沫若在解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时曾说:“没有看过海的人或者是没有看过大海的人，读了这首诗的，或者会嫌他过于狂暴。但是与我有同样经验的人，立在那样的海边上的时候，恐怕都要和我这样的狂叫罢，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我，不能不这样叫的。”另一类意象是火以及火的宇宙形象太阳。在这一类意象中还有两个特殊的意象:煤(见《炉中煤》、《无烟煤》)和血。煤是凝聚的、处于燃烧的临界点上的火，血是人自身流动的火，都具有火的势和能，是火这一意象的特称形式。当然，这两类意象常是相互映衬的，比如在《浴海》、《太阳礼赞》、《沙上的脚印》、《新阳关三叠》、《海舟中望日出》等作品中，审美空间的恢宏感就得益于这种火、太阳与大海的交相辉映。在《女神》中，大海、太阳、火都是具有宏大的象征性的意象。在郭沫若的笔下，现代都市同样具有大海的形象：“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笔立山头展望》)太阳在《女神》中更是具有最为辉煌的人格形象，“他眼光耿耿，不转眼睛地，紧觑着我。/你要叫我跟你同去吗?太阳哟!”(《新阳关三叠》)《女神》携带冲动的激情，张扬着生命形式的运动与变化，高扬生命主体的无限扩张、膨胀的生命欲求，开拓了诗歌的内在空间。

《女神》最大的贡献在于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一个新人。当这个新人把目光转向内心，就对青年所拥有的欲望、情绪作了审美关照，表现出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和内心与外部世界冲突时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当新人向外部世界探索时，就表现出对自我作用的肯定，对个人力量的崇信与弘扬，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倾向。

《女神》歌唱自我，处处回响着自我肯定的声音。“我……我崇拜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我赞美我自己”(《梅花树下的醉歌》)。新人的形象一方面肯定了有丰富情感、欲望的个人。生之欢愉、痛苦、不安、平和构成了新人的内心世界。《Venus》有灵肉一致的爱，《别离》和《春愁》里泛着淡淡的喜悦和哀愁，《鹭鹚》和《鸣蝉》中是对生命中的即景的感悟，《霁月》、《晴朝》等篇又充盈着对自然的欣赏与留恋，还有对自身病痛的悲哀和对现实生活的烦恼和忧愁，以及吸收着世纪末果汁所产生的颓废、烦闷、焦躁、忧郁甚至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肯定了人的尊严和创造力，肯定了自我价值。《天狗》中“我”要吞掉日月、星球、宇宙，“我”宣布“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要飞奔、狂叫、燃烧，“我”要彻底的否定和改变自我，然后“我便是我呀”。《湘累》中借着屈原的口，呼喊“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

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这个我有着吞吐洪荒的气概和力量。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解放者与觉醒者，要求进行彻底地破坏和大胆地创造。破坏和创造的内容涵盖世界和个人。《凤凰涅般木》凤凰集香木自焚正是一种彻底的毁灭态度，希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的“力”。《梅花树下的醉歌》高喊“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浴海》中宣言“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女神之再生》中通过“黑暗中的女性之声”再一次呼叫“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在对世界的改造中，这样的新人又时时流露出有限的生命个体面对无限的广阔的悠久的世界时所形成的那种深沉的痛苦，他力图把个体自我的有限形象和民族、人类大我的无限世界相融合，希望在自我蜕变、自我超越中实现对人类无限的生命进程的热烈追求。《天狗》、《浴海》《凤凰涅般木》中都表现出新人对自我的否定和超越，这种否定和超越是伴随着民族意识和世界情怀。《炉中煤》那种眷恋的情绪在整个诗集中都得到了表达。《浴海》中自我的蜕变是为了祖国的新生，创造一个新中国的理想始终萦绕在新人心中。在破坏和创造的过程中，新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对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自由的选择。他的眼光是面向这个世界的。《晨安》中“我”不仅向“我年青的祖国”、“我新生的同胞”向中国的标志扬子江、黄河、万里长城问候，而且向俄罗斯、帕米尔、喜玛拉雅、恒河、印度洋、红海、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太平洋上的扶桑等世界各地，Pioneer、泰戈尔、达·芬奇、华盛顿、林肯、惠特曼等人致意。《匪徒颂》中，赞美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先驱。这种眼光和胸襟是前无古人的。在对世界的认同中，民族的情感和意识是更深沉的。新人仿佛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在平等地与世界对话。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归根到底，新人通过对外的探索，寻求的是对自我的肯定。

《女神》的青春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青春性。1919年五四青年运动的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现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奇迹，证明了中华民族已进入了振兴的青春期。《女神》为迎春的中华民族而放歌，《女神》之后的今天，当代诗人应能写出它的续曲，为振兴的中华写出它的黄钟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