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读书笔记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读书笔记

姓名吴俊

指导老师华翔

专业名称外交学

学号xxxxxxxxx

时间2016年11月25日

本月我有幸阅读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最初在高中学习当中一直零零星星阅读到陈先生的一些观点，就对他的观点历史研究的功底所折服。陈先生在考据方面的真的是大家，对他考据的精神也深深感动，对于本书的史料积累考据，考察了上百个墓志铭，这种认真做研究的精神真的需要后人所学习的。现在说说此书，陈先生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变化发展的史料，对隋唐制度的渊源这种方面做了很多功课，不仅清楚的梳理出隋唐制度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继承关系，又接着对唐代政治的史料考察分析，提出了一些新观点，纠正了一些史学上一些错误的观点，对于隋唐时期制度渊源及新的史学观点的启发有很大的帮助。并且在他在观点的得出过程中，是一步步基于分析推出来的，论证的可信度高、逻辑清晰、思路清晰、论点明确，所以陈寅恪先生可谓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之大家。

本书逻辑：

此次所读的虽然是两本书，但是主要的思路观点是一致的，并且有继承关系，有很多隋唐渊源和唐代政治问题是有交叉的地方，可以相互借鉴了解。我想在全书逻辑方面先做以别论，在问题阐发在进行两本书的一起分析。首先对于第一本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作者开篇就道明自己写此书的原因，以及主要所论述的观点。陈寅恪先生在绪论中提到，隋唐时为中古盛世，然而当时却鲜有论述制度的渊源及流变过程的专著，所以先生为补其缺憾作此书。陈寅恪先生在本书中“推论其源流，聊供初学之参考”。陈先生在绪论中首先开门见山的指出，虽然隋唐之制广博繁多，但是隋唐制度总的来说逃不出三个来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渊源”一词也就在全文中占据了主要的论述范围。随之，陈先生先

总结性的对三个源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陈述，再到后面的礼制、职官、兵制等进行分别穿插的论证。而论证的过程之中，隋主要的制度继承于北魏和北齐，次之是第二南朝梁陈之源，再次之为西魏北

周之源，也就是说在全书当中，北魏和北齐在制度的继承当中最为重要，而其他二源是兼以吸收补充，或者是分说中具体如财政等的特殊的继承关系，所以论证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因具体而论。

在礼制属隋唐制度渊源的重中之重，所以此处笔墨最多，礼制渊源是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并且就起发展之源做以严密的论证，把每一源

头做以分析考证，证明礼仪主要继北齐和梁陈而不采周。职官多依北齐之制和北魏，隋朝继承并加

以普遍化而已。刑律渊源稍有变化，隋唐刑律近承北齐，远祖后魏，其中江左因子虽多，至于南朝

前期，及西晋的刑律之制，另外与礼仪职官有所不同的，实为即采江左，又重视河西文化的遗留发展，因此所采的元魏之刑律取精用宏。音乐在隋朝分两种，多盛行的胡乐（龟兹乐）主要多传自北齐，雅乐系统实由梁陈传之於隋代。在兵制方面，隋并不是完全直接继承下来的，是沿袭北周的兵

农分离，再到周武帝和隋文帝变革成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所以说其渊源也很明显得知。财政方面

继南北朝正统之隋唐，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也就是南朝化。进而涉及到南北朝到隋

唐经济发展状况，具体财政方面制度的地方化现象。

在叙论中，陈寅恪先生说明了全书的体裁，一是效仿旧史附丽，分别事类、序次先后；二是仿

照天竺佛教释经论，首章备致详悉，后章则多所阙略如此的体裁也有助于对作者观点的详细论述：陈先

生考证和排比了大量史料，从中以严密的逻辑推出结论，证明自己的论点，因此全文论证清晰严密。另外，对陈先生的论证方法也是比较特殊的，在论证一个观点的过程当中，采用以人为线索来贯穿整个论证过程，就是从隋唐所采的制度建设当中是由谁来主持，以及谁参与制度文稿的撰写，从他们的身上下手，寻求他们的背景，所传承的学术流派，便可得知隋唐所采的制度的渊源。例如专论王肃北奔与北朝文物制度之关系，择录牛弘、辛彦之两传事迹较为详细，是为了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一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有之特殊性质及密切的关系。兹考其梁陈之源，进而考察袁朗、裴政这些属梁陈系统的文人。在刑律方面则选崔氏父子等等，都可以看出陈先生此种思路，考据方法的高明之处，在读者阅读过程中也非常明了，思路逻辑清晰，对其所推论的观点的认可度也高。

接下来，我便就作者对于在绪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和财政进行具体的章节的逻辑思路的整理，以及主要所涉及的作者观点。在绪论中作者就详细的陈述了隋唐三渊源的具体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地域和政治之间的区别，以及文化传承中的区别，后世史家因隋唐承魏周之遗业而认为隋唐制度继承的是西魏的传统，而陈寅恪先生则打破传统的认知，论证了西魏对隋唐制的沿袭影响的弱微，前两源才是对隋唐制度影响重大。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从东晋到南齐之间不断发展变化，加之北魏孝文帝汉化及子孙不断模仿采用其制度，传至北齐成集大成者。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採用，而传之於李唐者。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於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隂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託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於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

首章《礼仪》是作者论述最为详尽的一章，陈先生叙述过礼制在国家制度中的作用，唐以前礼制是非常重要的，而到唐以后才为空文，流于形式。所以此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制是封建统治阶级相维系的。并且当时士大夫阶级世家大族在社会的地位非常高，所以陈寅恪对于隋唐礼制渊源做了很详尽的论述。首先北魏孝文帝欲用夏变夷，采用本来魏晋残存的文物之外还采用在青齐所俘虏的南朝人士，如刘芳、蒋少游等，以来丰富南朝的江左文物制度，但是仍旧是细枝末节。最为重要的是王肃北奔，王肃虽然不是江左才学第一流，但是其才学足以包含其南朝的文物制度，而魏孝文帝用王肃进行汉化改制，而北齐又继承其北魏的文物制度，并且为当时北朝的文化传统之中心，北齐是文化制之正统，修注五礼及衣冠制等多是承北齐而不采周，宇文泰以关陇为文化本位，实为虚饰周官旧文山东文化正统地位以适鲜卑野俗，非驴非马，用来笼络人心而已，这个关中本位也迷惑了很多史学家。另外河陇一隅能在永嘉之乱后北方大乱的情况保持张凉治下较稳定的环境，也成为了很多继承汉魏晋文学制度的家族的转移避难之地，也就保证了牛弘、辛彦之等家族的所承汉族文化不被伦替，也就日后在北方的统一之后，为隋唐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支持。而此文物制度与北魏（齐）同属一源，不做他论，故证北魏（齐）为最重要的第一源。修注隋代礼制的过程中，由于北齐是间接继承南朝前期的文物制度，所以不够完备必须兼采用南朝后期梁陈礼制，属车之数、衣冠法物、

礼具也是按照南朝的礼制发展所继承的，在修订隋礼中明克让、裴政、袁朗等都属于梁陈系统的士人。

由此看来，隋唐礼仪文化制度主要承北魏（齐）兼采梁陈制而不采北周制度，隋唐的礼仪三源影响的轻重程度也很明显了。陈寅恪先生通过魏主用王肃等人用夏变夷、兴革文物证明南朝前期文化制度已被传于北魏北齐一脉，梁陈一脉也以汉魏晋和南朝前期制度为基础；又通过史料证明隋文帝继承宇文氏遗业，然其制定礼仪却不依北周之制，而“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此章还提到了宇文泰采用苏绰的关中文化本位制度，实际上是因为北周没有什么文化，相比当时的三国北齐和梁朝自己没有一点文化优势，本国胡化严重，是胡汉混合文化状态，而采用此方法来吸引人才，以及建立文化自信。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河陇之地之所以经历漫长乱世却仍能保存汉代中原学术，一是因为学术由家族传承，二是因为学术的地域化，也是华夏文化得以保全的原因，很有先见的洞察出河西之地文化在隋唐文化流传的重要地位。另外比较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就是文化高于种族、胡汉不因种族区别因文化来区别，重视文化关系而轻种族关系，这也是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最更根本的文化大融合。

在职官制度建设上，主要论述的是宇文泰令苏绰、路边等模仿周制并非普遍与全体，而仅限于中央文官制度的一部分；唐代职官是继承北魏太和、北齐、杨隋之系统，而宇文氏之官职仅仅为少数。唐代职官不仅与之周礼无关，还与之相反。再具体来看宇文泰模仿周制，虽效周礼以制官，但是周制是封建之制，而北周地方政府仍用郡县之制，并没有周封建之形。隋之职官多依北齐之制，事关隋唐选官归吏部铨授，是中国政治史上中央集权之一大变革，实为北魏末年及北齐之遗习，隋承之加以普遍化。所以北周在职官制度对隋唐制官没有多大影响，很多实为相背，主要还是继承了北魏和北齐的职官制度。

刑律的渊源稍有不同，大体还是与礼仪和职官相同承北魏（齐）。而不同的地方主要由两点，第一，北魏汉化以后所采用的的刑律止于南朝前期，因为江左刑律与前期没有大的区别，元魏主要吸收的是南朝前期的刑律。第二是北魏出入中原，其议律之臣乃山东士族，颇为汉代之律学，与江左死抱晋律不放不同，兼收江左张、杜之晋律和河西崔氏父子因子，不过融合发展完备，隋唐刑律取精用宏、广收博取。所以北魏、北齐、隋、唐律为一系相承之嫡统，而与北周律无涉也。

隋唐音乐之渊源，可以分两部分，雅乐和流行乐，隋定雅乐主要采江左之久，盖雅乐系统实为梁陈而传于隋也，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梁陈音乐并不是纯粹华夏之正声，仍旧有胡化的迹象。而流行乐主要就是所盛行的胡乐，而胡乐中最为流行的就是龟兹乐，考其龟兹乐多传子北齐，这与北齐首都西域胡化有很大关系。北齐胡乐主要是从北魏洛阳转徙而来，这就是隋代胡乐大部分系统渊源。可证隋唐音乐主要渊源为北魏（齐）和梁陈。

兵制上显然府兵制是重头戏，在府兵制的考证之中，陈寅恪先生否定了古代史学家认为府兵制初期与唐制相同兵农合一，并且历经两百年无根本变化的谬论。实则是西魏府兵制是兵农分离，为部酋分属制及特殊贵族制，这为宇文泰苏绰创建的初期府兵制，到了变革时期周武帝施行府兵扩大化以及隋文帝的进行军民同籍的改革，才有了兵农合一的体制，再到玄宗和张说废除了府兵制。期

间两百多年的府兵制建立演变发展到废除就是如此，此隋唐兵制渊源并是不单单继承北周府兵制这么简单了。

财政这一章所要讲的主旨很明确，主要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朝，其中央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换言之，即南朝化，以及西北一隅的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制度，即河西地方化。陈先生还论述了其中的原因，隋唐时期，关中虽为政治中心，但是并不是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实为经济发达地区，长安的地理位置及交通运输的条件比较差，物资供给不足，所以采用新的财政政策，实为本来南朝的财政旧制。陈寅恪先生认为唐代继承宇文泰的关中本位的政策，把军事重点防御放在西北。而在西北边州早行和籴之法，牛仙客推行并引用于关辅之地，这就是所谓的唐代制度的西北化。所以隋唐时期的财政政策渊源就很明晰了。

以上便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全书的总逻辑和分章逻辑。下面我就要分析第二本书《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全书逻辑。次书的逻辑比较清晰，章节上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和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而这三篇主要论述的是种族和文化这二问题，首先所讲的就是统治阶级中心皇室的氏族问题，然后再推及其他统治阶级之种族文化问题。这是全书的总逻辑，也就是主要论述的线索和轨迹。而就其具体篇幅来讲，而有具体的逻辑和主要观点和思路。

在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首先考证了李唐皇室之氏族的渊源，其李唐皇室出自何方，实属那一氏族，是汉人胡化还是胡人汉化，经考证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后来其与胡夷混杂。陈寅恪先生从李唐世系先后改易之历程及胡汉文化问题推至当时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的胡汉文化问题。然后又深刻的论证了种族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李唐统治阶级的稳定与否重点在种族文化关系之上。陈先生认为李唐初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利用关陇文武合一的士大夫集团，皇室与大臣实属同一类人，有着共同利利益，也就不容别的统治阶级的出现，而到了武则天时期大力扶持山东洛阳士大夫集团，消灭府兵制和关陇集团，李唐皇室的统治根基更易之，皇室与士大夫不属同一阶级，并且将相文武藩汉进用之途，产生分歧不可复合，对于李唐统治是极大的危害，这样就把皇室推到与宦官一路，也致使后期阉党祸国。另外河北地区的胡化，社会风貌文化习俗不断与关陇统治阶级所割裂开来，根源也就是种族文化之关系。值得一说的是陈先生认为胡汉不因种族来分，是因文化来区分种族，实属创举。也就是陈先生开篇所说的统治阶级与种族文化问题。

在下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陈寅恪先生依据唐代政治革命发源地性质分为中央政治革命和地方政治革命，先生也不断发问为何安史之乱之前中央政治革命能够成功而后是地方革命的胜利？以及唐代皇位继承不固定，新旧君主交替往往发生宫廷革命？外廷士大夫党派如牛李党究竟如何发生？随着这些问题的而解决也就把这篇唐代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讲清楚了。而在具体的阐述中，安史之乱前期李唐皇室和关陇集团牢牢控制着天下，也就关中本位政策未被破坏之前，只有中央政治革命能够成功。在关陇集团的衰落下，关中本位完全改变，所以只有地方政治革命能够成功。而关于唐代皇位继承问题，与北军统治权即中央政柄有着最根本的关系，也就是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的成败全部寄托于玄武门的军事胜负上，而安史之乱后阉党的作乱是由于其掌握了军事大权，所以皇帝位由阉党说了算，也就为何皇位更替非常不固定。在牛李党派问题的阐发当中，陈先生考其牛

李党政治社会背景，牛李党长居河朔藩镇，在其社会背景后还有其种族问题，并且牛李党勾结宫禁阉寺，所以除党派纷争及阉党祸患非常难。另外唐代科举做官是讲究在朝官员的推荐的，所以容易形成党派集团。对于党派分野的问题在安史之乱后是影响唐代气运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及河朔之地的胡化，文化种族问题，形成藩镇割据势力，所以这种文化种族团体，非国家统治意识形态是需要去不断稀释、取缔的。

下篇是讲外族盛衰的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首先陈先生明确了什么是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独与唐室统治的中国接触，它同时也和其他外族接触，所以其他外族的崛起或强大而使某甲族衰落或灭亡，同时与某甲族接触的唐帝国肯定要受其影响。从此可得知中国与外族关系不仅仅受制于之一小圈子。是与外族之另一外族的盛衰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所讲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陈先生用盛衰次序的来详细的解释了唐帝国与之各外族之间的关系，其中东突厥败亡与之领接部族回纥薛延陀的崛起，中国才有可乘之机，灭了东突厥。回纥又因黠戛斯崛起而被中国所灭亡，此为外族盛衰连环性之例证也。在外患与内政之间的关系当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唐代中国与吐蕃之间的关系，以及牵扯的东北高丽问题。李唐承袭关中本位政策，把全国中心放在西北一隅，吐蕃盛强延至二百年之久。也就是为何中国在东北采取消极政策，在西北采取积极政策，这点最后吐蕃的败亡也涉及到了外族盛衰的连环性，同时很重要的影响着国家政策方针。在唐末对黄巢起义的镇压以及南诏侵边的事务处理上都明显的体现出外患与内政之间的相互关系。

至此本书逻辑就阐述到这里，我已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思路对两本书的逻辑进行了分析，可能有所偏差，敬请包涵改正。

问题阐发：

为何隋唐礼仪制度渊源多属北魏（齐）和梁陈？和它两源的文化的本质内涵有何关联？

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由此可见礼仪，对于个人、做事和国家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第一，礼仪，起源于人类为协调主客观矛盾的需要，为维持自然的“人伦秩序”而产生礼，对于家庭成员言行的规范，为“止欲制乱”而制礼，是维系封建等级差别的需要；第二，礼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动（“礼立于敬而源于祭”，礼的繁体字“禮”）；第三，从祭祀之礼扩展而为各种礼仪。夏朝以前，礼仪开始起源，在夏、商、西周三代，是礼仪的形成时期。五礼包括吉礼、宾礼、凶礼、嘉礼以及军礼。春秋战国时期是礼仪的变革时期，秦汉至清末，是礼仪的强化时期。而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应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点意义。可见其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仪制度对于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礼仪一章成为全书的主体部分，由此出发（北）齐，“礼仪”不出三源：一曰（北）魏，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三源“礼仪制度对于之后东晋南北朝有着怎样的特殊的原点意义，实为之源，大略有两端。对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已经很详细的对礼制的渊源做了严格的考证，主要出于前二源，为何是这样，西晋首次把无礼应用于实践，也就是说西晋是礼仪制度的重要发展时期，但是由于社会呈分裂状态，其主要继承汉族中原文化的也分散开来，直接继承的是南朝所继承的礼仪文物制度，另外间接继承的是北魏更始用夏变

夷所继承的南朝前期的礼仪文化制度，再传至北齐。另外就是南朝后期梁陈所继承的礼制和河陇一隅所保留的家族汉族中原文化礼仪被隋代建朝时被兼用之。南北朝时期实属民族文化大融合时期，但是汉族的文化礼仪制度是中国特有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从三代之秦汉传至魏晋，一脉相承，是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在礼仪文化方面汉族实属领先的地位，胡化下的北周礼仪文化制度便是非驴非马，所以北魏（齐）和梁陈两源是隋唐礼仪制度最重要的渊源。

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奠定了东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之中，就已经有吉、凶、兵、军、嘉五礼之称，部分具体礼仪亦见于先秦典籍，但《周礼》所记载的五礼体系并未用于姬周制礼作乐的实践，但是具体内容与后来西晋的五礼也有很多的不同。到曹魏咸熙元年，西晋首次将五礼制度用于实践，五礼之名取自《周礼》，实质内容多为创新，五礼体系成为晋礼，有别为序。《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所载礼制多数都是因类设目，不以五礼为序；而在晋礼之后，礼仪制度多以五礼为序，南北朝以及隋唐礼仪制度的基本框架也由此而剩。隋唐礼仪制度以梁、北齐为主源，北齐后主所定的礼仪皆以西晋五礼为基本框架。在具体的历史传承上，东晋南北朝礼制也以西晋礼制为近源。西晋为汉末三国和东晋南北朝其次。两个长时间的分裂段之间的统一时期，其对于后世东晋南北朝的影响类于秦之于汉，隋之于唐。如此看来中原汉族礼制是一脉相承，文化内涵丰富，是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所以隋唐礼制采其前两源是合情合理的。

为何唐代皇位更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与之玄武门和阉寺之间有和关系？

不管是看了陈寅恪先生的这本书，还是看其他唐代政治的研究书物，都会发现唐代皇位更替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本书里认为关于唐代皇位继承问题，与北军统治权即中央政柄

有着最根本的关系，也就是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的成败全部寄托于玄武门的军事胜负上，而安史

之乱后阉党的作乱是由于其掌握了军事大权，所以皇帝位由阉党说了算，也就为何皇位更替非常不

固定。

这也是陈寅恪先生陈述了当时唐代皇位更替不稳定的客观原因，军事统治权是统治之权柄，也

就是玄武门所控制的北军军权是统治权柄，皇位的争夺也就演变成玄武门之争，皇位继承就出现了

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阉寺势力与外廷相进退，以及安史之乱之后地方藩镇势力做大和后来牛李党的

党派势力，也就是为何后期地方政治革命能够成功，中央势单力薄，外部的山东士大夫集团与李唐

皇室的对立，所以李唐皇室在维护统治上逐渐倚重阉党，阉寺逐渐夺取了帝国的主要的中央军事大权，在藩镇中也是监军，把握着重要的地方军事力量，皇帝完全成为阉寺傀儡，那么皇位之更替完全控制在阉党手中，成为唐代皇位更替的不稳定因素。

还有一些主观因素也是值得关注的，在书中，陈寅恪先生有详细叙述了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其成败都与玄武门的得失，是否掌握北门禁军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说掌握玄武门与否，对于中央政治革命的关键成败问题有着很大的影响。唐高祖即位后，李建成为太子，常驻宫内处理事务，为文官集团代表。李世民为秦王，继续率领武将集团带兵出征，功劳也最大。太子自知战功与威信皆不及李世民，心有忌惮，就和弟弟齐王李元

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同时李世民集团亦不服太子，双方持续明争暗斗，经过长期的斗争，李世民集团逐步占上风。李世民借口李建成被召进宫，于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夺取了唐帝国的军事领导权，随后李世民进宫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上皇位。从古至今，大部分历史学家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持理解、同情甚至赞赏的态度。但是，在我看来李渊立李建成的思维是正确的，李世民为次子虽功绩非凡，但是不符合传统传位的思维，皇帝位传至李建成是符合传统的，也符合道德礼仪标准。李世民弑父杀兄，夺取皇位，显然是不符合传统的礼制道德的，这种社会效应也是负面的，对于自己的子孙的模范作用也是起消极作用，李唐子孙在后世的皇位争夺上，多在玄武门发动兵变，以架空皇帝权力，是有很多典范的，以及肃宗在皇位的获得都是非法合理的途径的，直接架空玄宗权力，自己上位，玄宗也无可奈何。多数例子和唐太宗的获得皇位的手段是相似的，也就说李世民的非法手段获得王位的方式为其唐代皇位更替的不固定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心理的模范暗示作用增加了唐代皇位更替的不稳定性。

“关中本位政策”在李唐的继承与发展对关陇集团及统治阶级的升降影响？

在这本书中陈寅恪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关中本位说”，该说认为，西魏实施“关中本位政策”，北周、隋及唐前期(开元以前)皆踪行之。西魏靠实施此政策而与东魏、梁朝抗衡，北周因实施此政策而灭北齐，而唐代三百年间统治阶级的变迁升降，即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的兴衰及其分化。北周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宇文泰和苏绰的建立之下，以及隋唐继续继承又扩充下开创了唐帝国的繁盛，而在最终在武周和玄宗被完全破坏。关中本位政策的发展看来与之关陇集团和府兵制都有着相同的发展轨迹，也就说明了这三者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此处府兵制不做详论，因为府兵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的复杂的制度。

首先我们先了解关中本位政策的核心内容以及发展过程。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即“关陇本位政策”，《述论稿》言:乃宇文泰“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渊源之信仰，同受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其存在时间在西魏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可见，“关中本位政策”包括物质与文化两方面。隋唐时，即唐高宗统御之前期以前，前述《述论稿》所举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之四个例证中之第二、四两项即“属于官制之周官”与“以诸将功高者继塞外鲜卑部落之后”在隋唐显然已不在，只有第一、三两项即“府兵制”与“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仍存在。然若究其实，则隋唐时此第一、三两项与西魏之情形亦有不同:“府兵制”在唐高宗前期以前虽存在，但其规模、素质等与西魏之野心。故‘关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时开始崩溃，而关陇集团社会阶级亦在此际起升降之变动。这里也就梳理清楚了关中本位的核心内容，融合关陇胡汉民族武力才智，即鲜卑及胡人的武功和关陇的文化融合，即以府兵制和关陇文化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胡汉文物一体关陇集团。

宇文和杨隋皇室及辅佐的功臣大多出自西魏以来的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八柱国的代表。李唐初期此集团力量仍旧比较强大，皇室和将相大臣同属一个系统和阶级，李唐居帝位为阶级统治的核心，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所以肯定不容的其他统治阶级。而到武周时期，武氏本不属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的势力，遂开始极力破坏传统的统治集团，崇尚进士文词科破格用人，提拔山东洛阳的士大夫集团，扶植自己的势力，但是这样一来即渐毁府兵制，关陇集团因自身的衰落加之武氏的破坏，不可救治。皇室开始与出任将相大臣实属不同的阶级，那么阶级统治基础被破坏，王朝的衰落也是在所难免的。至武氏与玄宗关陇集团便完全崩溃，关中本位政策也被更易，及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即在此时之征象。

在了解完“关中本位政策”的内容及发展过程，其中与之关陇集团的关系和府兵制之间的关系也就基本明了了。李唐承关中本位政策，且于形成的关陇集团属一个阶级，这样的阶级基础是非常稳固的，而随着武氏的破坏采用其他阶级形成新的官僚集团，这样李唐皇室的统治基础边非常的脆弱。玄宗继位已经无济于事，此时关中本位与关陇集团一起走向衰败。唐代统治阶级的转移升降与之关陇集团有着很大关系，离开了这一阶级基础，唐帝国也就步入了安史之乱后的衰落。

河朔藩镇的文化种族问题推至牛李党之间文化种族差异问题。

首先在这里明确陈先生的文化与种族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种族（胡汉）之区分在于文化。陈先生称“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爽很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可见他区分中国隋唐时的种族和文化大致为两共,一类为汉种（华夏）,一类为胡种（“胡”本来只指北方的一个种族,在这里扩展至不同于华夏的所有种族）；一为华夏文化,拥有这种文化的人称汉人（民族）,他们多地处中原,在文化上相对先进；一为胡夷文化,保持这种文化的人称胡人（胡民族）,他们多居住边疆,在文化上相对落后。这里所说的汉种人并不一定就是汉人,胡种人并不一定就是胡人,种族并不重要,文化才是区分两类人的标准,只要是被汉文化所化之人,不管是胡种抑或是汉种都被视为汉人（汉民族）。同样胡人胡民族的划分也是这样的。

我们弄清了基本的种族与文化概念之后，我们来讲河朔之地的文化种族问题及推至牛李党问题。陈寅悟先生是第一位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河朔三镇问题的学者。他多次指出河朔三镇与中央政府之关系,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他在谈到河朔藩镇诸将“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族,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他又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以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他认为“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魏晋、北朝之旧”并论及河朔胡化的表现“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长于骑射”等及河朔胡化的原因“恐不于民族迁移一事求之不得也”,并进一步详细论述了与河朔胡化

相关的几次民族迁徙他又进一步指出青齐等地的胡化及原因,如“淄青一镇亦与河朔同风,

遂为唐代中央政府之矩患。推求其故,实由其统治者本从河朔胡化集团中分出者也。”陈先生以“文化”把唐代后期社会分为长安汉化集团和河北等藩镇胡化集团。又以文化为标准,对长安集团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如以汉化程度之高低分为内廷阉寺与外廷士大夫集团以“文学”与“经学”科举与门第分为新进士与旧士族,进一步发展为牛党、李党之争,牛李党争之中又夹杂着内廷阉寺党派的竞争。总之,陈先生所说的集团、党派、阶级,都是以文化作为区分标准的,这些都是陈先生种族与文化观的体现。

这里陈先生集中的说了河朔藩镇的种族文化问题，他认为河朔之地已经孤立于其他长安中央政府及其他汉化区域，完全被胡化，具体来说就是成为胡人集聚区（包括被胡化的汉人），在政治制度经济等方面是具有独立性的，脱离中央的实际控制。社会风俗也渐与其他地区不同，甚至完全割裂。这么说来，河朔之地也就成为了胡文化代表区域，而河朔之地的胡化背景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时期，以及北齐之地的胡化，胡风盛行，所以此地胡化问题由来已久。社会氛围一下是难以改变的，当然这个地区也增加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成本，成为中央王朝统治的祸患。

不过陈先生这里所说的河朔地区的种族文化问题，即河朔的胡化可能是存在问题的，有学者提出河朔地区的胡文化氛围没有那么重，范围也没有那么广泛。具体来说，河朔三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在政治上,河朔三镇的地方政权组织及设官制度,也同样是按照唐

王朝统一规定建制其军事、政治、经济上无不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仅凭某些藩镇个人的民族出身、作战技能来断定河朔三镇沦为胡化地区,就难以令人信服。而且,河朔三镇反抗唐中央,内部军将争夺统治权利,抗击北方各族,都是以唐朝地方政权治者面目出现的。尽管陈先生的河朔胡化说可能在某些具体说法上存在问题,但是他在研究唐代后期历史中,以“种族”、“文化”为突破点,发现了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并以此为线索形成对整个唐代历史认识得通解通识,给后人的启迪和深思却是无限的。所以文化种族这个观点去看当时的阶级、党派之争是很有启发性的，河朔藩镇问题和牛李党争都是可以用此观点来解释的。

浅谈唐帝国的财政南方化及唐帝国的国运盛衰。

陈寅恪先生在《略论稿》中财政一章便提到了财政的南方化，并且详细的论述了从南北朝至隋唐的南北方经济的差异，北朝经常遭受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南方社会则较为稳定，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北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经济最后超过北方。因此中央财政的南方化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陈先生还阐明当时隋唐时代长安承关中本位政策为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其发展的尴尬是关中的经济状况和物资实力根本承受不起皇室的花销，并且长安的为内陆地区，交通不便，所以物资运输方面还不及东都洛阳。那么这样一个现实状况，唐王朝不得不倚重南方的经济物资。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财政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财政区的缩小及其南方化，这是北方藩镇化的直接后果。北方河南河北藩镇化，中央政府的财政区急剧萎缩，不得依靠南方地区的税收来保证帝国的运行，而这样对于南方地区赋予巨大经济负担，又加之南方的藩镇化及地方起

义的兴起，唐帝国的经济命脉也被破坏，唐帝国的国运也走向衰竭。就具体的史实来看，唐肃宗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当其盛时，蔡附齐连，内裂河南地，为合纵以抗天子。”从河北到河南的藩镇化，使北方的大部脱离了中央财政，“国命”悬寄于东南，在这一过程中，漕事日繁，转运使的地位尤显突出。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转运、度支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 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滉与晏分治”。此时“二使”分理之地，尚能看到唐代宗时中央财政的“天下”，但财政地图的东重西轻这种格局愈益明显，“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至唐宪宗时，李吉甫《元和国计簿》里的“国计”的地域，中央财政的“天下”已复存在，其中所提供的数据，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财政地图和财税特点: 一是财政区的缩小。当时，全国共有 48 个方镇，有 15 道不申户口，每岁赋入仅有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8 道，8道皆在江淮，故有“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之称；二是政强度加大。元和时期为财政区的8 道，合49 州144 万户，赋役户是天宝时的四分之一，而天下兵戎依县官供给的有 83 万余人。兵马比天宝时增加了三分之一，大概相当于每两户承担一兵的义务。其实，江淮赋役的负担，早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就已很繁重，“江、淮而南，赋敛不息”。安史之乱时，江淮财富给予朝廷重要的支持，“清河……有江淮租布备北军，号‘天下北库’，计其积，足以三平原之有……”此后，江淮作为比较稳定的财政区，赋役十分沉重。

天宝以后财政区的南方化决定了财政内容和财政结构的南方化。天宝以后唐江淮财政区的状况表明，财政区在南方化的同时，财政区的财政对象也随之减少，前者体现了行政区划的藩镇化趋势，后者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严重的土地兼并，征税的对象数量在减少，是百姓身份的蜕变，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唐初以来的财政制度。中央唐天宝以后实行的一系列财政措施，从财政区、财政内容和财政结构上看，体现了明显的南方化，这对江淮经济秩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天宝以后唐财政区的缩小及其南方化，江淮经济有关乎“国命”之称。而“财利之说兴”和“聚敛之臣进”分别作为此后财政和政治的反映，加剧了江淮经济秩序的破坏，其主要表现就是农工商失序、失业“人不堪命”，促使百姓身份的蜕变，酿成了一系列的起义，并推动其他地区起义在江淮的发展。其结果，不断地改变江淮与唐中央的关系，使江淮藩镇化。地方上藩镇化的趋势，使中央财政职能调整为以军需为主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命”所系的江淮农工商失序、失业，经济秩序遭到严重，影响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加剧地方的离心倾向。该地区的经济秩序的破坏，则是破坏了唐王朝的经济支柱，这也就是在未破坏其经济命脉之时，唐王朝还能平叛藩镇，对外族作战还能保证胜利，李唐还能维持整个的存在。但是随着江淮财政区的崩溃，黄巢起义在江淮地区，此地的不保亦唐帝国的覆灭。

社会最鼎盛时期过去之后，社会的中层阶级开始做大力量，社会权力由上至下，金钱财富由下至上，都开始向中层阶级集中。在中国古代表现为皇帝朝堂上，皇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中层阶级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士大夫阶层（藩镇士族）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需缴税国家，中央政府财政财税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状况愈发困难的社会平民来承担，这最终一定会导致王朝帝国的社会经济走向崩溃，国家体系无可逆转地会走向大崩溃，扭曲的社会结构在王朝帝国的大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就开始进入下一个朝代循环周期。而唐王朝安史之乱后的状况就是如此，中国古代从此逐渐走向了财政帝国的道路。

链接书目：《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章补论》

《说“关中本位政策”》

《论陈寅格先生的“种族与文化”观》

《新唐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