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

【摘要】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更是激化了两国的矛盾。但这都与文化无关，中日文化的交流史源远流长：从公元五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革新派对中国经典儒家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精心研究；到大化革新时期，孝德天皇模仿唐代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汉字书法佛教等思想文化体制的吸收与融合；再到奈良时代，对中国陶瓷艺术以及建筑风格的极力推崇与模仿。由此可见，日本文化的基石源于中国的传统。在过去数百年间，日本的区域性文化小到吃饭的筷子，大到宫廷建筑，无不受到中国的影响。

【关键字】中国日本文化历史合作交流发展影响

【正文】

一、概括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总体特点

从总体上看,中日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历史悠久。在远古时代,日本列岛曾与亚洲大陆相连。在日本发现的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性,这说明原始先民们早有来往。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由于冰川期的结束,海面回升和地壳变动,日本列岛终于完全和大陆脱离,但是以后仍然不断有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利用海流和季风渡海来到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从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看来,这种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而且绵延不断。

其次是范围广泛。中日文化交流极其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狭义文化概念所包含的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宗教、教育、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建筑、工艺、园林、民俗等领域，或者按广义文化概念所述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无处不有中日文化交流的表现。

第三是影响深远。中日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进步,以至于国家关系、民族感情、革命运动、人民友谊、日常习俗等等,无不发生巨大而

深刻的影响。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曾把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形成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比喻为做豆腐时加卤水。至今在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风俗习惯中还处处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烙印。

二、中日文化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

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

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三、中日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程

（一）古代

1、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日：弥生时代与大和时代前期）·徐福东渡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与一些人士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有三座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话，派数千童男女乘船随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并没有得到神药。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时，徐福恐怕受到责备，便编造谎言，说是蓬莱

药由于海中有大鲛鱼，受到阻难，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难。据徐福东渡后20年出生的伍被和淮南王刘安的对话中透露，这次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3000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百工下海。徐福航海到达日本本州和歌山。徐福及其船队在抵达北九州的大岛后，进入濑户内海，远达纪伊半岛。至今在和歌山新宫町东南有蓬莱山，还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秦徐福之墓”五个汉字。

徐福东渡把秦代文明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社会质的飞跃。徐福因此在日本被尊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纪念徐福的祭祀活动历千年而不衰。但是，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记载徐福东渡活动以来，也把与徐福有关的疑谜留给了后人。

但有些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关于徐福的目的地的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也有学者对此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到了海南岛或者是朝鲜，还有人提出到了美洲。

对徐福是否到过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聚讼不休。无论此事真相如何，现代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在先秦时代，中国的各种物品就已经传到了日本，考虑到当时的航海科技水平比较低下，续航能力不强的局限，早期的海船当是由渤海湾出航，而后沿着朝鲜半岛西岸近海南下，渐次而至日本。这条航线虽然途程迂远，但是沿途岛屿众多，物资补充较为便利，且易于辩认方向，可以提供较为优越的续航条件。

2、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中：隋唐时期；日：大和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遣唐使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唐代日本派赴中国的使节团。唐朝代隋以后﹐日本沿袭遣使入隋的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贞观四年)第一次遣使﹐最后一次在838年(即日本承和五年﹐唐开成五年)。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唐干宁元年)又准备派遣﹐已经任命﹐由于菅原道真谏阻﹐遂从此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到894年﹐二百六十余年间﹐除三次任命而未成行外﹐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

一次迎遣唐使归日本﹐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使团成员除约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主神﹑卜部﹑阴阳师﹑医师﹑画师﹑

乐师﹑译语﹑史生﹐以及造舶都匠﹑船师﹑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

工匠。随行有长期居留的留学僧﹑留学生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僧﹑还学生。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初期使团共二百余人﹐乘船两艘﹐以后增为四艘﹐人数增至五百余人﹐但其中只有少数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向中国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视使团人员的选拔﹐

特别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员。如高向玄理﹑吉备真备曾长期在中国留学﹔不少成员是文章博士﹐山上忆良﹑小野篁﹑菅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学之士(后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随行的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晁衡)与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归航受阻﹐留唐官至秘书监。橘逸势被唐人目为秀才。入唐的医师﹑乐师﹑画师﹐和各行业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业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时也从唐人获益。遣唐使大量输入中国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国文化风靡日本封建社会上层﹐渗透到思想﹑

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正仓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输入的中国物质文化。遣唐使对唐的赠品﹐和唐朝的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逍唐使的贡献首先是引进唐朝典章律令，推动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遣唐便在长安如饥似渴地考察学习，博览群书，回国后参与枢要，仿行唐制，如“大宝法令”即以唐代律令为规范制定的。还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菅啻原清公的建议，下诏改走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大日本史》卷123)连历法、节令、习俗也尽量仿效中国。其次是汲取盛唐文化，提高日本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回大量汉籍佛经，朝野上下竞相赞写唐诗汉文，白居易等唐代著名诗人的诗集在日本广泛流传。留唐学生僧人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遣唐使还输入唐朝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甚至围棋等技艺和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也是从唐朝传入的。遣唐使团中常有日本画师、乐师以至围棋高手赴唐访师学艺、观摩比赛。

3、公元十世纪至十四世纪（中：五代宋元时期；日：平安时代后期、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前期）

这个时期中、日之间虽然基本上没有正式使臣互聘，但是民间贸易和僧侣往来却十分活跃，两国也通过这些途经进行官方联系和文化交流，尤其是僧人，在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其中无准师范成为宋代中日佛教交流的代表人物。

4、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九世纪初（中：明清时期；日：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

这个时期交流方式更加多样化，既有贸易（如明代的勘合贸易、清代的信牌贸易），又有移民甚至战争。交流的内容除物质的商品贸易外，更突出精神文化，而且逐渐从佛教这一重点转移到儒学、美术、书法、医学以及政治和经济上来。这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交流，反映出日、中两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些特点。

例如，日本的雪舟和尚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人物。他1420年出生在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12岁入寺为僧，绘画天分极高，在京都相国寺学习禅宗，又学习绘画。他十分向往来中国加强这些方面的学习，在48岁时终于实现了这一夙愿。

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多年中，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吸取中国文化为主。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地强盛起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更多的知识分子要了解日本，借鉴日本的成就，吸取日本的文化，向日本学习。

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见识较广，眼界开阔，满怀爱国热情，留心时务，主张改革，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876年他考中举人，次年由何如璋推荐为首届驻日使团参赞官。作为一个外交官，他主张中、日两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各求富强，共御外侮。同时又坚决反对一些人种种破坏中日友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为此据理力争。

他在驻日期间最大的成就是创作《日本杂事诗》和编写《日本国志》。他到日本后仔细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认真研究维新制度，游览名山大川，熟悉民风民俗，了解工艺物产，比较中日文化，陆续创作了二百首“杂事诗”，汇集成册，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樱这本《日本杂事诗》使中国人进一步了解了日本。

（二）近代

1、1840年（鸦片战争）至1871年（中：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日：江户时代末

期至明治时代初期）

2、1871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日：明治时代）

3、1894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中：清末民初时期；日：明治、大正年间）

4、1919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中：民国时代；日：大正末期和昭和时代）·清末赴日留学生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人们开始瞩目日本。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邀请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张之洞﹑杨深秀等都以路近﹑费省﹑传习易为由主张派遣留日学生。1896年﹐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工作需要﹐招募戢冀翚﹑唐宝锷等十三人到日本留学﹐开留日之先声。到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一百四十三人。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事变﹐清朝统治几乎倾覆。为维护垂危的统治﹐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练新军﹑改官制﹑兴学堂为中心的“新政”。向日本广派留学生被视为培养“新政”人材的快捷方式。从1901年起﹐清政府大力提倡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并许诺留学归来分别赏予功名﹑授以官职。1905年清廷又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遂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条出路。而日本政府亦企图通过留学生来培植它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其带来若干外汇﹐日本中下层人士希望和中国友好﹐加强文化交流﹐也主张吸引中国留学生赴日。在两国朝野的鼓动下﹐一时留日学生势如潮涌。据统计﹐1901年留日学生人数为两百七十四人﹐1902年夏为六百一十四人﹐1904年为一千四百五十四人﹐1905年冬为两千五百六十人﹐1906年夏为一万二千九百零九人﹐年底达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为留日学生人数的最高峰。

留日学生既有官费生﹐又有自费生﹐自费生占很大的比例﹐1903年即占半数﹐后来比例更大。由于流品庞杂﹐程度参差﹐到日本后有的上小学﹐有的直接上大学﹐绝大多数就读于中等专业学校及大学速成科﹐学习期限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几年到七八年不等。在日本教育界特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文学院各分校﹑法政大学速成科﹑振武学校﹑成城学校﹑同文书院﹑经纬学堂﹑清华学校及预备学校等学校中﹐留日学生最为集中﹔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留日学生两千四百零六人中﹐上述八校即占一千八百八十五人。和过去留学欧美专重理工相反﹐学文科的占绝大多数。1903年驻日公使杨枢奏称:“现查各学校共有中国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其中学文科者一千一百余人。”法政﹑军事尤为留日学习的热门。1904年仅法政大学速成科就有中国留学生二百九十五人。

热情探求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留日学生﹐因个人身世﹑社会关系﹑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

异﹐或赞成君主立宪﹐或服膺民主共和﹐形成形形色色的思想流派。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学术团体(如励志会﹑编译社)﹑地方团体(如各省同乡会)﹑爱国团体(如广东独立协会﹑拒俄义勇

队)﹑政治团体(如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出版了介绍西方学术文化﹑宣传君主立宪或反清革命的几十种不同宗旨的杂志﹐发起过拒法﹑拒俄﹑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等多次爱国运动。使大批爱祖国﹑求进步的留日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参加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日学生。他们的革命号召获得国内的热烈响应﹐他们归国后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涌现出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秋瑾﹑陶成章﹑林觉民﹑方声洞﹑胡汉民﹑居正﹑焦达峰﹑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鲁迅﹑陈独秀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

（三）现代

1、1945年至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日：昭和时代）

2、1972年至今（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日：昭和时代、平成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文化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就开始了民间文化交流，既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也有学术和人员往来。

1972年 9 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政府间文化关系开始建立并得到加强。1978 年8 月 12 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三条规定，“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和友谊而努力。1979 年12月 6 日，中国文化部部长黄镇和日本外务大臣大来佐武郎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双方确认发展两国间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的交流。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日两国文化关系发展迅速，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崭新局面。文化交流已遍及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绘画、书法、图书馆、博物馆、文物、考古、摄影、曲艺、民俗、文学、群众文化等艺术门类，以及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卫生、科学技术、宗教、建筑等各个领域。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获得全面发展，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所有同中国有文化关系的国家中，都居于领先地位。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暨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订 20 周年，我文化部于1999 年 9 月在日本举办了“99 东瀛行大型系列文化展”演活动，日本驻华使馆在北京举办了“1999 中日文化友好年活动”，为增进两国人民理解和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四、各个领域中日文化的交流

·语言文字

一千多年前，大量的日本来华留学生—遣唐使、遣隋使，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包括语言文字带到了日本。日本从此正式开始了使用文字记载语言的历史。

最初日语的每一个音，都是由一个汉字表达。公元九世纪，日本人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假名。现在日语中，假名共有71个，最基本的有46个，排列成“五十音图”（字母表）。

日语中汉字的发音有“音读”和“训读”两大类。

音读，即日本人引入中国汉字时模仿该字汉语发音的读法。由于中国汉字进入日本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不同朝代的“普通话”有所差异，这在日语汉字的读音上也留下了不同的痕迹。因此，在现代日语中一个汉字的普通读音通常有两种，称为“吴音”和“汉音”。如日语汉字“人”的音读，“汉音”为“じん”，“吴音”为“にん”。

“训读”是利用汉字表达日语固有词语意义的读法，也可以说是汉字的日译。如日语汉字“人”的训读为“ひと”。另外，日语中有汉字组成的词语，在意义上与现代汉语也有许多差异。

日语书写时一般体言（名词、形容词、形容动词）的词干部分多使用汉字来写，而用言词尾有变化的部分及助词、助动词则以平假名书写。格式上横写、竖写均可。

·瓷器

日本与中国沿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早在战国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就已与位于今中国东北部、朝鲜北部的古燕国有往来.秦灭燕时，有一些汉人逃亡朝鲜，进一步去日本；随后，日本与中国的交流更加密切。中国的汉字、儒学，中国的书画、佛教，中国的学制、典章制度等，都对日本产生了全面的影响。中国的瓷器文化和工艺也同样深刻的影响着日本的生活和发展。越窑瓷器原产地的浙江与日本的关系也很密切，史实证明中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越窑青瓷输往日本，是在唐代中后期，这时输入日本的瓷器品种很多，有唐三彩、青瓷、白瓷和釉下彩瓷等。

七世纪末，唐三彩开始传到日本，是由当时的遣唐使船只带去的。现在日本已有十个地方发现了这些出土品，特别是在奈良的大安寺，一下子出土了三十几件唐三彩。唐三彩的传入，对日本的制陶工艺而言，是一次革命性的促进。三彩的技术无疑是取自中国，但日本人在仿制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自己民族的特色。在形态上，它基本上没有神像人俑或马和骆驼等的造型，而是多为日常的容器，或是摹仿铜合

金佛用器具烧制成的壶、瓶、钵、盘、碗等。在釉色上，它也不像唐三彩那样显得五彩斑斓、华丽多姿，而是更多地敷施了绿釉，整个陶器多以绿釉为基调，显得比较素朴，甚至带些稚气，日本人一直对绿色情有独钟，这与日本民族爱好自然有关。目前，三彩陶器藏品最丰富的是集中在奈良正仓院的57件作品，被称之为正仓院三彩，又称为奈良三彩。三彩陶器的出土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寺院、宫殿、官衙等处的遗迹，近年来也逐渐有从村落的遗迹中出土的，但总体来说，三彩陶器主要是用于国家和贵族等举行祭祀、佛教仪式的场合，壶等

器具被用来盛放火葬后的遗骨，与一般民众的生活还是有些距离。

九世纪进入平安时代后，又从当时的大唐传来了白瓷和越州窑的青瓷，种类多为日常用的碗、盘等餐具。自此，日本的陶制餐具从原先模拟金属品的须惠器、三彩陶器，开始转向模仿中国青瓷制的餐具样式了。

但当时日本人无法烧制出与青瓷媲美的瓷器，他们只是在原来三彩技术的基础上，又吸取中国的灰釉技法，烧制出了灰釉陶器。这些灰釉陶器与越州青瓷相比，毕竟要显得粗粝得多。不过越州青瓷的传入大大拓开了日本人陶器形态的种类。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音乐

唐代中日音乐交流为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重要的范本。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中日音乐交流的历史是中国音乐的国际化和日本音乐本土化互相交织的行程。唐代音乐文化以兼容世界的胸襟建造了民族化的艺术圣殿,日本同样以融合唐代音乐艺术、并使其本土化、民族化的远见创立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基点。日本遣唐使虽然目的地是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是国际音乐艺术的荟萃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遣唐使也系统地汲取了中国对于波斯、印度等异域音乐文化的引进视角和本土化方法。日本对唐代中国音乐的引进是包括音乐理论、音乐形态与音乐思想的全方位引进,与之相配套,日本还仿照中国宫廷管理模式建立音乐管理机构,创设了格局宏大、系统完备的音乐体制。这一由政府推动的规模化行为改变了日本音乐的面貌。中日两国的文化先驱以独辟蹊径的智慧交往融合、取长补短,并以文化的互动形成了别开生面的独特风貌。

中日音乐进行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内在动因是中日族群和文化形态明显的共通性。唐代的中国一向将对外文化交流视为一种四海升平的和平景象,其着眼点在于对国力强盛的自我确认以及通过推动地区和平稳定进而达到王朝稳定传承的目的。考察日本当年之所以做出选择接受中国音乐体系的决定,从表面上看,是对于来自中国唐代的音乐艺术出自一种政治

上的崇敬,但就其实质而言,日本所从事的文化交流背后还存有深层次的地区宗主意识和

民族自强动机。对于中日音乐文化的交流,日本皇室的目的无疑也是为了显示其作为文化大国的一种象征,同时,对地方豪族要展示出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和朝廷优越性与权威性的

一种手段。从东亚范围内的区域争霸来看,日本王室推动音乐引进和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显示并不逊色于大唐皇帝威仪的一种形式。

·文学

早期的文学作品受到中国文学一些的影响，但在后来日本也渐渐形成自有的文学风格和特色。

日本直到中国的汉字传入之后才开始有书写系统，但在最早汉字尚未能适用于书写日语时，中国文言文仍是唯一的文学形式。直到后来才发展出能够用于表记日语的万叶假名(万叶仮名) ，纯

粹假借一套指定汉字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在日本奈良时代所创作的作品包括712年的《古事记》(为神话与史实参半的史书)、720年的《日本书纪》(以编年体写成，为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正史)和759年的《万叶集》(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假名即是以此书命名)等。此时在文学创作上所使用的日文，无论在语法和音韵等方面皆与后来的日文有明显的差别。甚至同时各地已经出现明显方言上的差异。

·建筑

日本在南北朝时主要以朝鲜半岛为中介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公元588年日本建法兴寺，佛教通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以后，随着日本佛寺的大量兴建，中国建筑体系也不断传入日本。日本于公元593年建的四天王寺，公元607年建的法隆寺，都是经朝鲜传入的中国南北朝末年式样。

隋唐是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历史时期之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科技在当时世界上都居前列，和四邻的交往也很频繁。对西面的中亚、南亚、中东诸国以商贸关系为主，使远方珍物的商品大量互相交流，以满足双方的猎奇爱好。在器物类型、装饰纹样乃至音乐、舞蹈诸方面，均对隋唐有某些影响，但在建筑方面，却基本上没

有表现出来。对东面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则有着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其建筑发展有很大而深远的影响。

隋统一中国后，日本遣使至隋。唐建立后，自公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与唐建立正式联系后，先后十八次派遣唐使赴唐，几乎和唐朝相始终。在这二百余年间，日本大量吸收借鉴中国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都城宫室建设和建筑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其中更以建都奈良时期(公元710～784年)最突出。这时的都城平城京和宫殿、寺庙等都直接受中国盛唐影响。现存佛国寺等古建筑仍俨然唐风，其建筑为木构架，用斗拱，采取封闭式院落布局等，也属中国木构建筑体系。公元794年，日本迁都平安京后，唐文化虽仍继续传入，但日本文化(包括建筑)在融合唐文化后，已逐渐走上自已发展的道路，创出自己的风格。

五、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

第一，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第二，增信释疑，加强合作。

第三，复兴东方文化，创造亚洲世纪。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随着日本的经济崛起，以及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逐步被列强打开国门，使得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冲击，上海广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区域尤其明显。而步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影响与交流，日本现代文化对中国新一代的影响，以及欧美文化透过日本间接对中国的逐步渗透，使得中国出现了新一轮的文化变迁。无论是先进的科技产品带来的便捷舒适的物质享受，还是茶余饭后电视电影歌曲等精神娱乐生活，乃至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文字都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几年来，“哈日”潮流的盛行更是凸显出在新一轮的文化交锋中，日本潮流元素对中国传统的挑战。

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中国的优秀文化就一直被日本所推崇与效仿，正是借助着中国的力量，才使日本在历史上有了稳固的发展和创新。但近百年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给中国带来了新时代的文化产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渗透，及保持自身优秀传统文化，逐渐成为新时代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是人们的高级精神生活。文化渗透影响力的不仅表现是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对社会影响也是极为深远。

在过去几千年来。处于世界发展前列的中华民族，一直受到其他各民族的学习和模仿，

但却因百年来的闭关锁国丧失了世界工业革命的浪潮，而失掉了以往千年来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日本的发展更加值得我们学习，正是其不断的吸纳世界先进的思想和科技，才造就了其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好的文化固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善于模仿吸收以至超越他人的民族，必然对其自身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帮助，而外来文化的糟粕却应该毫不犹豫的将其摒弃。自古以来，各个文明的发展告诉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善于学习借鉴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而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更加向我们表明一味的夜郎自大只会使自己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

因此，对于外来文化的渗透的关注显得更加重要。中国自古推崇的儒家思想同样告诫我们，“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中华民族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恒古不变的教训。外来文化固然新鲜，但要择善而行，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传统文化并非陈旧，正是千百年思想的沉积，才造就了其深邃意义。

在当今社会，科技文化一日千里，对于世界任何国家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代，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尤其关键，只有自身的不断创新，同时吸纳外来优秀的文化，再融合自身国情，创造出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文化道路。势必造就一个新时期文化发展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