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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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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贪官外逃等职务犯罪人员负案外逃的国际犯罪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法学界也开始了对引渡制度的研究。其中，引渡制度作为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国家间开展司法协作，打击跨国犯罪有重大意义。

什么是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political offense exception )是引渡上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各国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即一国对于在其境内的某一外国人因民族、种族、国籍、宗教、参加某一政治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观点而遭受其本国或居住地国通缉、审判或判刑而给予庇护，拒绝将其交给其本国或经常居住地国。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形成

该原则形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欧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各国间的引渡条约的规定。

1793年《法国宪法》中规定：法国给予为争取自由而从本国逃亡到法国的外国人以庇护。这是关于庇护政治犯的立法的开端，也为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33年，比利时制定了第一个禁止引渡政治犯的法令。后来，在欧洲国家间订立的引渡条约中，大都有政治犯不引渡的规定。这样，政治犯不引渡就逐渐成为欧洲国家普遍接受的原则，现在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理论基础

为什么政治犯不引渡却不得而知，可能政治犯被通缉原因并不是因为其犯的是大众情感不能接受的罪责，往往是其本国的政党基于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犯的立场不同而加以迫害，其余国家若将其引渡，可能有违人道。

因为国际法对政治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作统一的解释，而且对于某种犯罪行为是否属政治犯罪的决定权属于被请求引渡的国家。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行其是的状态，甚至存在滥用该原则的情况，另外，在政治活动中兼实施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即在混合犯罪的情形之下如何适用这一原则也存在问题。国际上对这一难题的解决办法主要是把一些罪行从政治犯的概念中排除。

引渡条约相关公约

我国与泰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并且参与了很多实际上涉及引渡问题的公约，比如《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等。太多了，就不一一列举了。

引渡条约法律依据

引渡条约是国家间引渡罪犯的依据。因为国际法上没有赋予国家以引渡的义务，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是否将罪犯引渡回申请国完全是被申请国自己的事情，对于赖昌星案件来说，如果中国和加拿大没有引渡条约，那么加拿大想引渡就引渡，不想引渡就不引渡，我国没有丝毫办法。但是如果有了引渡条约就不一样了，引渡条约一般会约定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关于互相引渡罪犯的相关条件和其他事项.如果在条约中承诺对某个国家的罪犯进行引渡，那么引渡就成为了国际义务，必须履行，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便拒绝引渡。

“政治任务”应置于法律之下/王培荫-

据报纸披露，江西省丰城市为了建设所谓的“形象工程”-------新城区而非法征地，并以市委、市政府办公室的名义发出通知，强迫全市的各单位及全体市民融资1亿元。通知特别要求各单位“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与上述行为类似的更不胜枚举：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去公款追星，修建大而无用的广场，强迫干部群众买房、购物、捐献、集资，强行拆迁……

由特地强调的“政治任务”的话，可以推测，各地的官员将非法征地以及强迫干部群众融资等行为要么真的当作了“政治任务”；要么想当然的以为任何非法的勾当披上了“政治任务”的外衣就显得非常神圣、非常正确、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足以对抗法律。

何谓“政治任务”？我们先分别来看“政治”和“任务”的含义。“政治”指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或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任务”指交派的工作。因此，“政治任务”，简单的讲，是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实现治理国家、实现政党、集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做的工作。

所以，非法征地以及强迫干部群众融资等上述非法行为不能认为是“政治行为”。各地的官员将“政治任务”当作一个箩筐或遮羞布，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建设政绩工程，以“政治任务”的名义逾越、践踏法律，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退后一万步讲，即使实施上述行为是完成真正的“政治任务”，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为所欲为。

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把某一项特别是紧急性或临时性任务称为“政治任务”，比如“防治污染”、“保护文物”、“关心教育”、“房屋拆迁”、“抗洪”、“献血”、“防震抗灾”、“抗击禽流感”、“抗击非典”、“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准确地讲，以上都不是“政治任务”而是法律（此处的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赋予政府或公民的职责。“防治污染”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保护文物”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心教育”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房屋拆迁”是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抗洪”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献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防震抗灾”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防治禽流感”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抗击非典”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安置复员退伍军人”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不过或许是出于“政治任务”至上的考虑，地方或部门领导也可能的确是为实现一个合法、合理的目的，却首先不是考虑如何依法行政，而是运用所谓落实“政治任务”的方式，肆意采取违法的途径来开展工作。自以为目的正确或合法，手段和程序一定也是合法的，认为“政治任务”是抗拒法律的“护身符”。

然而，“政治任务”无论如何不意味着舍弃民主，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守法律，也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责任而肆意妄为！

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制订、落实“政治任务”理应发扬民主而不是压制、取消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因此，我们若要建设社会法治国家，则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行为包括任何“政治行为”都毫无例外，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而不得凌驾于其之上，所有违法的行为包括违法的“政治行为”应一律依法予以追究，而不能逍遥法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