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
唐浩明曾国藩其人其事
湘军有专门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关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能够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差不多上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受。曾国藩内心所以明白如此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如此，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阻碍。他是如何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要紧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领。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确实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因此军队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专门清晰。
因此他要给朝廷造成那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因此他在创立湘军时，就赶忙擢升一个满人塔齐布做那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那个人本来是一个专门小的官，大致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擢升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事实上最不喜爱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如此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确实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专门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专门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专门可笑的情况。曾国藩那时差不多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专门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专门惊奇！所以有个理由讲，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差不多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讲，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第一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赶忙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事实上那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劳累干了五年，能够讲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旧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方法，叫他出山，仍旧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形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如此的，而关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模样？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应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得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差不多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擢升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刻里，持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赞扬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刻，左宗棠确实是闽浙总督，差不多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奉献更不能跟他比。然而确实是那么几年的时刻，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讲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生活，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致有这么几个缘故。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赶忙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讲曾国藩现在只是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缘故，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如此的争辩：湘军是“勤王”之师，依旧“卫道”之师？那个缘故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闻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这篇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然而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什么原因不讲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因此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专门犀利的文章，然而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专门长时刻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缘故，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只是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因此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擢升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专门是关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领，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专门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要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截了当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儿索取。我刚才讲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专门尊敬，这是什么原因？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
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讲了如此一番话。他讲，我那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旧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依旧种田，不要去苦恼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关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要的一份礼物。因此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专门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承诺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钞票，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因此曾家人直截了当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专门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明白曾国藩治家专门有方也专门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期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要紧的目的。另一个目的确实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期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苦恼，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专门注意。例如他的亲小孩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亲小孩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圆，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点。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讲，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讲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讲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先只讲八股文，后来才明白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咨询在那个地点。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那个情况确实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静。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如此的气概。当时他有一副专门有名的对联，我现在能够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确实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
一个专门时期需要如此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确实是申韩之术。然而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如此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因此他后来逐步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小讲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讲那个情况，讲他当时的病要紧是心病，所谓岐黄能够医身，黄老能够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域。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如此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专门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前面，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妨，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得，则属主观的缘故。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域，专门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讲，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通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小心。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讲尽，一面在背地尽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那个局面看得专门清晰，然而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那个局面，要紧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夫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那个情况，讲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
己没有什么功劳。那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事实上认真想一想，也是事实。如果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如此的战功。（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颈项上的剑。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排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然而，这些钞票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钞票了。（4）赶忙裁撤厘金局。厘金局确实是收买路钞票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钞票。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钞票来保证军饷。老百姓专门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因此他赶忙裁掉。（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专门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专门多父亲带着亲小孩，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伙儿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如此，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领
曾国藩那个人专门惊奇。他是带兵的人，然而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确实是讲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曾国藩早期专门多失败差不多上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因此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讲我住在那个地点，你会打败仗。然而他能够指挥别人去打仗。这叫什么，叫做不是将才而是帅才。曾国藩作为帅才超过别人的地点确实是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湘军的做大做强是一个专门大的战略决策。还有一个专门大的战略决策，确实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过去历次打南京，差不多上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围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设在最靠近南京的地点，以为一下子就打下来了。还有野史讲，江南大营、江北大
营的头领是满人，朝廷的设想是让汉人舍命，满人立功。不管如何样，朝廷的决策是错误的。曾国藩当年在打下武汉以后，给朝廷上奏折，要改为西面制胜。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是自古攻克江宁的正确方法。那个战略决策，朝廷后来采纳了。他用如此的方法果然把南京打下来了。这是因为他看中了一个“势”字。所谓势，即形势、态势。确实是谁占据了那个势，谁就在军事上取胜，而南京那个势是由长江来操纵的。南京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只有把长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码头操纵住了，南京才会失势而孤立。这是一个统领专门重要的决策。因此，曾国藩作为帅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八）识才用才，是曾国藩成功的第一要领
后世对曾国藩有专门多争辩，看法不一。这是专门正常的。然而，有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辩，那确实是都认为曾国藩专门会识才用才。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带过兵，可不能领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大伙儿都明白，刘邦在得胜以后，跟他部下讲他有“三不如”：谋划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这是一个专门闻名的关于用人的历史典故。
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叙，内里有两句专门重要的话。他讲太平天国之因此失败，是因为天王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曾国藩却“能识别贤将”。曾氏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情愿在朝廷为官，而情愿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当时的一个专门现象。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锤炼，专门快能够擢升。
曾氏到底是如何网罗人才的？我简单地勾画一下。
第一，曾国藩从内心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明白要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
第二，曾国藩做到了真正的“爱才、惜才”。我研究曾国藩20年，在他的1500多万字文章中处处都能够看到他对人才的爱护和珍爱。那个地点略举两个例子：
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镕。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差不多被太平天国打下来。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擢升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军饷也没有着落，也没有人管。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因此他给朝廷写报告，讲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他讲“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他那个时候有那么高的地位，这种话不是那么容易讲出来的。
“惜才”，他爱惜人才。例如当年左宗棠是一个幕僚，充其量相当于我们湖南省政府的一个秘书长，然而那个人自视专门高，也不专门约束自己。没有一官半职，他难道能够指挥省长，号令三军。人家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到省里汇报工作，没有向他行礼，他就骂人家，拿脚踢。那个人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讲左是一个专门坏的人，非要处理不可。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简直是打朝廷的耳光。咸丰皇帝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湖南调查这件事，如果是确实话，就地正法，杀掉左宗棠。后来专门多人来保他，曾国藩也坚决保他。他讲左宗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确实是性格不行。他讲天下纷扰，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请为天下爱惜那个人才，请咸丰帝刀下留人。然后又举荐左任藩臬一级的官员。本来曾国藩对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那个人后来因为本领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记得这些恩德了。后来就什么时候都骂曾国藩，跟他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两人闹翻了。然而曾国藩不计较。后来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时候，曾国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军队老湘营，交给左宗棠。当时湘军创始之时，有两个专门有名的将领刘松山、刘锦棠，他们是专门会打仗的两叔侄，老湘军的统领。左宗棠打新疆要紧靠的确实是这支老湘营，新疆第一任巡抚确实是刘锦棠。那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钞票粮源源持续地予以供应。那个情况最终感动了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终生”。
第三，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后人讲曾国藩善于识别人，尤善相士。现在坊间有一本书叫做《冰鉴》，这本书类似于《柳庄相法》、《麻衣相术》。《冰鉴》署名曾国藩，但不是曾国藩写的，是后人假冒的。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里面专门讲了那个情况。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冰鉴》这本书了，什么原因后来署上曾国藩的名字呢？确实是因为曾国藩有善于识人如此一个知名度，因此书商就打着他的旗号来推销。
曾国藩识人要紧是建立在他的学咨询和阅历上的，应该是能够值得重视的。例如讲他讲的“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讲的差不多上一种修养，一种性格，一种处事态度，不是专门神道的东西。
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德”与“才”之间，他专门重视“德”。他曾经讲过，“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波浪；“德”为木之全然，而“才”是木之枝叶。二是在“学”与“识”之间，更重视“识”。他讲过“凡办大事，以识为主”。“识”是最要紧的。他专门推崇诸葛亮“才需学，学需识”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至论。他一看到容闳，就认为容闳是个了不得的人才。容闳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人，对促进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专门大作用。他跟容闳第一次见面，听容闳谈中国富强的出路。容闳讲中国要学西方，要把科学技术引进来。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专门有见地的观点，赶忙就给他6万两银子，要他到美国去买机器。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建立起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局。同时曾国藩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那个奏折，被史学界认为是掀开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这确实是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在具体识别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第一，他专门看重言谈，他不喜爱夸夸其谈的人，甚至喜爱木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其次，他专门注重小事。有一个人从乡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饭，看到饭里有谷粒，就将谷粒丢掉不吃。曾国藩觉得那个人不行。他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到军营里能吃饱饭，跟乡里比差不多专门不错了，他却把谷粒丢掉。他觉得那个人不可重用，后来就打发那个人回去。再确实是看举止。
他认为一个能够担当大事的男人，最好的举止是稳重。他教育他的亲小孩，一再讲要稳重，不能轻飘。
第四，曾国藩专门善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后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广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然而使用上专门慎重。（2）因量器使。你是什么才，我就把你放到什么地点。（3）区别对待。绝对不能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养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培养的要紧方法是“宏奖”，即充分鼓舞。他认为鼓舞能够使一个中才变大才。对待部下要鼓舞，要爱护。他有句话讲得好：“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对部下好的地点当面夸奖，不行的地点个别谈话批判。他也专门善于储备人才，这方面最大的奉献确实是开创公派留学生的先河。他和李鸿章一起提出建议，派一批幼童到美国学习十年十五年，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成后归国，使中国徐图自强。
第五，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确实是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得李鸿章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国军事、外交的大权。曾国藩死后，他的名声在专门长一段时刻比生前还高，这有专门多缘故，其中一个要紧缘故是李鸿章持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这是曾国藩死后名声大显的一个要紧缘故。
三、曾国藩对后人的启发
（一）他能够启发我们，平民子弟照样能够成大事，获高位，享大名，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
曾国藩是一个农家子弟，没有任何靠山，完全靠自己的奋斗来成就事业。我能够举一个例子来讲明那个情况。据湖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记载，当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跟他讲过“农家多出异材”，并以曾国藩、梁启超为例免励他。
（二）中等资质者同样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关键在自强不息
在人们的想像中，曾国藩能成为一代文宗，一定是聪慧绝顶的人；曾国藩能带兵打仗，一定是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曾国藩能做那么多的事，一定是体格强壮的人。事实上，曾国藩在这三个方面都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曾国藩从来不认为自己专门聪慧。他多次讲自己专门驽钝。他考进士，考了三次，28岁才考上。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胡林翼25岁中了进士，专门多人一次就考中了，他不能确实是专门好。他当时功名也不是最高，是同进士进翰林院，这是他一辈子引为遗憾的情况。他一生喜爱下围棋，但他的棋下得不行。曾国藩更不豪雄。他多次讲自己胆气薄弱。他的胆子比一样人还小。我就常常感到惊奇。因为我作为一个作家，专门注重人的这方面。他的确多次讲过他的心理素养专门差。他的晚年更胆小。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老是跟别人讲这件情况做得不行，“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停地自责，表示他的心理承担能力专门差。至于躯体方面，他能够讲是一个病号，30岁得了严峻的肺病，大吐血，几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那个癣病专门厉害，专门痒，总要搔，他专门痛楚，觉得“几无生人之乐”。他50多岁得了严峻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最后61岁死于脑中风。他一生的成就完全靠自强不息得来。
（三）培养和提升人的综合素养是教育之本
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差不多上应试教育。古代教育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来换得一官半职。现代的教育是为了应对各级考试，以猎取文凭学位来谋职谋生。应试教育最大缺陷是忽视了对人的自身的培养。事实上，世间的一切事差不多上人做出来的。人本身素养的强弱，才是决定情况成败的最要紧因素。
作为一个临危受命的军事统领，曾国藩毫无军事知识和行伍经历，然而他比当年所有的专业军事将领都做得好。那个地点最要紧的缘故是他的人格的魅力。我们从他后半生的戎马生涯中，能够看到早期人格修炼对他的阻碍。“诚、敬、静、谨、恒”，这些看似空疏的东西，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长期“内圣”的过程中，曾氏逐步树立了系统的道德观。在那个道德系统的指导下，他有了自己的为人操守。坚持操守给了他牢固的定力，这种
定力保证他顶住艰巨，抗拒诱惑。千千万万的银子从他手里过，他不贪污分文；立下盖世功劳，他不居功自傲；重兵在手，他不做非分之想。
（四）中年以后的人格修炼重在修心，修心的要点在一个“静”字人到中年，见闻增多，阅历渐丰，人脉繁富，办事有方，这是好事。但同时人也变得思虑过重，欲望太多，精力分散，神志纷披，则又不是好事。如何让复杂变得简单，让纷披变得清亮，让分散变得集中？这需要修心。修心最重要的确实是一个“静”字。曾氏进京以后，他的老师唐鉴专门强调一个“静”字。唐鉴当时如此对他讲“最是静字功夫要紧，程颐、王阳明都强调静字工夫，因此能不动心。若是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一切差不多上浮的。那时曾国藩已年过三十。老师针对他思虑重重、欲望重重的状况，给他下了这副药。唐鉴讲的是儒家看重“静”，事实上道家、佛家也都看重静。这是因为一切理性的摸索，都只能产生于静态。《红楼梦》里讲“静则灵，灵则慧”，确实是那个意思。
只有在静的状态下，人的心境才会最为平和。而心境的平和安静才是人最大的欢乐之所在。看好一个大目标，心无旁骛，神无外用，坚决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诸葛亮讲的“非宁静无以致远”，讲的确实是那个道理。
（五）做事要开张，做人宜收敛
专门多朋友咨询我，你研究曾国藩20年，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讲我读了曾国藩1000多万字的书，最后读出两个字来：收敛。他做事轰轰烈烈、大气磅礴，但在做人上却是收敛，他处处谦退，不露锋芒，甚至韬光养晦。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不要逞能逞强，不要招人闲言，要知福惜福。他的这种思想有他的理论按照，那个理论确实是他的“消息盈亏”之道。“消息盈亏”之道悟于《易经》。《易经》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他从中领会到人世间宇宙间最大的道理确实是两极对立而和谐，这是宇宙的道理，也是人一辈子的道理。人一辈子一定要善于调适。一个人在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收敛。这确实是一种调适，一种平稳。他常常讲，人是不可能全的，不要去求全。因此他的书斋名叫做“求缺斋”。他讲天有虚亏，地不满东南，天地都如此，人如何
能全呢？缺才是人一辈子的最好状态。他讲，花一旦盛开赶忙就谢了，月一旦圆了，赶忙就要亏缺。因此，他讲人一辈子最好的状态确实是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不能讲是不求上进的方法，而是从宇宙间读出的一个大道理，这确实是两极对立、和谐相处。我们常常讲“天人合一”，确实是讲人的生存状态应该与天地运行的状态保持一致。因此，如果一个人一方面在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另一方面又自我膨胀，锋芒毕露，那么那个人多半要倒霉。各位领导不妨学学那个方法，在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同时，以收敛之心做人。如此，将会在做人做事上有一番新的境域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