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分析方法的综合性

第十四章词义分析方法的综合性

从对词义有了分析的时间起，也就有了词义分析方法的运用。两千多年前，人们对词和词义就进行过剖析，《论语·颜渊篇》记载：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里用单音词“正”来解释“政”，表示从政的要义在于行正道、主正义、立正身。“正”与“政”的语音又相同，给后代又开了根据语音来解释意义，即所谓“声训”的先河。《孟子·梁惠王下》也记载：

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这是以多个词的形式来解释词义，显然其精确程度要比单音词来解释要大，像上面的例子就包含了被解释词的两个义素。而前面“鳏”“寡”“独”三个词共同的义素是“老”，差别只是在于或“无妻”或“无夫”或“无子”，释义效果相当简洁明了。

还有从汉字的构成方式来解释词义的，最典型的例子如：

《左传·宣公十一年》：“止戈为武。”

后来对“止戈”的“止”应是“脚止”的止，以此来表示行进、行动义，还是“制止”的止，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左传》原书之意来看，宣公所主张的武是“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之义来看，应是前者之义。又如：

《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

“公”“私”两字据形显义，针锋相对。从小篆之笔形来看，非常形象，直接从外观映射出了词义的构成。至于说到从先秦就有的古书注释，对词语词义的解释就更是普遍。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不要说是在对词义进行有目的的分析时要运用，就是在对词义的习得、理解、传布中也必定会用到词义的各种解析方法。但尽管释义方法从先秦就有了，有意识、自觉地、成系统地进行词义分析的方法还应是从汉代算起。传统所遵奉的形训、音训、义训、界说，或种种训诂体制，都在汉代的几部语言文字的经典著作及注疏著作中才有完整的表现。在现代，从西方引进，或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些诠释方法也不断涌现，如义素分析法、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等，将词义的分析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词义分析的方法，是在语言研究总方法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古往今来，研究语言的这么多学派，无一不是在对语言的总体看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和独特研究手段。语言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于语言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于对语言属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书开辟了三章专门论述词义的分析方法。它不仅仅是可供运用操作的具体分析手段，也映射出词义本身的内部构成、存在的形式、结构状态，反映出人们对词义的研究角度和深度。词义分析方法史，也就是一部词义研究史本身。

一、方法论代表了人们对词义构成的认识手段和水平

不同的词义分析方法体现了对词义构成的不同看法和认识水平。一种具体的词义分析方法总是对解释某一部分、或某一类词义会起到作用，这种方法的形成表示着人们在认识某种

词义过程中形成的手段和经验。

形训法是从汉字的字形上来解释词义，这是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古老的释义方法之一。几千年来，古人对词义的认识都是通过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书面词语进行的。由于古代汉语词主要是单音词，以至汉字与汉语词的关系几乎达到不可分，甚至是不必分的地步。分析汉字的形、音、义也就成了分析汉语词的意义、语音及书写形式。汉字反映出来的词语固定少变，便于流传保留，古代的经书都是通过它而记载传播，它因此而成为古代对汉语词语进行研究的主要对象。古代的文字学实际上就是古代的语言学，对汉字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譬如对“六书”的分析，对古音古形古义今音今形今义六者互求的具体操作，对以形求本义的运用，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音以生义、形以载义的认识，都取得了几乎是后无来者的成绩。形训的普遍运用，说明了人们对汉语词语的认识基本上限于古代的或已经凝固了的词语，在认识词义的过程中重视的是视觉感受而不是听觉感受。

形训法既受到汉字的巨大影响，也受到它的深深限制。随着汉字字形的历史嬗变，这一方法的作用正在受到威胁。假如是汉语的文字推行了拉丁化，汉字消失了，形训的存在基础自然也就不复有了。就算不走到这一步，在汉字脱离于小篆，走向隶、楷、行、草的结构和书写变化之后，形训的生命力已经大受影响。人们已经难以辨认“定”为“从宀从正”，更不要说去认“及”为“从又从手”所会出的“逮”义。汉字由象形向象意的变化，也就必定会影响到人们由形来认识词本义的能力和兴趣。

又如声训法，在秦汉就有了，可以西汉的《释名》为代表。引起人们相当注意的还有宋代王圣美的“右文说”。而真正科学的声训法是在清代的古音学建立起来后才有的。在古音学建立之前，声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靠口耳相传个人体验，所分析的材料也零散不整。在古音学完成以后，大规模地探索声义联系也才成为可能。声训所解释的词义除了具体文章中的通假使用，主要就是用来阐释词汇历史发展中由同一源头繁衍而来的同源词同族词。它所诠释的意义比较宽泛隐含，这种词义在共同源头的同源词当中是普遍存在着，与能够具体运用的词义相去甚远。从古到今，人们对声训的评价最为相左，即便在今日，仍有人称“声训的训释极不准确，根本不符合语词的实际情况，违背了词义训释的原则”[1] 。这是把声训中的训释词与被释训词的词义关系放到客观对象对等的位置上来看的结果。而从词的意义成分有表层义、深层义，具体义与抽象义，运用义与词源义之分的角度来看，声训又确实是有它的存在价值。它对后者的形成和显示所起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不承认词有深层义、抽象义、词源义，也就失去了承认声训的根据，要承认也会是相当勉强，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挖掘这一古老的词义训释方法所揭示的重要词义现象。

又如界说法，古今都可以用它来描述一个词的内涵外延，揭示词义的内部真实面貌。但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角度和深度都不同，再加上主观认识条件和能力的不同，使得既使对同一词义都运用界说法来阐释，所得出的结果可以微殊，也可以迥异。

而义素法的出现，直接受到现代语音学中音位理论的启发。它希望借鉴音位理论，象划分音位一样来划分语义。而探求语义内部的原子结构及排列顺序，又与入微地研究每一个个别对象的科学时代有很大关系。

在从事客观的、纯结构性的、以形式表现为主的语言研究时代，当然也就谈不上人文词义的分析方法。在对汉语开始进行人文性研究的思潮中，汉语的词汇词义领域首当其冲，人们首先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开垦。对象和目的改变，也就必然会带来方法的改变，这时人文词义的分析法也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体现人文词义的构成？如何表述人文词义的存在？如何处理人文词义与结构词义的关系？都由研究对象的问题转变成了研究手段的问题。从结构词义分析法向人文词义分析法的转变，反映出深层的变化是语言观的变化、语言研究领域的变化、语言研究目的变化。

二、方法论反映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结果

词义分析方法不仅仅是对词义认识解释的一种具体操作方法，在它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观念问题。种种心理的、哲学的、文化的、知识的问题在支撑着它。如形训声训的理论依据就是“音生于义，义著于形”，“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错互求”。[2] 这里的核心是汉字音形义相关相联，其中又尤以汉字形体的作用为突出。因此在古人对语言的认识观中，一直是把汉字与汉语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创制汉字的庖牺、神农、仓颉被看作是圣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交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争”[3] 。到黄帝之史仓颉造出书契，一直受到后人的尊奉。儿童启蒙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字。分析汉字的《说文解字》在古代的语文经典中地位独尊，故有“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等于不读书，细读《说文》一部书，等于读了天下一半书”之说。研究汉字之学也就是汉语之学的当然的内容，甚至成为汉语言之学的首要之学。而在西方语言学界则一直把文字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文字仅仅是作为书写词语的一种符号。在那里讲求的是音与义的联系，而不是音义与形的联系。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上，也没有文字学的地位。

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则体现出把语言作为一种结构体系的基本观点。在结构语言观看来，语言是由有限的具体的语言要素，经过一定的组合搭配，形成一个张力无比的符号系统。有限的要素，通过各个层次的分别组合，可发达到近于无限表现力的开放系统，充任着人类最有效的交际工具。在这种语言观下，所看到的语言特点也就是线性排列、组合性、聚合性。对语言的定义也就集中在“工具”“体系”“符号”“结构”“记号”“集合”“行为方式”“系统”“能力”。这种观点落实在词义的认识、分析上，就形成了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在平时，它是人们最常使用的释词方法，如对“效尤祸也”（《左传》）中的“效”字，最方便的解释是“效是仿效的效，效法的效，不是效果的效”。对“品质”一词义项的确定，则可以说“是道德品质的品质，不是物品质量的品质”。

互文对证法也是在分析汉语词义时屡屡奏效的方法，对它的认识则只有放到汉民族的辩证思维、注重对偶、行文对称的文化背景、言语背景下来看才能深悟于先，活用于后。现在人们发现，辩证、对称、重偶、平衡的心理在汉语中的反映相当明显。从文字结构到语音结构，从句子的组合到句群的排列，从词义的发展到词结构的凝合，再从骈偶律仗文体的形成到审美欣赏心理的走向，都深受它的影响。

人文词义分析法的直接理论根据就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以往，特别是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形成以来，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存在，它的物质性成为人们关注的唯一对象。人们从它的物理性质、生理性质、表征的符号物性质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因此结构的理论大行其道，探求的对象愈来愈抽象化，表述的形式愈来愈理论化，语言学愈来愈更接近于自然科学，接近于可以运算演绎的数学。而在西方人类学的影响下，西方人文语言理论慢慢形成。我国的汉语人文研究者在古代的语言研究人文传统基础上立足，吸收了西方人文语言理论的养份，形成了自己的人文语言观，并正在建立有完整学科构架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对汉语进行人文性的研究终于正在被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中国文化语言学认为，语言存在着多种属性，而本质属性是语言的文化属性。下面是对中国文化语言学语言观一段精采的论述：

在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只有语言和遗传代码是人类从祖先传给后代的两种最基本的信息。然而我们今天谈论、研究的语言又无一不是民族的语言。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它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摄下了民族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点；它又像一副隐形眼镜，规范着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规范着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因而

在人对世界、对自身的困惑、探究和理解的无穷进程中，语言占有核心的地位。[4]

由于把语言看作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人文性是语言诸多属性中的本质属性，因此把语言与文化相联系，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语言也就成为研究语言的根本途径。这样在方法论上就出现了与结构语言观影响下形成的方法论迥然不同的格局。文化参照法、文化认同派、文化底层法、异文化范畴对比法、文化镜象法、实地考察法、整体外因分析法、文化心理结构分析法、语文传统阐释法，等等，也就应运而生。其核心就是把语言与文化连在一起的对比联系双向考察式的研究，而结构派的核心是公式描写逻辑推演。

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从古至今的汉语词义分析方法的演变，可以看到这么两种有趣的变化趋势。一种是在研究手段上，有一个由外到内，再由外到内的研究趋势。古代对词义的分析比较借重于词义的种种依托形式，如书写上的汉字形体、口头表达上的语音载体、上下文的互文比证、整体词义的界说述白、同义词语的类比象征。除了界说法外，对词义的反映基本都是以相类似的词义求同的方式出现。这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整体水平和一种类比求同的认识习惯有关。虽然也曾有过相当简洁的辨异法，但它点到即止的风格仍是在对比映证中完成辨异的任务。而现代的词义分析则深入到词义的内部，细致地分析到原子元素的程度，如义素分析法。它可以不考虑词义的独立性和运用性，将义素从可以区别的角度进行几乎是任意的划分。语义搭配法、构词鉴定法也是通过组合的方式确定一个词中的某个义项。而在当代的人文研究时代，对词义的分析又一次走向宽广的领域，将词义研究引入到社会的、文化的大范畴。在语言所有不同要素中进行这种研究，可以说词义的研究最有弹性。语言的人文意义在词义身上可以表现得最为具体，这就是词的客观意义本身的所指及它的出现或消失。而语言的人文意义在词义身上也可以表现得最为抽象隐蔽，这就是词的结构方式、词义的系统汇集。而词语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意义都必须借助于该民族文化的大背景。

一种是在分析词义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则有一个由模糊概泛到清晰准确的演化趋势。古老的分析词义方法求的是类似，现代求的是准确。即使在人文语言学的研究中，也体现出这么一个特点。在早期的汉语人文性研究中，主要的对语言文化性质的研究，而现在提出的常态分析法等则表示出定量研究的努力。

认识到不同词义分析方法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将有利于在运用它们时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选择，并在推进词义研究时，更自觉地对词义研究方法不断地作出完善。下面将根据所探求的不同词义成分将词义分析方法分为两章进行论述。

注释：

[1] 马玉山《“声训”质疑》，刊《黄淮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１期。

[2] 《说文解字·叙》段玉裁注。

[3] 《说文解字·叙》。

[4] 《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总序》申小龙，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