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形象

*本文原发表在《东方丛刊》，2002年，第二期。

早期美国华裔文学写作与‘华人形象’之间的互文关系

卫景宜

[摘要] 美国华裔写作在客观上与美国文化网络所营造的“华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对立、持续的互文关系。早期美国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及受众现实，作者表达的余地有限。本文通过分析早期华裔英语文学代表性作品：“水仙花”笔下的华人故事; 黄玉雪的《五闺女》; 林语堂的《唐人街》和朱路易的《饮碗茶》, 说明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位作家在表述华人和中国文化时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但他们的写作都在主流霸权话语控制的英语世界展示了关于华人的“另种”言说，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为华人进行“辩白”。事实上，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其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行为；如何应对主流霸权话语是华裔严肃写作无法回避的现实。

[关键词] 美国华裔早期写作“华人形象”的另种言说反话语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的导言中对东方主义话语的生成做了精辟的描述：作为西方统治东方权力符号的东方主义是被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它经过人们的世代投资而成为一个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网络并由此进入西方人的意识之中。[1]同样，被美国主流霸权文化历经百年建构并通过美国文化网络所传播和演绎的“华人形象”（stereotypes）构成了美国公众对华人的主要认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华人族群成员看待自己及本族文化的态度。美国主流文化借助权力和机构优势掌握了“表述华人”的话语权，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亚裔/华裔民权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华裔文学的兴起，美国文化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成批参与主流对话的华裔文本，“表述华人”的话语权才开始发生转移。事实上，美国华裔英语表述的困境不只限于话语权的长期“失却”，而且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华裔写作在客观上与美国文化网络所营造的“华人形象”形成了一种对立，持续性的互文关系。华裔作家不得不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牵掣：读者市场与族群意识，他们的写作往往在良知，诱惑和困扰的抗衡中进行，华裔作家即便完全讲述个人的故事也无法摆脱表现华人族群的象征意义。在此，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本都应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著名断言用来概括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特性倒是十分贴切。[2]如何应对主流霸权话语实质上构成华裔写作的内在驱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中兴起的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体现了族裔意识的觉醒，直面华人所受的种族压抑，抨击美国主流文化塑造的“华人形象”，重新书写华人的历史与文化。然而，早期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是个什么状态？它是怎样应对主流霸权话语的？本文将对此提出笔者的看法。

美国华裔文学界对华裔早期文本的研究开始于八、九十年代。与当时欧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提倡重新挖掘早期女性作家及作品相呼应，美国华裔文学界对早期华裔女作家及作品做了追溯性的研究，林英敏在她的专著《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1990）首

次较为全面地评介了汤亭亭之前的美国华裔女作家，美国学者怀特-帕克斯（Annette White-Parks）对“水仙花”（Sui Sin Far/Edith Eaton）作了专门的研究：《水仙花/E.M.伊顿：文学传记》（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1995）。为数不多的早期华裔男性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关注，其中朱路易（Louis Chu）的小说《饮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成为批评界广泛讨论的经典作品。但在早期华裔作家中，只有上述两名作家获得批评界一致性的肯定和推崇，其他作家及文本则成为争议的对象，例如，美国华裔学者兼作家陈耀光、赵健秀、徐忠雄（和另一名日裔学者）为《三种美国文学》（Three American Literatures，1980）一书撰写的“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简介”中将容闳的自传《西学东渐记》看作是“早期黄种人鼓吹白人优越论的杰出样板”；[3]林语堂和黎锦扬是“美国化的中国作家”，他们站在白人的立场，其作品只是“对华人情感的矫饰而非表达”；[4]黄玉雪和刘裔昌的自传描写“同化，适应和文化互渗的成功”实际上是“自我鄙视和自我毁灭”的表现,[5]“是对华人固定形象的强化。”[6]美国华裔女性学者的虽然态度较为和缓，但基本上也持否定态度。[7]笔者认为，早期华裔文本所处的时代不同，华裔写作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受制于出版商及读者接受的现实，作者能够自由表达的余地有限，不应对他们的写作过分苛求。事实上，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庞大的霸权话语，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的写作。以下我将通过具体分析美国早期华裔英语代表作家及其文本来说明这一观点。

早期华裔英语文学大致可划分为三大板块：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始发阶段（两本最早的自传及华裔混血女作家“水仙花”的短篇小说）；二战时期对华人生活和中国的描写（两本华人移民后代自传的发表及林语堂等一批“贵族”背景的移民作家对中国文化与战时中国的描写；五、六十年代大批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的小说的出现。[8]我从上述各阶段选取“水仙花”笔下的华人故事，黄玉雪的《五闺女》，林语堂的《唐人街》和朱路易的《饮碗茶》作为分析的文本。

“水仙花”（1865-1914，即Edith Maude Eaton的中国笔名）是北美最早发表英语虚构文学作品的华裔作家（White-Parks，1）。这位中西混血作家出生在英国，父亲在法国学过美术，后经手家族的丝绸生意；母亲是广州人，从小接受教会教育并在英国读书；父母在上海相识结婚返回英国，后因生意破败，全家移民北美，定居加拿大蒙特利尔贫民区。“水仙花”是家中众多孩子里的老大，家境贫困及母亲是中国人等缘故使她从小对自己的出身敏感并对华人所受的歧视深感同情和不平。[9]她最初的工作是报社的速记员，后来开始在一些美国报纸上发表“幽默文章”和短篇小说及杂文，1896年她以“水仙花”的笔名发表了她最早的华人故事并公开了自己的中国血统，她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这也许与她对唐人街的同情态度有关。她的写作包括报刊杂文，一本自传（1909）和一本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1912），[10]这个集子收录了她十多年来发表在美国主要杂志上的华人故事，主要描写华人的“婚姻，家庭和两代人的冲突”，[11]与当时其他西部作家的华人故事相比，她的写作具有“感性的人物刻画，反讽的技巧以及关注政治主题”的特点，[12]她对华人移民的理解显然是“在行”的，这不仅表现在她对唐人街六大公司及华人生活的客观描述，还体现在她中对中国古典文学故事套路，例如“大团圆”[13]和中国风俗细节的了解。[14]她常用白人读者所熟悉的“主流话语题材”讲述另一种不同的故事，[15]例如《中国人的械斗》（A Chinese Feud，1896）这个题目听起来像是属于丑化唐人街的故事，但却讲述了一个唐人街的“罗密欧与朱莉叶”，因父辈分属“三邑”和“四邑”

两个结有宿怨的宗族派系，热恋的男女主人公被无情拆散。这个故事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将当时有关唐人街邪恶与犯罪的话语“隐秘”地转换成了早已被莎士比亚探讨过的一个人类共性的问题。她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在自由的土地上》（In the Land of the Free，1909）讲述华人夫妇与美国移民官员争夺孩子的故事，[16]华人商人的妻子回中国生小孩，返回美国时被移民官扣押，因为小孩没有允许入境的证明，孩子被移民官送到教会育婴院呆了十个月，华人夫妇为夺回自己的孩子变卖了财产和首饰。在这里，歌颂美国的标题与不人道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反讽。在“水仙花”的故事里，华人是富有正常情感的主人公，而白人则变成“外人”和“他者”；[17]主流社会所标榜的“原则”与真实之间的距离被她巧妙地加以映照；

[18]面对丑化华人的主流话语，她是当时“唯一书写真实而非偏见的作家”；[19]她对华人的人性化描写为美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华人的形象。尽管她的写作试图挑战主流话语，但她拥有的读者十分有限（《春香夫人》出版时只印了2，500本，[20]客观上并未能与主流话语“分庭抗礼”。作为作家的“水仙花”远没有她在实际生活中那样旗帜鲜明，锋芒毕露，她甚至不惜影响自己的婚姻而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当时美国法律规定华人不能与白人结婚。她曾为不愿隐瞒身份而多次拒绝一名白人求婚者）。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生命起始在父亲那边，但可能终止在母亲这边”。[21]她去世的前一年还写文章为华人鸣不平，[22]她对华人的帮助与支持赢得了北美华人的尊敬，在她的墓前有一块华人为她立的墓碑，上面写着“义不忘华”四个汉字。

二战时期，中国成为美国的盟国，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华人一夜之间从倍受歧视的“吃老鼠的异教徒”变成了具有“平静”、“和善”、“开朗”、和“自如”性格的“朋友”。[23]“美国民众热衷区分日本敌人和中国盟友的需求形成有利于美国华人写作的政治气候，整个四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名副其实的华裔作品”。

[24]事实上，美国土生华人的写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黄玉雪发表于1945年的自传《五闺女》应该是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中国移民后代的英语作品。[25]这本书在当时虽然比较成功，但今天的美国华裔文学界对它的评价并不看好，普遍认为它是按照通行的自传模式进行写作，以局内人的身份描写唐人街和华人的日常生活以迎合白人的猎奇心态，[26]讲述了华人版的“美国梦”。[27]总之这本书似乎缺乏华裔作家的族裔立场，没有写出华人的困境与反抗。美国华裔学者李磊伟（David Leiwei Li）1992年在一篇论华裔文学之形成的文章中指出，该书的原稿在出版时被删节多达三分之二及作者本人对此默许的事实说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出版业对少数族写作的操纵以及少数族作者对霸权文化标准的接受。[28]李磊伟在此点出了早期美国华裔写作的两大被动因素。但若考虑作者所处的年代以及她写书时年仅24岁的人生阅历，我们似乎不应过分指责。实质上，书中除了在数处对白人朋友的帮助及主流文化价值的特意强调；对唐人街及华人生活细节的展示性渲染之外，读者也同时感受到作者笔下华人社区人际关系的和谐；[29]华人的诚实；[30]勤劳，节俭；[31]好客；[32]重视教育；[33]互助的美德。[34]作者告诉人们“六大公司”是负责掌管华人生意和个人纠纷宗族会组织，玉雪的父亲义务担任其中一个会的组织工作，经常到加州各地分会收集募款用以互助；[35]并且描述了华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父亲教玉雪写毛笔字；[36]外祖母给玉雪讲中国故事，[37]引导她成为自立与成功的人；[38]母亲耐心地教小弟中国传统歌谣。[39]作者在书中表示她想通过写书让人们了解“华人取得的成就”，让那些报有偏见的洋人不再说三道四。[40]1990年作者在该书的再版引言中说，“在当时尚无华裔女性写作出版的情况下，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

化”。[41]尽管作者的初衷与结果并不完全相符，但该书毕竟是美国土生华人的第一批作品，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此外作者在表述华人方面的写作策略其实十分符合她所处的时代氛围；中国成为盟友，华人被重新认识，展示华人的美好与中国文化的优越，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成为华裔英语写作顺应市场需求的主要倾向。林语堂（1895-1976）写于1947的小说《唐人街》也具有相同特征。

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界，林语堂是个尴尬人物。他在纽约住了30年，发表了30多部英语著作和译作，用林英敏的话:“林语堂博士（是）三、四十年代在美国最有名和多产的中国作家”，[42]但他的写作主要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或从中国文化的眼光评价西方文化，他被西方人称作“真正的世界公民”。[43]《唐人街》是他唯一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的文本，所以美国华裔文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大多只涉及这本书。对林语堂这位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中西文化的互补与融合的文化大家，他的小说与现实的关联只是文本的一个层面，《唐人街》虽然写纽约华人社区，但华人的现实或历史仅作为他文化表述的外在形式，作者的目的是宣扬他所崇尚的道家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小说讲述的是二战时期纽约唐人街冯老二一家人成功创业的故事。冯老二和大儿子开洗衣店勤苦节俭，老大与“小意大利”区的意大利姑娘结婚；二儿子善周旋，在白人世界做保险业务，娶了歌女为妻。抗战爆发冯家积极捐款，后来经营餐馆，成为唐人街受人注目和尊敬的人家。小说从叙述者小汤姆（13岁才同母亲和妹妹从广东新会来到纽约的三儿子）的视角描述美国的物质文明[44]与体制自由，[45]通过小汤姆对大哥，二哥处世为人的观察和他在学校的遭遇展示了中西文化差异[46]以及“以柔克刚”的道家哲学的伟大与适用。[47]《唐人街》是中国“大同世界”社会理想在美国版图上的翻版。在社会的层面，作者通过此书向西方读者展现了勤劳，平和，聪明，善良的华人形象。唐人街的精神领袖“老杜格”被描绘成东方智慧的化身，小汤姆则是结合中西优良品质的一代新人，他勤思好学，崇拜和热爱中国文化，钻研科学机械，将成为华人的希望。林语堂对华人所受的磨难并非没有意识，他批评美国移民法“好像专门为防止中国人到美国而制定的”，[48]但他采取淡化和忘却[49]或融合与认同的应对方式（华人和意大利人通婚；市长给冯家混血长孙起名“马可波罗”）。在某种意义上，小说通过讲述道家原则借以释怀华人在美国受侮的心理重负，获得“阿Q”式的精神解脱。同时，作者笔下华人忍辱负重，精神胜利的哲理演绎也是对美国社会种族偏见现实的喻讽。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华裔文学进入自在的发展阶段，华裔作品不但数量增多，形式上从自传或回忆录转向以虚构文学为主（参见注释[8]），并且在内容上也开始由关注中国变成关注美国。朱路易的小说《饮碗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50]朱路易（1915-70）生于广东台山，九岁随家移民到美国新泽西，在那儿读了大学（主攻英语和社会学）并获纽约大学硕士学位。[51]二战服役时到过昆明，四十年代末返回中国娶亲，后在纽约市政府福利局工作，成为某一社区中心主任；他曾担任纽约唐人街“熟友（Soo Yuen）亲善堂”执行秘书并主持唐人街电台“中国节庆”的节目。[52]朱路易的个人经历与《饮碗茶》所展现的特殊魅力之间有着重要联系，但凡没有亲身参与唐人街生活与社区事务、没有娶中国新娘为妻和对解放前夕的中国有所了解的华人作家都不可能写出这样人物鲜活、语言传神（采用大量广东方言、谚语、口头禅的直译）、充满新旧冲突，昏暗却极富生命力的唐人街生活画卷。用美国华裔学者兼作家陈耀光的话说，“朱的作品以华人的语言和情感准确而生动地刻画了美国华人的生活

及其时代风貌，这也许是对美国非基督教华裔社群绝无仅有的真实表现”。[53]《饮碗茶》描述的是四十年代末美国唐人街由单身汉为主体的社群在向家庭化转型时社区生活及人们思想方式的激变，[54]故事开始于两位老友（妻子均在中国）儿女的联姻，王华岐（Wang Wah Gay）的儿子宾来（Ben Loy）回中国娶了李光（Lee Gong）的女儿美爱（Mei Oi）。漂亮新娘的到来引起唐人街男性单身汉们欲望，继而发生奸情，打破了唐人街原有的平衡。宾来不仅性无能，性格上也天生软弱，处处受制于父亲，缺乏自信，他的尴尬标示了唐人街男性单身社群被置于非人性处境的悲剧。梅爱和光棍阿松（Ah Song）的奸情败露后，王华岐丢不起面子，拿刀割了阿松的耳朵躲到外地，后经“平安堂”领袖王卓庭（Wang Chuck Ting，王华岐的结拜兄长）在唐人街堂会和纽约警察局的精心斡旋，最后以参与者各方全部离开纽约唐人街平息事件。宾来夫妻俩带着私生子移居旧金山建立了真正独立，健康的现代家庭生活，旧社群的土崩瓦解意味着华裔新生活的开始。朱路易所描述的唐人街是个经济自足，社会文化停滞，充满白人妓女和赌博，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的族群孤岛。这个唐人街的形象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无动于衷，丢失了他们的脸面，使“白人读者感到不安”。

[55]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书中对华人之间“侠客”般的友情和义气的描写一扫主流话语中华人形象的自私和猥琐。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初出版时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朱路易的写作完全抛弃主流话语“唐人街文学”的叙述传统，以独立的华人意识书写华人自己的情感与生活的真实。这与《五闺女》和《唐人街》里对唐人街和华人的表述十分不同，在后两本书中，中国文化成为表述华人的重要途径：《五闺女》里的中国文化体现在华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和邻里的人际关系中；《唐人街》里的中国文化则是唐人街的人与物诠释下的道家哲学。而“水仙花”的《春香夫人》则是以感性的华人故事反驳白人作家笔下的“华人形象”。虽然上述四位作家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氛围并因个人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而在表述华人及其文化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都在主流霸权话语控制的英语世界展示了关于华人的另一种言说，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为华人所遭受的污蔑与排斥进行辩白。

如果说六十年代前的华裔作家的作品是以“辩白”的隐性方式反驳主流霸权话语，那么到了七十年代这种对抗则变成了公开的“质疑”。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民权运动，反越战，“嬉皮士”等社会事件引发反传统，反主流的思想潮流。人们开始挑战美国的统一性，意识到“美国文化包含许多不同的次文化”以及“大熔炉”神话压制文化差异的残酷面。[56]被主流文化的“大叙述”掩盖和忽略的亚文化诉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可谓应运而发，占据了天时与地利。当代华裔英语文学的开路先锋，社会批评家和作家赵键秀在七十年代初发表了他的两个剧本《鸡舍里的中国佬》（1972）和《龙年》（1972），表达了华裔青年对种族歧视的愤怒及重建华裔文化传统的精神需求。

[57]一九七六年，汤亭亭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女勇士》，获得该年度“全美书评家奖”非小说类最佳图书奖。《女勇士》的成功开启了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大门，华裔作家终于在美国文坛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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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

学批评》，234-23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4][5][6][55] Jeffery Paul Chan，Frank Chin，Lawson Fusao Inada，and Shawn H. Wong.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American and Japanese-American Literature”，Three American Literatures, p.200/ p.199/ p.209/ p.217/ p.212, 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0.

[7]相关的讨论参阅黄秀玲（参见注释[26] Wong 1993：pp63-68）; 林英敏（Amy L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Eds. A.C.V. Brown Rueff and Jerry W. Ward. Jr.,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0, pp56，117, 118。

[8] 根据林英敏的统计（见Ling，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355-8），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

华裔英语写作主要以小说为主。在所发表的约二十本小说中，描写美国华人生活及社区的小说占据多数。其中较受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研究者关注的有：朱路易的《饮碗茶》（1961），庄华（Chuang Hua）的《逾越》（Crossing，1968），李金兰（Virginia Lee）的《泰明建的小屋》（The House That Tai Ming Built，1963），以及黎锦扬的《花鼓歌》（1957）等。

[9][19] Chin, Frank. “Come All Ye Asian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Real and the Fake” in The Big AIIEEEEE –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merican Literature,Eds. by Jeffery Paul Chan, Frank Chin, Lawson Fusaolnada and Shawn Wong, New York: A Meridian Book, 1991，pp113- 115.

[10] 自传书名：Leaves from the Mental Portfolio of an Eurasian（1909）。

[11][12][14][15][16][17][18][20][21][22] White-Parks，Annette. 1995. Sui Sin Far/Edith Maude Eaton：A Literary

Biography，Urba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149/ p.87/ p.89/ p.116/ p.180/ p.116/ p.153/ p.197/ p.49/ p.48.

[13] Wu，William F. 1982. The 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 Archon Books,

p.54.

[23]] Takaki，Ronald.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9.

[24][27][42] Ling，Amy. 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New York：Pergamon Press Inc.，

1990 pp.57-58/ p.214/ p.62.

[25] 黄玉雪自传的出版时间有不同说法，林英敏提供的时间是1945（见Ling，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ture

History，356）；根据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的说法：该书的写作时间是在二战时期，出版时间是1950年，但某些章节1947年就已发表（见Jeffery Paul Chan，et al , 1991：202）

[26] Wong，Sau-Ling C. .1993.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ston：Princeston University Press, p.65/ p.64.

[28] Li，David Leiwei，“The Formation of Frank Chin and Form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in Asian

American Comparative and Global Perspectives，Eds. Shirley Hune,Hyung-chan Kim, Stephen S. Fugita, Amy Ling,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1992, p.214.

[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Wong, Jade Snow. 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London:

Hurst &Blackett Ltd., 1952, p.66/ p.16/ p.62/ pp.207-208/ pp.26-28,43/ p.57/ pp.129-131/ pp.26-27/ p.39/ pp.42-43/ p.217/ p.244.

[41] 转引自（Whte-Parks，p.6）。

[43] Kim , Elaine.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Temple:

Temple University, 1982.p.28.

[44][45][46][47][48][49] 林语堂:《林语堂小说集—《唐人街》，1948，页32-34，26/ 92-93，67-69，238-240，

10，5，上海书店，1989。

[50] Zhu, Louis. 1961. Eat A Bowl of Tea, Secaucus:Carol Publishing Group , 1995.

[51] 根据1995年Carol Publishing Group 版的Eat A Bowl of Tea的封底“作者介绍”提供的信息，朱路易

在大学期间主攻英语和社会学。

[52][53] Chan, Jeffery Paul. 1979. “Introduction to the 1979 Edition”for Eat A Bowl of Tea, Secaucus:Carol

Publishing Group , 1995, p.4.

[54] 历时60年的排华法案于1943年撤消，战时新娘法案于1945年通过，华人有可能成为美国公民，也

有可能让家属来美国团聚。根据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1947年约有9000名中国妇女到美国；1945至1947年到美国的全部中国移民中，80% 是妇女（见周敏著，鲍蔼斌译，叶振猷校，《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1992，北京：商务出版社，1995。）

[56] 乔伊斯·阿普比尔，林恩·亨特和玛格丽特·雅各布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1994，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页55-56。

[11] 赵健秀最早的作品写于1962年（Food for All His Dead，短篇小说），除了七十年代的两个剧本（这两

个剧本分别在美国大学校园进行巡回演出并成为第一部在纽约排演的亚裔戏剧，他还写了许多杂文和短篇故事，九十年代他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唐老亚》（Donald Duk，1991）和《甘嘎丁高速公路》（Gunga Din Highway，1994）。有关赵健秀在华裔文学地位的评论请参见李磊伟的文章《赵健秀与美国华裔文学的形成》（David Leiwei Li，1992）。